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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德哥尔摩当地2022年10月6日，瑞典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视觉中国/图）

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被颁发给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她的作品与普照擦肩而过，这种遗憾令这位认真的图书编辑难以平静。那是他做书以来离诺奖最近的一次，他有可能离自己心目中完美的书更进一步。

很快，普照在社交媒体中表达了即时的感受，“那么只好说：命运无常？”一整天他都在翻译洛威尔与毕肖普的书信集，成果超过4000字。两位鲜活的诗人及诗歌自身的灵光，都让他感觉到文字的些许慰藉。

几天后，10月9日的下午，太阳刚刚离开云层，天气变得明朗一些。普照可以晒太阳了，同时等待着核酸检测，还略微因错失诺奖作品而感觉遗憾。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工作细节，诺奖为什么对编辑如此重要，做书的意义，以及翻译工作怎样减轻困扰等等。编辑、读者和译者的身份在谈话中交替出现，它们说明推测诺奖得主和关注神秘的赔率并非简单地出自功利心，它与编辑工作存在非常具体的联系。

普照提起两年前译介到中国，相当受欢迎的法语著作《回归故里》。这本书里，曾写出《米歇尔·福柯传》的社会学家迪迪埃·埃里蓬多次引用埃尔诺的话。《回归故里》描绘的阶级流动，也是埃尔诺数十年间的写作主题之一。不屈不挠的号召，坦率直白的回忆，平淡却有力的文风，种种易于辨识的元素令埃尔诺的文学写作格外迷人。

就像被征引的《一个女人》中的句子：“我深知她对我的爱，以及我们之间的不平等：她从早到晚给我烹制土豆和牛奶，好让我可以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柏拉图。”这足够清晰和冷静了。

普照愿意把漫长的、交错不同感受的过程讲出来。他说：“对个人来说是一个纾解，或者是给它一个交代，这样心里就过了。”需要说明，“普照”是他做翻译和编辑时的笔名。

以下是由采访整理而成的自述。

确实是不一样的声音

我2021年8月开始跟公司正式地探讨安妮·埃尔诺，我想把文学做下去，机会不是很多，主要靠自己把握，这次从指缝间溜走了。

现在国内热切地推广女性写作，当然是从林奕含那本《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开始，但对外语作品的引介还不够。埃尔诺其实是被忽视的，我做选题讨论时，大家说怎么做年龄这么大的作者，为什么不做三四十岁、比较青春的女性作家？我说如果不想做去世的作者，做经典必然要到这个年龄，分量显然在那里。

现在这么说感觉像事后诸葛亮，但当时法国人里我觉得就是她，没有其他人了，此外还选了几位英语和西班牙语的作者。

埃尔诺的小说我三年前就开始关注、研究，做了很多资料查索。非要用一个词的话是“自传式小说”，或“自我虚构”（autofiction）。用一个词概括一位作家的风格，难免失于片面。现在有很多种类的混合文体，还有一种叫“小说回忆录”或“半虚构回忆录”（novelistic memoir）。我去年给译林出版社翻译了一本《博尔赫斯与我》，是美国作家杰伊·帕里尼回忆50年前跟博尔赫斯共处一周的回忆录。他说时间过去半个世纪，很多记忆都补不上了，有些部分可能只是根据感觉来虚构。现在流行这种文体，是一个趋势吧。

公司说做外国文学，就是要找一个方向。奖项好像只有诺贝尔文学奖在国内真正有影响力，布克奖等对专业读者有影响力，更多大众读者却未必关心。诺贝尔奖每次颁发真是世界各地关注，今天这股热潮已经过去，埃尔诺还是挺小众的。比较获奖前在国内的知名度，她可能比去年的得主古尔纳稍好一点。她以前在国内出过两本书，我买了二手书，都读了。

埃尔诺之前被国内很多人知道，是因为去年有一本挺火的书叫《回归故里》，作者是社会学家，写阶级流动，里面引了好多她的内容。她有一本书英文版叫《一个男人的位置》，法语版直译叫《位置》，讲的是她跟父亲的回忆。她回忆父亲怎样成长，她对父亲的了解，以及她跟父亲的相处。开场就写父亲临终时的场景，她回家后没赶得及见父亲最后一面，还是上楼去看他。

