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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线

我被录用为米乌斯电车场的司机。但我当司机的时间并不长。很快我又被调去当售票员了。

米乌斯电车场设在列斯纳雅街上几栋被烟熏黑的红砖房里。从开始当售票员那天起，我就不喜欢这条街。直到现在我仍然觉得它是莫斯科尘土最多、最混乱的一条街。

每每回忆起这条街，我就想起了黎明时分电车从电车场的铁门中缓慢驶出时发出的嘎吱嘎吱的响声，想起了把肩膀磨得生疼的沉甸甸的售票员挎包，想起了铜币的酸臭味。由于经常接触铜币，我们这些售票员的手都被染绿了。尤其当我们在“铜线”上工作时更是如此。

“铜线”是指沿花园环线行驶的“Б”线。尽管莫斯科人亲切地称它为“小甲虫”^[1]，但售票员们并不喜欢这条线。我们更喜欢在被称作“银线”的“А”线，即林荫环线上工作。这条线被莫斯科人温柔地叫作“安努什卡”^[2]。对于这样的昵称我们无话可说，不过把“Б”线叫作“小甲虫”的确很荒谬。

“Б”线从几个人流稠密的火车站广场附近经过，沿着莫斯科尘土滚滚的路边行驶。“Б”线的电车都是带拖车的。拖车上的乘客被允许携带大件行李。该线路的乘客大部分来自郊区——手艺人、种菜的、卖牛奶的女人。这类乘客都用铜币买票，银币一般都藏着，迫不得已时才会把银币从钱包和口袋里掏出来。所以这条线就被叫作“铜线”。

“А”线非常漂亮，沿路都是剧院和商店。在这条线上行驶的都是不带拖车的电车，乘客也与“Б”线大不相同，都是些知识分子和官员。这类乘客一般都用银币和纸币买票。

林荫道的树叶在“А”线电车敞开的车窗外沙沙作响。电车缓缓行驶在莫斯科城中，途经的都是好景致：面容疲倦的果戈理雕像、表情沉静的普希金雕像、永远鸟鸣啁啾的特鲁布内市场、克里姆林宫塔楼、雄伟的金顶救主大教堂，还有横跨莫斯科河浅滩的拱桥。

我们通常一大早发车，半夜一点才能回到电车场，有时甚至更晚，到电车场后还要把一天的进款都交给主管。在这之后，我才能回家，肩上背着个空挎包，慢慢走在夜幕中的莫斯科，走在格鲁吉亚街上。在煤气路灯的绿光下，我外衣上镀镍的售票员号牌微微泛着光。当时只有几条主干道上的路灯是电灯。

起初，每天晚上我都要花很长时间清点零钱，但后来老售票员巴巴耶夫，也就是带我的师傅，教会了我如何摆脱这件麻烦事。从那以后，我带回电车场的就都是一些大票子和少量的银币了。

方法其实很简单。在返回电车场前的两个小时，我们就开始想方设法把零钱都找出去——付一卢布的，找头全是铜币，付三卢布^[3]的，找头全是银币。有时乘客也会因此吵嚷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我们会立刻做出让步。这就是巴巴耶夫的生活智慧。

“如今的乘客，”巴巴耶夫说，“都不太冷静。有时候不得不纵容他们一下。应该善待乘客，有些人还得让他们免费乘车。我，譬如说吧，只要看到乘客上车时的样子，就知道他想不想买票。根据他脸上的表情就能判断出来。当你看到一个人需要乘车，但他却在车厢里躲着你的时候，那就意味着，他口袋里一个子儿也没有。对待这种乘客你就不必过分纠缠。你要假装好像已经给他打过票了，而且扯票的证据都在。无论干哪一行，都应该表现出对人的宽容，我们售票员的工作——尤其应当如此。我们是在跟整个莫斯科打交道。而莫斯科城里人们的痛苦，那就跟海里的沙子一样多。”

巴巴耶夫把售票工作中的所有简单的技巧都教给了我：怎么给票撕口，一周的每一天对应的都是什么颜色的票（防止乘客用前一天的票冒充当日的），如何向电车场管理员交车，城里哪些路段的乘客最爱在电车行驶中跳上车——因此要格外小心，以备在发生事故时及时停车。

巴巴耶夫教了我十天。随后我就去参加售票员考试了。最难的一门是关于莫斯科知识的测试。需要知道城里所有的广场、街道和小巷，还有所有的剧院、火车站、教堂和市场。不仅要知道它们的名称，还要知道怎么去这些地方。在这方面能和售票员一较高下的也只有莫斯科的马车夫了。

