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运与国运紧紧相连。正如西南联大的命运，转折于国难当头之时，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隆隆的枪炮声打断了校园里琅琅的读书声。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南开大学在日军轰炸下几乎成为废墟。

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湖南组建的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不久，战火逼近长沙，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分三路西迁昆明，于1938年4月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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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门 资料图

这一路的艰辛与笃定，走过的人最为刻骨铭心。

面对日军纠缠，“维新四公子”之一的陈三立以死明志，其子陈寅恪强忍悲痛，毅然放弃治疗眼疾，携带家人随校南迁，自此右眼失明，7年后双目失明。

赵忠尧冒着生命危险把50毫克镭护送到长沙，再从长沙一路小心翼翼带到昆明。日夜守护，风餐露宿，连个安稳觉都不敢睡。

闻一多所在的“湘黔滇旅行团”由两百多名师生组成，历时68天，行程3500里。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迢迢长路中播撒下爱国求知的种子。

经过这段苦旅迁徙，三所学府终于以联合办学的方式重获新生，从此开启了以知识分子为主体，以教书救国、读书报国为主要方式的文化救亡与抗争。

正如英勇将士在抗战前线浴血奋战，西南联大的师生在另一个战场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他们相信，敌人摧残了艺术城，破坏了象牙塔，却毁灭不了几千年来的文化种子。

他们在战火中赓续中华民族的文脉，保留中华文明的火种，在风雨飘摇的年代点燃中国人的爱国情、强国志。

物质世界的匮乏与精神世界的富足，成就了西南联大独有的精神气质，“刚毅坚卓”的校训，集中体现了联大师生的品格与风骨。

食堂清汤寡水，女生一边咬着萝卜一边讨论诗歌小说；教学设备不齐，老师便就地取材进行科学实验；图书馆座位不够，几条街的茶棚都坐满自习的学生；昆明物价上涨，有人中途辍学谋生，稍有积蓄便继续返校复学。

随着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原本相对安全的西南边陲也随时面临日军轰炸的威胁。西南联大为此更改上课时间，在日军飞机到达前讲完上午的课，等飞机离开再继续下午的课。

危险时刻存在，“跑警报”已成家常便饭，即便如此，西南联大的师生们书照读、学问照做。

因为他们始终怀揣报国救国的热忱之心，抗战要胜利，国家要富强，勤奋就是一种救国，知识就是一种引领；因为他们不畏风雨，敢于斗争，以苦中作乐的精神驱散战争和贫困带来的阴霾。

西南联大的辉煌，体现在教书救国的学者身上。严酷的战争并没有削弱教授们研究学问的热情。华罗庚在牛圈的楼棚里写出了《堆垒素数论》；金岳霖在轰炸中遗失70万字的手稿，凭借记忆重新撰写《知识论》；朱自清在一个个漫漫长夜因饥饿而无法入睡，仍写出了《经典常谈》等著作……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西南联大教师投身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他们的成果成为日后各个学科发展的奠基之作。

西南联大的辉煌，体现在读书报国的学子身上。西南联大累计招生8000多人，培养出大量的学术大师、兴国英才和治国栋梁，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建立了不朽功勋。从西南联大走出的少年们，日后在不同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然而，不少学生却未能看到这一天的到来，他们投笔从戎，前赴后继走向战场，把青春定格在烈士永垂不朽的英名中。

西南联大的辉煌，还体现在浴火重生的精神财富上。这种团结一致英勇无畏的意志品质，这种“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的家国情怀，这种在炮火威胁下不屈不挠的斗争胆魄，这种在困难环境中潜心钻研的坚强信念，这种在民族大义前舍我其谁的担当精神，过去是、现在是、未来也将是激励中华儿女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精神力量。

历经艰辛，才会愈显勇毅；历经苦难，更能成就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