写了特别多细节，都是生活里很常见的场景，好像在写“流水账”，初读或许会觉得挺平庸，“金句”也不多，感觉像普通的回忆录。她写任何作品都是写自己记住了什么，不界定是小说还是非虚构。她觉得小说里的“我”不一定是作者，不一定是她本人，她只是通过这个人讲述自己记得的，但记忆中也会加入虚构部分。法国本来就有这个传统，是他们的一种审美。既然诺奖选她，就是因为她是这种写作风格中有代表性的声音。

她现在身体很好，活跃在各种场合，在法国真的很热门。《一个男人的位置》写到她去读大学，每次回家都会觉得跟父母的距离远了一些。她向知识阶级流动，而父母还在原地，交流越来越困难，很多事情没法说了。

我觉得埃尔诺代表一种个人性的、自述性的风格，女性在其中讲述自己遭遇的性的、身体的、情感的、社会经济方面等等很多具体形态的不平等。埃尔诺82岁了，她从1970年代就开始写这些事。她的特征很明显，显然是代表了一种未来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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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埃尔诺几乎一直在写自己的经历，被认为开创了“无人称自传”的写作方式。 （视觉中国/图）

到底谁能得诺奖？确实是抱着这种心理做作者调查。已有的资料无非就是赔率榜，但赔率榜每五年大概有两三年是被结果“开涮”的，尤其是2017年、2018年有诺奖评委涉及性丑闻后换了一批人。所以大家没有想到石黑一雄，他之前是偶尔在榜，但都很靠后。格丽克也是，之前偶尔在，比起同为北美背景的安妮·卡森，她显然不是所谓热门。

我看了一圈国际上比较有声誉的几个法国作家，觉得维勒贝克相比埃尔诺劣势比较大。他是很典型的男性化写作，跟现在的女性声音有点唱反调。我个人认为他得奖的可能性确实不如埃尔诺。还有几个殖民背景的非裔作家，因为已经给了古尔纳，这几年就不太可能了。古尔纳完全是意外的，大家当时都在分析他是什么背景。托卡尔丘克之后可能还会有东欧作家获得诺奖，这个我很确定，就是这几年。

埃尔诺确实是不一样的声音。美国人写书评比较夸张，认为埃尔诺是一种普鲁斯特主义。具体是说她对记忆主题的关注，不断重新通过后来的叙述构建记忆，保存个人经验，其实现在很流行。国内历史出版方面这两年流行微观史，文学出版方面流行私人写作、私人记忆。石黑一雄也是，我个人很喜欢他，得奖当年有些声音质疑他。他真的挺厉害，很精致，而且不是特别不留余地的精致。

对比同期的英国作家，巴恩斯太“英国”了，麦克尤恩的整体水准不太平均。石黑一雄很平均，声音是整齐划一的，能看到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诺奖会奖励持续进步的作家，或者在意这个作家有没有面向未来。我今天听一个播客聊到奥斯特，说奥斯特越写越差，你看他甚至不会出现在赔率榜上了。

今年我觉得拉什迪可能性也大一点，但出了特别的事件，诺奖反而不想颁奖了。因为他们不想有媚俗或趋炎附势的倾向，反而会放一放。如果拉什迪状况稳定，这几年再出一部口碑很好的书，或者题材或风格上代表某种新的趋势，他就很可能获奖。

这完全归于运气有点勉强

去年9月份我们的竞价就输掉了。“价”不是说钱有太大差距，埃尔诺没有版权代理，我们通过法国伽利玛出版社直接联系，报价方三选一，价钱我猜差别不大，由作者自己决定。作者最后选择了上海人民出版社，是做过福柯作品的编辑室。可能作者很喜欢这样的社会科学背景，法国人的文学和哲学不分家，在意的或许是中国出版方有没有法语基础，有没有很好的相关出版目录。

去年年底，拿到版权的编辑室发新书预告，我才看到花落谁家。这完全归于运气有点勉强；宽松的环境，思考、策划空间比较大、比较自由，所以会有这样的运气落在头上，不是偶然的。

