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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影《完美陌生人》有着类似于“室内剧电影”的形式，遵守三一律的原则，展现了一顿晚餐的时间里一处公寓内的七个人关系分崩离析的过程。尽管影片将悲剧发生的原因嫁祸给了手机，但是纠其根本，手机在电影里只是一个承载人性之暗面的媒介，人物的矛盾症结不在于手机，而在于彼此不能被认识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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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提出玩这个游戏的伊娃是因为嫉妒情夫的妻子，恰巧迎合了卡洛塔怀疑丈夫的心理，每个人都有自己难以启齿的目的，才使这个游戏不得不进行下去。餐桌上七个人的表皮被一层一层揭下，暴露出看似稳定的朋友与家庭关系的不和谐音：新婚丈夫同时出轨多个女性，其中还包括朋友之妻；中年夫妻不堪生活的空虚分别与异性保持线上交际；作为心理医生的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沟通无效；标榜自由平等的人对朋友的性取向冷嘲热讽。影片以月食作为人性阴暗面的隐喻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的结局，表达了对“无可救药”的人性的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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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版《完美陌生人》和韩国版《完美的他人》在主旨上与原作一脉相承，但是增加了一些本国的文化个性。西班牙版本风格更强烈，人物形象有夸张的成分，色调上也更加浓郁鲜艳。影片对月食造成的时间错流有更浅显的表达，在结尾的改编上，以女主人艾娃作为全片唯一的知情者而反对玩游戏结束，仿佛是对生而为人的一种自嘲，也是对尊重个人隐私、个人主义的叙事回归。而韩国版的《完美的他人》加入了一些东亚儒家文化的包装，体现了现代西方个人主义和传统儒家家庭文化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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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狂响》的改编被认为削弱了原作的深刻性，对人性批判的力度不够。这样的改编一方面是因为《来电狂响》在主旨上与原作稍有差异，强调了手机对人的异化这一主题；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与欧美国家的中产阶级文化存在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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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完美陌生人》将手机作为人性弱点的替罪羊相比，《来电狂响》对智能手机及其背后的互联网带给生活和人的主体性塑造的影响有更多的表述。电影的开头即是一组升格镜头下的公共生活图景，灰暗的画面中每个人都在低头看手机，这是一组颇有纪录意味的镜头，促使观众去思考手机对人类的意义。影片通过手机连接两度空间，表现出人被手机外的世界和手机中的互联网世界分裂成两个部分，作为人的主体性标识的意识开始出现裂隙。比如吴小江背后勾连的主播文化和其妻背后的游戏亚文化，这一对夫妇名存实亡的婚姻状态实际上是当代人“蒙眼狂欢”的写照，每个人都躲在虚拟世界的不同圈子里，在游戏圈、饭圈、社交平台上的各种id及其虚拟的社交关系网中自嗨，人的身份已经分裂为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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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影片最大的改动集中在韩笑这个角色身上，改变了原作对同性恋者的叙事。同性恋议题是欧美电影颇受欢迎的一个主题，不可质疑地成为“政治正确”与自由主义神话的标配。而对于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思想文化的隔阂，更是中产阶级群体的发展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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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概念本就是舶来品，是中国加入全球商品化浪潮之后才产生的。无论是以普遍的经济标准还是以中产阶级审美想象为对照，中国的中产阶级都有其特殊性。社会学家普遍将收入水平、职业、教育水平作为评判社会阶层的主要标准，相对于西方相对固化的社会阶层来说，中国中产阶级成分复杂，流动性大，很难一概而论。即使近些年中产阶级的崛起速度令人瞩目，但中国社会总体而言仍然呈金字塔式结构。主流电影为了规避风险，避免同性恋题材的叙述不足为奇。即使是现在，同性恋文化依旧属于小众文化、亚文化与城市小资文化的一类。根据布尔迪厄的观点，社会阶级是一个“建构而成的阶级”，它形成于“统计学证据与人类学描述……的想象性综合”。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现代大众媒介，在中产阶级主体意识建构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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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的日常危机与主体性建构

