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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玛丽·伊丽莎白·温斯特德 , 乔尔·埃哲顿 , Adewale Akinnuoye-Agbaje , Jonathan Walker , 艾瑞克·克里斯蒂安·奥森 , 乌尔里奇·汤姆森
简介： 想象一个能完全模仿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身体和行为的生物，它能使你误以为它是你最好的朋友。这种东西穿越宇宙并模仿它遇到的外星人。揭示其真实面目，这是一个可怕的、漏的自助餐那跳动的器官、爪子、牙齿、蟹腿，龙虾尾，喙，弯弯曲曲的附属物和胶粘滴眼球。对于整个星系的生命来说，这并不意味着太多，这是它能想出的最好的身体。" 这部小说是史上最经久不衰的科幻小说之一。写着“谁去那里？”由约翰·w·坎贝尔，它激发了howard hawks的1951部电影，以及由约翰卡朋特翻拍的1982部电影。其思想的外星人也变成了两个版本的“抢尸”的侵袭和所有的“外星人”的电影。在上世纪50年代，早期的电影都是读的共产主义威胁的寓言：普通的美国人感染了马克思主义，虽然他们继续像你丈夫，表弟的老板，暗地里他们是一个外来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表现。 电影的设置：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埋在南极冰层中的宇宙飞船。身体挖出一块冰融化，和。在第一部电影中，科学家用仪器测定地下工艺边，然后冷冰冰地意识到他们站在一个碟形圈。这是电影中最好的镜头。 这部新电影再次发现了一个有用的概念：故事完全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系统中——一个在南极洲的研究站，或者是一个太空旅行飞船。由于这件事更喜欢秘密地居住在它的主人身上，并且继续伪装，这个阴谋归结为一个致命的谜题：研究站的人或宇宙飞船上的人，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事物？妄想驱使情节。" 这里有一个逻辑上的缺陷：为什么在它感染了每个人之前，它会暴露出来呢？为什么要告诉人类有问题？为什么，在这件事上，这件事难道不能周游整个宇宙，成为每一个种族，所以所有的生命都是事物吗？ 答案显然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是不可能的。所有这些人都会站在研究站，他们会在整个电影中表现得像他们自己一样，直到最后一幕才会发生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然后，哇，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是东西！ 你不会问这样的问题。你接受这种类型。它包括人们被可怕的吮吸和消化，牙齿被吐出。兴趣似乎在特殊效果中：这些东西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看到1951部电影与我在n.y.的西点军校，一个电影院的母亲，我们在那里参加我表妹汤米毕业于军事学院。这是我曾经在一部电影theater.www.130q.com最可怕的经验 那家伙长什么样子？我不太确定。我知道这是由james arness扮演，是人形（在一件西装，一个人你可以说）。关键不在于它的外表，而在于它的悬念。南极结构的长而冷的走廊，阴暗杂乱的储藏室，可能隐藏着一个会向你跳出来的东西。人物们不顾一切地独自游荡。我低头坐在我的座位。" 约翰卡朋特的贡献是利用三年的特殊效果的空间使他的生物可怕的粘稠的东西。这在他的电影中做得很好，而且在这里有更多的技术专长——但是到了什么地步？你看到的怪物越多，得到的就越少。是看不见的，想象出来的，使你害怕。这个版本的东西”，“导演matthijs van heijningen jr.，提供意见的动物图形和详细，我们基本上是减少看特效，并意识到我们。想想你在第一部“外星人”电影里看到的真是太少了，还有多恐怖啊。 我认为这部电影票房会很好。它有很多血淋淋的疑难杂症！的时刻，许多场景中的东西是incinerat-源源不绝的火焰喷射器。它看上去像一个不光彩的结局对于这样一个多才多艺的物种。

主演：伊芙·迈勒斯 , Oscar Unsworth , Harry Unsworth , Lacey Jones , Alex Harries , Demi Letherby , Aneirin Hughes , Betsan Llwyd , Hannah Daniel , 艾咪费欧‧爱德华兹 , Eiry Thomas , 拉哈珊
简介：We return to the story of Faith Howells some 18 months after her husband Evan returned to Abecorran in time to see his wife in the arms of Steve Baldini. Evan has pulled Faith into a dark and dangerous world and she's still paying the price.

主演：Evelien,Bosmans,Stef,Aerts,提图斯·德·沃格特
简介：由克里斯（Titus De Voogdt 饰）和皮特（Stef Aerts 饰）带队并由数名十几岁的男孩组成的童子军即将前往靠近法国边境的某座森林里露营，出发前他向孩子们讲述了一个可怕的传说，据说森林里有一种被称为“凯”的半人半兽怪物肆虐横行，当地人闻风丧胆。它的模样如同人狼，凡是被它咬过的人都会受到感染变成人狼。孩子们群情激昂，决心痛揍人狼，随后跟随克里斯坐上卡车出发。阳光明媚的时节，孩子们在露营地快乐玩耍，不过并不受众人待见的小男孩萨姆（Maurice Luijten 饰）似乎格外在意“凯”的存在，他在挖洞时声称一度看到“凯”的身影，随后更在营地附近发现一处神秘的巢穴。 夜幕降临，可怕的身影悄悄向营地接近，萨姆的命运发生彻底改变……

主演：哈里森·福特,朱莉娅·奥蒙德,格雷戈·金尼尔,南希·马钱德,John,Wood
简介： 山无陵，江水为竭。 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汉乐府.上邪》的这一首真挚表达了世间爱情的美好。真正相爱的两个人，直到海枯石烂也此情不渝。 而这世间，又何尝只有这一种爱？或许就有那么一段“刻骨铭心”它超越时间，超越定义。 " 在赫本63年的生命里，纪梵希陪她走过了40年，为她3次披上嫁衣，si后为她扶灵。很多人都曾好奇，纪梵希与赫本郎才女貌，旗鼓相当，为何最终纪梵希不娶赫本，要孤独终老？ 然而就我看来，我却更羡慕这一种爱，它被称为“纪梵希与赫本”。 01. 那一年，女神赫本刚刚拍完《罗马假日》，她用电影一部分的片酬，买了纪梵希的大衣，从此钟爱。 " 1953年的这一天，赫本决定要为她的新电影《龙凤配》找一个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她想到了纪梵希。 纪梵希初听到赫本，以为是那时的大明星“凯瑟琳.赫本”，所以即使为了新一季的时装忙到不可开交，他也高兴地应承下来。 可当这位“大明星”走进试衣间时，纪梵希为自己的“误会”感到懊恼。 此时的女神赫本，初出茅庐，对于纪梵希来说有点“大材小用”。于是最终以忙为理由，拒绝了赫本。 " 可是，赫本却不以为意，甚至和纪梵希说，“没关系，那就从你的上一季时装中挑。” 等赫本挑选，更换上纪梵希的时装以后，纪梵希才幡然醒悟，“这个女人，很懂他，也很懂他的设计。” 或许就因为，惺惺相惜，纪梵希接下了赫本的请求。 " 在电影《龙凤配》中，纪梵希一共为赫本设计了3套衣服。 第一套：深灰色jazzy suit " 第二套：黑白刺绣晚礼服 " 第三套：一字领黑色sabrina裙 " 纪梵希曾说：“女人不是单纯地穿上衣服而已，她们是住在衣服里面。” 纪梵希认为赫本很懂他，而他又何曾不懂赫本呢？ 从此之后，纪梵希几乎承包了赫本所有的服装。 巴黎假期 " 迷中迷 " 黄昏之恋 " 当然还有最经典的蒂凡尼的早餐 " 02. 纪梵希曾这样说赫本：“我喜欢她啊，就像妹妹一样。” 而赫本也说：“穿着他设计的衣服，有种被保护的感觉。” 所以，在纪梵希的300多张素描草稿里面，每一张都有赫本的影子。 " 而赫本也会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穿上其他品牌服装时，急的给纪梵希打电话：“纪梵希先生，请您不要生我气。” 他们互相欣赏，互相信任，同样也在互相成就。 纪梵希为她打造嫁衣，甚至以她为灵感，调制了“禁忌”。 " 这是“纪梵希”的第一款香水，也是为赫本“一人独享”的香水。 直到3年后，这款香水才在赫本的鼓励下打破市场，正式面向大众。 纪梵希说：“禁忌的灵感是赫本给我的，它代表着典雅，高贵，清新，自然。” " 因为了解，也因为喜爱，所以为赫本设计的每一件“产品”都成为经典，“禁忌”香水也不例外。一上市，就受到了大众的喜爱和追捧。 03. 1953年初见， 1993年赫本离世， 在这短短的一生中，女神赫本经历过三次婚姻，前两次都遭遇丈夫出轨而伤心难过。 而此期间，也只有一个男人始终陪伴着他，那就是纪梵希。 " 40年的时光里，两人始终有聊不完的话题，携手相约在塞纳河畔散步，一起慢慢变老。甚至在赫本病重那一年，纪梵希动用自己的私人专机将她接回瑞士。 而飞机上，堆满了鲜花，那是他为她准备的。 看到后的赫本瞬间泪目：“只有他，始终记得我喜欢的，把我当小孩子一样宠。” " 后来，赫本病逝，而纪梵希也一生未娶。 有人说是因为纪梵希的性|取|向，也有的人说，是因为赫本。 " 然而不管真相如何，两人在40年的陪伴中，他们就是彼此的艺术家与缪斯女神。 纪梵希造就了赫本的优雅，而另一种程度上，赫本也造就了纪梵希。 " 可以说，纪梵希和赫本之间的感情，早已超越了爱情，超越了世俗。 而终究，相互的陪伴，成为他们俩之间最美好的事情。

主演：Olivia,Williams,马修·莫迪恩,Antonia,Clarke,Adam,Thomas,Wright,理查德·迪兰,Howard,Lee,Jonathan,Jaynes,Rebecca,Calder,Steve,Oram,David,J.,Peel
简介：汉密尔顿一家去修复老房子，不料惊动了房子里的老鬼们，惊悚恐怖灵异的事件逐渐向他们一家袭来......他们能够在黑暗夜色中自救吗？

主演：雪儿,朱迪·丹奇,琼·普莱怀特 Joan Plowright,玛吉·史密斯,莉莉·汤姆林,贝尔德·华莱士,Massimo Ghini,Paolo Seganti,Claudio Spadaro,Mino Bellei,Charlie Lucas,Paul Chequer,Tessa
简介：电影与茶，美好而具有诗意。 作为爱茶人，你所知道关于茶的电影有哪些？临近端午佳节，为了丰富大家假期的时光，小编推荐六部与茶有关的经典电影，让你宅家也能看过瘾！ 1、《茶马古道·德拉姆》 导演：田壮壮 上映时间：2005年 国家：中国大陆 / 日本 简介：《茶马古道·德拉姆》是由田壮壮执导的第一部纪录电影，也是中国第一部使用高清数字技术拍摄出来的影片，被电影界评价为“田壮壮一贯艺术影片路线的一次延续”，荣获了2004年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数字电影奖。 " 影片以马夫行走崎岖艰险的“茶马古道”为线索，娓娓道来沿途(重点位于云南、四川、西藏境内的横断山脉）居民的生活。不卑不亢的原著居民向观众幽幽讲述着，发生在这片广袤高远的天籁之地里的故事。没有旁白解说，也没有夸张煽情，一切都在固定镜头质朴的记录下悄然发生又默默结束，自然而然。 2、《茶馆》 导演：谢添 上映时间：1982年 国家：中国大陆 简介：说起有关茶的电影，最先联想到的恐怕就是《茶馆》。由老舍的名著《茶馆》改编的同名电影，电影本身获得的美誉不用多提。 " 世纪之交，古老的中国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老态龙钟的大清王朝摇摇欲坠，六君子的鲜血无法阻止历史车轮的滚动，老北京城的上空风云变幻，波谲云诡。影片围绕这样背景下的一个京城茶馆——裕泰茶馆，在三个历史时期的兴衰和其间交错出现的不同人物的命运中，反映了旧社会人民所经受的种种苦难。虽然影片的画质在今天看来充满槽点，但这是一部如果错过会遗憾终生的电影。 3、《与墨索尼里喝茶》 导演：佛朗哥·泽菲雷里 上映时间：1999年 国家：中国大陆 简介：《与墨索里尼喝茶》是佛朗哥·泽菲雷里执导的喜剧片。该片讲述了二战期间，一群不同文化背景的妇女每天都要到英国驻意大利使馆同大使夫人喝茶的故事。影片中多次出现英国式茶饮的场面，并以茶具被摔坏表现平静生活的终结。 " 4、《壶王》 导演：潘镜丞 上映时间：2010年 国家：中国大陆 简介：《壶王》是一部围绕着中国传统茶器——茶壶为主题的影片，壶文化在中国也是从唐宋时期得以兴起，源远流长，本片从剧情到演员毫不枯燥乏味，为影片增添了不少色彩。 故事反应了紫砂人一代代的传承和发扬光大，通过独特的方式展现了紫砂茶器的别样风采，同时还展现了紫砂人的“匠人精神”。影片不仅展现了紫砂壶的工艺过程，还展示出了制作工具等细节，对紫砂茶器感兴趣的茶友们可以大饱眼福。 " 5、《寻访千里休》 导演：田中光敏 上映时间：2013年 国家：日本 简介：影片讲述了世所罕见的茶道宗师千利休，被太阁丰臣秀吉责令剖腹自杀，却被妻子—番话勾起回忆而展开的故事。利休是日本著名的茶道祖师，但最终却因为理想与性格上的差异死在丰臣秀吉的手里，在茶道的历史上留下一抹血痕。这部电影丰满地塑造了利休，让大家了解这样一个日本茶道的始祖，拥有怎样的人生，又是怎样走向终结。 " 6、《茶金》（2021年） 导演：林君阳 上映时间：2021年 国家：中国台湾 简介：《茶金》讲述的是中国台湾最大的茶叶出口商的独生女薏心，邂逅因援美任务重返台湾的失意战俘kk，她决定不顾父亲吉桑反对，介入债台高筑的家族事业，即使身份与使命相差甚远，背负忧伤过往的kk仍深深吸引著薏心，诡变的时代危机环伺，少女薏心如何在茶叶商战中，带领摇摇欲坠的日光茶公司走向世界？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视剧的故事灵感源自真实人物与历史。 "

主演：Miguel Ferrer,John Livingston,Mos Def
简介：" 2023女足世界杯决赛后，西班牙足协主席路易斯·鲁维亚莱斯亲吻珍妮弗·埃尔莫索。 当事人鲁维亚莱斯赛后声称，他曾询问埃尔莫索是否可以轻吻她，并得到对方回复“好吧”。同时，他还将这一吻比作“会给女儿们的吻”。这一说法遭到埃尔莫索否认，她在直播中表示“不喜欢它”，称“对话并未发生”，并补充称“我没有受到尊重”。 随后，埃尔莫索发布声明表示：“我觉得有必要谴责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我相信，在任何工作、体育界或社会环境中，任何人都不应该成为这种非自愿行为的受害者。”然而，在8月25日举办的发布会中，西班牙足协主席鲁维亚莱斯声称自己正遭遇“虚假女权主义”的“社会暗杀”，并重复五次称“我不会辞职”，此言论一度在当天会场博得阵阵掌声。鲁维亚莱斯的态度也在足坛内外引发震荡。 此事件目前仍在持续发酵，或将在西班牙足坛引发“一场酝酿40年的革命”。当事人埃尔莫索在声明中表示，“这件事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自1988年成立以来，西班牙女足队一直在寻求联合会内部的平等待遇，“多年来，这样的态度已经成为国家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截至发稿，西班牙女足除了世界杯阵容的全部23名球员之外，还有其他56名女足球员签署声明抵制，“只要领导层仍然存在，就不会重返国家队比赛”。 当地时间8月26日，国际足联已经暂停鲁维亚莱斯“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所有与足球相关的活动”，“初步期限为90天”，并对其展开调查。 实际上，这并非仅仅是西班牙女足所面临的困境，体育界内部长期以来在应对性侵犯、性骚扰方面进展缓慢，“傲慢的堡垒”根深蒂固。为什么性别傲慢在体育领域会如此猖獗？本质上，足球并不脱离社会而存在，它反映了社会。透过这次“世界杯之吻”事件，我们或许能够借此机会再度反思，如果足球或社会无法为球员或女性提供安全的环境，那么他们就需要做出改变。 “胜利之吻”是谁的胜利？ “我确信，作为世界冠军国家队，我们不应该遭受这种操纵、敌对和控制的文化。”33岁的西班牙女足姑娘珍妮弗·埃尔莫索在赛后声明中仍难掩“震惊”。前不久，她刚刚带领西班牙女足队以1-0战胜英国队，夺得了队史上的世界杯首冠。8月20日，颁奖典礼如期举行，聚光灯中，西班牙足协主席路易斯·鲁维亚莱斯信步走上前，向创造历史的姑娘们致意。然而下一秒，鲁维亚莱斯突然抓住前锋埃尔莫索的头，并亲吻了她的嘴唇。这一画面被转过的摄像机捕捉到。 " 颁奖现场的摄像机捕捉的“强吻门”画面。 赛后直播中，埃尔莫索神情恍惚，她感到了不适，并在镜头前说起自己“不喜欢它”，“但我能做什么呢”。不过在紧接着向媒体提供的评论中，埃尔莫索也曾对自己的感受表示过犹豫，模糊说道“这是一种自然的流露”。但无论如何，她多次拒绝西班牙足协提出的评论的要求，相关方曾暗示她发声证明鲁维亚莱斯的行为合理。相比之下，另一位当事人鲁维亚莱斯则坦然称，这是“因为赢得世界杯会带来巨大的喜悦”。他还在采访中称：“让我们忽略它，享受美好的事物。” 次日，“西班牙女足队员赛后遭强吻”一事占据西班牙各大主流媒体头版。西班牙平等部部长艾琳·蒙特罗（irene montero）表示：“我们妇女每天遭受性暴力，但迄今为止一直是看不见的。我们无法再使这样的情况（继续）正常化。”这一言论得到西班牙《国家报》体育版负责人纳蒂亚·特隆乔尼（nadia tronchoni）的支持，断言“这是一种侵犯”。人们迫切等待着鲁维亚莱斯能就此事做出回应。 然而，几天之后鲁维亚莱斯的态度却出乎民众预料。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鲁维亚莱斯辩解称，他曾询问埃尔莫索是否可以轻吻她一下。“她说好吧。”言辞间，46岁的鲁维亚莱斯情绪激动，将这段时间发生的连环事件描述为“社会暗杀”，并声称这是“虚假女权主义”。演讲中，鲁维亚莱斯前后共计五次重申“我不会辞职”。此言论一度在现场博得掌声，观众席上还坐着此前因球员集体辞职而陷入争议的西班牙女足国家队教练豪尔赫·维尔达（jorge vilda）。 该演讲在国外社交媒体迅速引发讨论。几小时后，埃尔莫索发布详细声明，拒绝接受任何有关这一吻是双方同意的说法，称鲁维亚莱斯的描述“绝对是错误的”，并表示“对话并未发生”。她还补充道：“我感到很脆弱，这是一种侵略、一种冲动、大男子主义（沙文主义）行为，而且没有得到我的任何同意。简而言之，我没有受到尊重。” " 西班牙足协主席路易斯·鲁维亚莱斯在当地时间8月25日的发布会上声称：“给予这个吻所表达的渴望与我给女儿一个吻时的渴望是一样的，在这里没有任何控制的意思……这是自发的，是双方都同意的，是经过允许的……埃尔莫索发布的声明，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里不是在追求正义，而是在进行一场社会谋杀。”同时，他表示自己将不会辞去西班牙足协主席的职务。 就在这一声明发布前不久，西班牙女足入选此次世界杯阵容的23名球员，及其他56名球员联合签署声明抵制。决赛对手英国队也在社交媒体表示：“性别歧视和父权组织允许发生不可接受的行为。虐待就是虐待，我们都看到了真相。” 位于舆论漩涡中心的还有西班牙足协。事件发生后，足协官方模糊的态度以及反转使其陷入争议。官方曾在鲁维亚莱斯演讲后表示：“埃尔莫索女士在她针对主席发表的每一份声明中都撒了谎……啄吻（亲吻）是双方自愿的。同意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立即给予的。后来你可以认为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但你无法改变现实。”不久后，这一声明在官方网站上被删除。 目前这一事件仍在发酵，西班牙女足教练组内11名教练员及多位技术人员均辞职抗议。据其内部人员透露，他们曾被强制要求参加鲁维亚莱斯的演讲，“这特别伤人，因为教练组的许多女性成员被迫坐在前排”，以表明她们同意鲁维亚莱斯的言论。 一场酝酿40年的革命？ “这件事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多年来，这样的态度已经成为国家队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最新发布的声明中，埃尔莫索透露这次事件背后所隐含的长期矛盾。无独有偶，2022年，有15名球员曾拒绝为主教练豪尔赫·维尔达效力，抱怨他的战术、训练方法和管理风格。维尔达表示，在抵制时，这些指控是“不公正的”，该国足协仍然支持他。三名球员随后返回，在比赛期间，维尔达试图将注意力从争议上转移。 实际上，在西班牙国内，西班牙女队球员与官方足协间的分歧已经积蓄已久。自1988年成立35年以来，西班牙女队历史上只更换过两名主教练。维尔达作为第二任教练于2015年正式接管西班牙女足，在今年夺得世界杯冠军前，维尔达执掌的西班牙女足成绩平平，被外界认为“不能与男足相提并论”。但实际上，女足姑娘们在俱乐部中表现抢眼，其中西班牙巴萨女足还曾获得过欧冠冠军。 鲁维亚莱斯之所以公开声称这一亲吻没有问题，这与西班牙足坛内部侵犯女性球员常态化有关。回顾西班牙女足历史，争论背后的核心实则在于，西班牙足协并不真正相信女子足球。 据《世界体育报》报道，由于西班牙女足特殊原因，主教练维尔达不仅是执掌国家队，也是各级别女足青年队的负责人。多位球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加入国家队已经成为一种忍受，而不是享受”。执教期间，维尔达具有较强的“控制欲”，不仅要求开包检查女足球员的随身物品，还要求球员睡前不能关门，直到他检查完房间后。在队内部分成员看来，维尔达是通过个人关系而非资历进入国家队，并由于其父亲的关系受到足协庇护，其背后的足协也并不信任女足，因此越来越多不合格的人把持了其中的权力位置。 " 8月20日，西班牙队球员珍妮弗·埃尔莫索(前左)与队友在颁奖仪式上亲吻冠军奖杯。新华社记者丁旭摄 “我19岁就进了国家队。当你到达那里时，你会看到老球员们几乎容忍了这一切，这形成了一种惯例。” 球员维琪·洛萨达 (vicky losada)说道。近年来，西班牙国内多家俱乐部开始投资女足，女足球员们逐渐在各大俱乐部联赛中崭露头角。这次世界杯夺冠后，埃尔莫索在声明中表示：“我想重申，在我和这个国家的女子运动的历史性时刻，我不必再支持违背我的意愿，不尊重我而采取这一行动的任何人。” 她们大声疾呼反对虐待和不公正，这样下一代才能不必再这样做。 攻克“傲慢的堡垒”为何阻力重重？ 本质而言，维尔达的“控制欲”与鲁维亚莱斯的辩解都来自于深层的傲慢。在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看来，这种傲慢无视女性表达同意的能力，忽略女性的思想与感受，以至于女性常常被灌输一种虚假的“主体性”，一种与男性愿望契合的主体性。鲁维亚莱斯在演讲中将引起埃尔莫索不适的亲吻形容为“会给女儿们的吻”，潜意识将女性所遭遇的强制性屈从归类为权力者对弱者的关爱，即便埃尔莫索事后多次称“不喜欢”，鲁维亚莱斯仍坚持认为他已经询问过对方的意愿。在傲慢的男性心中，表示拒绝的女性只是“嘴上说不，但心里愿意”。 " 《傲慢的堡垒》作者：（美）玛莎·努斯鲍姆，译者：陈玮，浦睿文化丨岳麓书社2023年7月 “西班牙足协主席的行为并非异常，实则是系统性的症状。”英国《卫报》发布的评论文章认为，足坛内部“傲慢的堡垒”实则存在已久。2018年，阿富汗女足国家队曾有多位球员站出来指控性骚扰，经国际足联调查称，一名阿根廷青年教练违反多项道德准则，但在随后的全男性成员组成的审判庭上，最终却以证据不足推翻了这一指控。赞比亚主教练布鲁斯·姆瓦佩（bruce mwape）也曾被指控用手抚摸一名球员的胸部，但在他受到性行为不端指控的调查后，却仍然能在世界杯上执教球队。 时隔多年，此次鲁维亚莱斯事件中的处理仍未有明显改观。尽管国际足联已经宣布展开调查，但调查决定是在比赛结束四天后才迟迟宣布，且这期间同时还有多份声明及舆论关注持续制造压力。与此同时，鲁维亚莱斯担任副主席的欧足联仍然在保持沉默。该评论文章指出，在足球界，选票和金钱才是最重要的。球员们会觉得自己存在于正常社会的法律之外。与此同时，官员们则感到自己是不可触碰的，因为他们得到了投票和关系网络的支撑，这确保了他们能够得到必要的席位和庇护。 对此，国际足联曾承诺在2021年建立某种“安全体育”类型的实体，但建立该实体的进程目前已陷入停滞。在努斯鲍姆看来，职业体育领域问责的困难程度必定是阻力重重的。目前无论是从观众人数，还是收入来看，以足球、篮球等为代表的竞技体育等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卷入其中的企业实体在意的是胜利和利润，对实际的女性权益等议题关注有限。 " 纪录片《吹哨人：美国体操队性侵丑闻追踪》剧照。 值得注意的是，女性运动员群体所遭遇的歧视实则是体育界内部长期歧视的现象。在《傲慢的堡垒》中，努斯鲍姆犀利指出，当司法实践开始将“敌意工作环境”适用于具体案件时，体育界中女性仍然遭遇如此彻底的歧视，以至于她们根本不在工作场所里。