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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图片均来自上海文联微信公号

9月14日，中国电影第四代代表人物之一、导演吴贻弓在上海离世，享年80岁。

吴贻弓创作过《巴山夜雨》《城南旧事》等对中国电影和观众影响深远的电影，但他创作生涯不长，前半生被政治运动“耽误”，创作渐入佳境却“服从组织安排”走上行政道路。

他先后出任过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上海市电影局党委书记兼局长等，参与创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等。他始终和电影在一起，为中国电影做的事情也远远超过一个导演的创作。但他总是说，自己最看重的身份，从来都只有“导演”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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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代表的第四代，是中国电影“新浪潮”的开始

吴贻弓生于战乱年代，伯父为其取名“贻弓”，“贻”为“收藏”，“弓”乃兵器，“贻弓”意寓“刀枪入库，天下太平”。和名字一样，吴贻弓的电影同样是“文绉绉”的。无论是联合执导的《巴山夜雨》还是独挑大梁的《城南旧事》，吴贻弓的电影语言中流淌的是自然怡人的诗意，细腻写意的抒情调式游弋镜头之间。

吴贻弓的电影生涯有他的传奇。18岁，他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第一届导演系，可第二年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因为他对学校提意见说，北电作为中国唯一的高等电影学府，不应该只学习观摩苏联影片，还要让学生了解美、法、意三个国家的电影，结果被上纲上线为“反苏、反社会主义阵营，反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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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9月，吴贻弓（前排左二）与北京电影学院同学合影

回到上影厂，又赶上十年“文革”，吴贻弓在化工厂里“战高温”。为吴贻弓传记《流年未肯付东流》写作的电影学者，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在和吴贻弓深入讨论过他的艺术生涯之后，感慨这个人的“与众不同”。“今天我们看到的各种人关于那段时间的回忆都是‘荒废、蹉跎了岁月’，结束后‘要把丢掉的东西重新捡起来’，但吴贻弓完全不是这样。‘文革’10年他从来没有停止学习，他的业余时间都在读书，积累自己，所以特殊年代一结束，他已经是蓄势待发的状态，一点点火星，马上就能点亮。”

吴贻弓的电影在中国电影里是独树一帜的存在，同属“第四代”导演的宋崇回想，“我们当时上海这些人大多读的是电影专科学校，特点是继承30年代中国电影加苏联电影的传统。吴贻弓带来的北京电影学院的新风，当时他们所畅导的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是中国新浪潮的开始。”

多年前一次对吴贻弓导演的采访，谈起他的代表作《城南旧事》，他将其看作一个时代对电影美学重塑的“典型”。“三段没有什么关系的人物构成的毫无联系的故事，是保留原小说的分段式结构，还是打散后重新交织？我们抓住了‘每一段故事的结尾，里面的主角都是离我而去’这种情绪积累构成特殊的味道。”其实哪怕抓住了这味道，吴贻弓说自己在拍《城南旧事》的时候，想着将来怕是没有多少人会看这部电影，“也没有过多地想怎样去感染观众，只是想着如何把我十分挚爱和同情的这几个人物诚实地呈现出来。”

可能正因为如此，它才保持了如此特别的气质。用过去标准的剧本标准来套，《城南旧事》没有故事、没有情节、没有矛盾冲突，小说里没有人物对话，只有旁白叙述。吴贻弓透露，“当时这个本子是北影的‘弃儿’，因为他们觉得没有故事。” 可是幸而，“那时候我们也不发愁什么卖得出去什么卖不出去，也基本不去想市场这个概念。”

吴贻弓从电影本体出发，改掉了厂里原本经过修改的为两岸统一意识形态主题挖掘先进典型人物的设置，为中国电影史留下了一段温柔流淌的别致影像。多年后，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吴贻弓自陈，“虽然‘文革’期间我没有搞电影，但是积累了很多东西，在拍《城南旧事》时，正好把积累的情感和想法全都用上了。”

在电影学者石川看来，吴贻弓作为导演，有些“生不逢时”。“他的艺术生涯从她人生的后半段才开始，但很快她又因为各种行政上的事情无法再专心从事创作。”不过石川提到，其实吴贻弓还有包括像《阙里人家》这样“严重被忽略”的作品，“1993年正是中国电影最不好的时候，那部电影有些生不逢时，其实它的艺术质量和他早期的作品不相上下，但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其实非常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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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3月，吴贻弓和石方禹（右）、郑振瑶（左）于马尼拉，《城南旧事》在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后合影

耽误了导演生涯，为中国电影做嫁衣

与吴贻弓相伴相爱一生的爱人、演员张文蓉曾在他们结婚20周年时写过一篇《话说我的丈夫吴贻弓》。文章的结尾，她写下对爱人的心愿：“我真不愿意他当官儿, 我觉得他如果专心致志于他的专业, 他会作出更大的贡献来。我不是有意拉他的后腿 , 我感到每一个人都应该找到他在生活长河中的准确位置, 而吴贻弓的位置, 应该是在电影创作岗位上。但愿他能从繁忙的、不胜负担的行政领导的苦恼中早日解脱出来。”