电车上的这份工作让我有机会好好地研究了一下莫斯科城，让我深入了解了这个杂乱无章而又包罗万象的城市，了解了扎采巴街、斯特罗门街和各色小酒馆，还有诺热瓦亚线路、博热多姆卡街和各大医院，以及列尼夫卡街、安年戈夫小树林、亚乌扎河、寡妇之家、城中村和克列斯托夫塔楼。

考我们莫斯科知识的是一个穿着长襟上衣的严厉老头。他一边小口呷着杯子里的凉茶，一边亲切地问我们：

“我的老兄，请问从马里纳小树林到哈莫夫尼基^[4]怎么走更近一点呢？啊？您不知道？那顺便再问一句，哈莫夫尼基这个讨厌的名字是怎么来的？莫斯科可不是靠蛮横无理出名的。那为什么作为首都要用一个这么难听的名字作为区名呢？”

老头使劲给我们找茬。有一半售票员都栽在他的考试上了。

没通过考试的人都去找电车总工程师波利瓦诺夫诉苦。总工脸刮得干干净净，有着银白的头发，总是梳着分头，对人彬彬有礼。他低着头回答说，关于莫斯科的知识是售票员的必备知识之一。

“售票员，”他说，“不只是活的售票机器，他还是莫斯科城的向导。这座城市非常大。没有哪一个老住户能对它了如指掌。想想看，如果没有人能帮乘客，尤其是那些外省来的乘客，在众多死胡同、城门和教堂组成的复杂迷宫中指明道路，那将会造成多大的混乱。”

很快我就确信，波利瓦诺夫是正确的。

我被安排到八号线上班，这是一条该死的火车站线路，甚至比“Б”线还要糟糕。这条线连接着布列斯特火车站和卡兰切夫斯克广场，广场上还有三个火车站——尼古拉耶夫火车站、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和喀山火车站。这条线还会经过苏哈列夫广场和新、老博热多姆卡街。

在雅罗斯拉夫尔火车站，常会发生售票员戏称的“撞火车”事件——从谢尔盖圣三一大修道院涌来的一大批香客瞬间便会挤满电车。她们是一群衣衫褴褛的好拜神的女人。她们要去莫斯科各个教堂朝拜，但又完全不熟悉这座城市，而且还像母鸡一样呆头呆脑，胆小怕事。

每天都会重复几乎相同的麻烦事：一个破衣烂衫的女香客要去朝拜“鸡脚尼古拉”，另一个则要去卡佩尔基圣三一教堂，第三个要去看弗斯波里耶的格奥尔吉。需要耐心地向她们解释，怎样才能到达这些教堂，随后这些老太婆才会从贴身的裙子口袋里掏出扎得紧紧的、包着钱的手帕来。手帕的一个角里裹着一戈比的硬币，另一个角里裹着两戈比的硬币，第三个角里则放着五戈比的硬币。

这些衣衫褴褛的女香客总是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用牙解开打死的结，随后十分吝惜地数出几枚硬币。匆忙之中她们往往会解错结。于是就用牙齿再打好结，之后才去解另一个。

对于我们售票员来说这简直就是灾难。到红门之前我们必须让所有乘客都买好票。但老太婆们耽误了时间，我们来不及把票都发出去，而专门找茬的稽查员就在红门附近等着我们呢，往往因为她们的这种拖沓我们会被罚款。

有一天，巴巴耶夫非要拉我去他家看看。他和女儿住在巴维列茨火车站附近一座歪斜的小房子里。他女儿是一名内衣裁缝。

“快来瞧瞧，萨尼娅，”巴巴耶夫在门口便大声喊道，“我给你带了个未婚夫来。”

萨尼娅在挂着白棉布的隔帘后面弄出了一阵很大的声响，人却没有走出来。

低矮的屋子里挂着几个蒙着报纸的笼子。巴巴耶夫拿掉报纸。笼子里的金丝雀立刻活跃起来，发出悦耳的叫声。

“我和人打交道累了，就和金丝雀待在一起休息休息，”巴巴耶夫解释道，“乘客在咱们这些售票员面前从来不会觉得难为情，总是表现出自己最坏的一面，因此，弄得咱们看人的眼光也是多疑的。”