长期以来，争议的焦点在于女性由于“带来晦气”等原因不允许进入男性运动员的工作场所（如更衣室等），这使得对女性的侵犯大多发生在球场之外，通常在球队指定的酒店或汽车旅馆，这被认为不属于体育界范围，是球员的私生活领域。因而正如公共权力长期包庇家暴一样，体育界内部也倾向于将其作为隐私来保护。 随着女性权益的声量持续上升，近年来体育界内部这栋“傲慢的堡垒”似乎有所松动。一个较为明显的转机出现在2014年，发生在同为竞技体育项目的橄榄球领域。彼时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雷·赖斯在电梯内暴力殴打妻子，整个过程被电梯中的监控全程记录，并引发了强烈的公共讨论，此后赖斯也被无限期禁赛。努斯鲍姆认为这一事件对职业体育内部问责制的建立有着借鉴意义。就目前来看，我们需要一种能够推动制度建立的外部威慑，一旦认识到女性也是体育消费者，也是赞助体育的商家的消费者，有关机构就会持续建立更加明确的政策。此次“世界杯之吻”引发的震荡也与近年来女足开始吸引越来越多的观众和赞助不无关系。 不过英国《卫报》评论中同样提醒人们注意，尽管足球界可能试图在平等和妇女权利问题上说出正确的话，但现实是，如果处理投诉有暴露盟友或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这些话就被证明是廉价的。毕竟长期以来，受习俗与文化滋养的男性傲慢根深蒂固，女性若要争取平等与尊重，就必须与持久的支配性结构作斗争。“选择正确的战斗。选择正确的比赛。”国际足联主席詹尼·因凡蒂诺（gianni infantino）在2023年女足世界杯决赛前说道。“拒绝成为非自愿行为的受害者”，这就是她们选择的战斗。 参考链接： 1. spanish football president’s kiss sparks outrage after women’s world cup final 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23/aug/21/luis-rubiales-kiss-outrage-spanish-football-fa-president-womens-world-cup-final-spain-jenni-hermoso 2.‘social assassination’: defiant rubiales refuses to resign over world cup kiss 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23/aug/25/defiant-rubiales-bemoans-social-assassination-and-vows-to-stay-as-spanish-fa-head 3. jenni hermoso ‘did not consent’ to being kissed by rubiale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3/aug/25/spain-womens-football-team-will-refuse-to-play-until-rubiales-quits 4.fifa suspends spain soccer federation president luis rubiales for 90 days after world cup win kiss https://apnews.com/article/rubiales-fifa-spain-suspension-kiss-womens-world-cup-1559a704b765b834d94544ee0b119efc 5. player mutiny exposes deeper issues within spanish women’s football 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22/sep/23/player-mutiny-exposes-deeper-issues-within-spanish-womens-football 6. a revolution 40 years in the making: how the spanish women’s team fought back 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23/aug/26/spain-luis-rubiales-football-federation-president-jenni-hermoso 7. luis rubiales’ actions are not abnormal, they are symptomatic of the system https://www.theguardian.com/football/2023/aug/25/luis-rubiales-actions-are-not-abnormal-they-are-symptomatic-of-the-system 8.《西班牙贾秀全！16名女足成员拒绝征召，只因主教练要求太过分！》 https://m.163.com/dy/article/hi7891420552zc6a.html?spss=adap_pc 撰文／申璐 编辑／李永博 王铭博 校对／刘军

主演：菲利普·霍奇迈尔,约翰尼斯·艾麦亚,马克西米连·布鲁克纳,Matthias Bundschuh,法比安·布施,雅各布·迪尔,Lilli Fichtner,戈德哈尔德·吉瑟,Peter Jordan,阿诺德·克拉
简介：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24期，原文标题《柏林未完成时》，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如果用一个时态来形容柏林，我想“未完成时”是贴切的。由于纳粹德国的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故乡”（heimat）这个与土地和血缘密切相联的德语词语成为一种禁忌，变得敏感暧昧。新德国人如何在废墟上重新开始？他们如何处理记忆，理解存在，寻找故乡，盛放自己？在今天的柏林，时空参差交错，重叠平行。有多少种存在，就有多少种时间；短暂如一瞬的渺小个体，在这里融汇成没有终结的时态。对柏林人来说，“故乡”就是这些参差时间中的空间，他们栖居其中。 主笔/蒲实 摄影/黄宇 "柏林墙东边画廊前接吻的恋人 亡者 柏林，呼唤一遍它的名字，我的视线便随记忆的轨迹被牵引至西南郊达勒姆村（dahlemdorf）附近一个叫什拉赫滕湖（schlachtensee）的地方。踩着街沿上轻微硌脚的碎石小径走，路侧是一幢幢掩映在院墙树影中的别墅花园。这些石头砖瓦别墅大多建于1890年左右，已有130年的历史。从雕花铁门望入，越过并非深不可测的草坪，时常看到那些上了年纪的房子紧闭着一扇扇门，沉默不语。我极少遇上开门或关门的时刻，很少看到人影。有时不禁怀疑，这些从历史中幸存下来的老房子里，如今是否还住着人，又住着谁，会不会实际空无一人。 就在这片中上层阶级的别墅街区里，藏着一个包豪斯风格的朴素学生宿舍。记忆触发这个标符，浮现出一间只有一张床、一只双开门衣柜、一张书桌和一个简易书架的宿舍小房间。我坐在书桌前，望着窗外的杨树叶发呆。这里静得连耳膜都能感受到空气压力的明显变化，只有时而从外面两车道上呼啸而过的救护车鸣笛声，能划破笼罩于此的绝对寂静。每天有许多时间独处，这是一个会教人品尝孤独滋味的地方。 已是13年前的情景了。这个学生宿舍有一条蜿蜒幽静的小道，通向什拉赫滕湖。同样也是碎石路，沿路的风景不再有历史老房子戒备森严的神秘，家家户户朝小街开放的小花园里，插着彩色纸风车，点缀着活泼的小动物雕塑。小街很多以德国人的名字命名，我认得出的人是哲学家叔本华。穿过一个铁路桥洞，过一条马路，就是什拉赫滕湖。湖非常大，我从未能绕湖走完一周，也未曾亲眼见到过森林深处的公共浴场遗址。柏林人喜欢沿湖在茂盛的芦苇丛与树林间散步、跑步、遛狗。到了周末，连修道院的修女也会穿着她们黑色的修女服，带着一篮子的食物，来这里野餐。湖边的露天啤酒屋在春天和夏天很热闹，傍晚太阳快落山时，人们沐浴在晚霞中喝啤酒，吃一点儿三明治和烤肠，日子平静惬意。 从什拉赫滕湖往波茨坦方向继续走，有一个同样宁静优美的湖，叫万湖（wansee）。这里是更隐蔽私密的豪华别墅区，湖面上停着许多私人游艇。周末，有时我会乘地铁到万湖站下车，沿湖走一走，在地铁站边的咖啡厅坐一会儿。 "柏林某火车站外桥上拥抱的恋人 柏林郊区的日子远离尘嚣，时间缓慢静谧地流淌，如世外桃源。