这一年，吴贻弓开始担任上海电影局局长兼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其实任命早就下来了。当时他的《流亡大学》正要开机，吴贻弓不舍自己精心筹备的电影，向电影局请了一年假“延期”上任。

做厂长时，吴贻弓也开创了上影创作的一个黄金期。《三毛从军记》《紧急迫降》等影片的导演张建亚是“第五代”，从电影学院著名的78班毕业分配回上影厂后颇得吴贻弓赏识，至今非常怀念那个时期厂里的创作氛围。

“当时吴贻弓提出了‘创作集体’的体制，他的电影理念是非常前卫的，是很纯粹的电影思维，他的梦想是要以真正的电影让上影厂这块金字招牌再度辉煌。”由于长期以来电影一直被当成最重要的宣传工具，所以绝大多数的电影作品从创意初始、萌芽状态开始就是依附其他载体的，或者戏剧戏曲，或者新闻报道，或者小说故事，甚至是宣传口号，实际结果是那时的很多所谓电影就是个记录载体——有画面的广播剧、平面版的戏剧、图画版的小说、《人民日报》或者《新民晚报》胶片版。”而吴贻弓提出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电影就是电影，要建立电影本体思维，不能永远依靠拐杖，电影思维以声光画、时间空间的形象化思维有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形象思维，有独特的规律和美学，才让其成为‘第七种艺术’，这是我们要努力攀登的高峰。”所以，当时组建“创作集体”是导演中心制的体制保障，在制片厂创作的年代，由导演领导一个个创作室推行电影化思维创作的具体实践。“只有吴贻弓具有这样的远见卓识，能够在这样的高层面、高水准上设计上影厂的未来！20世纪80年代初真是中国电影也是上影的一段辉煌时期。”张建亚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说。

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电影事业的领导，吴贻弓的运作能力和市场操作的意识都足够超前与优秀。20多年前，他就提出电影早晚要走产业化道路。上海各电影单位在他的一力主持下合并成上海电影总公司。担任上影厂厂长期间，他率领的领导班子大胆决策, 将在闹市商业区的陈旧厂房置换成大出好几倍的郊区土地 , 启动了中国最早的影视拍摄基地建设。他力主建造的上海影城, 开创了中国多厅影院之先河，至今仍然是中国最好的多厅综合性电影放映娱乐场所……

当然，身为“官员”的吴贻弓对中国电影做过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一手创立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上世纪九十年代，世界电影蓬勃发展，中国电影也积累到了一定的规模程度，“当时亚洲有三四个电影节。那个时候，我是电影局局长，赵丹、白杨、张瑞芳他们都跑来问我，‘搞不搞，搞一个吧？’”吴贻弓说，从地理位置、国家情况等各个方面来说，中国已经有了一定的实力，确实需要举办一个电影节，“但是要怎么做？没人知道，只能现学。”于是，他带着一个翻译，两个人跑去德国，钻研柏林电影节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情况，了解它的功能、作用。回来以后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决定哪些是一定要设立的，哪些是可以合并的。

筹办电影节的过程很艰苦，“一天一块钱”的伙食，一干就是几个月，通宵在一个据张文蓉回忆吴贻弓“还没有我家厨房大”的小办公室里打地铺也是家常便饭。即便出去出差，吴贻弓也是能省则省，全然不顾及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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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贻弓与谢晋导演

但他坚持上海电影节的“门面”一定要响当当、够分量。按现在的说法，头几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评委会阵容，亮出了谢晋和吴贻弓等中国电影人在世界范围内的“朋友圈”。赫克托·巴本科、卡伦·沙赫纳扎洛夫、大岛渚、奥利弗·斯通、降旗康男、保罗·考克思，这些国际上叫得响的名字，装点了“门面”，也从起点便奠定了一个电影节的胸怀和视角。

吴贻弓有魄力。第一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最佳影片颁给了中国台湾电影《无言的山丘》，引起巨大争议，吴贻弓就说，《无言的山丘》拍得好。他还特别强调，如果连这点胸怀都没有，那还不如把国际直接拿掉，办个上海电影节就完了。

到如今，每一年的六月上海都会成为全世界电影人汇聚，普通大众也沉醉的光影海洋。

吴贻弓把做领导看作是“为他人做嫁衣”的事，行政上的事，都是为电影创作服务的，而这些事总要有人做。这么想，他的心里就能得到些安慰。

吴贻弓晚年退休在家，以“申江小吴”为笔名写博客，从2006年到2013年笔耕不辍，分享自己的生活感悟、旅行见闻，也直言自己几番与肺癌、糖尿病等疾病斗争的细节。言语幽默，心态乐观。

在2006年开博初始，他为自己写下一段自述：“要说我和电影的关系，自然相当密切。屈指算来，从1960年北京电影学院毕业正式投身电影起，至今已将近半个世纪；然而惭愧的是，即使把和张郁强联合导演的一部短片《我们的小花猫》也勉强计算在内，这期间我总共只导演了9部电影，平均5年多才拍一部，数量实在可怜。”

