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法国裔美国普通女性薇薇安·迈尔（vivian maier）携带着二百多个行李箱辗转于纽约、芝加哥的中产阶级家庭之间，从事保姆工作。她对雇主家庭所求甚少，却明确要求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随身所携带的行李箱。她曾经说过，她的一生就在这一个个装满底片的行李箱中。如今，这些行李箱中的照片来到了北京今日美术馆“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的展览现场，由83张照片组成的故事碎片将寻找薇薇安·迈尔之谜的任务交给了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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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迈尔，《纽约，纽约州，1953年10月18日》，1953年，图片来源： john maloof collection、 howard greenberg gallery, ny、dichroma photography

在展览的海报图片、同样也是观众进入展厅所见的第一张摄影作品《纽约，纽约州，1953年10月18日》（1953）中，这位着装古板、神情疏离和审慎的女性胸前携带着禄莱双反相机，她自拍中的自己恰好被光明与晦暗分成两半，阴影在其背后的画面上蔓延，触碰着同样孤立的城市街道和建筑景观。这幅自拍仿佛就是在展览的叙事线索中被逐渐揭开的她的人生的隐喻：一个拥有双面身份、充满矛盾的隐匿天才，一个时代的观察者，人群中的隐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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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展览中展出的薇薇安·迈尔摄影作品

在上世纪50至90年代的芝加哥、纽约，她用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创造力捕捉了各个阶层和群体街头生活的生动场景，却始终从事被视为社会底层的保姆工作，并在生前从未公开展示过自己对于摄影的隐秘激情；她拍摄了近十万张底片，却留下了大量未被冲洗的胶卷，仿佛从没有在乎过自己拍下了什么；她有大量的自拍，痴迷于在重叠的镜像和画面角落的阴影中捕捉自己，却好像始终是一个局外人；有时，她的照片显露出女性的细腻、柔情和敏感，但更多时候，她有着男性的硬朗和坚定不移的专注，在作品中，她仿佛以自己的形象作为与女性生活场景格格不入的参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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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聚焦薇薇安·迈尔迷人而复杂的“自拍系列”，是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主题之一，通过“保姆外衣”、“隐形人”、“摄影师”等不同主题区隔，系统呈现了83张作品，与艺术家在逝世时享年83岁相呼应。这些图像组成了一个让观众近距离对话的完整场域，参观者可以捕捉到这位传奇天才的作品语言、人生轨迹和所生活的时代。

相较传统的摄影展览陈设，展览现场所复原的拍摄场景和艺术家生活场景着重于向观众展现迈尔一生的故事。展览结合迈尔的超8毫米影像、复古生活场景、艺术家杜蒙的致敬艺术装置和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放映等表现手法，全方位展示艺术家神秘而孤独的精神世界。迈尔在老雇主阿夫·根斯堡（avron gensburg）家的洗手间，也是被她用作冲洗胶片的暗房空间，也得到了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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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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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之前，薇薇安·迈尔还是一个在谷歌搜索中一片空白的名字。2007年，26岁的业余历史学者约翰·马卢夫（john maloof）在一场拍卖会中偶然买下了物主署名为薇薇安·迈尔的一箱底片。在检视底片时，他认为自己发现了一批极为精彩的作品，但搜索后发现此人仿佛并不存于世。

2009年，当马卢夫再次搜索时，她的名字出现在一篇简短的讣文里。在文中有限的信息中，马卢夫发现她生前是一位保姆，通过访问众多前雇主和他们已经年届中年的孩子们，他试图揭开薇薇安·迈尔的神秘面纱，尽管这只言片语拼凑的形象依旧迷雾重重，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一经问世即引发轰动，获得了第68届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和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片提名。自此之后，针对迈尔的争议和讨论就从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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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伊利诺伊州，约1974年，图片来源：图片来源： john maloof collection、 howard greenberg gallery, ny、dichroma photography

在纪录片中，薇薇安·迈尔会使用虚假的口音，还给自己编造了各种假名，当陌生人问到她的职业时，她回答：“我是一个间谍。”她于1926年生于纽约，父亲酗酒成性，并时常虐待母亲。她的出生没能改善父母的关系，他们于她出生后一年正式离婚。跟随父亲的哥哥卡尔，后因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而潦倒一生。

那些“认识”她的人形容：迈尔非常注重隐私，她深居阁楼，紧锁房门，严禁外人踏入。她对生活时常充满纯粹的好奇和热情，却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她头发很短，总戴着一顶帽子，穿着厚重的长外套、长靴，如同50年代苏联工人的打扮。她喜欢大幅度摆动双手、大步快走，像军人跨步行军一般。没有人跟她真正交谈过，人们却都记得：不管走到哪里，手里牵着小孩的迈尔胸前一定挂着相机，总是在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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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展览现场

