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政治哲学教授登上《奇葩说》导师席，曾抨击娱乐文化“廉价肤浅”的文化名人走上《吐槽大会》舞台，教授和专家纷纷在b站或喜马拉雅上开课，越来越多的专业知识分子以启蒙的姿态加入大众媒介，启蒙真的在回春吗？知识普及就是启蒙吗？当下的互联网大众传媒为知识普及和启蒙提供了怎样的机遇？我们需要如何思考互联网时代的知识传播和启蒙问题呢？
电视和互联网时代的次生口语文化
互联网为大众传媒带来了一场真正的“媒介技术”革命。媒介技术的革命为知识传播的话语方式创新创造了条件。综艺和知识性音频这样的网络节目就是数码媒体时代的话语方式创新。由于电子媒体传播的知识大多是用嘴来说和用耳朵来听的，所以是一种“次生口语”的表述。次生口语的知识传播手段与口语相似，使文字媒体的那种严肃理性思考受到了限制。
提出“次生口语”概念的美国学者沃尔特·翁。
美国著名的文化史大家沃尔特·翁（walter j. ong）在他的名著《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里提出了“次生口语”的概念，这是区别于“原生口语”而言的。原生口语是在文字媒体成为主要交流手段之前的自然口语，无文字或不识字人群中用口耳相传的办法互相沟通和交际，形成原生口语文化。次生口语是非自然的文字化口语，它受文字影响，但又有别于文字媒体，“这种新的口语文化和古老的口语文化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参与的神秘性、社群感的养成、专注于当下的一刻，甚至套话的使用，都是如此”。电视的语言是通过口头表述的，但却又是文字化的，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次生口语文化。
美国传媒学者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里对电视文化限制和削弱文字的严肃思考表示极大的忧虑。他说，文字有一种“有序排列的、具有逻辑命题的特点，能够培养……对于知识的分析管理能力。阅读文字意味着要跟随一条思路，这需要读者具有相当强的分类、推理和判断能力。读者要能够发现谎言，明察作者笔头流露的迷惑，分清过于笼统的概括，找出滥用逻辑和常识的地方。同时，读者还要具有评判能力，要对不同的观点进行对比，并且能够举一反三。为了做到这些，读者必须和文字保持一定距离，这是由文本自身不受情感影响的特征所决定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好的读者不会因为发现了什么警句妙语而欣喜若狂或情不自禁地鼓掌——一个忙于分析的读者恐怕无暇顾及这些”。
尼尔·波兹曼和他的名著《娱乐至死》。
今天，互联网的次生口语文化再度将严肃思考受损的问题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互联网与电视的不同在于，它是一种次生口语和文字的混合媒体。相比起文字媒体来，无论是电视文化还是互联网文化，次生口语在分析、推理和判断功能上都受到限制，无法与文字媒体的深入和周全程度上相比。当然，电子媒体也发展出一些补偿性的手段，进而形成了一些它们自己的优势，但那些主要是娱乐、图示或知识普及，而不是严肃阅读和人文思考的优势。
就知识普及而言，互联网-社交媒体为知识走出校园、讲课走出课堂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虽然讲课的内容未必有启蒙的价值，但知识受众的范围大大扩展了。网上知识的生产方式也有参与者众的优势，允许多人撰写、分享、评价、讨论、相互沟通，形成分享意见、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这可以变被动获取信息为主动传播，减少传播成本，提高了传播效率。
互联网-社交媒体已经发展出一些有用的知识普及和传播方式，其中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收费或不收费的音频知识平台，如得到、知乎、豆瓣、喜马拉雅、亚马逊、看理想等等。有人认为这样的知识传播以它的系统性对抗网络碎片化学习，是一种代替阅读的方式。但是，由于这类节目很多都属于次生口语文化，所以听后很容易忘记，难以成为持久的知识。由于网络阅读或听课缺乏耐心，许多读者偏好“短课”（20-30讲左右），不少人文类的短课相当受欢迎。
有论者对网络听课提出三点警惕性的提醒，第一，警惕听得很爽，“口才好的专栏其实很多，听得很嗨，听完就听完了，没有留下什么”。第二，警惕学习谈资，“有些专栏擅长讲讲故事和猎奇知识，容易让人学来当谈资”。第三，警惕时效性强的内容，“如果不是出于工作需要，尽量少听时效性强的内容，比如新闻、财经及社会热点，还有一些干货，都很容易过时变得没有意义”。在警惕之外还有一个建议，“遇到好的音频，最好是隔一小段时间再听一遍，加深记忆”。
