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中国电影票房飚升的同时，电影的艺术质量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高。单以影像来说，在影像技术品质提高的同时，我们看不到影像背后的美学和哲学支撑。本文通过考察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生态环境，反思影像创作理论的缺失，探讨影像创作突破的可能性。影像与叙事的关系到底应该是什么？“影像为叙事服务”还能否解释今天的银幕现象？是否有必要将影像放在一个更大的维度内来考察？

作者简介：王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摄影系主任

谈论中国电影的现状有不同的角度，其中最常见的有“市场”和“票房”、“产量”和“质量”，以及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引发的“品位”和“导向”等话题。在这些常见的讨论中，经常听到的一方面是对票房大幅度增长的兴奋，另一方面是对影片“质量”下滑的指责。这里质量并非指电影的技术质量，而是指电影的艺术水准和人文价值。在这些讨论中，批评者指中国电影在迎合市场的同时将题材庸俗化、叙事碎片化和简单化。我想说中国电影的整体质量是和中国电影的环境生态密不可分的，正如冯小刚所说有什么样的观众就有什么样的电影。而本文试图探讨的中国电影影像创作，同样不能脱离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生态环境。

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与中国电影影像创作

应该说，就中国电影创作的整体状况来看，电影影像的质量水准是相对高的。当前中国电影在年产六七百部的环境下，创作人员的准入门槛显著降低。但电影摄影因为存在一定的技术要求，仍然保持了基本的专业条件限制。如果说中国电影与西方电影存在着整体差距的话，那么单从摄影来看，这个差距也许略小一些。比如，电影从业人员中，因为特定角色的需要，中国演员偶然会进入西方主流电影中。除此以外，能够进入主流创作人员行列的就只有中国摄影师了。如摄影师顾长卫(《红高粱》《阳光灿烂的日子》)与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robert altman)合作拍摄了《迷色布局》(the gingerbread man，1998)、与安东尼·德拉森(anthony drazan)合作拍摄了《浮世男女》(hurlyburly，1998)；摄影师赵非(《让子弹飞》《黄金大劫案》《太平轮》)与著名导演伍迪·艾伦(woody allen)合作拍摄了三部影片(《玉蝎子的诅咒》《暴发户》《甜蜜与卑微》)。这些毕业自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的摄影师基本上支撑了当前中国电影的影像创作主体。

目前中国电影摄影师中，约有70%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拥有如此之高的行业占有率，一方面得益于电影胶片工艺带来的技术门槛(全国所有院校中只有摄影系教授以电影胶片工艺为基础的完整的电影制作)；另一方面受益于摄影系长期以来所秉持的“重技术基础，树艺术精神”的教学理念。如此的“精英化”“专业化”教学形成了中国电影影像人才培养的特色，并构成了当前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中坚力量。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电影已经拥有了制作高水准影像的能力？我们又该如何来评价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状况？在当前的中国银幕上，随着电影制作规模的提高，画面品质变得越来越精致，数字化工艺的实施也消除了传统胶片工艺同国外的技术差距。初看起来，中国电影影像在构图、光线、色彩等方面与国外中等制作规模的电影相比差别不大。在我们的银幕上也能找到手持风格、广告风格、日韩风格，甚至好莱坞风格。单从质量和技巧上看，中国电影的影像已经显得很成熟了，至少大制作的电影可以做到这一点。

然而真正的差距体现在美学，乃至哲学的层面上。

影像与叙事

在世界影坛上，华语电影的影像曾经有着独特的美学特征。中国台湾摄影师李屏宾(《悲情城市》《花样年华》等)的影像有一种含蓄的、装饰韵味的诗性风格。我们从他的影像中不难感觉到那种来自中国和日本绘画的东方意韵。中国香港摄影师杜可风(《堕落天使》《春光乍泄》《重庆森林》)以手提摄影的摇晃感、色光和透视变形营造出的暧昧和孤独，赋予王家卫的电影一种独特的颓废魅力，其影像风格如一道都市标签，具有极高的辨识度。

追溯到张艺谋。《黄土地》《一个和八个》平面化的构图；《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惊艳的中国红曾在电影史上留下了独属中国电影的一笔(据说伍迪·艾伦就是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才想到要与赵非合作)。然而张艺谋之后的中国影像，就再难找到让人印象深刻的独特性贡献了。即便是张艺谋的影像风格，其中最大的贡献主要是来自色彩的运用，归结起来更多是美术层面的运用。

尽管近年来中国电影无论数量，还是制作规模都呈现着井喷式的发展，但中国摄影师在影像美学上却没有做出过真正有影响力的贡献。电影局长张宏森在总结中国电影创作现状时曾说，中国电影人有一种“方法论焦虑”，即中国的电影创作者总是在方法、技巧层面求新求异，却不注重创作背后的深层探究。这也导致中国电影创作流于表面，缺少背后的底韵。这一点在电影摄影上体现为，摄影师仅仅关注画面品质，没有刻意去挖掘影像背后的美学价值。另外，在电影创作中，仅仅满足于对国外影像的借鉴和模仿，缺少真正的创造性。用中国传统绘画的术语来说，显得有一些“匠气”。

