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

“我们这个文明起源应理解为像花丛一样，在这个丛体里的都是中国文明。”

“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秦统一之前的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早已复杂化。”

文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徐欧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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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考古学在中国掘下第一铲的百年后，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仍在继续。

一些考古学家坚持二里头遗址代表的夏王朝才算得上是中国文明的开端，一些学者认为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时代已经迈进古国时代的文明门槛，越来越多的人则把中国文明的起源上推到了以良渚为代表的距今5000年左右。也有学者指出，中国文明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甚至更早。

某种程度上，差异源于对“文明”等概念的理解不同。

当我们说起中国文明起源时，我们在说什么？

什么是文明

《瞭望》：在你看来，什么是文明？

王巍：文明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崭新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物质资料生产不断发展，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加剧，由社会分工和阶层分化发展成为不同阶级，出现强制性的公共权力国家。

文明是在国家管理下创造出的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方面的发明创造的总和。

物质文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体现，包括文明赖以存在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科学技术发展状况，主要是指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人们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能力。

精神文明是文明社会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包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理解，主要表现为宗教信仰、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及文化艺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制度文明是文明社会的组织形式，包括国家政体、社会的权力结构、管理系统、政治制度等这些东西，国家的出现是进入文明社会的最根本标志。

陈星灿：文明的确是需要明晰的概念。我认为文明的起源基本等同于国家的起源。就国家形态来说，不同时代、不同地区是有区别的。但就本质来说，都主要表现为阶级压迫、社会分化，有了压迫者、被压迫者，有了系统化的暴力，有了制度化的公共权力，就有了国家，否则不能叫国家。

但为什么会有争议？

一方面，怎样通过考古学的物质遗存，辨别出制度化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不容易。比如玛雅文明里暴力的东西很多，印度文明里暴力的东西似乎又很少见。其他标准的判别也大致如此。

一方面，文明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就像光谱，分界线划到哪？当说国家起源或文明起源时，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

文明是一个问题，什么是“中国”文明也是一个问题。一般认为中国文明是从中原起源，那么长江流域是不是就不包括在这个范畴之内？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等地发现商代墓葬，改变了我们对那个地区的看法，但有人会认为，那是中国的文明吗？按照费孝通先生的“滚雪球”理论、严文明先生的“重瓣花朵”理论、张光直先生的“交互作用圈”理论，那都是中国文明。原来我们认为中国文明起源是一根独苗式的、线形起源的，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发现不是这样。不仅是5000年前，再早一点时，不同地区的联系就已经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一个整体。我们这个文明起源不应该理解为像蜡烛一样，从一个地方向周围地区传播，而应理解为像花丛一样，在这个丛体里的都是中国文明。这更符合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实际。

李水城：我认为城市、冶金、文字，实际上是真正意义的国家的标准。文明起源跟形成真正的国家还是两个层面，标准是不一样的。如果讲文明起源，是否可以把过程拉得（比国家出现）更早一点。这里讲的文明，是前国家阶段。

我认为严格地说，良渚、双槐树、南佐、牛河梁等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还处在向国家迈进的曙光阶段，可以叫古国或早期文明。中国的第一个国家是夏代，夏之前有个万国林立的阶段，这些古国是万国中的某一个，犹如我的老师严文明所言，这些文明花瓣的精华最终被吸纳到华夏文明这个花蕊周边，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早期文明都有突出的考古发现，我认为文明的重要一条要素就是已经发展到有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能力，这需要有调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机器，如果没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权力机构，是无法实施的。

我关注中国文明的起源，但我更倾向于用社会复杂化的概念来表述。无论是文明起源还是社会复杂化，都是动态的、发展的，水到而渠成，文明之水，既有标准，也有区域特色，不能简单地一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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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版照片：上图为2021年10月26日发布的北京冬奥会奖牌（背面）（北京冬奥组委供图）；下图为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双连璧（凌家滩遗址管理处供图）

文明有标准吗

《瞭望》：文明有标准吗？或者说能够找到标准来判定吗？

王巍：从考古发现中辨识文明产生的标志，并非出自主观的臆想，而是根据“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观点，认为国家的出现是文明产生的最根本的标志。而国家的出现除了具有当时的文字资料可以证明的情况之外，很多需要通过考古发现的遗存去辨识。