直到有一天，随着词汇量扩大，我与什拉赫滕湖和万湖这两个词语的德语意义相遇了：schlachten的意思原来是“屠杀”，而万湖就是纳粹德国对屠杀犹太人作出“最终决议”的万湖会议召开的地方。一段血腥残暴的历史通过这两个德语地名的字面含义浮现出来，隐匿的过去就这样在看似完全无辜的当下显露了自身。我问德国人，“屠杀湖”的名字是有意指向某一段历史吗？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名字远远早于纳粹德国存在，它并不暗示现实中发生过屠杀。那么为什么人们还在万湖中游泳和驾驶游艇呢？“因为万湖是个湖。”然而，无论如何，这个美丽宁静的地方对我来说，已变得幽灵聚集；经由神秘命定似的地名，死者穿越进我的生活里。 实际上，柏林已成为一座死者与生者同在的城市。遍地的纪念性装置，会让历史在许多时空与当下的人迎头相撞。在犹太人博物馆，玻璃展示柜里陈列着被谋杀的犹太人的日用物品和信件，陈列着已逝拉比的犹太教律法书卷轴，上帝审判的声音在这里回响。在斯特勒斯曼街（stresemann）、威尔海姆街（wilhelm）与安哈尔特街（anhalter）这些街道之间的“暴政地形”，指涉着纳粹德国时期“盖世太保”和帝国中央保安局曾经在这里存在过的痕迹和本质，即使在“二战”中被炸毁，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仅存的地基之上被整理成空间结构的纯粹形式。在6月17日大街附近的苏军攻占柏林纪念公园里，苏联雄伟肃穆的巨型英雄雕塑，如压在德国历史上的咒符。只是，正义的胜利常常有其背面和阴影：当苏联军队进入柏林进行巷战时，纳粹士兵有很多年龄不超过16岁的青少年，却只有年幼的孩子幸免于苏联人的复仇；还有许多女人被轮奸。德国人是否有资格指责苏联人当时的滥情和暴戾？作为肇事者、战争发动者和行刑者的儿子，德国人是否被允许书写受害者的被侵害？诗能否作为消逝在罅隙中的事物的证词？石板道（spandau）和哈根雪市场（hackscher markt）街沿上嵌入地面的金属铭牌纪念装置刻着曾在这里居住过的犹太人的名字；库当大街（ku’damm）的威廉皇帝纪念教堂尖顶保持着“二战”时被轰炸损毁的模样；柏林墙的残垣把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半的历史经脉持久地裸露在当下……柏林本身就是一座历史博物馆，随处召唤场所记忆。 "在柏林公交车上弹唱的街头艺人 只不过，除了作家、历史学家、政治家和艺术家，很少有人会愿意把沉重的历史时时安置和嵌入日常生活中。柏林更是关于现在与当下的。记忆中的柏林，是夏天街头流动的红色小草莓屋；是地铁站地下通道里面包小店和土耳其肉夹馍的香气；是华沙大街夜里游走着的狂欢青年和第二天清晨地上被摔碎的啤酒瓶；是格鲁皮乌斯大街上那些格鲁皮乌斯式建筑里开派对到深夜的人，他们从一个派对赶到下一个派对，一个晚上要赶好几场，直至天明。柏林也是满是涂鸦的塔赫勒斯（tachles）艺术家之屋里靠艺术小作坊和纪念品小店维持生活的穷艺术家；是哈根雪广场附近周末下午暂时用作舞厅的餐厅里，跳着怀旧交谊舞的中年人，他们不少来自越南和东欧，是默默怀揣乡愁的移民。柏林也是达勒姆博物馆里观看藏传佛教展览的拥挤人群，衣着考究的中老年人装腔作势地模仿着那些佛教造像的手势，解读着手语的宗教含义；在这座城市里，最时髦的休闲运动是印度瑜伽，印度哲学大师克里希娜穆提在这里很受欢迎。 从恩内斯特·洛伊特广场向动物园走，偶尔会碰到穿着短裤的女孩迎面走过来要火，但她们并不掏出烟来，浑身上下也没有一个裤兜可以装烟。柏林技术大学就在这里，在朴素的咖啡馆里，有时你能看到学生们喝着咖啡，一些人在抽着烟，听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老师讲课。施彼特市场（spittlemarkt）是土耳其人的聚居区，如果想体验热闹的异域风情，就来这里逛土耳其人的集市吧。从维滕伯格广场（wittenbergplatz）下车，百货大楼kadewe就在地铁出口处。如今的kadewe在任何一个来自国际大都会的游客眼中，都并不显得耀眼，带着昨日流光的铅华。它曾是柏林“西方”消费主义堡垒的象征，纳粹德国时期曾被反对消费主义的破坏者们打砸抢和捣毁。 曾经资本主义的西柏林与曾经共产主义的东柏林，如今有什么不同？西柏林的汉萨区（hansaviertel）有点缀中产阶级公寓小区的花园和绿地，那些房子轻松而无名，还带着一些冷漠；沿着原属于东柏林的菩提树下大街一路走到卡尔·马克思大街，则有许多承袭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石雕立面大楼，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庄严宏伟续接，如今它们已不再属于工人阶级，成了柏林市区昂贵的区域。在西柏林策伦多夫（zehlendorf）这样绿树成荫、精品店林立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我喜欢在斯蒂格利兹区政府附近的亚洲商店里买粉丝、辣酱和梅子。偶尔，我会留意到一些石墙上留下的细小弹孔，战争与废墟的图像会从那小小的黑洞中浮现。苏联攻占柏林时，曾在许多街区发生过激烈巷战。 "在柏林的安哈尔特老火车站玩耍的孩童 在地铁里穿梭久了，隧道中变化的光线，地铁站墙上的文字，站台上石柱的颜色，就成了时空通道的地理证据。从海德堡广场到波茨坦广场，究竟是多少年的时间跨度？一份土耳其肉夹馍与隔壁有机黑麦小面包之间，是否本隔着一个欧亚大陆的距离？近一个世纪前，当犹太人被纳粹从他们的家中带走送往集中营，他们的桌上还留着精美瓷器咖啡杯，盛着带着温度未喝完的咖啡——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噩运毫无察觉，上一秒钟与下一秒钟之间即是人间和地狱之别。柏林的时空中，是否一直藏着这样恐怖的时间旋涡，将人的命运在一瞬间裹挟、吞噬？ 到足球赛季，地铁站挤满了成群结队乘坐火车，在全国流动着看球赛的球迷。他们在火车上喝啤酒，尽兴侃球。一位德国人低声对我说：“我讨厌德国球迷。每到这个季节，一些德国成年人就找到了借口，放弃他们的理性和克制，成群结队变成了幼稚小男孩，从一个城市集体迁徙到另一个城市，挤满火车和地铁，任由酒精操纵他们的言行，时不时大打出手。他们莫名奇妙地团结在一起，一个人当街尿起尿来，一队人，二十来个德国大男人，就像被传染似的全部尿起尿来。”火车每到一站，播音员都揶揄他们，提醒他们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切勿到站台上聚众吸烟。一些人球赛结束后变回了正常人，另一些人则无法醒来，继续寻找对手，挑衅、打架、搞破坏。“你看，这群穿红衣的柏林人到波鸿火车站了。哈，他们就跟手机响铃似的，一下车就全部唱起柏林队队歌，在警察护送下昂首挺胸地出站。”我望着他们的脸庞和背影，集体暴动的往事在其中投下了无形的轮廓。 "柏林工业风格的火车站 记忆 在诺伊库恩（neuk?lln），原来的东柏林街区，我按响了临街单元门的门铃，汉娜带着她的狗下来看门。进了楼道，穿过第一道门，是中庭。四面围合的墙上挂满了绿色的爬山虎，她们一家在那里开辟出很小一块儿地，种了一点儿花草。穿过中庭，再推开一道门，进一个楼道，她家到了。 汉娜家有四口人，她，她的丈夫，她处于青春期的女儿和上幼儿园的儿子。在几平方米有点拥挤的小厨房里，她用天然气灶烧水，给我们泡咖啡。“奶要热一热吗？我女儿喜欢倒一大杯奶配咖啡，所以她总是让我把奶热一热。”窗外，中庭的爬山虎沐浴在夏日阳光中，风吹起叶子，如一串音符闪烁，黑猫在餐桌上踱着步。她的女儿放学回家进来倒咖啡，穿着时尚的棕黄色风衣，鼻子打了孔，戴着一对金属圆环大耳坠。 汉娜出生在萨克森州靠近波兰边境的一个小城，属于东德。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父母决意要迁徙到柏林来。“在他们心中，东柏林就是文化、政治和世界的中心。”来了柏林，父亲说母亲在这儿有工作，母亲说父亲在这儿有工作，两个人就拿到了一套公寓在东柏林住下来。后来他们在东柏林真的找到了工作，父亲在诊所，母亲在一所学校。 她的童年是在东柏林东北边的普伦茨劳伯格、威森湖（weisensee）和克罗伊茨伯格（kreuzberg）度过的，她的父母现在还定居在威森湖原来那所老房子中。“在我眼中，柏林墙虽然是在1989年倒塌的，但许多变化很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东西柏林变得越来越像：我们的生活中都出现了电视机，学校老师教的是一样的课程，街上走着一样的人。