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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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00部电影里，挖出好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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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一部叫做《巴德尔与迈因霍夫集团》的电影获得了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这部影片讲述了70年代西德的恐怖组织“红军支队”的兴衰史。影片中，激进的年轻人通过暴力手段向社会“发声”，通过抢劫银行、爆炸、暗杀等手段对“堕落的资本主义”展开报复。“红色支队”以人民的名义大肆杀戮。如果查阅“现代恐怖主义”这个词条，会发现，这股势力是恐怖主义的源头之一。
今天，恐怖主义已经被全世界所熟知，在人们的认知中，他们除了残暴、激进外，同时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尤其是70年代，类似于“红军支队”的恐怖组织还曾引发一部分人的同情，在同情的声音中，将“红色支队行动”等同于革命是最常见的看法。电影里，极端分子听摇滚乐崇拜切格瓦拉，被赋予浪漫色彩。
过了五十年后，在不断的演变之后，恐怖主义终于由最初带有浪漫复仇性质的行动变成了现在的样子，如同癌细胞一样，通过不断地复制侵占社会的肌体。成为全世界有待解决的难题。
1989年，在莱茵河下游的克莱菲尔德的豪斯埃斯特博物馆，十五幅朴素的灰色绘画作品再次唤起了人们心中的回忆。这组画作叫做《1977年10月18日》，正是以巴德尔和迈因霍夫恐怖集团为主题。
" 《 1977年10月18日》系列组图
在博物馆的墙壁上，这些作品被默默的展出。作者出于对恐怖分子的人格尊重，对媒体报道作品提出了要求：不得复制，不举行新作品面世的庆祝活动。
这组惊世骇俗的作品的作者是德国绘画艺术大师格哈德·里希特，这组绘画之所以叫做《1977年10月18日》是因为这一天是红色支队骨干巴德尔、古伦德、迈因霍夫的死亡日。
正如所料，这次展出随后引发轩然大波，批评家认为里希特将“恐怖分子”描绘成了“殉道者”。但在里希特看来，他并非同情他们的“理想”，而是悼念某种无谓理想的失败。
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一种意识形态为什么会对人们产生这样的影响；为什么根本要有意识形态，是否这不可避免。”而他也看到“信仰意识形态或宗教狂热或疯狂的普遍危险，是每一个国家面临的现实问题。”这是里希特在30年前的反思。
格哈德.里希特
在《巴德尔与迈因霍夫》放映的十年后的2018年，以里希特的原型改编的传记电影《无主之作》上映，很快这部电影被许多电影爱好者评为今年最值的佳作。正如里希特本人对意识形态的怀疑，整部电影，贯穿全片都在讨论，在意识形态包围和塑造之下，那个真实的“我”是谁，又在哪里？
" 《无主之作》电影海报
电影开始于纳粹统治时期的“堕落艺术展”。电影里，里希特以库尔特的名字出现，由姑姑带着参观这次展出。“堕落艺术展”顾名思义，是纳粹向人们灌输“对与错”的概念。电影里，现代艺术被纳粹描述成某种“视觉疾病”。
对不懂、不理解、反对的事物进行讨伐，一直是独裁的统治套路。
正如电影里展示的，现代绘画艺术家正是在1937年被戴枷示众的。他们一旦被纳粹规划为颓废艺术派，相关的作品就会被查抄，艺术家也会被禁止自由展出作品、不得担任教职、甚至终身禁止作画。
" 这场反颓废艺术运动是纳粹文化官员戈培尔等人发起的。在运动中，几百名艺术家被划分为颓废艺术家，16000件艺术品被禁止传播。德国著名的先锋教育中心包豪斯学校也被关闭，尤其是有着犹太和俄国血统的教师和学生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构成了威胁。
1934年，希特勒发表了针对颓废艺术的讲话，他说艺术的使命不是“为了肮脏而肮脏，描绘人们的堕落状态，以画低能儿来表现母性，或是以描绘畸形白痴的方式来表现男子气概”。这段话后来挂在慕尼黑“颓废艺术展”入口处的墙壁上。
这场政治色彩浓烈的文化艺术运动，让很多艺术家不得不离开德国流亡他乡，甚至有艺术家因此自杀（基尔希纳1938年在瑞士自杀），而留在德国的艺术家，要么常常遭受盖世太保的迫害，或者后来被关进了集中营。
" 饮弹自杀的艺术家基尔希纳
电影里，二战结束后，库尔特留在了东德，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现代艺术也是不能容忍的。课堂上，教授告诉库尔特：表现工人阶级大团结的现实主义作品是好的，现代绘画中那些颓废的元素是不知廉耻的。
在格哈德里希特1964---1965年的笔记中，他写道：带有一定阐释性的包含一定意义的绘画不是一副好画，绘画看起来难以理解、没有逻辑，毫无意义，它揭示了许许多多的方面，它消解了标准，以及事物的意义和称谓，它向我们展示了多重意义和无限变化，从而否定了单一意义和观点的出现。
那段时间，是里希特刚刚找到自己绘画的道路。通过模糊物品，使每样东西同样重要也同样不重要。那个场景，是里希特或库尔特心中的“我”在发挥作用。
库尔特 剧中画模糊照片
实际上，《无主之作》只是借鉴了格哈德·里希特的部分生平，在现实世界里，这位画家被誉为“抽象世界”的国王，也是在世的“最贵艺术家”。
2016年有两本书被引进国内，分别叫做《十二月》和《来自静默时刻的讯息》，两本书都是里希特与德国导演、作家克鲁格合著。以没有逻辑，没有连贯的方式记录生活的一些瞬间。看起来没有意义，又像是在提供一些生活中的谜语。
" 格哈德.里希特 《来自静默时刻的讯息》和《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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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我”的意识，就会有来自“我”的怀疑。
