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同一台没有装胶片的照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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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骥的新作《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荣获第22届台北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第49届鹿特丹国际电影节大银幕奖两项大奖，这是一部讲述台湾普通家庭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和隔阂的影片，通过描写祖孙三代人的日常生活和情感纠葛，让“记忆”与“遗忘”在生命中呈现出更为深刻的意涵。

在这部沉重严肃，却带有一丝丝诗意的影片中，导演以写实的创作手法真实地再现了台湾南部地区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手持摄影、长镜头、交叉剪辑方式的运用，娴熟的场面调度，精心设计的台词，以及对人物情绪的塑造，使得《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的主题在内涵和外延都具有更为深刻的价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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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在影片开头部分就已经将这部电影在叙事上的最大亮点直接点明，影片以孩童阿全的视角和独白而展开，导演会时不时的引入阿全这一角色的独白来讲述故事，这样的处理方式，非但没有让整部影片的叙事显得拖沓冗长，反而推动了整个剧情的发展，而且选择以孩童的口吻来讲述，更能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强化了影片关于“记忆”与“遗忘”这一深刻的内涵。

此外，整部影片都呈现出沉郁而又含蓄的特征，影片中很多场景都是采用固定镜头拍摄，如拍摄一家人的住所的场景，逼仄的居室中连自然光线都很难透过窗户进来，整个房间显得极为压抑和严肃，丝毫没有一丝丝家的和谐气氛，而与这种沉郁基调相匹配是影片缓慢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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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中，导演刻意减少了特写镜头的使用，取而代之的则是大量的手持摄影镜头和长镜头，摄影机作为旁观者刻意与人物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以一种静静观察般的态度捕捉人物内心的情感变化，呈现出一种写实主义风格。

在电影中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个关于房间内环境展现的长镜头，这个镜头在影片中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影片开头，由于阿公不舍得搬离老房子，一家人挤在狭小的房间内，画面所呈现的一半是彩色的，一半的黑白，而第二次是出现在影片结尾处一家人准备搬离老房子时，这似乎是导演暗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记忆中的事情是黑白的，现实中的事情是彩色的，两个镜头首尾呼应，形成一种强化主题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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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影片似乎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更多的是一种对平凡生活的展现，一家人生活在逼仄的房间内做饭、吃饭、练习唱戏、拉家常就这样日复一日过着每一天，正是这种近乎呆板的镜头其实蕴含着饱满的感情张力，处处体现着导演对人物情感的刻画。

不论是阿公和阿妈之间的感情，还是阿文和小梦的感情，阿文和儿子阿全的感情，以及火鸡哥一家人之间的感情，电影中出现的所有亲人关系，都是最亲爱的陌生人，都有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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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导演在处理这些情感的时候显得非常克制而又含蓄，比如阿公和阿妈明明不想爱，却为了生活而不得不做出退让，当妈得知阿公和成恩的秘密后，阿妈积压多年的情绪终于爆发出来了，导演不动声色地使用中景镜头和近景镜头的来回切换表现阿妈在菜市场独自发牢骚，这样的处理手法丝毫不会妨碍观众体会主人公内心的愤怒感。

再如，在小梦出狱后与自己的男友阿文见面的场景，小梦恳求阿文与自己的儿子阿全见一面，却遭到了阿文的满不在乎，积压在小梦内心的失落感在那一瞬间彻底崩溃了，导演在此处用近景镜头在人物阿文和小梦之间来回切换，以此来表现两人不同的情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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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处理方式出现在火鸡哥与妻子对话的场景中，人物之间没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只能以静观式的姿态与冷静的镜头语言展现隐藏在人物内心深处的细腻情感。

在《那个我最亲爱的陌生人》中，导演既不主张男权，也不主张女权，而是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展现着芸芸众生。在“去政治化”的影像中导演以一种再现现实的创作手法，关照着台湾本土的社会现状，影片指涉了当今台湾社会非常多的社会矛盾，通过对这些矛盾的展现体现出导演对现实的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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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在影片中将女性角色塑造成为处在家庭中重要的位置，而男性角色成了被照顾被关注的对象，如在这个由孩童阿全叙述的家庭故事中，一开始就介绍了阿公是一位身患阿兹海默而失忆的老人，进而更没有办法承担家庭的主要责任，他能做的就是拿着一架没有装胶卷的相机拍摄身边的日常，在这种失去“家长制”话语的社会环境中，阿公只能依靠自己的老伴维持生活。

而未过门的女婿阿文，自己贩毒却由女友小梦替自己坐牢，全然没有负起一个男人应尽的责任。影片最后结束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看上去所有的矛盾都消失了其实内心还是有隔阂，这也进一步回应了影片所要表达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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