智能化时代发展与主体性分裂是一个全球性症候，而正经历着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和急速变革的中国，道德、文化、体制建设已经显现出滞后性和缺乏适应性的端倪。与拥有强大资本和控制力的上层阶级和因缺乏一定支付能力而难以获得文化资本的下层阶级相比，中产阶级无疑是对流行文化最为敏感的，也是急于寻求身份认同和确立主体意识的一个群体。智能手机和信息网络的发展造成了主体意识的分裂和难以确认，面对巨大的难以预计的时代变革，中产阶级的道德防线正在接受冲击。《来电狂响》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成为倾泻中产阶级焦虑的文本叙述，然而在国际中产阶级的“榜样”映照下，中国中产阶级的身份建构产生了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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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戴戴的形象即是对原作系列中产阶级女性形象的“抄袭”，缺乏中国现实的根基。戴戴是一位经济条件优渥的女性，深焦镜头中的公寓通透敞亮，除了宽敞舒适的待客厅、足以容纳八个人的餐厅、露天阳台，家里还布满了装饰画和艺术品。表面来看，她家庭美满，条件优渥，还有自己的事业和爱好。然而作为最先提议玩这个游戏的人，她试图揭开自己和丈夫关系中的遮羞布以重获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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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中产之家的物质条件优越，经济问题早已不成问题，但是生活意义系统出现了崩塌。一心想要反抗出走的戴戴仿佛是失去生活意义的“达洛维夫人”，但又不同于没有经济独立能力、受制于家庭生活的贵妇人，她是一名心理医生，当代人的精神庇护者，同时也是现代新女性。这个角色的塑造有很明显的建构凿痕，她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意识形态都是创作者构想出来的，缺少现实根基。事实上，中国中产阶级有强烈的焦虑感、不安全感。由于中国的医疗养老体制尚不完善，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问题也很突出，中国的中产阶级无法达到西方普遍的生活水准，虚高的房价、子女教育等问题都是导致中产阶级缺乏认同感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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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符合当下中产阶级心态的角色应该是贾迪。贾迪的身份属于新兴中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他们“并没有完全消除对经济因素的焦虑，其对自身的阶层认同存在向下偏移状况”。他在中年时仍然一事无成，逐渐丧失了对“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心，因此他在选择婚姻时更多地考虑物质因素，试图通过和“富二代”白雪娇的结合达到巩固阶层的目的，以获得资本以及资本所对应的符号形象。

除了公寓内的七个人物，影片还引入了室外空间叙事，以达到弥合社会、抚慰中产阶级焦虑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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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银幕形象是贯穿全片的外卖小哥，他是电影中接触人物最多的角色，一共出场了八次。外卖员是中国“外卖特色”的表现，他贯穿全片的出场方式一方面中断了中产阶级的叙事，另一方面起到了弥合不同叙事空间的人物阶级差异的作用。在给美女主播家送外卖的场景中，展现了在直播平台上搔首弄姿的女主播在线下点餐喂养残障弟弟的现实。这给色情主播的不良作为找了一个谋生的借口，更是给直播看客套上了道德光环，这种人为架构确认了以吴小江为代表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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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影商业逻辑的深化，近些年大陆电影中的底层人物形象往往承担着取悦观众的功能，他们或是奇观化的喜剧形象，如《人在囧途》中王宝强所饰演的人物；或是命运悲惨的道德询唤角色，比如《亲爱的》中赵薇扮演的农村母亲；或是被矮化、低智化以标识中产阶级的阶级身份，正如《来电狂响》中的外卖员和美女主播。外卖员作为个体打工者，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底层人物。外卖员在路上摔倒的场景是中产阶级对底层人物生活的想象性呈现，并兼有道德询唤的功能。外卖员摔倒导致送餐迟到，一开始怒不可遏的下单人见状递给了他一瓶水。在这个段落中，小手工业者和外卖员达成了某种和解，以悲惨的命运安排和善良朴实的品格唤起了观众的同情，从而纾解了道德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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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正在经历一个社会批判立场缺席的年代”，《来电狂响》中的叙事也没有逃脱被娱乐化价值观和家庭伦理命题改写的命运。影片最温情的地方在于，它给每个人找了一个生活的借口以圆和表面的“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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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迪与有钱的未婚妻分手，选择负担起做父亲的责任；被丈夫吴小江冷落了的妻子对家庭的付出终归被婆婆看在眼里；抗议被严厉监管的女儿对母亲表示了理解，并听从了父母的建议；片尾导演加入的手机中充满生活的幸福点滴的内容……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相互理解与家庭温情能够将手机造成的误会一个个解除，也营造出一幅社会和谐的美好图景。影片使用了家庭文化的修辞策略，并不断地通过叠加“梗”来增加笑料，减弱了该片的现实批判性，在抛出种种议题之后又化用为平凡生活的调剂，使电影最终成为“心灵的沙发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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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电狂响》对中国中产阶级的表述有明显的建构痕迹和遮蔽性，这一方面是由于跨国改编遭遇了文化壁垒，另一方面是因为受制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现实，创作者在讲述中国故事时心有余而力不足。中国中产阶级的建构以境外中产阶级文化为参照，但同时又带有本国“草根文化”的特质，电影在创作中体现出的泛娱乐化、抚慰功能明显的特质与我国中产阶级发展阶段直接相关。尤其在智能化时代发展的当下，过度娱乐已经成为社会景观，中国中产阶级的主体建构前景更加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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