巴巴耶夫是对的。不知为什么，人在哪儿都不像在电车上那么蛮横无理。哪怕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只要一上电车，也会传染上好吵架的毛病。

起初我很惊讶，随后又觉得气恼，最后则感到异常压抑，只等一有机会就立刻放弃这份工作，以恢复我以前对人的好感。

萨尼娅这时走了进来，她是个清瘦的姑娘，对我默默地点点头，把一台红喇叭留声机放在桌上，打开后就离开了，没有再露面。留声机里播放着《弄臣》中的咏叹调：“如果美人儿信誓旦旦，把爱情表白，谁要是信以为真，必将铸成大错。”金丝雀立刻安静下来，侧耳倾听起来。

“留声机是我为金丝雀准备的，”巴巴耶夫解释道，“为了教它们唱歌。它们是非常善于模仿的鸟儿。”

巴巴耶夫说，金丝雀玩家们在莫斯科有自己专属的小酒馆，每逢周日大家都会把鸟儿带去，在那儿举行比赛。痴迷者们都到那里去听金丝雀的音乐会。有一天，甚至连夏里亚宾^[5]和百万富翁马蒙托夫都去了。他们当然很有名，而且很显赫，但对于金丝雀的歌唱，他们却不会鉴赏，甚至可以说，一窍不通，完全不懂金丝雀的价值。他们想花大价钱买两只鸟。但金丝雀玩家们，尽管不好意思，还是拒绝了他们的要求——把鸟卖给没有经验的生手毫无意义。毁掉一只鸟很容易，但训练它却要花费大量心血。况且，金丝雀也不是玩具，它需要被认真对待。所以夏里亚宾和马蒙托夫只好空手而归。可没曾想到，大概是想发泄心里的不爽，夏里亚宾最后要走的时候突然唱起了男低音：“就像国王开赴战场。”吓得养鸟人赶紧带着自己的鸟儿离开了小酒馆。金丝雀可是个脆弱的东西，要是吓到它，它就再也不唱歌了，那也就一文不值了。

干燥的秋天过后是阴雨连绵的日子。这可是售票员最难熬的一段时光。车厢里是冷飕飕的穿堂风，地板上是黏糊糊的烂泥，到处扔着撕下的票面，淋湿的衣服散发着一股霉味，窗玻璃上挂着泪珠似的雨滴，窗外，一排排发黑的小木屋和批发行一个个被淋湿的招牌仿佛在慢慢向后爬行。

在这样的天气里售票员很容易发火，尤其是看到乘客的愚蠢习惯时：他们常把潮湿变软的旧票粘在车窗上，或者用手在蒙着水汽的窗玻璃上画个大鼻子的丑八怪。

车厢像一间脏乱的公共宿舍，作为临时住户的乘客们互相骂骂咧咧。莫斯科好像蜷起了身子，藏在黑伞和竖起的大衣领子下。街道上空荡荡的。只有苏哈列夫广场还像大海一样喧嚣不断，涌动着灰色的人潮。

电车艰难而缓慢地在一群群吵吵嚷嚷的顾客、二道贩子和卖家中穿行。一台台留声机就在车轮旁发出令人不安的嘶嘶尖叫，维亚利采娃^[6]仿佛招揽顾客般在唱着：“走吧，三套车，白雪多么蓬松，四周寒夜寂静！”旁边各种汽炉子的响声又盖过了她的歌声。它们那蓝色的火焰急不可耐地呼啸着喷向天空。它们胜利的怒吼压倒了所有其他的声音。

受潮的曼陀林琴铮铮作响。脸蛋儿涂着鲜红染料的橡胶娃娃拼命地尖叫着：“走开，走开！”油饼在大煎锅里刺啦响个不停。牲口粪、羊肉、干草、木质小商品的味道弥漫在空中。喊哑了嗓子的人们故作激烈的姿态，互相击掌成交。

大板车隆隆作响。汗淋淋的马脸常会伸进电车门里，从鼻孔喷出沉重的热气。

变戏法的中国人蹲在马路上，用假声不时吆喝着：“瞧一瞧看一看，咄咄怪事在眼前！”教堂的钟声不断回荡，苏哈列夫塔楼黑色的大门下传来一个女人号啕的哭喊声：“把你苍白的手放到我干瘪的胸上。”

扒手们把裤子搭在手上，假装在找买家，到处寻找着空子。他们眼神游移，目光躲躲闪闪。警察的哨声像夜莺一样婉转鸣叫。小男孩们从怀里放出脱了毛的鸽子，它们吃力地扇动着翅膀，向暗沉的天空飞去。

