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剧作艺术与近代中国社会

1911年，辛亥革命的炮火从武昌遍及全国各省，帝制时代最终结束。民国建立之后，在传统革命史叙事的框架里，清廷及其各级官僚自然是一种昏庸无能、反动可恶乃至丑陋的嘴脸，这样一种固化的形象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文史领域的反思之风后才有所改观，脸谱化简单化倾向逐步走向多元化发展。

电影在诸种艺术形式中诞生最晚，至今不过百多年有余，但已发展成为拥有最广泛受众与最广大影响的艺术形式和产业体系。事实上，西方电影诞生后的第二年就来到了中国。在不长的时间里，中国电影便建立了与世界电影产业基本同步的较为完善的产业体系，并在世界电影中占据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民国时期京沪粤等地区发达的电影业就说明这一点。商业电影、消费结构和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也是在政治-社会变革中逐步实现着良性的循环和生产。

"宣传画

清末民初新式传播媒介如电影、话剧、讲演和报刊，也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内容之一，身处上海、北京等地的民众观看“摩登幻影”，可谓有增广见闻之意义。由于启蒙主义、民族主义和救国图存思潮占据了各界主要的话语系统，对于电影的评价从民国开始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革命话语占据主导性。

在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中国香港与上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香港电影深深地打上了这一烙印。抗日战争之后，大批上海影人背上了“附逆影人”的罪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流亡香港，对重建战后香港电影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而最负盛名的《清宫秘史》以电影艺术形式，大致反映了那个时期的历史实际，从家庭伦理关系入手，由家而国、家国交叠，通过讲述光绪帝、珍妃与西太后慈禧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的历史风云，通过艺术作品：“对维新派和支持变法运动的光绪给予了肯定和赞扬、对慈禧等封建顽固派给以鞭笞和揭露”。

《清宫秘史》的产生与公映

《清宫秘史》本是一部历史题材的影片，却在后来历史中不断穿戴起“多样”的衣服。1946年，由中国香港“永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清宫秘史》于1949年12月在香港公映，也于1950年在“洛迦诺”影展上被评为当年影展中最重要的影片之一，是中国黑白古装剧情片的优秀之作。可以说，《清宫秘史》的命运浮沉，就是百多年来电影、政治和社会变迁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光绪与嫔妃

新式媒介具有广泛的艺术动员特性，张扬着某种价值观念。国民政府对于电影的审查也是相当严格的，1930年公布《电影检查法》，1931年成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以保证文艺作品与意识形态宣传的一致性。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香港从日本的占领（1941-1945）中恢复了过来。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超过了200万，社会环境相对安定与繁荣。

1946年，在上海已有名气的导演朱石麟接受南洋影业公司邀约，前往中国香港。当时，香港电影界荒凉一片，朱石麟成为首批拓荒者之一。在最初的两年内，朱石麟拍了《同病不相怜》、《玉人何处》等影片，这些影片技法娴熟，也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但是没有得到重视。

1948年，著名剧作家姚克也来到了香港，创办南国出版社，以写书、译书并编电影剧本为生，是邵氏影业公司、中华影业公司等公司座上客，并将自己1941年在上海创作1943年演出的话语《清宫怨》改为电影剧本《清宫秘史》，交付朱石麟，由永华影业公司拍摄。

作为一个大型历史宫闱片，《清宫秘史》投资高达80万港币，背后的资金来自内地李祖永家族印刷产业和身份稍显暧昧的“电影大王”张善琨。1948年3、4月间，开始筹拍《清宫秘史》，确定由朱石麟任导演，白沉与岑范作为朱石麟的学生，担任影片的副导演，舒适、周璇分饰男女主人公光绪和珍妃。另外，唐若青饰慈禧、洪波饰李莲英、徐莘园饰荣禄、徐立饰康有为、罗维饰袁世凯、皆为一时之选。

"清宫秘史剧照

著名编剧、著名导演和著名演员，可谓珠联璧合。剧作家姚克的创作资源，其历史底本有很多，包括了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民间清宫话剧与连环画、曲剧《珍妃泪》和时人的小说。从电影剧本的叙事来说，以戊戌变法为主线，讲述了上自中日甲午战争，下止义和团运动的一系列故事。电影对于人物的塑造是相当有张力的，光绪帝立志维新变法，整顿朝政，抵御外侮，重振国威，却遭到以慈禧为首的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

眼看着维新变法宣告失败，光绪接连下两道密谕，令康有为等人应变。然而，慈禧得到袁世凯的禀告后，提前行动向维新派下毒手，并从光绪手中收回朝政，变法惨败。慈禧再次垂帘听政,光绪和珍妃被囚禁。接着，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京城临危，慈禧挟持光绪出逃，临行前逼迫珍妃跳井自尽。马车徐徐西去，光绪只剩下了流泪。这样一种情节与场景的还原，比较符合1940年代的时代要求。