国家出现的最大特征之一是出现了国王，是王权的产生。而王权的产生，是会在考古发现中留下痕迹的，这就是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作为王居住和处理政务的场所——宫殿、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大墓，表明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礼器和礼制等。

陈星灿：从学术上，国内外可以找到的判定文明起源的标准有一二百种。我个人认为，很难有一个全世界所有文明都适用的标准，划得越细，就越难适应于全部。

国家、阶级应该是硬标准，但这个硬标准怎样在考古发现上找到可以对应的软标准，是很困难的。国际上一般认为的原生文明，也没有一个划一的标准。比如大家都承认印加文明是文明，但它没有文字，表明结绳记事也可以进入文明，进入国家社会。

李水城：文明肯定有标准。而文字又在文明当中代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如果将中国文明拉到三要素的语境下，直到商王朝，文明的三要素才完备。可这成了夏鼐先生所说的，中国文明有点像是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长着白胡子。所以，中国文明必须要向前追索。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秦统一之前的数千年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早已复杂化了。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文明分不同的层次，这里谈的文明是商代以前的早期文明。这个时期，世界各个地区的文明发生和发展历程都不一样，占有的物质资源不一样，环境也不一样，这就会形成不同特色的区域文明。古代中国的文明化进程中的特质是玉器、漆器、陶器等，西方则有青铜、黄金等。

考古有一个特点，我们看到的、研究的东西都是物质遗存，那些非物质的东西，比如政治架构、组织结构、生产管理机构，一般是看不到的，只能通过它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加以推测。

从文明的整体演进过程来讲，其背后应该有一些共性的东西推动，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财富的积累，社会阶层的分化，统治阶层的建立，权力的产生，包括跟宗教的结合，最后到达严格意义上的国家层面。

判断早期文明的标准是什么

《瞭望》：你所认可的进入早期文明阶段的标准或标志是什么？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主要基于良渚、陶寺、石峁、石家河等几处都邑遗址的考古发现，结合其他中心性遗址的考古成果，并参考了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情况，归纳出在没有当时的文字发现的情况下，从考古发现中辨识进入文明社会的关键特征：

一是史前农业和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在一些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较之于此前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工具种类，导致生产效率提高。与此同时，北方的粟作农业和南方的稻作农业在经过五千多年的发展之后，在生产技术方面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使生产出来的粮食具有较多的富余，可以使少部分人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高技术含量手工业制作和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并被权贵阶层所掌控。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出自技艺高超的手工业工匠之手，说明当时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确实出现了专业化。这些精美的手工业制品多数成为表明彰显持有者身份的礼器，所以，有理由推测，这些高端器物的制作已经被权贵阶层所掌控。

三是出现显著的人口集中，形成了城市。农业的发展促使人口繁衍。在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聚落数量显著增加，并出现人口的非自然原因的集中。在一些区域文明的中心地区，出现了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其特征是，聚落规模巨大，面积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平方米。聚落内有明确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墓葬区、一般居民区等。

四是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了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社会分化严重，出现少部分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形成了某些高技术含量或资源稀缺的贵重器物——礼器，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至于这些礼器的种类，因地而异。

五是社会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出现了踞于金字塔顶尖，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出现了为彰显王的权威，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王和高级权贵们居住的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

六是血缘关系仍然保留并与地缘关系相结合，发挥着维系社会的重要作用。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都邑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结合而成的城市。王及其亲族仍然与社会大众保持着名义上的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的主宰，他们的墓葬或位于公共墓地的一隅，或单独成为一个墓区。

七是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各地都出现了暴力导致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如被埋在大型建筑的基础中作为奠基。并且战争频发。自距今5500年左右开始，各地的墓葬出现随葬武器——石钺的现象。高等级墓葬中往往随葬制作精致、没有使用痕迹的玉石钺，表明墓主人掌握了军事指挥权。随着战争的频发和规模逐渐扩大，掌握军事权力的首领的地位不断提高。他们手中的军事指挥权发展成为主宰日常社会生活的王权。