这些提醒和建议都很中肯，也都与网络授课的次生口语特征有关。音频讲课不是文字表述的朗读版，就像网络知识不是文字知识的电子版一样。今天启蒙话语通过电子媒体运作的次生口语知识（音频就是其中之一）与文字书籍传播的知识是有区别的。
次生口语文化不能替代文字文化
在人文思想或学术的文字表述里，出版的文字被赋予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远远超过口头语言，因为人们说的话比他们写下来的话要随意。书面文字是作者深思熟虑、反复修改的结果，甚至还经过了专家和编辑的检查。这样的文字更加便于核对或辩驳，并且具有客观的特征。波兹曼指出，“书面文字的对象从本质上来说是客观世界，而不是某个个体。书面文字可以长久存在，而口头语言却即刻消失，这就是为什么书面文字比口头语言更接近真理”。
书面文字的地位会因为互联网的到来而受到了动摇吗？如果说互联网对这些确实有所冲击，那么冲击的程度和性质又是如何呢？
书面文化的到来曾经使古人的口语思维方式发生重大的变革，今天，电子和数码时代的来临似乎使口语文化以新的形态——次生口语文化——得到复活。然而，原生口语文化是没有受到印刷文字浸染的文化，而次生口语文化则已经受到这种浸染。所以，互联网时代的次生口语文化兼具口头文化和文字文化的特征，但又是不充分和不足够的兼有。它既比不上文字文化的那种深入思考，又比不上口语文化的那种实在的集体感和统一感，它的集体感和统一感是虚拟的。
文字阅读是一种孤独的个体行为，只要有一本书，没有旁人就能完成，要深入思考，最好是没有旁人。口语传播不同，它经常是一群人一起听，就像看现场球赛或音乐会一样，它需要有伙伴听众才有气氛，所以，“听”能产生一种“读”所没有的群体同伴感觉。
在次生口语文化里，即使你在家里一个人听音频节目，也会因为有同一时刻的其他听众而有群体在场的感觉。网上网下的“现场提问”或“弹幕”技术刻意营造的就是这样的感觉效果。沃尔特·翁说，“次生口语文化也产生强烈的群体感，因为听人说话的过程是聆听者形成群体的过程……但次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比原生口语文化产生的群体大得多，甚至于难以估量”。互联网让“聆听者”的群体几乎可以无限扩大，所以我们看到，书籍阅读只能形成一个范围有限的读者小公众，而互联网音频却能形成的一个范围难以估计的“粉丝”群体。
互联网时代的一些传媒话语形式改变了以往的知识观念和知识性质，娱乐性的《奇葩说》或《吐槽大会》就是其中之一。有人认为，同一个思想可以通过不同的媒体得到相同的表达，表达思想的方式同思想的真实性无关。这是错误的。
传媒研究的杰出先驱，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herbert m. mcluhan）早就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1964年)一书中提出的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介观：“媒介即讯息”。他说，“所谓媒介即是讯息，只不过是说：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其实，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传媒话语形式对知识观念和知识性质的制约性影响比麦克卢汉在电视时代看到的还要深刻。
加拿大著名传播学家麦克卢汉。
譬如，根本不可能在《奇葩说》或《吐槽大会》这样的电视-网络节目中分节连续播放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不要说是像斯密《道德情操论》这样的著作了。即使在音频节目中尝试这么做，效果也一定不会好。那么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简化，再简化。就像我们在许多知识性音频那里所看到的，介绍的知识是经过极度简化的。因为有简化和口语表述的需要，所以断章取义、寻章摘句、语录式处理、警句妙语代替论述等等经常会成为明显的问题。
这样的媒体话语形式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关于经典著作的知识观念：错误地以为知识本来就应该是充分精炼化，并可以简单概述的东西。经典著作太啰嗦，是一种理应被淘汰的知识形式，就像18世纪启蒙淘汰文艺复兴时期向君主进言的“鉴书”一样。而且，《奇葩说》或《吐槽大会》这样的传媒话语形式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威知识”，即一种“貌似深奥的普及性知识”。就像流行歌手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音乐家”一样，普及知识成为大众传媒时代的“哲学思考”。这与其说是音乐或哲学的失败，还不如说是大众传媒的胜利。
知识普及不能替代启蒙
