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的务庄稼（散文）

　　西安 高五幸

　　昔日种粮种菜务花务果的田地，现在被高楼广厦、道路、绿化带而代替。而当年种庄稼的记忆，让人难以忘记，时常会在心海里泛起丝丝缕缕涟渏，忆及起来却饶有风趣。

　　我的家在灞桥区（现由港务区托管）新筑镇新寺村。以前地里种麦、种玉米、种棉花，也栽红苕，务菜，后来还有务葡萄、育桃树的。我村的土地地势平坦，肥沃，种啥长啥，长啥成啥，人称“金不换”。在我记忆的长河里，春天的麦苗青青，如绿色的地毡;夏季的麦浪滚滚，若海上的波涛。秋天的玉米婆娑摇曳，风起时仍可听到蛐蛐儿的鸣叫，到了冰天雪地，依然可见乡亲们冬灌送肥匆忙的身影。就这样，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土地经历了土地改革、合作化、人民公社，承包到户责任制的变革，一代代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在这片土地上续写过创业的跌宕故事，流过酸涩的汗水，也收获到丰收的喜悦。土地留下了乡亲们奋为的脚印，演绎过时代风云变迁的痕迹!

　　作务庄稼有学问，说到学问门道深。如麦地施肥，就有“冬上金，腊上银，二三月上地白哄人。”秋季锄玉米有“锄头有火、有水”之说，还有“头遍浅，二遍深，三遍四遍下狠心，五遍除草不伤根。”“头水闷，二水溜”，“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诸如此类我们父兄们在长期的农耕中总结出来的经验，乃智慧的结晶。如打卡棉花，不是简单的掐头，而要“七股八个叉，掐去荒花留疙瘩。”尤为有趣的是，人有男女，鸟有雌雄，而玉米也有父本母本。记得我从学校回乡第二年，队长爷高德义让我培育户单四号玉米种，他给我划了四亩地，让我充当技术员角色。在玉米出天花时，要将母本的天花抽掉，待红缨透出时，收集父本的天花粉，用自已制作的授粉器，摇洒在母本的红缨缨上，母本被授上了粉，红缨缨便蔫了，开始孕育新的生命。也怪，父本玉米人高马大，体型硕壮，而母本身材纤小，却有三四个接纳受粉的红缨子。我领着叫婆叫姨的一帮妇女，仅给长在上部的红缨缨授粉，整整忙活了十多天。秋收时，我发现父本的颗粒大，而作为种子的母本颗粒却小的可怜。当时我心里嘀咕，是不是搞失塌了?背着队长爷，我悄悄地带着样品，到西安市文艺路农科研究所找俺村的女婿老裴，让他鉴定。老裴看后喜形于色，说了句：“县长的婆娘――阔太太。没麻达!”当年的一斤玉米种子可以换10斤小麦，这一年粗粮换细粮，种籽邻队争先抢，让队长和乡亲们看到科学种田的“红利”，尝到了一亩园可顶十亩田的甜头，也使我对作务庄稼多了一份了解。

　　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农民在田间作务庄稼时的风趣。队长爷鼓励半大小伙子：“想要媳妇暖脚就好好干，媳妇就在棉花拨拨底下”。人民公社时的生产队，社员们在地里锄麦，一字儿排开，说东拉西，话题不是男女方面的破事，便是婆媳、妯娌、夫妻之间永远扯不清的话题。我是西安市第57中学初69级毕业生，在返乡回村那几年，由于未成年，常跟着老汉和妇女们在一块干轻活，从他们谝的闲话中，知道了新寺村遗址的传说，知道了我们村在1958年因为务棉花有名，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雪海银山》电影，特地在村里选了心疼的，灵醒的，还有能对得起观众的社员“跑龙套”，谈及此便津津乐道，语调中流露出满满的自信和自豪。

　　1983年，我们村落实联产到户承包责任制，我在新筑公社及乡镇企业、区土地局以至到现在的新城区打工，我家五口人，耕种了四亩八分五厘土地，刚分到土地的那阵子，夏收割麦我不知那儿来的力气，几亩地一两天就放倒了。最麻烦的是脱粒，脱麦需要“老驴啃脖子――工换工”，几家联合起来人手多方能够完成。春锄，夏收，秋播，冬灌。种籽，化肥，农药，犁耙磨，收碾打，我自己都得亲历亲为，不允许有懈怠和偷懒，因为“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需要不误农时，把握如茬口和墒情。土地下户后，最大的好处是“各种各地，不生闲气”，“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只要你勤快，土地便会象母亲一样，敞开胸怀，向子民无私地献出甘甜的乳汁。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小孙子高东霖给我背诵着港幼老师给他教的儿歌，我也跟着他的童声学了起来……年少时务庄稼的曾经，不经意间从心底里冒出来，鲜活鲜活的，有淡淡地乡愁，还有浓浓的乡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