另外，拿到版权也跟这个编辑室长期关注法国有关。埃尔诺的写作本身就是边界模糊的，世界文学现今的潮流就是模糊文体界限、模糊学科分野。比如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也可以说是文学作品，但大家会把他主要界定为符号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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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学现今的潮流是模糊文体界限和学科分野，例如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 （视觉中国/图）

去年8月下决心报价埃尔诺，跟公司探讨，正好赶上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获得威尼斯金狮奖。如果没有金狮奖，我可能也会错过这个报价机会。几次争取，加上这个契机就去报了。

之前没人报，报价之后突然有竞价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出过她的作品，会参与；我没料到的一方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做哲学的编辑室。当时第二轮提价了，我觉得整体报价还算有把握。

埃尔诺的书都很薄，她很少写超过300页的书，甚至大多数都不到100页。国内之前引进过她很有名的几本书，除了《悠悠岁月》稍长一点，有200页，还有把三部篇幅短的小说放在一本里出版的，我觉得挺浪费。莫迪亚诺之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出100页的书，会做成小精装，比正常32开小很多。我当时就想这样做，一本一本出再做套装，肯定不想把几本书合到一起。因为每本书有自己的个性，我签其他作者也是这样设想。

有些书法语版只有五六十页就出了，国内这样做定价是提不上去的。一本书只定二十几元，一打折就是十块钱，刨除成本根本没办法挣钱。现在说的这种做法，定价要定到四十元以上才行，一打折都是五折甚至四折，这是没法做的。如果书不到100页，做成单本有这方面的困难。

尤其不甘心的是，我今年2月又问了一次。因为我估计埃尔诺剩下的作品，拿到版权的国内出版社暂时也不想做，就又问一下。伽利玛方面说其余作品版权还在，可以报价。

但第二次我没报是因为有一点疑虑：这些作品或许不是她最核心的代表作，引进的话，有些题材还稍微有些棘手，比如《正发生》的原著小说是堕胎题材，还有一本讲不伦之恋的。但我觉得应该尊重文学表达，这些也都是很多年前写成的小说，还是想报价这几本。但往后拖了一下，就赶上上海封控了，很多“生产资料”都在公司电脑里，工作流程全部往后推。时隔近三个月，回来后有段时间我在个人的恢复重建中，就没有再去跟进。

9月，我想诺奖又要颁发了，是不是应该再报一下，跟公司说了一次，但我没有具体推进，就放着了。到10月份，假期里我在译书，想关注一下。当时觉得今年不一定是她，安妮·卡森很有可能，但2020年发给了格丽克，今年就不太可能，她们太像了。两个北美诗人，写的都是女性经验，结合神话题材、现实政治等。看看法国也没有其他人了，就是她了。

颁奖那天晚上我又去给伽利玛写邮件，我说：“虽然时机微妙，但我们是否可以参与后续竞价？”当然他们没回我，可能太忙了。第一次是三家竞价，我跟了两轮，跟他们打过交道。伽利玛那边是很忙的，对接中国大陆的就一个人，那么多人联系。不确定是版权没有开放，还是对方太忙了。

如果自己在邮件中措词不够准确，或者显得没那么有诚意，甚至对方太忙了，都可能就此不会收到回复了。要附上出版社的介绍、书目，以及一份提案，也就是ppt，讲为什么要做这些书、怎么做，自己这边出了什么书，为什么喜欢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他在中国大陆可以有好前景，有怎样的宣传推广实力，做过什么样的、与作者作品有关的畅销书。这些都是比较能看到的考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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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埃尔诺小说改编的电影《正发生》获得第78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故事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女学生安娜因意外怀孕，不得不冒着犯法的危险寻找堕胎办法。 （资料图/图）

想把更多人的心灵连接在一起

埃尔诺是我第二次猜中诺奖，2014年上学时还猜中了一次莫迪亚诺。颁奖前一天我在朋友圈发莫迪亚诺，他第二天就得奖（有截图为证）。法国人近五年也不太会获奖了。这两天我脑袋里已经浮现出两个要锁定的名字了，也是所谓国内很小众的，甚至从来没出版过。之前最年轻的诺奖得主是吉卜林，42岁，加缪也很年轻。近几年五六十岁获诺奖也是常见的。