意识形态的终结是一回事，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和消费这些事物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在她幼小心灵的记忆里，以至在她青春期的观察中，“意识形态话语下的每个人其实早就怀揣着一点点怀疑”。 汉娜的童年记忆是快乐的。“我们总是在外面玩耍，很多自由空间，老工厂，后庭院，全是我们的游乐场。活动的范围是有限的，我们被限定在一些街区，绝不能超过一公里远的广播电台。即便如此，在家周围的地方，我们在街上撒开腿跑，在墙上乱涂乱画，做游戏，无所顾忌。那是一个自由自在的童年天堂。无论东德是不是一个自由的地方，我们这些孩子的幻想没有任何界限。”今天的孩子则谨慎很多，“他们更多地待在家里玩，父母总是担心他们的交通安全，担心他们会不会遇上坏人和抢劫犯”。汉娜童年的记忆给东柏林投射了不同的解读。“柏林墙倒塌后，无论是威森湖还是克罗伊茨伯格，都不断在新建超市、商场、楼房等等。我记忆中那个可以自由奔跑的、野性的游乐场渐渐消失了。每当看到一片空地被划为建筑工地，兴建起土木，我就感到内心的某个地方被改建了。每当繁华的新建筑又在某个地方拔地而起，对我来说，童年的一片幻想之地便变得空白起来，一点点被吞噬，慢慢消失。” 但这一段记忆对她的父母来说完全是另一番模样。“他们正年轻，30岁出头，对控制下的生活满是抱怨：他们渴望能自由旅行，渴望能自由阅读他们想读的书籍，渴望能自由听他们想听的音乐，渴望不必总是小心谨慎——尽管他们很爱东德，不想离开自己的国家。”对一个60岁的老人来说，柏林墙的倒塌意味着大半生的消失；对才3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还对一种不同的未来有所希冀。柏林墙倒塌后的一两年，他们的确能去葡萄牙、意大利旅行，工作上也有了跨国交换的机会。不过，墙倒那一刻，他们并非在欢呼，最初那一两年他们也并非是兴奋的。他们会怀疑：“我们还能在原来的职位上工作吗？”“事情将怎样改变？”“生活是不是将会是另一番模样，我们会不会无从适应？”对于资本主义，他们更是充满持续的疑虑。他们不停地问：“它是道德的吗？”“它会如何控制我们？” "辛提人和罗姆人纪念碑 历史发生时，身在其中的人，其实难以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也认不清楚它。汉娜的外婆在少年时代加入过纳粹德国的女子少年团。“她完全看不清楚自己加入这个组织意味着什么，也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二战’结束时她16岁。那一刻，她在一种巨大的震惊中理解到自己的过去。她发誓再也不会加入任何政治组织，完完全全地退回到个人生活中，过上了一种虔诚的基督教生活。可是，谁又不是在回首时，才理解到过去的意义的呢？”汉娜说，她的外婆是祖父辈中极少数愿意和后辈讲述那段历史的人。“纵然人们都是在没有完全意识的情况下卷入到纳粹和‘二战’的，然而，一旦大家看清了过去的自己，就没有人愿意再谈论过去了。”不过，“外婆之所以能够向我们讲述，我想很重要的原因是那时她还很年轻，罪恶的感觉并不强烈。如果她在战争结束时已经30岁，我想，她可能也会对过去保持缄默” 。 幸运的是，汉娜的父母并未失去工作。她的父亲仍然在同一所医院做医生，母亲仍然在同一所学校当老师。那些与国家和意识形态相关的工作消失了。失去工作的东德人陷入震惊和失落中久久难以回神，对自己存在的基础和目的是什么感到迷惘。 墙倒那一年，家里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对熟人和近邻的新发现。随着东德档案解密，很多人提出申请，调阅有关自己的档案。曾经为“斯塔西”（stasi）和安全机关工作过的“线人”名单也流了出来。人们惊愕地发现，原来某个平日时常往来的邻居，某个关系不错的同事，某个经常走动的亲戚，甚至自己的妻子或丈夫，就是安插在身边监控自己的“线人”——他们曾偷偷为自己写下过日记。这一解密过程对所有亲密关系的伤害都很深，人们难以再相互信任。被发现曾经监视邻居的人不得不迁居，有一些婚姻解体了，一些子女断绝了与父母的关系。“爸爸妈妈他们好像回过神来似的，重新认识了一个个过去的熟人，‘啊，难怪他有点怪怪的’，‘怪不得他总是不说话’，‘原来他是故意那么大声说话的’。幸运的是，我父母并未从事过这样的活动。他们也从来没有试图离开自己的国家。”回过头看，德语里有句话，“每张桌子都长了眼睛”，恰好描绘了那时政权对自身的恐惧和监视，只不过当时的许多人对此一无所知。 汉娜理解，这种恐惧源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的一些年轻人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政府的反抗。“自由”是20世纪60年代末的孩子，它在一夜间重新成为值得追求的东西。这些为自由而反抗的年轻人有的被监禁起来，政府对这类反抗行为变得敏感。那20年是一个意识形态抽象话语与现实开始产生裂缝并逐渐脱轨的过程。在此之前，一些怀旧的东德人所记住的还是一个高效运转的中央集权体系和高度工业化的进程。突然之间，文化层面的解释系统出现了危机：人们为什么会开始对自由和美有这么迫切的要求了？从这种欲望中，产生了个人与国家的冲突对立。这种对立让各种关系都变得紧张僵化起来，“即使是在墙倒以后，我们也习惯了只在相互了解的小圈子里发表政见，很少在课堂上、公司里公开谈论什么”。 "汉娜（左一）和她的家人 僵硬感在很多东德人身上刻下了痕迹。“重新找到信任感，找到放松的感觉，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艰难的漫长过程，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柏林墙已经倒塌了30年，我们到现在也难以完全放松下来。特别是对于我父母这一辈人，他们都不免有一点儿疑神疑鬼，容易紧张，性情变得乖戾。东德消失后，他们在一个新世界里成了自己过去履历的受害者。与西德人相比，西德的这一辈人有种一路高歌、一切理所当然的无所谓的感觉，他们体会不到，焦虑失去工作、失去存款、在新世界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是什么感觉。在新国家里，我们依然说着带东德口音的‘方言’，听起来滞重尴尬，像是过去的人。的确很难，很难再找到自然的信任和被信任感。”汉娜新近在剧院得到了一个戏份，是一部关于柏林墙倒塌的戏，演给孩子们看的。一位东柏林父亲去西柏林工作，墙建起来之后，无法再回家，就在西柏林建立了新家庭，有了小女儿；留在东柏林的母亲独自挣扎把儿子带大。她扮演的小女儿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场音乐会上遇到了同父异母的哥哥，彼此很谈得来，互相倾诉父母离别这些年的故事。“希望通过这部戏，能让孩子和年轻人理解他们已经不愿意再在书中阅读的那段历史，关于家庭的离散和重聚，也关于‘新人’所能有的团结一致的未来。算是一种希望吧。” 新世界最大的惊喜是物资丰裕。琳琅满目的大型超市，世界各地汇集而来的商品和食物，立等可取的轿车，没有什么东西是买不到的。人们不再需要像东德时代那样，忍受物质的匮乏，为申请买一辆车排上好几年的队。汉娜说，这一部分世界曾让她和家人都感到狂喜。“我们很快适应了消费主义，潜意识里出现的怀疑和不满也一闪念就消失了。”可是，然后呢？“对那些在东德消失过程中失去工作的‘受损的人’来说，消费主义无法成为新的意义和信念。许多人失去方向，陷入绝望中。他们的后代也有一种强烈的未受到公正待遇的感觉。” 汉娜小儿子上幼儿园的地方离家很远，在夏洛滕堡（charlottenberg）。这些年柏林人口增长，在诺伊库恩这样的老街区上学变得拥挤又昂贵。汉娜并不富裕，有戏找她时她才能有收入。她不得不把小儿子送到更远的地方上学，每天骑车接送。生活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前段时间她支持德国给没有工作的人每个月发放最低补助金，她的父母却坚决反对。父母辈的人仍然认为，“国家不能养闲人，会有很多人游手好闲，人必须劳动”。在汉娜看来，目睹了父母一辈经历的历史变迁，“工作”已不能成为一个人定锚存在的价值，就像消费也不足以成为存在的真实价值一样。她相信，一个人可以为许多微小的价值而存在。比如，“当我骑车穿过柏林的林荫道，我望向蓝天白云，呼吸着大自然的空气，我会觉得这已是我所追求的，我获得了幸福”。 