吴贻弓无疑是个被做官耽误的导演。虽然陆续又拍摄了《姐姐》、《流亡大学》、《少爷的磨难》、《月随人归》、《阙里人家》、《海之魂》等影片，也获得了不少认可和荣誉，但吴贻弓坦言，创作上的确被分了不少神。吴贻弓曾对笔者感慨他们那一代人，很多时候都处在“被选择”的境地，拍什么电影是厂里分配，要“升迁”做领导也是必须“服从组织安排”。吴贻弓说如果当时能够选择的话，他还是想继续拍电影。“我从来最得意的一个头衔就是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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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这个人太好了！”

从事上海老电影研究的学者石川，因一篇论述吴贻弓电影艺术的文章与吴贻弓结缘，到2011年上海电影家协会打算推出一系列老艺术家传记回忆录的丛书计划时，吴贻弓便点名让石川来帮他完成传记。有一阵石川每周会和吴贻弓相约文联聊上一下午。“创作是他在回忆时最乐意提及的部分，对于创作生涯他是非常念念不忘的”，石川回忆，“这些年很多人都会问他，不做导演有没有后悔，他当然知道他说最适合我的工作肯定是导演，但是其他工作也总得有人做。”

在上海电影局时期就作为吴贻弓副手的江平，一直称吴贻弓为他的老师。这位同样是学导演出身，但一直身兼行政职务的电影人，如今已经成为中影集团公司的副董事长、总经理。这些年，吴贻弓也会和他说起心中遗憾，并且开解他为电影事业奉献，“服从组织安排。”

江平深知吴贻弓心中一直记挂创作，这些年因为身体原因心情也不甚明朗。“我看他情绪不好，又知道他心里是非常渴望拍电影的，所以就邀请他一起再拍个电影。作为他八十岁的生日礼物。”这就是去年上映的《那些女人》。不过到拍完给电影署名的时候，“我们师徒几十年来第一次翻脸了。我要给他挂总导演，他说他的电影一定是从台本开始从头过问的，这部电影他没有从头着手做，就不肯让我署名。他不愿意‘沽名钓誉’。”最后两人各让一步，上映的时候吴贻弓署了个监制的名，这也成为他最后一部参与拍摄的电影。江平还透露，因为“当时吴贻弓一分钱不肯要，于是电影剧组所有演员，大家都没拿一分钱。”

《那些女人》最早是一部电视电影，当时吴贻弓的爱人张文蓉也参演了其中的角色。吴贻弓当时就很喜欢这个故事。江平透露，电影拍摄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吴贻弓经常来片场，每次坐在监视器后面十分专注。多年不拍片，他一点不“手生”，“现场他对每个镜头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想法还很新，甚至会教训我说，不能拍得那么老套。”

江平随吴贻弓工作多年，见证了这位电影艺术家待人接物的种种善意和修养。比如吴贻弓年轻时烟瘾大，但如果路边没有垃圾桶，他就只是掏出烟盒来闻闻味道。又或者新来的保安没见过他不肯放行，保安以为得罪了一把手吓得要命，他却给保安加了工资。“他这个人太好了！”

去年年底，吴贻弓在上海影协过80岁生日，石川为他写的传记也终于顺利“面试”。没想到之后包括筹建电影博物馆等繁杂事务一桩桩一件件接踵而来，石川的传记一拖就是五年，“那一阵子我都不敢见他，可是上海有一些活动总会碰到，躲也躲不开。每一次我见到吴导很不好意思，反而是他总安慰我说‘没关系，早晚都一样，反正我的事都盖棺定论了，你别为这个耽误你自己的事情’。等到新书发表的时候，那时候听说他身体也不好，人消瘦了很多，但还是在现场坐了很久为大家签名。”

当时吴贻弓面对来为他新书首发祝贺并给他庆生的电影界同仁们，感慨良多，“糊里糊涂，怎么就80岁了呢？”

现任上海温哥华电影学院执行院长的蒋为民是吴贻弓在1988年带的第一个研究生。蒋为民回忆，当时吴贻弓是上影厂厂长，工作繁忙，因此自己是每周去他家上课。研究生期间，吴贻弓为他们开具书目，每次上课交流读书心得体会。虽然是“电影评论”方向的研究生，但她和师弟还被吴贻弓带着全程参与了当时他执导的电影的拍摄。“这对我来说是一段特别受益匪浅的经历，现在也少有研究生能够这么深度全程地参与导师的工作实践。”蒋为民回忆，吴贻弓在片场对每个工作人员都十分和善，“他的剧组氛围总是那么融洽。从来没见他为什么事跟人红过脸。”

那部电影叫《月随人归》，是一个发生在中秋节的故事。三十年后，吴贻弓在中秋节之后的清晨离开这个世界，蒋为民十分感慨，“好像那部电影的片名成了很应景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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