极度简化的知识会造成一种“奥卡姆剃刀原理”的悖论（ockham's razor dilemma）。奥卡姆剃刀现在指的是，同一个问题，如果能用相对简单的方法说明，就不要用复杂的方法。奥卡姆剃刀的“剃刀”指的是切除不必要的假设、解释或阐述。对于人文启蒙来说，这会成为一个悖论：如果一部经典著作真的可以简化到寥寥数语便能解释清楚，那么，这部经典原著就是一个失败或多余，根本不值得为它付出阅读的时间和辛苦。现在有人提倡“悦读”，希望通过极度的简化，先混个脸熟，抛砖引玉，激发读者的兴趣，引导他们去阅读原著。但平心而论，又有多少读者真的会这样呢？严肃知识进入大众传媒的“综艺”话语，就不能不适应它的“献艺”要求，不得不为此将知识削足适履地作“愉悦”处理，不得不满足和适应观众的炫耀和谈资需要。
其实，启蒙的经典著作是用“理性散文”（reasonable prose）写成的，并不是“悦读”的材料。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里说，人们说爱理性，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并不见得真的愿意在“理性散文”上耗费精神和心力。
当然，作为初级的知识普及，献艺或悦读不是没有价值的，但是，显而易见，这样的知识普及并不就是启蒙，更不能代替启蒙。
启蒙是一项通过观念更新和刻苦思想训练，让人成熟起来的知识传播工作。并非所有知识更新或爆炸时代都是启蒙时代，文艺复兴时期和17世纪新科学理性时代都是知识更新和爆炸的时代，但我们为什么偏偏把18世纪称为启蒙时代呢？这是因为18世纪启蒙传播的是有政治和社会改革意向的知识，用彼得·盖伊在《启蒙时代》里的话来说，启蒙偏好的是一种服务于价值观的知识，“其绝对的原则是自由、宽容、理性和人道。……他们确信知识本身是一种价值，无知永远是一种不幸，但他们同样确信，知识虽然拥有价值，却不见得永远运用得当”。
因此，启蒙注重的是那种如果运用得当，会有纠正时弊价值的知识，因为“有太多的不义需要纠正，太多的迷信有待戳破，太多的不善有待改进，所以启蒙哲人不肯放弃充从当现代苏格拉底和现代加图的姿态”。中国清末至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还有1980年代，启蒙传播的也都是有政治和社会改革意向的知识。
普通知识的普及是不能代替启蒙的。首先，普通的知识普及囿于体制性的精细专业划分，是一种安置于一个个专业格子里的“小格子”知识。许多网上授课虽然走出了课堂，走出了校园，但并没有走出专业的小格子。而启蒙则不同，启蒙是一种不受小格子限制的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普及有其自身的价值，但不能替代启蒙，这就像普适教育有它的重要性，但不能替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普及打破学校的围墙，启蒙打破学科的围墙。启蒙因此成为人和公民的教育。
其次，不同专业的小格子知识普及离启蒙那种有明确人文价值取向的知识有远有近，有的学科（如政治哲学和法学）离这些价值很近，是因为它们本身受到过18世纪启蒙的洗礼，并从启蒙运动传承了它的基本观念和人文价值，因此事实上不可能是宣扬专制独裁的政治哲学或法学。这是学科内容使然，不一定是知识传播者所选择的明确目的。启蒙的人文教育不同，它与自由、理性、宽容、人道价值相一致的知识传播目的永远是明确的。
再者，知识普及与启蒙的区别相当于知识与智慧的不同。一个人知识再丰富，再全面，也未必有智慧，未必懂得什么是人生的价值、人为什么活着、如何辨别是非和善恶、如何在逆境中拒绝随波逐流，堂堂正正地做人。
在互联网技术让知识变得十分便利，甚至唾手可得的今天，人们越来越有知识，但却不见得越来越智慧。在只是满足于“面包和马戏”的非智慧状态里，滋生出一大批新型的愚众，到处可以看到上过学的无知、念过书的愚蠢、无激情的狂热、无信仰的迷信。对18世纪启蒙者，至少是法国启蒙者来说，天主教会是制造大众愚昧、迷信和狂热的罪魁祸首，伏尔泰因此发出了“消灭败类”的呼喊。这个“败类”就是罗马天主教会和它腐败的教士阶层。伏尔泰说，“第一个无赖碰上第一个傻瓜，便成就了第一个神学家”。康德说，启蒙就是“勇于求知”。然而，伏尔泰和康德对启蒙的认知在今天都已经不适用了。
今天，让人陷入愚蠢和迷信的已经不是教会和教士，今天阻碍“勇于求知”的已经不只是康德所说的“懦怯”和“懒惰”，而是不知道如何辨别真假，不知道如何才能不上当受骗。互联网时代的启蒙前景变得更为广阔而不是狭窄，启蒙也面临更加复杂和迫切的任务。媒体工具的变化并未改变启蒙的价值和目标，那就是人把自己当作工具的主人，而不是奴婢。这是一种人的心灵和自主意识的启蒙。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是如此，今天仍然是如此，未来的启蒙想来仍然会是如此。
（本文原题“互联网大众文化时代的启蒙和知识传播 ”，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徐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