很难详尽描述这个从萨莫焦卡一直延伸到红门的莫斯科大市场。市场上可谓应有尽有：从三轮自行车、圣像到暹罗公鸡，从坦波夫的火腿到糖渍云莓果。但所有商品都有瑕疵：不是有蛀孔，就是残次品，有的生了锈，有的则腐烂了。

市场上聚集着一群来自俄国各地的乞丐、流浪汉、骗子、小偷、旧货贩子——他们生活贫穷，为谋生使尽手段。苏哈列夫广场的空气中似乎只弥漫着一种气息——梦想发一笔横财，梦想弄到一块牛腿肉冻。

不同时代、不同地位的人们不可思议地混杂在一起——有眼窝塌陷、身上锈铁链叮当作响、钻空子想免费乘车的圣愚^[7]，有留着山羊胡、戴着绿绒面礼帽的诗人，有打着通红赤脚、气冲冲地踩着烂泥走过苏哈列夫广场的托尔斯泰主义者，还有穿着束腰紧身胸衣、提着厚重裙摆、吃力地走过这片泥泞的太太们。

在一个阴雨天，从叶卡捷琳娜广场上来了一位乘客，他戴一顶黑色的礼帽，大衣扣子扣得严严实实，手上是一副咖啡色的细软皮手套。在他那张精心保养的长脸上透着一种铁石般的冷漠，既无视莫斯科的泥泞和电车里的吵骂，也无视我和整个世界。但他又非常彬彬有礼，拿到票的时候，甚至还对我微微抬起礼帽表示感谢。车厢里的乘客立刻鸦雀无声了，大家都带着充满敌意的好奇仔细打量着这个怪人。当他在红门下车后，整个车厢的人都开始极尽所能地嘲笑起他来。他们揶揄他是“倒闭剧院的蹩脚演员”和“自以为了不起的大人物”。这位乘客也引起了我的兴趣，他的眼神是傲慢的，但同时又带着腼腆，他身上既有过分的雅致，也掺杂着外省人明显的高傲。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我下班后去综合技术陈列馆听伊戈尔·谢维里亚宁^[8]的诗歌音乐会。

当我的那位乘客穿着一身黑色常礼服走上舞台，靠在墙边上，垂下眼睛等着观众们热烈的欢呼声和掌声平息下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正如老派文学家所描述的那样，“惊讶得不可名状”。

人们往他脚下扔了很多鲜花——都是暗红色的玫瑰。但他还是一动不动地站着，没有拾起一朵来。随后他向前迈了一步，整个大厅安静下来，于是我听到了他有点发不清卷舌音的演唱，唱的是适合沙龙氛围的乐诗：

百合洒上香槟，香槟浸入百合！
花的童贞净化了酒的灵魂！
迷娘和埃斯卡米略，迷娘和埃斯卡米略！
神圣的琼浆就是百合中的香槟——！^[9]

这首诗歌的旋律由一些毫无实质性意义的词语构成，但也自有它的魅力。在这里语言只是一种音乐，不需要其他的意义。人类的思想幻化为玻璃珠上的微光、洒上香水的绸缎的沙沙声响、扇子上的鸵鸟羽毛和香槟的泡沫。

在这样的日子里听到这些诗句令人觉得既荒唐又奇怪，因为成千上万的俄国人正趴在灌满雨水的战壕里，不断集中火力阻挡着德国军队的进攻。可就在此时，来自切列波韦茨的曾经的现实主义者洛塔廖夫，也就是“天才”伊戈尔·谢维里亚宁，却用略带法语腔的发音浅吟低唱，用诗情描述着多愁善感的贵妇内莉的会客厅。

随后他仿佛突然醒悟，于是唱起了一首关于战争的拿腔拿调的诗歌，诗中说如果俄国最后一位统帅也牺牲了，那就该轮到他，谢维里亚宁上战场了，到那时，“你们温柔的、你们唯一的我，将带领你们冲向柏林”。

这就是生活的力量，它能让最虚假的人转变性情，只要他们心中还存有一丝诗情。而谢维里亚宁就是一个心中充满诗情的人。岁月蹉跎中他逐渐抛弃了自己身上的浮华气质，他的诗歌变得更富有人情味了。原野上纯净的空气进入了他的诗行，“风吹拂在辽阔的田野上”，抒情的质朴代替了过度的雅致：“多么难以言传的温柔，多么真挚的热情，让你的容颜熠熠生辉，让天空呈现一片蔚蓝。”^[10]