她曾在1959年旅行世界，足迹遍及亚洲、埃及、南美……拍下数千张照片，全程只有她和她的相机。她收集了大量剪报，从她的收藏中，表现出对政治、贫穷、种族、战争、暴力等议题及社会底层的关注。最终，迈尔独自老去，死于芝加哥一间小公寓里。关于死亡，迈尔在一段录音中说道：“我认为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我们要给别人留出空间。像是一个轮子，一旦转起来就终有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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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展览的联合策展人安妮·莫林（anne morin）在谈到迈尔的作品时说：“如果说这些影像宣告了迈尔的存在，那或许是因为她本来是隐形的，与众多相似环境中的人一样。六十年代‘美国梦’盛行开来，在全速跃进的美国经济、社会以及政治中达到顶峰。那里曾经是充满可能的机会之地，而社会底层的工人，被遗忘的、边缘化的人，在美国梦中并未获得一席之地。当薇薇安·迈尔拍摄自己，在照片中或留下几乎无法识别的线索，或占据全部画面，都是对于她所处条件的抵抗。”

迈尔的隐形是多方面的，她以保姆的身份隐匿于社会的底层，作为一名街头摄影师隐匿于街头记录着身边世界的人，拥有比肩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亨利·卡迪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 bresson）、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sneau）等大师的摄影水准，却隐匿于摄影史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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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隐匿的天才：薇薇安·迈尔”展览现场

迈尔常用的禄莱双反相机由上往下对焦，拍摄对象往往不容易感受到侵略性，而便于捕捉他们刹那间的喜怒哀乐。她以新闻记者一般的嗅觉深入火灾、抓捕、游行、人口失踪等社会事件现场，也在发廊、橱窗、商店中捕捉平凡生活的细节；路灯边黄色的花朵、在橱窗边流连忘返的女性、在路边长凳打盹的老人、脸颊肮脏而充满泪水的孩子，门口、停车位、公交车站、工业街区、超市、城市公园，这位隐匿的摄影师无处不在。

在纪录片《寻找薇薇安·迈尔》中，一位艺术家如此评论到：“街头摄影师一般很合群，因为他们可以走上街，他们在人群里很舒服自在，在他们合群的同时，也是独居的有趣结合体——你观察、拥抱、融入，但你也要退出，尽可能透明。”迈尔的街头摄影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透明”。她经常在浴室镜子、车窗、橱窗、玻璃碎片和弯曲的反射镜中捕捉自己或自己的剪影，这是希望与她拍摄的对象产生紧密连接的信号。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自拍是一种对自我的正视，也像是在消失的边缘进行一种具有抵抗意义的自我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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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摄影的权力范式中，男性和女性形成了观看者和被观看者、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固化模式，女性的角色被物化，成为男性摄影师的他者，摆弄姿势等待变成图像。迈尔所在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女性主义思潮和民权运动的崛起，摄影艺术开始对这一机制进行颠覆，开启了人物摄影和肖像摄影更多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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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迈尔

经历这些思想上的变革，在激烈地对传统艺术、社会结构的自省中，许多女性艺术家开始运用摄影进行对固有权力范式的颠覆。同样活跃于20世纪60年代的戴安·阿勃丝（diane arbus）拍摄的人物摄影构成了复杂的观看关系，她本人的生平也是一个女性摄影师自我觉醒的案例。在迈尔的自拍作品中，她既是拍摄的主体，也是拍摄的客体，她常常面无表情地透过镜头审视着观众，没有丝毫掩饰、做作或表演。

《纽约客》杂志名为《薇薇安·迈尔和困难女人的问题（vivian maier and the problem of difficult woman ）》的文章说到：“迈尔的故事展现了一个困难的女人可以毫不谄媚，甚至当她被表扬的时候。成为一个非典型的女人很多时候被解释为疯狂、创伤或是性压抑，而从未被解释为由于结构原因或是个人选择。传记作家经常将小野洋子（yoko ono）、艾米丽·狄金森（emily dickinson）、薇薇安·迈尔等这样的女人作为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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薇薇安·迈尔，《纽约，1954》，1954年

透过展出的第二件摄影作品《纽约，1954》（1954）中双重隔离网后的镜面，在“困难”的薇薇安·迈尔目光焦点之处，六十多年后的我们似乎还无法回答这样一个困难的问题：“在上世纪经过女权运动和民权运动的美国，是什么样的屏障阻碍了一个天才女性获得一种典型意义上的成功？” （撰文/杨帆）

（文章来源于ta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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