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万的童年》荣获第23届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大奖开始，苏联电影委员会就从未停止对塔可夫斯基电影的责难，晦涩难懂的梦境穿梭被冠以“神秘主义、玩弄把戏”；批评《安德烈·卢布廖夫》恶意地去掉了库里科夫大战 , 让卢布廖夫的圣像画在雨水中淋湿是对艺术作品保护不力的隐喻，使俄罗斯民族蒙受耻辱；《索拉里斯》则被踢皮球式地耽搁了十年之久，拍完之后又推迟了三年上映；《镜子》指责母亲校对出错的文章为斯大林文集，批判其映射伟大领袖。直到1979年拍摄《潜行者》，委员会对于剧本仍然提出了一系列疑问，这个故事到底表达了什么思想？区域是从哪里来的？这是集中营的隐喻吗？塔可夫斯基忙于解释却始终没有消除疑虑，甚至“诬陷国家”的言论甚嚣尘上。

现在看来，冷战思维管控言论的方式过于极端，大部分指责都是无中生有，但也侧面说明塔可夫斯基清高、自傲的态度，“清者自清”的态度并没有给当局者带来任何的好感，于是他的每一部电影都在被打压之列。直到《潜行者》问世，质疑之声达到顶峰，也成为塔可夫斯基此生最后一部在苏联拍摄的影片。

《潜行者》的拍摄可谓多灾多难，在拍摄了一年之后，剧组回到莫斯科惊奇地发现，由于误操作导致所有胶片被废，不得已所有镜头只能重新拍摄，而在之后不久，塔可夫斯基既被诊断患上了肺癌，为其职业生涯和人生命运带来了毁灭性打击。这部影片确实具有很强的寓言性，但与当局武断猜测不同的是，这种寓言性更多是关于个人与世界、精神与物质、人性与关怀的探究，而绝非映射高压之下的严苛管控。在苏联随后多年对塔可夫斯基作品的研究中证实了种种猜测的不合理，也终于还给了塔可夫斯基一个清白之身。

塔可夫斯基对于电影的执着追求让他更像个“天真的儿童”，他说“什么是电影?对我来说，电影始终是个谜。当我从电影学院毕业后，我已经完全糊涂了，我开始拍电影《伊万的童年》，并不知道什么是导演。我在寻找与诗歌的联系，拍完这个电影我感到通过电影可以触及某些精神本体。在拍《乡愁》时，我感觉到电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作者的精神状态，以前我没有料到这种可能性”。由此可知，塔可夫斯基过于在意艺术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联作用，反而忽视了最应该保持警觉的意识形态，这构成了他一生悲剧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影片会带来如此大的非议，源头正是影片中寓意极强的引申含义。在我看来，这种寓言性是对生活积极向上的回馈，想要探讨当时乃至现代普遍存在的”精神内涵”，因此，本文想从影片寓言构成的三个维度（极简主义、人物类型化、预设逻辑）以及隐含的精神实质展开讨论，期待能为观众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这个并不算复杂的故事。

01、极简的故事风格下隐含科技发展与环境恶化之间的博弈

寓言性故事往往以简喻繁，只有简化故事情节才能让观众聚焦在深刻的故事寓意上。本片的背景为一颗陨星坠落在俄罗斯的一个小镇上，大批的居民罹难，村民们从这片区域中撤离，政府严加管控这片区域，防止外人进入。但就在这片区域的核心位置，有一个房间，里面能够实现人类的一切意志，很多人慕名而来，其中潜行者便是为其带路的领路人。

影片中的区域荒无人烟，与其说是不明物质造成的神秘区域，不如说是人类科技进步破坏的场所，那些破旧的坦克和武器散落在废墟的周围，这可能是未来的场景吗？又为何能让潜行者不断前往？区域的含义成为本片的重中之重。

塔可夫斯基曾说“我们并没有从精神上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技术进步，这一进步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并几乎不再由我们的意志所决定。我们没有赢得那种以我们为中心的技术。我们获得了原子能，但我们用它制造了武器。我们掌握了电子显微镜，然后往里面钉钉子。这说明，人类对这样一些科学所提供的发明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潜行者》表达了对环境污染的抗议，甚至在大城市里我们的住房有些都浸泡在污水中。地球工业污染同样严重。”