八是形成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官僚管理机构。各个区域文明都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区域。这一区域中的人们存在共同的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基因，也许还存在共同的原始宗教信仰，这一区域内的不同小区域存在较为密切的亲缘关系，以该区域最高等级的聚落——都邑的王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网络，王就是这个区域网络的核心。虽然官僚管理机构不容易在没有文字资料的考古发现中得到证实，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个区域无一例外需要有官吏作为维持王的统治的保证。

李水城：我认为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玉器、金属、城市、文字都是判断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准。

玉代表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层级的分化，也是等级制的体现。中国人一直把玉看成非常高雅、贵气、带有威权性的物品，玉有五德，也因此被赋予了玄秘的色彩。我们早在红山和良渚阶段就发展出非常发达的玉文化。玉器制造的背后是非常复杂的产业系统，在某种程度上，玉的开采、制作难度并不亚于青铜，甚至可以和青铜摆在同等位置。记得2006年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伦福儒访问北大时我就和他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对此表示认同。后来我还应他之邀写过这方面的文章。我认为东方文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以玉为代表的文明要素，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文化特质。玉器与中国古代的礼乐制度和文明密切相关，玉与神、巫三位一体，伴随着玉器的大量制作和使用，逐步出现了文字、冶铜、城市、人殉人祭等文明社会的要素。

此外，大型公共工程建设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像埃及的金字塔、良渚的大型城址和水坝都是。如果一个社会发展到拥有能力建造这样的大型公共工程，也就具备了文明的基础。这意味着你要调动巨大的社会资源、人力资源，背后至少要有相应的政权组织和最高权力机构，才能组织、协调、管理一系列复杂的工程建设。这样的社会，在西方也称酋邦或复杂社会。

也有一些学者强调礼制，这很抽象，实际上像玉器、城市、大型的公共设施建设都有礼制的因素，只有到了一定地位才能拥有。

中国地域辽阔，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的面积。如果拿希腊罗马的文明跟北欧相比，完全就是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见文明的发展是有区域性的。中国也很难有统一的标准。若将中国文明作为一个整体看待，其特色就是多元一体，是有区系的，中国文明的起源是整体性的，要在这个基本框架下来认识。

中国文明起源可追溯到哪里

《瞭望》：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哪里？

王巍：我认为目前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大汶口晚期、凌家滩文化，都是五千年左右。

中原地区目前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双槐树遗址，但它跟我们的文明标准相比有些不同，社会分化不明显，墓葬中目前没有看见特别多的随葬品。学界有一种解释，这可能是中原模式。

有学者将中原模式概括为：存在一定的社会地位差异，但不强调贫富分化，社会秩序井然但不靠严刑峻法；生产力逐步提高但不奢华；关注现实而不是沉溺于宗教；依靠血缘关系，重视集体利益，不疾不徐，稳中求健。

我们认为，中原文明模式的上述特点可能是其后来成为中华文明主流的重要原因之一。

陈星灿：目前来看主要还是距今五千年上下。其中良渚工作做得多一些，证据比较充分。

在距今五千到四千年间，出现早期文明的社会远远不会是良渚一个，我们在考古学上看到不少这样的实例。比如跟良渚大致同时代的凌家滩遗址、大汶口中晚期等等。比如，我认为大汶口晚期可能已是进入文明的早期国家，焦家遗址既有城也有大型墓葬，社会分化程度很深。这个时代出现社会复杂化的还包括黄河中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西辽河上游地区。

李水城：如果在大型公共工程建设的出现这个层面上讨论，五千年到四千年是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时期。正如苏秉琦先生所讲的：“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

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仰韶文化晚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即距今五千到四千年的前半段（距今5000年前后～4500年）。良渚、双槐树以及最近重新挖掘的南佐遗址等，主体处在这个重要时段，都有非常不得了的大型公共工程发现，可见这是一个文明要素加速累积的阶段，接下来进入龙山时代，开始大踏步地向着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迈进，从“以人事神”走向“神道设教”。这个阶段的大量考古遗迹显示出贫富层级的分化、私有制、阶级的产生乃至准国家的政治实体相继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探索中国的文明起源要从这一时期开始。

我之所以看重这个阶段，就是强调要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放在五千年到四千年这个阶段，还有一个主要原因，这是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起步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这个角度讲，东西方文明的起源和演进有其同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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