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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光复后，被解救的战俘。 （资料图/图）

自2008年《我是我的神》出版后，邓一光停笔了五年，陷入人生和写作的双重惶惑。《我的太阳》《我是我的神》的英雄主义主题让他被贴上了“硬汉作家写硬汉英雄”的标签。移居深圳后，他对以往的写作产生了质疑。面对复杂的人性“黑洞”，他认为除了“大”和“神”的一面，还有“小”和“恐惧”的一面。

他想写一部关于“囚禁”主题的书，不再重复关于人的“超越”“自由意志”等古典英雄主义主题。新作《人，或所有的士兵》讲述了香港沦陷时期日军战俘营的故事，主人公郁漱石是中日混血的国军中尉军需官，因为有过留日和留美的经历，能说日语和英语而被选为战俘营的传译，战后以“通敌叛国”受到广州行辕军法署的审判，最后以自杀告终。

近八十万字的篇幅采用了“证词”和“见证”结构，主人公郁漱石承担“证词”部分的叙事，9位关联人物则承担“见证”部分的叙事，多重视角的讲述让每一条素材和情节相互印证。

全书涉及的真实历史人物有二三百个，包括民国前和民国历史人物，中国和日本以及欧美科学界、艺术界人物，港英政府，国民党守军，日军高层及关键人物等等。小说中，真实人物和虚构人物交织在一起——虚构的郁漱石和真实的萧红、张爱玲相遇于沦陷中的香港；郁漱石的父亲郁知堂是虚构人物，而与郁知堂共事的陆军士官学校学长蒋百里却是真实人物。

为了创作这部带有“非虚构”色彩的长篇小说，邓一光阅读了不止五十种参考文献，还看了一些影像资料。太平洋战场的影像资料主要由美国战地记者拍摄，美军的每支主战部队都有摄影连，多田中佐渡过维海向杨慕琦递交劝降书的纪录片就是美国记者拍的。英国和日本的随军记者也拍了不少照片。香港战役的电影资料主要由日本随军记者拍摄，攻打香港的38师团带着一支电影摄制组，香港沦陷不到一年他们就完成了电影《香港攻略战》的制作，很多镜头是在实战中拍摄的。这部电影的拷贝据说在一场火灾中毁掉了，只留下电影海报和攻入九龙半岛、炮轰北角电厂、向黄涌推进、日军入城仪式等零星片段。

“我要让人物活在他的环境里。我不能给人看一个鱼的标本，要把它放在池塘或者这条河、这片海里。我不能拿一条干鱼说，这是鱼，那很可笑的。故事是不能这样的，但历史可以。”邓一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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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水埗战俘营航拍图。 （资料图/图）

人类文明真相的试验室

南方周末：《我是我的神》之后，为什么时隔十多年才有《人，或所有的士兵》，触发你写作的契机是什么？

邓一光：过去一直写人的超越，古典主义的自由意志，气势磅礴、摧枯拉朽，满足个人的某些精神诉求，但遗漏掉了一些最基础的东西，比如人的弱小、被限制和遮蔽，那些构成自由意志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我把它们丢掉了，于是决定写一个与囚禁有关的故事。

南方周末：为什么选择写日占香港时期国际战俘营的故事？

邓一光：在阅读文献时，我发现1941年到1946年的香港历史没有国家叙事，当事国英国、日本和中国政府对这一时期的历史一直保持着沉默，这很奇怪。一百年前英国靠远征军的坚船利炮让清朝签订城下之盟，殖民了这座岛屿，一百年后日本人把英国人赶走，成了新的占领者，三年零八个月后它再度易主，重新回到英国殖民者手中。弗兰克·韦尔什的《香港史》被称为西方最权威、最详尽的香港通史，677页遑遑巨著，香港战役内容只有37页，大半是照片，文字不过是一些零碎的背景。香港作为太平洋战争中第一座沦陷的城市，发生在香港土地上最惨重的战争，怎么可以如此不经意？日本政府直到1970年代才由防卫厅出版了一册薄薄的战史小册子，把这场战争与长沙战役合并，称为“长沙·香港战役”，直接消解掉香港战役的国际影响。中国也一样，国民政府对这段历史几乎绕着走，周边的文献很丰富，一碰香港就旁顾左右。换句话说，香港这段历史是“百慕大”，大家都消失在其中。香港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绕不过去，还应该加上软磨硬泡强行打开中国近代贸易史的澳门，我当时想，就是它了。

国际战俘营不是选择，是我虚拟的。民国是中国知识分子睁眼看世界的时代，那个睁眼一点都不欣喜和舒畅，充满了冲突和屈辱。即使不在东京帝国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和约克郡圣约翰大学，（而是）在被囚禁的特殊环境中，同为盟军战俘，因国家、民族、阶级、政见、文化和宗教伦理不同，冲突性伤害和内讧创伤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南方周末：真实的香港战俘营和你所虚构的燊岛d战俘营是什么关系？虚构的燊岛与香港又是什么关系？