由此看来，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构成了当时较为突出的矛盾冲突，而这恰恰是塔可夫斯基呈现的主旨反思，区域可以看做现代科技进步的产物，人类只考虑了当时的经济、科技要素，而缺乏了可持续发展的思维，科技进步带来了经济繁荣，却导致了无法逆转的环境恶化。塔可夫斯基想用本片提醒观众，不要让漫天生长的荒草遮盖了心灵的窗户，睁开眼睛看一下我们周围的世界吧，生活的美好决不能以环境破坏为代价。

这部影片1979年的“寓言效果”在7年后的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泄露得到了应验，高度发达的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带来了现代文明的同时也可能导致灭顶之灾，9.3万人死亡，近27万人致癌，本片中因辐射导致的孩子不断提醒着观众要重视对环境的保护力度，可惜此种隐喻却收效甚微。

更具有戏剧性的一点是塔可夫斯基罹患肺癌极有可能与该片拍摄周期过长，长期暴露在受到污染的环境之中有关，一个例证就是他的妻子拉娜以及本片主演安纳托里·索洛尼岑都死于肺癌。塔可夫斯基用生命探求着生命的真谛，他丝毫不畏惧死亡，在《塔可夫斯基·在电影中祷告》中他提到“当你知道死亡会降临时，你反而会感受到一丝解脱，死亡并不是一件恐怖的事情”。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在电影中不断拓宽人类的自我认知之路才是本片的切实意义。

02、反传统的人物抽象化和类型化正是人类的认识自我之路，象征信仰对人生的指导作用

传统的电影排斥抽象化和类型化，但塔可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对于寓言故事来说，抽象化和类型化可以使观众意识到影片并非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关乎一类人的描述。本片中人物关系简单，除了潜行者外，另外两个人没有姓名，而是采用职业来称呼：作家和科学家（教授）。

潜行者面容憔悴、体态健硕，司徒四壁，他不断探求生命的意义，头发上的一缕白毛在东正教中象征着“先知”的角色，联系到本片，他更像是引领众人走出埃及的先知摩西。在塔可夫斯基看来，生命的意义便是弃恶扬善，独善其身往往不够，还应该关注的众人的救赎。为此，潜行者为了生计而领路表面上看是无奈之举，但衣食无忧、功成名就的作家和科学家更能说明此行的目的：对生命意义的探索。

塔可夫斯基曾说“区域并不象征任何事物，区域就是区域，它是生命，有人试图穿越时，他可能会失败，也可能会成功，区域是一个自在之物，就像生命本身一样复杂、隐晦，我们不能说出它的意义，只能期待它自身来显示”。

三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房间门口却因为各自信仰不同而都没有进入其中，他们之行的目的不正是实现各自愿望吗？塔可夫斯基将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从未停止，影片中三人虽然没有进入房间，却获得了最为重要的无价之宝：信心。表面上看潜行者懦弱胆小，但实际上内心却坚定卓绝，他的信仰不容置疑，这便是塔可夫斯基对于信仰的观念：唯有人类的爱才能证明世界已毫无希望这种观点的荒谬。正因如此，自我认知之路才显得弥足珍贵且意义重大。

影片中抽象的人物类型具有”类意象”功能，象征着普遍性的规律，作家想要寻找创作的素材，科学家想要告别昨天的阴霾，途径都是寄托在虚无缥缈的未知事物上。神秘主义始终贯穿在影片始终，昭示着信仰的重要，也指向了寓言的第三个特征：预设逻辑。

03、预设逻辑决定故事走向，从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折射精神高于物质的主旨呈现

寓言式故事需要将具体的生活抽象化，将日常生活中的关系抽离，推动情节发展的不是人物的行为动机，而是导演预设的逻辑。情节需要让位于抽象的主题，本片中一个例子便是潜行者出发前声嘶力竭的劝阻丈夫，可以看出此行的危险性，但矛盾冲突却并非围绕此点展开，而是聚焦在他们是否进入房间，于是担心的不再是生活中浓郁的亲情，而反思精神层面的解脱意义。

影片独特的视听语言和情节走向更像是对人类灵魂深处的写照，知识分子们对于内心潜意识的深刻剖析和怀疑让主题聚焦在精神意象层面。潜行者一句独白值得回味“一个人诞生时，他是软弱的、柔顺的，当一个人死亡时，他是坚固的、冷酷的、僵硬的。当树木成长时，它是柔软的、柔性的，而当它变得干枯、坚硬时，便即将死去。强硬和有力是死亡的标志，柔软和弱小却是生命鲜活表现。所以什么东西僵化了，就不会取胜”。由此可知，潜行者具有极强的逻辑思辨能力与深奥的人生感悟，尽管物质并不丰裕，但他对于人生精神的境界却在苦苦探索。