我晚上很少有空闲。整个白天，还有晚上的一部分时间，都耗在了繁重的工作中，我一直站着，在电车的嘎吱声中忙个不停，所以我也和所有的售票员一样，累得要命。当我们实在撑不下去的时候，就会请求领导把我们调到“小火车”——即蒸汽电车上，去缓冲几天。它走的是一条从萨维洛夫火车站到彼得罗夫－拉祖莫夫农科院的路线。这是一条最轻松的路线，用售票员的话来说，是莫斯科最具“度假感”的一条电车线。

电车的小机车头像个茶炊似的，和排气管一起被铁盒子包着。只有在它发出孩童般的呼哨声和冒出缕缕热气的时候才会被人发现。机车头拉着四节车厢开往郊外的别墅区。晚上车厢里用蜡烛照明，“小火车”上没有电灯。

我在这条线上班的时候正值秋天。票很快就卖完了，之后我便坐在敞开的车厢门口，脑子里什么也不想，让两侧飞驰而过的簌簌秋声淹没自己。白桦林和山杨林尚未凋落的叶子的潮气不断扑面而来。

随后树林消失了，眼前突然跃出景色壮丽的科学院公园那五彩缤纷的秋色。园中一片静美的金秋。椴树和槭树高耸入云，山杨树淡黄色的身影交织其间，这景象铺陈在眼前，仿佛在邀请你进入一个华丽而静谧的国度。那里千姿百态、色彩缤纷的景致都源于人类的意志和才华。这个公园是由我们著名的植物学家和园艺大师栽培和布置出来的。

从童年时代起，我就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倾向——亲近自然。有时这种倾向表现得非常强烈，以至于吓坏了周围亲近的人。每年秋天，当我从布良斯克的森林或克里米亚半岛返回中学的时候，总是会十分怀念刚刚度过的那个夏天。我日渐消瘦，双眼凹陷，夜不成寐。我对周围人隐瞒着自己的这种心情感受。我早就确信，除了困惑不解，他们是无法理解我的。他们认为，这就是我身上那种顽固的“不严肃态度”，它妨碍了我的正常生活。

我无法向他们解释，我对自然的感受不仅仅在于惊叹造化的完美，也不仅是漫无目的的欣赏，而是一种对环境的认知，认识到没有良好的环境人是无法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们亲近自然通常都是为了休憩。而我则认为，亲近自然的生活才应该是人的生活常态。

如今回忆起这些，是因为一九一四年秋天我特别敏锐地感觉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友谊。大自然也遭受了战火的蹂躏，但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西方，在波兰，想到这一点，我对自然的爱就更加强烈了，这也引发了我更多的愁闷。

我注视着“小火车”烟囱中冒出的烟，看着它遮蔽了金黄的小树林。每到傍晚，树林后都可以隐约看到莫斯科灯火的淡蓝色反光。这些郊外树林的幻影总让人浮想联翩，想到俄国、契诃夫、列维坦，想到俄国精神的那些特性、蕴含在民众中的动人活力，也想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与未来——当然，它的未来一定是会让人耳目一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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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小甲虫（букaшкa）在俄文中的首字母为“Б”，昵称由此而来。

[2] ?安努什卡（Аннушкa）在俄文中的首字母为“А”，是安娜的爱称。

[3] ?指三卢布面值的钞票。

[4] ?哈莫夫尼基（Хaмoвники）是莫斯科的区名和街道名，源于曾经的织布业。蛮横无理（Хaмcтвoм）一词与该词形似。

[5] ?费·伊·夏里亚宾（1873—1933），俄国著名歌唱家。

[6] ?阿·德·维亚利采娃（1871—1913），俄国女歌唱家。

[7] ?圣愚本来指把故作疯癫作为一种苦修方式的修道士，但很多人都是借此招摇撞骗，也有些是真的精神失常者，被教会指为圣愚，或被民众理解为圣愚而受到敬畏。

[8] ?伊·谢维里亚宁（1887—1941），原名伊·瓦·洛塔廖夫，俄国诗人，自我未来主义的代表人物，1917年后侨居国外。

[9] ?引自谢维里亚宁的诗《香槟波洛涅兹舞》（1912）。

[10] ?引自谢维里亚宁的诗《线条连着线条》（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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