我以前读英语专业，后来去香港读中文系的研究生，这对我影响蛮大的，对华语文学了解得比较多，另一方面是发现要与不同地域的文学参照。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这个专业常被吐槽没用或虚无，但其实重要的是一种看世界的眼光，走出去再回过头看。这个过程让我更愿意先看它是怎么样的形态，再去下结论，不会带着先入之见。

我做编辑完全带着之前作为文学读者的趣味。我从十来岁就读《萌芽》《科幻世界》这样的杂志。《萌芽》这批作者有几位我一直喜欢到现在，不只是作品，还喜欢他们的阅读口味和眼光。比如周嘉宁，现在我们也成为朋友。她会读一些女性作家的作品，我也受到她阅读口味的影响。

作为男性，我一开始的确对女性主义不那么有代入感，共情女性的困境天然是有点难的。因为有很多次契机，不断地出现微妙的时刻，引导我终于也决定去看看什么。比如上野千鹤子红了很久，我去年买了书，看不进去《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特别学术，特别社会学，但今年出的《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就能看进去。入门真的要看入门书，不要勉强自己看很“厉害”的书，那样可能门就永远打不开了。

我小时候喜欢王小波。他认为人要有幽默感，有犀利的眼光，保持个人的判断力，有良知、正义感，而不要受到庸俗或偏见的影响。后来我觉得加缪跟王小波挺契合，加缪一开始火的只有《局外人》，但最近《西西弗神话》越来越红了。

世界的变化确实挺剧烈的，以前流行的成功学、鸡汤，包括背包客这种，好像都无效了，必须叩问自己的心灵，看到、感受更深处的东西。做书也一样，你做的书很容易离大家很远，而读者读文学其实有很大的心理动因，他们想要从中获得安慰或者启示。

文学很曲折，呼应人内心的深层次情感和需求。甚至它无法呼应情绪需求，情绪需求是被文案包装呼应的。编辑要了解书的深层次在讲什么情感，又不能直接把这个问题提炼出来：“这本书就是讲这个的，所以你要看。”必须在中间设置情绪上的环节，去吸引读者，这就是编辑行业不同于文学读者的地方。除了有连接读者的意识，具体执行更要掌握文案策划技能。这一步到现在还是最难的，我一直在学习。

稍微专业一点的读者会觉得一些品牌的文案太夸张，甚至很多部分失实，跟书的调性不合。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对读者抓的点很准，能捏住时代情绪的脉搏。他们调性首先偏向于读者，对文本倒没那么看重，而文本有些点大致契合他们想推给读者的情绪点，就可以去做这本书。他们也在做他们从前不大做的文学，有些成功了，有些差一点。但他们在尊重读者，或者看重读者情绪需求方面，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我做编辑，放下了很多文学读者的想法，想把更多人的心灵连接在一起。不是简单做一本书，说它在讲什么，别人就会去读。

我做书真的很慢，做策划编辑四年，自己策划的书只做出来两本。但我给其他人的选题做过责编，有两三本反响还可以。比如埃特加·凯雷特，他的特点是一篇故事只有三四页，很适合短阅读，写的也是现代人荒谬的生活处境。他常写童年，写情感中不平衡的处境，还写战争中的荒谬处境，很关注当下。

出版诺奖得主的好作品，首先考虑的不是“荣誉”这些大词，最直接的感受是对自己挺有鼓舞。做书很缓慢，尤其是外国文学，报选题、签下来，再到出版，就要两三年。如果作者后来得诺奖了，证明你的眼光、付出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荒废，是挺大的一个肯定。对自己来说尤其重要，你还可以继续做下去，确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节点。

现在对我来说是反向刺激，至少在公司里大家会觉得我的眼光还可以，那就再做呗。可能真的是五年、八年、十年，甚至也不会有了。不过，当世的好作家就这么多人，你比别人更了解，就可以继续做这个方向的挖掘，去尝试。

大家都说编辑有什么好做的，夕阳行业，也赚不了钱，要做出畅销书也很难。但是我挺快乐的。我喜欢这个行业，也通过这个行业认识了很多趣味相投的人。大家可以聊书，不然还能聊什么有趣的呢？