电影中，库尔特从东德逃到了西德；现实中，里希特也是在1961年离开德累斯顿逃往西德。
逃往西德后，里希特在杜塞尔多夫学院继续进修，那一年里希特甚至对杜尚和达达都一无所知，他茫然的走进了一个摆脱了意识形态控制的激进环境，为了吸收大量的信息，他不得不重新从速写开始绘画。到了美术学院，他认识了另一位艺术大师波伊斯，在《无主之作》里，这位大师的角色叫做维顿，就是那位在课堂上烧掉政治海报的教授。
随后的波普艺术思潮爆发，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波伊斯艺术思想的影响。正如电影里这位极富魅力的教授，美术史上的波伊斯被认为是一位神一样的传道者。
里希特在1986年波伊斯去世写下如下信息：
“1962年的一天，我在杜塞尔多夫学院看见一位戴着帽子穿着马甲和牛仔裤的年轻人，我以为他是一名学生，后来发现他是一名新来的教授.....在波伊斯身上，一切总是那么不同：他没有打扰我，因为他没有依规则行事。他遵循不同的标准使用不同的策略；他当时正在为了一个“被扩展的艺术概念”而努力工作，这一概念是一种挑战。”
挑战与驯服，历来是艺术史上的两大主题。
一战时期，德国诗人利骚针对敌对国英国创作了一首爱国主义诗歌《憎恨英国》，一时间成为德国最炙手可热的文人，紧接着，随着战争的结束，他与他的《憎恨英国》成了笑柄，钉上了御用文人的标签。
在艺术的语境中，御用艺术家被人所不耻，几乎是千古惯例。
历史上，“意识形态”压迫“现代绘画”的时期在20世纪30--70年代集中体现，这四十多年间，除了电影里的纳粹德国和冷战时期的苏联、东欧、当然还有中国的文革时代。
如果记忆允许，人们对“文革美术”还并不陌生，在中国艺术史上，最奇怪的一幕发生在1979年9月27日的“星星美展”。那年中国美术馆馆内正在展出《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而馆外的铁栅栏上，挂满了“奇怪”的画。
这些绘画很快吸引了很多本打算进馆的观众，让这些看惯了文革绘画的人大吃一惊的是：“那些作品的表现手段是自由的，是从未见过的，展览像原子弹炸到中国艺术界一样。”这是新中国画家第一次发出挑战。
这次事件被认为是中国前卫艺术的开端，开创了中国美术的一个新时代，终于有了“让大众看不懂的艺术”,虽然星星美展只展出了两天就被撤销，但随后，9月29日晚上，“星星”的发起人决定在当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抗议，并正式控告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当年，这次抗议引起了国际新闻界的轰动。
1979年那一年，中国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地主和富农摘掉了帽子...是社会环境从斗争走向宽容的时代。星星美展，是中国美术与20世纪风起云涌的现代运动接轨的一年。1980年，“星星画会”正式成立，并在北京市美协正式注册。
在第一届“星星美展”的前言中，艺术家们说：世界给探索者提供无限的可能。
现代艺术仅仅是“看不懂”的怪东西吗？
如果回顾20世纪，就会发现，现代艺术不仅与“我”密切相关，也是与时代大背景勾兑的结果。
所以很多人会问，现代绘画在20世纪到底是变得越来越“晦涩”还是越来越“直接”？其中产生出的无数种流派与时代怎样关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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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张图来解读20世纪现代绘画历程***
信息主要来源：英国史学家赫伯特·里德爵士的《现代绘画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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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此之后各类新生艺术形式层出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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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希特早在1972年他在接受采访时就说：艺术具有社会性，这是一种误解。只有当艺术没有直接被利用于做实际工作时，它才真正与社会相关。假如艺术只是艺术，它对社会有用，假如艺术宣传某物，它就对社会无益。
艺术家是没有主人的，就像灵魂应该是自由的。
在画“恐怖分子”之前的1986年，里希特在笔记中曾阐释他对纳粹和苏共意识形态灌输的厌恶：新的事实引起新的解释，并因此产生意识形态，追求意识形态的行为最多造成没有生气的东西，并容易成为罪犯。
就像《无主之作》中那段精彩的关于乐透彩的隐喻：数字没有意义，只有中了奖，它才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里希特或库尔特看来：真正的意义是被外表覆盖着的（摘自1977年里希特访谈）。
就像恐怖主义，在里希特看来，“红军旅”不仅是恐怖分子，同时也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如果现在人们回头看十年前的那部《巴德尔与麦因霍夫集团》，就会发现，这群恐怖分子是一群年轻、热血、积极投身社会运动、甚至充满正义感的一群人。但同时，里希特也看到了被这种强大的“理想主义”蛊惑后，思想让人产生的令人恐怖的力量。
而《无主之作》中最感人的画面，也许就是库尔特展开双臂，感受汽车鸣笛的那一幕：一种绝对自由的自我和一个纯洁的灵魂。
参考：朱其《形象的模糊--里希特艺术笔记与访谈》
赫伯特·里德《现代绘画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