《清宫秘史》的内地接受过程，也有一个时间阶段。1950年初，就准备在中国内陆全面公映。1951年3月11日，《人民日报》上打出的广告语是：“永华公司、赫赫无比，荣誉伟构，绝代超华，古装宫闱，历史巨片。明星云集，演员数千，众力合作，摄制年余”。3月17日开始在北京公映，继而在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公映。3月19日，广告打出“昨日客满，今日请早”的字样；3 月 22 日，广告上则是“连日客满，盛况空前！”。

3月23日，北京电影界又说：“声势雄壮！场场必满！观过满意！人人赞美！”。诸多公映活动和获得的反响较高，票房斐然。诸多观影者回忆，电影文本从晚清宫廷中的家庭伦理关系入手，由家而国、家国交叠，通过讲述光绪帝、珍妃与西太后慈禧之间的矛盾冲突，展现出“戊戌变法”与“庚子事变”的历史风云。

"电影剧照

朱石麟为经典海派电影的杰出代表，他在其结构影片的时候，对一个逻辑故事长度的选择、对长段落镜头的语义表达、对宏大历史事件与戏剧化情节的交融等叙事特点的运用显得更加充分和自如。影片 《清宫秘史》是以光绪选妃为开端，涉及珍妃投井，光绪逃难在外为叙事的结尾。影片以“光绪十五年·已丑·1889”、“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光绪二十六年·子庚·1900”等同时运用了皇帝年号、传统的天干地支、公元制等三种的编年方式为各个叙事段落划分，几乎涵盖了所有清朝光绪主政以来的重大历史事件。

这种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一方面充分体现了创作者严谨的历史态度，另一方面也展现出创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迷恋。这种迷恋还体现在影像的空间展示上。在这部影片制作的过程中，室内景就设了43个景(其中41个场景，4个ab 制的景)，除了几个外景和其他室内景外，影片最为重要的叙事空间是巍峨的“皇宫”，这些精致的置景非常有利于摄影机的推拉摇移，体现了导演的水准。

总之，就香港电影史而言，《清宫秘史》集合了当时最优秀的导演和演员的大制作，是第一部正式在国际电影节和国际电影市场上亮相的香港电影。作为一部观赏性较强的娱乐片，有它的独到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电影艺术史上应该拥有一席之位的。对于作者姚克和导演朱石麟来说，两人在抗日战争期间，拍摄和创作了许多救国题材的影片剧本，对抗战胜利发挥了文化战线积极的作用。

拍摄技巧、叙事模式与影视命运

如果从电影表达的话语来说，《清宫秘史》的基本价值体系是基于国乱-外患、奸臣-明君两个基本范畴。奸人从中作梗导致民众狂飙的运动，牵扯到了所谓反动官僚与义和团的评价问题。尽管其书写涉及到了历史观的问题，但是客观上讲，《清宫秘史》是戏重于史，情重于理，戏剧风格明显，即使有所不足的问题，也属于艺术表现的范畴。

"早期电影剧本

"清宫秘史著作

从艺术表现手法来说，它也存在着强烈的时代烙印，比如人物脸谱化、表演话剧化、叙事简单化、英雄史观：传统的桎梏、剧本创作与呈现张力不足等问题，这些在艺术层面都是可以正常商榷品评的。

1941年，姚克就如此表述作为剧作家的历史观：“把史实改编为戏剧，并不是把历史搬上舞台，因为写剧本和编历史教科书是截然不同的。历史家所讲究的是往事的实录，而戏剧家所感兴趣的是故事的戏剧性和人情味”。导演朱石麟也善于把握观众心理，使剧情愈显哀婉凄楚，起伏回荡，扣人心弦。在排练时，永华公司老板还派人从北平接来一位逊清贝勒，担任影片顾问，以备随时咨询有关服装、礼仪事项,力求真实地再现当年的宫廷生活。

实际上，艺术应该是可以多样的，姚克等人将晚清“帝党”作为正面的人物形象，对其历史作用进行超过适度的渲染。在改编剧本时,又渲染光绪与珍妃的爱情，将珍妃描绘成真善美的化身。同时也加进了不少格调不高的“宫闱秘闻”，以迎合观众的情趣，借以提高影片的票房价值。这是一种拍摄手法，而不能以当下的标准苛求前人。

"清宫秘史海报

很明显，电影剧本与演绎手段、革命风潮与艺术命运，都是在音调未定的话语与革命风潮的渲染下，诉说着特定时代文艺作品的特殊品质。当代全球化时代如火如荼，当革命的激亢与浪漫情愫褪去过后，确应深思21世纪之后中国电影的前路与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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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望莉：《<清宫秘史>20 年：上海电影传统对香港电影的影响》，《浙江传媒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傅葆石、黄锐杰：《回眸“花街”：上海“流亡影人”与战后香港电影》，《现代中文学刊》，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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