忘我而无用的专注

颁奖当天我翻译了挺多字，但看到诺奖时还是思绪翻涌。第二天起来又翻译，已经想明年是谁了。翻译可以让我专注地做某一件事情，之前包慧怡翻译毕肖普诗集《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的时候，写了一篇译者序，标题是“忘我而无用的专注”，是毕肖普写诗的状态，也是译者的状态。

创作或翻译，就是那种专注吸引人。你可以让自己进入另一种存在状态，对人有一种缓解或者治愈，把时间投入完全纯粹的活动，也是有成果的。翻译的成果可以传播到更多人那里，比发呆或胡思乱想好。

很巧，2019年我接手编辑两本诗集，一本是洛威尔的《生活研究》，另一本是毕肖普的《唯有孤独恒常如新》的再版。我把两本书放在一起做，对他们俩了解也挺多的，真的是超越性别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当时做文案，我查了一下诺奖网站，洛威尔截至1969年获得了三次提名。他1977年去世，后来可能还有人提名，但没法查了，提名名单要封存五十年才公布，所以只能写“至少三次”。

当时没查毕肖普，但我想可能不会有人提名她，她是一个比较社恐的人，不太愿意在文学圈广泛交友。她有点像狄金森，之前挺低调的，大概晚年获得了很多声誉。其实都是洛威尔给她推荐，不断给她提供资源，这就是我翻译书信时了解到的。他们俩老是聊八卦，聊一些互相推荐的事情。洛威尔还帮毕肖普组织晚会，因为她得了一个美国诗歌学会的奖，这也是洛威尔推荐的。

编辑这两本诗集吸引我的地方在于，我之前都变得不太读诗歌了。很多人对诗歌的接受度都比较低，觉得语言之间的逻辑跳转好像不如其他文章好懂。所以把诗集做起来而且卖得很多，其实是挺难的，除非这个人很有名。之前辛波丝卡的诗集《万物静默如谜》是卖得比较多的一本，还有聂鲁达的《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

但我觉得洛威尔的诗是很难的，译者也这么说，所以翻译了很久。我后面改稿子也很艰难，有很多晦涩的东西。改完读了好几遍，我发现自己又能读诗了，有一种挺快乐的感觉。不管怎么样，你有更多的解读可能，能体会到语言的丰富性。这种可能性唤醒了我对诗歌的热情，也唤醒了不断做文学书的热情。这种体验让我一直惦记，一直说应该再引进更多洛威尔的书。

最近，洛威尔跟第二任太太哈德威克的通信集《海豚信》也由广西人民出版社的“大雅”出版了。夫妻俩都属于当时的纽约知识分子圈，参与创办了《纽约书评》，和阿伦特这些人聚会，一起探讨政治的、时代的问题，很多人持有真知灼见，发出带有痛感的声音。诗歌有这样的背景，确实是挺迷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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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作家罗伯特·洛威尔和太太伊丽莎白·哈德威克漫步在纽约街头。 （视觉中国/图）

我不知道诗歌当时为什么那么有影响力。1960年代，洛威尔经常面对几百人朗读诗歌，跟现在的明星见面会一样。那时那么乱，有越战和冷战，大家对诗歌的需求更盛，仿佛是某种演出。我想到一个场景，洛威尔有一首有名的诗歌叫《为联邦军阵亡将士而作》，我想象他曾在内战纪念碑下面念这首诗，在场者肯定都捏紧拳头，有被点燃的感觉。诗歌确实像电影，近似声音表演或者乐队表演。如果身处朗读诗歌的现场，肯定是非常深刻的体验。

现在就不会有这种场景了，能在某种情境下跟诗歌相遇，读得进去也是一种福分。跟一些诗人相遇，跟不同的文学声音相遇，就是一种体验，挺真实的。做编辑也是，大部分时候是快乐的。但还是难免遭遇这种错失，这种痛苦，真实得让人有些难受，得失心确实挺令人煎熬。

我不太喜欢出来一件事大家都去蹭一下的功利的场景，挺累、挺虚无的。我平常也不太爱说话，尤其不太喜欢说自己做了什么，但这件事确实对我刺激挺大的。我至少想说，为此我下了很久功夫，感到当时必须说出自己的感受。把这件事情整个聊一遍，或许对我来说就过了，就这样吧。

南方周末记者 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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