汉娜告诉我，对于今天大多数德国人来说，环境问题是他们非常严肃对待的话题。一切价值失落之后，归于自然是意义。 "哈根雪广场附近的一家吉卜赛餐厅，这里有不少来德国定居的移民，是德国人少见的放松场所 生命 在克罗伊茨伯格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大卫·瓦格纳，一位出生于西德、定居柏林的作家。1971年，他出生在西德一个叫安德纳赫的小镇。对他来说，柏林墙倒塌以后，消失的不仅是东德，西德也随之消失了。 他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一个稳定的小世界中成长的。联邦德国曾是一个小国，首都波恩也是一个小城，不强求人必须有开阔的眼界，“我们都专注于现在，不去考虑永恒的事”。统一的德国对西德人来说同样很陌生。一夜间，它再度成为一个欧洲中央的大国，首都也迁回更日耳曼的柏林。突然间，“我们必须对欧洲负有更多的责任，不得不处理与美国、英国、俄罗斯这些大国的关系，不再是一个可以安居一隅的独立小国了”。他迁居到柏林，爱上每个人都曾爱过的柏林独特的表情。墙倒后许多年里，它仍是两个东西泾渭分明的城市。战后的东柏林一直没有资本注入，形如废墟，只有政府大楼、电视台这样的标志性建筑，一切都是灰色的，到处都是空地，是年轻人的冒险天堂。“那些空地曾给我一种强烈的未来充满可能性的感觉。十年之前，这种近乎于‘无政府主义’的躁动状态结束了。随着一切逐渐变得‘正常化’，东西柏林之间的差异逐渐填平，这种可能性的感觉也随之终结。” 柏林墙倒塌那一年他18岁，正是青春结束的年龄，“与两个国家的终结同时发生”。不久前，他与一位同龄东德作家合作了一本书《这里，那里》，各自讲述青春时代的东德与西德。“有意思的是，30年后回望，我们那时的成长轨迹并非想象的那样差异巨大。”他们在几乎同样的时间节点工作、成家、有孩子，两个人的孩子都是女儿；今天两个人的生活样貌也有许多相似处。对瓦格纳来说，西德固然更自由，不过也是几家报纸和杂志（《明镜》和《时代》）占主导地位。西德作为东德的对立面，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不过，对于许多在西德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即便认可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也对东德的理念心怀向往。“我从来没有觉得东德‘邪恶’，社会主义传统在德国政治中是根深蒂固的。年轻时，我们很多人都曾信奉社会市场，即资本主义不能在不平衡工人阶级利益的前提条件下无限制地发展。‘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是后来才盛行的。”大概15年前，工人阶级薪资不再增长，贫富差距开始不断扩大，中产阶级也不断失去自己的位置。瓦格纳所生活的街区，如今挤满了非常富裕的北欧、意大利、俄罗斯和亚洲人。 "德国作家大卫·瓦格纳 要说东西德最大的不同，归结到一点，还是“东德的经济体制运行失效”。1988年，他来过两次当时的东德。“最直观的差异是生活方式上的。那时我觉得，我与法国、意大利年轻人的相似性，要大于和东德年轻人的相似性。我们有不同的‘气味’；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嗅出彼此身上不同的这种‘气味’。”他这个年龄或者比他年长的德国人身上，都有这一套“嗅觉系统”：说话时描述一件事物所用的不同词语，这些词语组合的不同方式，语速、发音，穿着、动作、眼神，行为方式，全部烙上了各自成长的国度的烙印。“也许我们从小听的是不同的故事，阅读的是不同的教科书。”不过，这个特殊“气味系统”，在女儿这辈人身上已不复存在。瓦格纳的女儿出生在东柏林，也在东柏林长大，“我问她是否能察觉东西德人的不同，她说，她一点儿也察觉不到。她已经16岁，没有生长出这套‘嗅觉系统’”。 他从来都没有想象过东西德的统一，这个前景几乎没有人梦想过、预料过。德国历史更连续的传统是独立性很强的联邦州和城市联盟，统一帝国反倒只是近现代史中的一段。他对柏林墙倒塌的反应是“震惊”。很多东德人一觉醒来发现国家不见了，“不得不消受从天而降的、危机四伏的自由”，而在他年轻、浪漫的政治幻想中，“西德要是也一夜蒸发掉，我讨厌的保守派总理科尔也可以滚蛋”。历史转弯时，身处其中的人都不得不重新发现自己。这个过程对“过去”在一夜间消失的东德人来说尤为艰难；对西德人来说，则是“另一个故事”：比如，德国开始需要履行更多的大国国际责任，向非洲、阿富汗派驻军队，在欧盟中发挥更多的作用等，很多西德人并不情愿接受这些变化。 瓦格纳这个年龄的德国人，很多都不得不面对父辈和祖辈在纳粹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罪责。“我们这代很多人与上一代人的代际冲突很激烈，他们几乎都卷入过那段历史，我的祖父就全程参加过‘二战’。”瓦格纳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我与他们的代际冲突要弱一些，我不鄙视他们。也许是因为他们已经充分反叛过他们的父辈，也许是因为他们后来赶上了‘经济起飞’的黄金时代，情感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他的一本小说里，他曾写到过“打网球、开敞篷车的母亲”，写到过看到窗外停车场里的甲壳虫汽车时，思念起母亲来——亲密关系有了新的载体。但无论如何，对他这代人来说，很难再接受民族主义，甚至很难再接受爱国主义。“过去我们有了太多这些情感，才导致了自己的毁灭”，直到许多年以后，“我们才逐渐在足球场上重新体验到爱国的集体情感”。 他的成名作《生命》（leben）是他的第七本小说。leben，一个朴素简单的中性词语。在德语中，它却难以摆脱历史宿命的纠缠，诱发幽暗的联想。比如，有一个支撑纳粹德国扩张的概念，叫“lebensraum”（生命空间），它的外延笼罩在侵略战争和大屠杀的阴影下。“生命”，这个德语词，如今是否能摆脱过去意义的浸染？ 书中，他以让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冷静语气，叙述身患绝症的自己处于死亡边缘的思考感悟。这是一个器官移植的故事。在病床上，他倾听身边变换着的病友的命运和自白，周游记忆和梦想的空间，思考自己爱过谁，为了谁值得继续活着，是谁的死让他活下来；他也思考，活下来的自己是否已是另一个不同的人。他的叙述中不带一丝情绪波澜的平静，让我想起另一些德语作家对死亡独特的描述和记录。 一位是德国作家恩内斯特·威切特，乔治·斯坦纳在《语言与沉默》这本书中提到过他。他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待了一段时间，在整个“二战”期间处于半隐居状态，把所写的东西埋在了他的花园里。这位作家坚持留在德国，以便作为一名诚实的人为流亡的人和那些或许会幸存的人，记录下德国一直是什么样子。 在《死者的森林》中，他以平静的语气记述了他在集中营看到的一切。平静，是希望用赤裸裸的真实让恐怖事实喊叫。他平静地写犹太人在沉重的石块下被折磨死去，平静地写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在警犬的追咬下死去。他也平静地描述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是田园牧歌式日子的1938年，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犹太人因恐惧和饥渴沿路嚎叫，许多之前对自己生活之外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的德国人应该听到了这些嚎叫——不能说他们对于正在发生的历史全无意识。战争结束，他把这些埋在花园里的手稿挖出来，于1948年出版。平静是证词的可信度。 与德语作家平静的死亡描写相呼应的，是希伯来语作家写下的记录。其中一位作家是查伊姆·卡普兰，一位希伯来语历史教授和散文家。他在1939年的历史暗夜中写下日记：“只要如实、不夸大、不扭曲地书写，只要没有丧失希望，那么，哪怕犹太人的个体会被摧毁，犹太民族也不会。”在此后的年月里，他身处地狱中心，坚持以极度精确的观察抵达深刻。死亡迫近时，他以平静克服恐惧和仇恨，剖析纳粹主义作为“灵魂疾病”的病理现象。面对死亡和施虐，平静本身就是对疯狂堕落行为的反驳。这样的平静，以及与它相伴的智慧和优雅，是一种业已失落的特定情感传统和语言实践传统。这种传统随着这类特定类型的人在大屠杀中灭绝，人类历史的一种可能未来版本也被剥夺。