贾努兹·卡明斯基(janusz kaminski)作为与斯皮尔伯格多次合作的摄影师，可以说是好莱坞主流影像风格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创作《拯救大兵瑞恩》时，他运用非镀膜镜头、震动的摄影机、消色和粗颗粒效果来形成战争场面的强烈临场感，从而将奥马哈登陆之战拍摄成了电影史上的经典。而在拍摄《潜水钟和蝴蝶》时，他运用单一光孔、固定焦点、移轴，甚至针孔镜头模仿主人公瘫痪的视角，形成一种极为主观、但却异常锐利的另类影像。从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影像，我们看到的不是他对风格的迷恋，也不是对某些技巧的熟悉，而是对于影像背后美学层面的思考和感悟。

安东尼·多德·曼妥(anthony dod mantle，《127小时》《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拍摄《家族庆典》(festen)时，第一次将家庭dv摄像机用于电影。他并非只是简单地更换了拍摄工具，而是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私人影像视角、一种碎片式的美学。以至于在他之后，尽管很多人也使用了这一工具，却没有比他走得更远。

还有一个值得思索的现象：很多西方摄影师(包括导演)往往年龄很大仍然表现出惊人的创作活力。罗杰·狄金斯(roger deakins，《肖申克的救赎》《冰血暴》《老无所依》《朗读者》等)拍摄《007：大破天幕杀机》时63岁；戈登·威利斯(gordon willis，《教父》《曼哈顿》等)工作到66岁；斯托拉罗(vittorio storaro，《现代启示录》《末代皇帝》等)现已70岁，仍然拍摄了《一代画家卡拉瓦乔》《歌剧浪子》；弗雷迪·扬(freddie young，《日瓦格医生》《阿拉伯的劳伦斯》等)一直拍摄到80岁。

电影摄影的工艺，甚至观众的审美特点一直在变化。长达几十年的创作生涯若仅靠技巧和对工具的运用来支撑是无法持续的。能够跟随时代的变化不仅仅是学习能力的体现，更要依靠对影像本体价值的理解。反观当年执中国电影摄影牛耳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78级毕业生(张艺谋、顾长卫、吕乐、赵非、穆德远、王小列、张黎、梁明等)如今正值创作经验丰富的黄金年代，却大部分改行做了导演，纷纷离开了摄影创作领域。

造成这一境况的原因是什么？影像创作丧失魅力了吗？当我们归根溯源，我们隐约能够从中国电影影像创作的生态环境中找到答案。有人说导演是电影创作的灵魂，“摄而优则导”是一种自然规律。然而我们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则发现，国外电影导演很多是由编剧或演员转行，如此大面积的“摄转导”真是中国的特有现象。

在中国电影创作中，导演和摄影师的合作方式是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之一。由于电影生产中导演处于创作的核心位置，导演们往往有一种误解，即摄影师、美术师都是从属于导演的，导演对摄影师处于一种支配性地位。因此有才华的摄影师不愿意长期在这种环境下工作(尤其是面对能力较弱的导演)。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我们能够发现摄影师(包括导演)对影像与叙事关系的理解有偏差。

回顾当今中国电影影像理论的形成，基本上有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其一是上世纪50年代由苏联电影理论影响的所谓“绘画派”理论；其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电影进入中国之后，第五代创作带来的理论思潮——如广受关注的“纪实派”。而近三十年来，中国电影基本上没有比较系统的影像理论讨论。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摄影师摇篮的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一直在强化技巧和叙事训练，没有过多地关注影像的本体理论和美学讨论。在创作观念上，我们固守着“影像为叙事服务”、摄影师的四大造型手段(构图、色彩、光线、运动)等基本理论框架。一代代学习过这套理论的摄影师们带着根深蒂固的“影像为叙事服务”的概念走上创作岗位，几乎不做质疑。这一理论看似理所当然，其实有其局限性。笔者作为一个从摄影系毕业、在摄影系工作，却早已改行做了导演的“两栖动物”，对这一点深有体会。当“叙事高于一切”变成一个理念时，摄影师的创作空间被大大地压缩了。在中国，即便很优秀的摄影师也比较少进行影像美学或哲学的思考。在创作的时候，摄影师常常只是在努力地满足导演的叙事要求，去进行技术上的完成；而只有很少的导演能超越摄影师进行影像美学层面的分析和提升。甚至有的导演因为不熟悉影像语言，根本就不知道如何与摄影师沟通。一个常见的现象是，导演埋怨摄影师没创意，而摄影师埋怨导演不懂画面。

电影是影像的艺术。观众走进影院时，寻求好故事只是他的理由之一；寻求超越日常经验的视听体验也是电影消费的重要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说，影像和叙事、导演和摄影的关系是一种“共舞”的关系。需要认清这一点的不仅仅是摄影师，也包括导演。摄影师有责任为一部电影创造它应有的影像价值；而导演在这一点上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替代摄影来创作，正如他不能取代演员来表演一样。