向房间前进的道路与人类追寻信仰之路不谋而合，曲折的道路中充满了犹豫、恐惧与自我怀疑，一切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无法舒缓的痛苦。潜行者的同伴“剑猪”在进入房间后离奇自杀；一只黑狗始终跟随着潜行者；作家前进时听到的“停下”呼喊；科学家返回寻找背包却走到了潜行者前面；种种神秘莫测的迹象都表明精神探索的严峻性，加剧了观众莫可名状的失落感和对内心的自我反思。

塔可夫斯基解释该片主旨“我们在日复一日地追逐物质满足之中丧失了精神，力量本身归根到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有时软弱也反映出强大精神意义。人如果不相信神话，不相信奇迹就没有生存的能力，甚至于不能称之为人。这一点我们很快就能感受到并且现在已经感觉到了”。

由此可知，潜行者之旅正是精神力量战胜物质欲望的过程，在物欲主义横向的当时，如何度过心灵慰藉，重新发现自我，获得精神上的信仰，关乎人类生存的尊严，唯有牺牲式的救赎方式才能帮助度过此关。而结尾处女儿的“意象世界”则更印证人道主义关怀的重要性。

04、从治愈女儿疾病到探究人的内心，人们是否已经不懂如何去爱？人道主义的终极关怀印证爱与救赎

影片中的比死亡更加可怕的是人际间的疏离、末日理论的恐慌、精神世界的焦虑。塔可夫斯基借用潜行者的“牺牲精神”来质问人类救赎的含义。潜行者的女儿身有残疾，他不断的探究过程很大程度上或许和治愈女儿的疾病有关，这种救赎精神与塔可夫斯基渡己、救人相互映照，体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影片中三人对于宗教的态度并不一致，科学家完全排斥宗教信仰，作家则表现出随风倒的趋势，只有潜行者是坚定的宗教信仰者，当三人休息时，科学家躺在坚硬的石头上，作家躺在潮湿的苔藓上，潜行者则躺在一片淤泥之中，立场的不同决定了他们面对世界的态度。塔可夫斯基是坚定的东正教徒，所以他观点鲜明的指出“一条通往心灵责任的出路最终可能意味着不止是个人得到救赎，更是整个社会得以获救的道路，就是朝向上帝”。影片中尽管没有明说，却通过寓言式的故事指明了大爱无言，施与才能获得救赎的道理，恰如耶稣般为了世人奉献生命的大无畏精神相重合。

影片中潜行者曾有段声嘶力竭的发问“这些作家，科学家，他们什么也不相信，他们管信仰的器官因为不使用而退化了!这样的人，难道会相信什么?谁都不相信，不仅是他们两人，谁都不。我还带领谁去呢?啊!上帝”。

可以看出，潜行者心中拥有着拯救世人的决心，而人类除了缺乏信仰之外，更缺乏关心别人，施与关爱的能力。在影片结尾，镜头对准了潜行者生病的女儿，朗诵19世纪俄罗斯诗人丘特切夫的诗句：

“我深爱你的双眼，吾友；深爱其华光灼灼内曳；于你疾疾举目之际，宛若闪电划过天幕；你的凝视环掠速速。而魅力尤其扣人心弦，于你眼眸幽幽垂眯，在那款款深吻之际，透过你低垂的眼睫，是抑郁，暗淡的希望的火花”。

小女孩桌前的水杯缓慢移动，已经分不清是意念的力量还是地震的原因，可是观众们却拥有了对未来的希望和信念。影片在贝多芬富有激情的《欢乐颂》乐曲声中戛然而止，这份力量在历经坎坷和磨难之后，再次迎来了精神的重生，这正是塔可夫斯基精妙深奥的用意所在。

塔可夫斯基寓言性的故事简单明了，科技的发展不能以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精神世界应该与物质世界共同进步，而如果人类不能承担责任，不勇于牺牲和奉献，则人类便不具备任何实质真实意义的精神存在。塔可夫斯基通过简化故事内容、人物类型化以及预设逻辑的方式让观众产生具有审美化特征的凝神观照，这种对待艺术虔诚的方式值得我们学习，就像他说的“艺术之于我似乎是用来表达人类精神潜能的绝对自由。我认为艺术一直都是人类对抗那威胁着要吞噬其心灵的物质产品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