卡普兰的日记写到1942年8月4日终止，随后他们一家在特雷布林卡集中营遇害。他在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死了，我的日记该怎么办？”好在，他的声音战胜了历史尘埃和遗忘。 行走在柏林的街巷上，我常恍然觉得那段历史与现在并未隔着70年光阴这么久，仿佛仍近在咫尺。保罗·策兰的《死亡赋格》之后，德语是否有了变化，以至于德国人能够摆脱历史罪行和“行刑者后代”身份的囚禁，自由地使用德语来谈论生与死？今天的德国人，与我在历史书中认识的德国人，是否还使用同一种语言，是否已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 瓦格纳不再观察和记录他人的死亡。他从再正常不过的时间——在厨房里打开一瓶苹果糊，边吃边翻看着厨房桌子上有关蚊子的文章，猝不及防地在下一秒落入死亡时间——嗓子痒，进浴室，突然呕吐，浴缸里全是血，立即反应过来是食道静脉爆裂，住院。人依然会毫无预料地深陷死亡旋涡，寻常的生存与死亡一刻的来临之间依然不存在任何连续性——这不仅是历史的模式，也是时间的模式。 他平静地凝视自己的死亡。他记录自己的种种濒死体验，与家族的亡灵隔河相望；也记录自己灵魂出窍，从高处俯瞰自己和众生的见闻。他记录对许多瞬间——一束花、一阵微风、一缕光线、一个脚步、一种声音、一阵香水味的感受，以让漂浮的自己抓住存在的感觉。他记录下在记忆空间里游走的思绪，病床延伸到柏林的大街小巷，意大利的海边、墨西哥丛林和巴黎的公寓。他也写医院病房微型世界里的时代，革命、战争、种族、杀戮、富裕、贫困、技术的幽灵，全都在擦身而过的人寥寥数语的交谈中呈现模样。他与自己生病的器官交谈，与自我交谈，慢慢看着自己在药物作用下变成另一个人——情绪低落，出现自杀幻觉，注意力无法再集中，悲伤和所有情感都不再由自己生成，而成为药物的化学反应。“leben”这个词，渐渐不再仅是一个名词，也成了一个动词：活着，活过来，活下去。 书中有一份“死亡档案”，罗列了几十起当代死亡事件，事故、凶杀、惨案、殉情。他以诗歌的句子拼接铺陈它们，就像《死亡赋格》。他回忆起曾经的朋友吕贝卡，在许多次的阿富汗旅行全身而归，避开了绑架和暴力，却在一天把两岁半的儿子送进幼儿园后走向柏林的办公室时，被一辆送货车碾过，当场死亡。死是生的一部分，它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即兴地与生命擦肩而过，让活着成为偶然。这种生命的偶然性不再是历史的谬误和人的罪责，而是无时无处不在的无常。他的邻床，一位民主德国海军驱逐舰上的厨师，留给他一条生活的秘诀：每一天都是新的，现在即永远，每道菜只会吃一次，错过的机会不会回来。 瓦格纳经历了重生。他最终因器官捐赠得救，通过另一个人的器官而继续活下去。他不再是过去的自己，成为一个“新人”。他与器官原来的主人一起吃饭睡觉，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都不再是一个人，而是“我们”。“我们”一起躺在身体的筏上，漂洋过海。固然过去的自我已然消失，可是，这样的重生难道不值得赞叹欢呼吗？他需要一个动作、一个行为来重新开始，来做点什么，找到实在的感觉。他揭开钢笔帽，写作。 死亡与痛苦不再是《圣经》中抵达天堂需要穿越的前院。活着本就值得惊叹，生命自身就是美好的。瓦格纳绝处逢生的一跃，跃出了“死亡大师”浓得无法散开的沉沉暮霭，难以消解的滞重变得轻盈。他平静地述说个体的死亡，这生死体验在历史上不占据任何特殊之点，但对经历过的人来说，记录仍是一种责任，以留下生命证据。在数百万次相互映照的死亡叠影中，生命获得了自己的正当权利，它的火焰将过去的噩梦燃尽。

主演：Nick Baldasare,理查德·哈奇,Amanda Howell,Frank Jones Jr.
简介： 中国是文字古国，同一个字词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同一个意思可以用不同的字词来表达。正是由于文字表达和语义的多样性，文字狱才有发生的可能，而清代正是文字狱大规模爆发的时期。 清代的文字狱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当事人写了内容敏感的作品，触犯了统治者的忌讳。如：刘正宗和张缙彦在文章中写有“将明之才”一词，被疑与明朝藕断丝连，遭顺治憎恶，降旨严斥。查嗣庭、邹汝鲁、曾静和张熙，分别著有《维止录》、《河清颂》和《大义觉迷录》，记述康熙、雍正朝的宫闱隐秘、伦常隐私，遭后继帝皇降罪。胡中藻在诗句中多次使用“日月”、“浊清”、“蛮夷”、“南北”等词语，遭乾隆诛杀。 " 第二类是为谋一己私利或解决私人恩怨，诬告陷害他人。如：吴之荣因贪被罢官，借告发庄廷龙以图翻身，引发喋血江南的庄氏史案。黄元衡不愿终身为奴，告其主人刻藏天启崇祯两朝逆诗，顾炎武牵涉其中，谢长吉曾向顾氏借钱，也暗使其遭难以便逃债。赵申乔曾为儿子中状元而在科举之际贿赂戴名世，后恐其揭发，参奏戴氏所作之书。赵永德向刑部郎中索诈未遂，改换其诗集的篇目字句加以诬陷。鲍体权不堪恶霸屠雍若的欺凌，捏造妖诗，让官府追究屠氏。 第三类是科举中毒的文人士子和精神错乱的疯子，言行荒谬癫狂，惹祸上身。如：举人汪景祺，欲舍身成名，写《功臣不可为》一文，论述君主的疑、畏、怒、厌，得出功臣不可为的爆炸性结论，被康熙处斩。狂生刘震宇向布政使呈上《佐理万世治平新策》，欲借献策之机获得赏识，不致于湮没一生著书的苦心，反惨遭杀害。疯人丁文彬写《洪范春秋》一书，言及奉天命继大统，被凌迟示众。疯人李雍和与王寂元写有怨皇天、仙佛下界等悖逆之词，向学政投递，被凌迟处死。 由此可见，清代的文字狱，确实含有反清思想，真正能够威胁清政权安危的只是极少数。我们所熟知的那些触犯统治者忌讳的文字狱案件，也为数不多。 触犯统治者忌讳的文字狱大多发生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和帝位交接之际，像清朝初年，帝皇对明臣和清兵入关前后的事宜非常敏感。又如雍正继位后，对有关康熙晚年的宫闱秘闻和其诸子的事迹讳莫如深。乾隆登基之初，对有关雍正的事宜避而不谈。 由于私人原因而以文字狱诬陷他人，反映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之间矛盾重重，民事纠纷管理体系极不完善。倘若不是申诉无门，人们又怎会把私人恩怨上升到帝国最敏感的文字狱层面上，以血腥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呢？这类案件还可见心术的卑劣与人性的险恶，为扭转不利形势，竟想方设法罗织罪名甚至无中生有置对方于死地。 最后一类文字狱的受害者最是冤枉。疯人，从其胡言乱语、主动呈献逆词等反常行为足见其精神着实有问题，但官府仍要对他们处以极刑，草菅这些疯命。至于深陷科举泥潭不能自拔的书生狂士，无疑是八股取士下的畸形产物，或因科举失利，或因仕途坎坷，在现实生活中不能一展抱负，一生籍籍无名，穷困潦倒，在官本位的社会环境下已然非常可怜，更何况还要受到文字狱的折磨。 " 清代大兴文字狱，无论是文人士子还是平民百姓甚至是精神病人，都有可能因为文字招来横祸。在统治者压制排满复明思想之余，再参杂上不少私人的因素，一条又一条的人命就这样在阴差阳错中被无辜断送了。 作者简介： 梁骁菲，籍贯广东广州，热爱读古诗词、读史和弹琴。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文学硕士，在校期间曾任学院院报、学系季刊的编辑。 联系方式：karlyliang@sina.com 本文历史百家争鸣已经获得作者的授权发布，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主演：Martin,Dingle,Wall,Ken,Lally,C.J.,Baker,Gary,Sturm
简介：一个酗酒的二逼必须跟另一帮沙漠里面脑子有病的残忍土老帽儿玩儿被猎杀的游戏，你觉着他能坚持到最后么五名酗酒者,成为贝德福德平原狩猎小镇的狩猎对象,而沃伦则是佼佼者,他们与镇民展开了输死搏斗,面对全副武装的镇民,他们能否逃出升天?得知前女友在墨西哥過世而且留下他們的女兒，酒鬼沃倫決定當個好父親，開始戒酒並前去接回女兒。途經一座沙漠小鎮停車休息，卻在當地意外陷入昏迷；再醒來後，沃倫發現自己恰巧遇上小鎮的狩獵季節，而獵物竟是沃倫與其他旅客！除了要應付鎮民的瘋狂追殺，同時還要克服不斷襲來的戒斷症狀，沃倫能否順利逃出沙漠，與女兒共享天倫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