导演泰伦斯·马力克(terrence malick)以《生命之树》夺得第64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影片诗意的、梦幻般的影像是摄影师艾曼努尔·卢贝兹基(emmanuel lubezki，《地心引力》《人类之子》)的出色贡献。这位导演在与摄影师合作时，为了让影片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影像的能量，常常为摄影师创造极致的工作条件。在拍摄影片《天堂之日》时，摄影师纳斯托·阿尔芒都(néstor almendros，《最后一班地铁》《克莱默夫妇》)希望外景拍摄尽量避免正常日光，以免蓝天白云让画面像风景名信片般乏味。于是整个摄制组每天仅在日出日落前后工作，只使用阿尔芒都所谓的“黄金时刻”(magic hour)。为了获得光学的、视觉上更自然的淡出淡入效果，他们使用现场收、放光圈的方式，这便要求演员的表演都要极其精确，而且后期剪辑不再有改变的余地。这部影片不但成为泰伦斯·马力克的代表作品之一，也因其独到的影像美学风格摘得第5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

传统理论认为，影像创作必须基于叙事的理由。因此我常常看到摄影系的学生们在写论文，或进行影片分析时竭力地寻找影像创作的叙事支撑。比如景别与叙述的关系，色彩运用与人物情绪的关系……甚至有人发展出一系列诸如“色彩的象征系统”“光线的象征系统”等等，此类研究过于僵化和教条，也限制了影像创作的潜力。

导演奥利弗·斯通在拍摄《天生杀人狂》和《刺杀肯尼迪》时，在影片中用到包括超8毫米、16毫米、反转片、家庭录影带等多种摄影介质，其目的是否仅仅因为叙事需要？在《天生杀人狂》中伍迪·哈里森饰演的杀手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杀手脸上不断变换着各种色彩光线，这一超常规的光线运用有人认为是为了在叙事上凸显人物复杂的心理。然而除去叙事理由，有没有可能也是为了创造一种视觉影像上的形式感？

突破影像对叙事的服从框架可以从新的角度给中国电影影像带来更多的可能性。也许有人认为，影像为叙事服务并未限制摄影师的创作风格，有才华的摄影师照样能够在这一框架下完成杰出的影像创作。然而，摄影师将创造影像价值作为创作的根本，同时完成影片的叙述任务是一回事；在服务叙事的前提下为影像增加附加值是另一回事。要充分释放影像的能量和潜力，有必要打破“影像为叙事服务”的理论框架。电影创作者(包括摄影师和导演)在进行影像思考时，有必要打破叙事的局限，甚至打破电影的局限，将影像放置到一个更大的框架内来考察。

结语：视觉表达框架下重塑影像理论体系

上文提到过的卡明斯基在创作“奥马哈登陆”时显然借鉴了人们对早期新闻片的视觉印象(比如罗伯特·卡帕的战场照片)；罗德里格·普瑞托(rodrigo prieto，《华尔街之狼》《逃离德黑兰》)在拍摄《通天塔》时承认自己受平面摄影家南·戈尔丁(nan goldin)的影响，在为李安拍摄《色·戒》时则明显借鉴了老上海招贴画的视觉风格。

许多经典电影翻拍的版本，在叙事情节上没有过多的改变，但视觉风格迥然不同，这种影像的再造与当下观众的审美趋势和大众流行元素相互呼应。电影带给观众越来越新颖的视觉体验，其影像美学中融合了多种视觉因素，绘画、建筑、设计、广告、新闻、照相，甚至流行元素和时尚风潮也会被第一时间呈现和融合在影片中。电影影像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它是整个视觉生活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在整个人类视觉表达的框架下重新审视电影影像的本质，用全新的视角来重构电影影像理论体系。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影像讨论都是基于电影理论。我认为，在抛开传统的构图、色彩、光线、运动的“工具层面”理论之后，我们也许应该建立一套新的影像描述和评价系统。传统的话语体系也许没什么错误，但一个新的语境将有助于为大家的讨论注入活力。

数码摄影、手机，以及互联网的使用让影像表达重新成为人类的重要交流手段，视觉语言在今天呈现出新的意义。电影作为科技的产物，与科技发展带来的影响密不可分。数字工艺、后期处理、银幕、放映场所，都是影响影像视觉的因素。今天，我们完全能够借助其他领域的最新成果、研究方法，并将之应用于电影影像理论的研究。比如视觉理论、心理学、人类学，甚至生物学等其他相关学科的方法将有可能对电影影像研究产生影响。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博士生程马志远利用大数据分析和视线追踪技术对观众视觉习惯进行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影像研究开辟新路径的可能性。

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也许为新一轮的理论探讨提供了契机，毕竟大家都已经认识到要让今天的票房神话持续下去，仅靠单纯地向观众取宠和加大投入已远远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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