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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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共读之前,我们先简要了解阿城的故事,他的生平经历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基础。

阿城
阿城,原名钟阿城,祖籍四川江津,1949年生于北京。
1968年,中断学业去山西农村插队,为到草原写生,转往内蒙,而后去云南建设兵团农场落户。1979年回到北京,担任编辑等工作。
阿城博古通今,十二三岁时就已遍览曹雪芹、罗贯中、施耐庵、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陀斯妥耶夫斯基、雨果等中外著名作家的作品。

青少年时期,由于父亲的政治问题,阿城在学校不受待见。
他从正规的教育体制中出逃,穿梭于旧书店、古玩店、画店等知识空间。
俗、杂的知识谱系造就了独特的创作视野,为以后的创作风格奠定基础。
插队期间,阿城执着地观察、表达世俗人生,创造出《遍地风流》《彼时正年轻》《杂色》等诸多作品,1985年发表《文化制约着人类》,发出寻根文学的理论倡导。
《棋王》是阿城的处女作,发表于《上海文学》1984年第7期。
80年代,作家的创作环境逐渐放宽,阿城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将自己在酒桌上叙述的故事写了下来。小说一经发表便引起广泛关注,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作家王蒙曾高度赞赏了这篇小说,指出这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对人的智慧、注意力、精力和潜力的一种礼赞”。

《棋王》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我”父母在动乱中被打死,无所依靠的“我”申请下乡,在送知青到农场的火车上,结识了“棋呆子”王一生。
王一生出身贫苦,他的母亲给印刷厂叠书页,偶然得到一本讲象棋的书。
王一生从此迷上象棋,曾因棋做了一系列呆事:他外出与马路棋手下棋,围观者入神,扒手趁机行窃,有人发现小偷与王一生同行便将两人一起绑了,被审讯时,王一生因其呆相逃过一劫。

除此之外,王一生和捡破烂的老头连杀三天仅赢了一盘,对其敬佩有加,执意为老头撕去大字报,最后引来祸事。
除了对棋十分痴迷,王一生对吃十分重视。“我”与他初识时,他便与我讨论吃的故事。吃与棋便是王一生的两大人生信条。
王一生与“我”分别许久之后,来到“我”所在的农场找人下棋,“我”将队里的下棋高手脚卵介绍给他,王一生在和脚卵的对弈中多次取胜,脚卵对其心生敬佩,介绍王一生参加地区运动会的象棋比赛。
半年后,王一生去县里报名,农场领导却以他经常请假为由不准他去。脚卵用祖传的乌木象棋为王一生求得了参赛资格,但是王一生拒绝了脚卵的好意。
棋赛结束,王一生请来第二、三名与自己切磋棋艺,冠军闻讯参与其中,最后竟有九人与王一生一同下棋。
王一生在九局连环战中脱颖而出,最终只剩一盘与冠军的棋局。冠军请求王一生和棋,王一生答应了,对弈结束后与众人一起回到了休息的地方。
汪曾祺曾说“《棋王》写的是什么?我以为写的就是关于吃和下棋的故事。”

小说以知青“上山下乡”为背景,却不局限于一般意义上的知青题材小说。
讲述“另类知青”王一生的“吃”与“棋”的故事,从哲学和文化的角度,揭示人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追求。
主人公沉迷于“棋”这一设定,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内涵,小说对“吃”浓墨重彩的描写则展现出朴素的唯物主义价值观。
《棋王》浸润着传统文化的气韵和氛围,玄妙的哲学命义与高远的文化哲思在浸润着血和泪的知青文学中气质独特。

《棋王》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何地位呢?
《棋王》被视为“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意义非常重大。
一开始,《棋王》是作为“知青小说”被人们所认识。
小说以上山下乡运动为背景,描绘了车站送别、农场劳动等典型的知青生活场景以及知青的个人生活。

作家聚焦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在“棋”与“吃”的日常点滴中寄寓关于生命、自然、宇宙的玄思。
王一生形象的塑造展示了另类的知青经验,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中独树一帜。
由于对知青生活暗面的揭示不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期待,因此被认定为“不太正确”的知青小说。
因此最初,《棋王》的发表并非一帆风顺 。《北京文学》曾以“写了知青生活的阴暗面”为由将其退稿。
小说在《上海文学》发表时,不得已修改了原有“不太积极”的结尾。除了版本的差异,小说的定位也随着历史语境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
20世纪80年代,学界从拉美文化大爆炸中领悟,回归传统是走向世界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于是,皈依传统的热潮渐起。
王一生这一形象身上凝聚着道家文化的精魂,是具备传统文化理想人格的典型,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寻根文学的理论倡导。
1985年由《上海文学》编发的会议纪要对《棋王》作如下表述:“表现了作者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新发现与重新认识”。
与此同时,作家本人的阐释也在修整小说的内涵。
阿城在创作谈《一些话》中写道:“《棋王》可能很有趣。一个普通人的故事能有趣,很不容易。我于是冒了一个想法,怀一种俗念,即赚些稿费,买烟来吸……等我写多了,用那稿费搞一个冰棍基金会,让孩子们在伏天都能吃一点凉东西,消一身细汗。”
在“83-84年全国中篇小说获奖作家感言”中,阿城认为“以我陋见,《棋王》尚未入流,因其还未完全浸入笔者所感知的中国文化,仍属于半文化小说。若使中国小说能与世界文化对话,非要能浸出丰厚的中国文化。”
阿城似有意推翻从前“躲避崇高”的创作意图,重新从文化层面为《棋王》寻找定位。

随着阿城对“文化寻根”的理论倡导,以及“寻根作家”的身份的认领,在不断的阐释与再阐释中,《棋王》的文化寻根意味被进一步放大。
1984年底,国内一批新锐的作家评论家在杭州召开了后来被认为引发“寻根文学”的重要研讨会,经此,《棋王》被追认为“寻根文学”的发轫之作。
可见,《棋王》“文化寻根”的意义具有后摄性,是在不断的阐释与再阐释过程中被中移入的。
陈晓明曾言“‘寻根’既放大了《棋王》的意义,也遮蔽了《棋王》更为原本的内涵。”
道家文化寻根是否能够概括小说的主题?“吃”与“棋”如何统一与王一生形象之下?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设定有何深意?小说的语言有何特别之处?
我们深入文本的罅隙,品味小说文字之简雅,叙事之朴拙与思想之高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