邓一光：多数时候战俘是分开囚禁的，英国战俘关押在深水埗，加拿大战俘关押在北角，印籍战俘关押在马头涌，高级军官关押在亚皆老街，前港府官员关押在赤柱监狱，敌对国平民关押在赤柱拘留营。在故事中，燊岛d战俘营隶属于香港战俘总营，位置处于大鹏半岛西南和千溪海岸东北的海峡中，日占时期这一带和香港都属于遣华日军第23 军占领地。多数乌托邦故事都发生在一个真实世界并不存在的荒岛上，它能构成文学意义上的场景，燊岛是这个故事最重要的场景，我需要建立一个人性和人类文明真相的试验室，承载主人公的非正常生命经验，以便重新定义一种陌生化的人生和人性。

南方周末：在国际战俘营中，作为日语翻译的主人公郁漱石处于各种力量和集团的夹缝中，包括战俘营管理者、国际战俘、国军战俘、共产党游击队员，同为战俘，郁漱石的心态有何不同？

邓一光：作为d战俘营不可缺少的传译，战俘们需要郁漱石和日本人交涉活下去的权利，不同国家和集团的战俘需要他协调利益关系，日本人也需要他传达对战俘的管理决定，无论是战胜者还是失败者，他们都需要他。但所有人都痛恨他，他被称为合作者、利用者和提防对象，成了d营中几乎所有人的敌人，而且是卑鄙无耻下贱的敌人。他曾设问过自己，如果d营其他战俘都消失了，只有他一个战俘，日本人还是那么多，一个也不缺少，他会怎么样，会不会比现在更害怕？回答是否定的。他希望离开他的同类，因为他们的存在，他的害怕会成倍增长。

南方周末：战俘营对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邓一光：战俘营和集中营是人类极权恐怖体系最极致的产物，人类文明体系在这一分支中表现出自己罪恶的一面。战俘营和集中营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是作为体系来建立的。二战中，坦克集团军参战，军队得以快速推进，战俘大量出现，人们一方面制定和修改有关战俘待遇的公约，一方面制定战俘和敌对国平民囚犯管理和处置制度。战俘囚禁是战争的延伸物，具备暴力手段的三重征服特征，即肉体控制、思想征服和人性灭绝，而肉体控制是最低级别的。有政治家和谋略者认为，战俘不具备反抗能力，肉体消灭只是制造更多的死难烈士，让死去的人拥有光荣，活着的人保持和传续仇恨，譬如中世纪的宗教迫害，对极权者来说这并不高级，具有“智慧”的权力系统不会让死者再度成为敌人，他们会运用思想暴力来完成思想征服和人性灭绝，故事中冈崎小姬从事的就是这项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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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俘在战俘营。 （资料图/图）

“父亲缺失社会”的“永恒少年”

南方周末：郁漱石这个被俘的人物有无原型？历史上这种日中混血儿的情形多吗？

邓一光：没有某一个确指的人物原型。公元7世纪到9世纪遣唐使时期，中日间交流就比较多了，不少日本学者和留学生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甚至一生，在中国娶妻生子。也有唐使去日本生活的，比如玄宗时期的音乐家袁晋卿，他送日本学者吉备真备和玄昉回日本，留在日本做了安房守，在那儿娶妻生子。一代才子苏曼殊就不说了，他和郁漱石是老乡，都是香山人，香山是中国近代第一批大规模出国留学的地方，庚子赔款后第一批120名中国留美幼童，香山籍占了40人，仅唐家湾一个村就去了13个，清华大学第一位校长唐国安，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都是这个村的出去的。国民革命军里郁漱石的战友黄瀛是中日混血，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来回国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南京受降仪式上的文件包括受降书，都是他翻译的。郑苹如也是中日混血，就是张爱玲笔下《色戒》主人公的原型，她是军统特工。我在故事里提到过一位人物，池步州，妻子叫白滨英子，他带妻子从日本回国参加抗战，破译了日军偷袭珍珠港计划和山本五十六出巡计划，美国人凭这份情报把山本打下来了。他还破获了陈公博等人潜逃日本的情报，蒋介石靠这份情报向盟军要人，把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受审。他后来的经历比较惨，因为中统身份判了12年刑，晚年跟妻子去了日本，在日本逝世。

南方周末：为什么用一个日中混血儿作为小说的主人公？

邓一光：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历史上民族冲突和交融非常频繁，出现了几次大的“夷狄入主”时期，但中国人强调族群思维和眼光，习惯在共有文化、语言和价值体系下建立与世界的关系，由此形成历史典籍、统治者话语、学术研究和民间认知上的文化纠结。我的故事不建立在这种认知结构上，部落时期可以这么做，现代社会需要在稳定的民族结构之外提供差异文化讲述。同时，故事还需要人物塑造的难度，那种人物没办法用简单的意识形态认知，或者二元选择的伦理观作出取舍，需要对大面积灰色的人性地带进行辨识处置的难度，没有什么比一个文化甚至血缘杂糅的人物更适合这个故事的讲述了。

南方周末：因国族身份产生的爱憎对于郁漱石来说是一种怎样的感受？真实的历史人物有过类似的自我剖白吗？

邓一光：生活在民国时期的大多数人对国家这个现代概念非常陌生，以中国两千年封建史浸淫，多数人找不出理解霍布斯或者卢梭契约论的条件，这种情况持续了相当长时间。说到祖国，郁漱石正是深陷这个选择中，他问养母，他究竟应该爱父亲的祖国还是生母的祖国？我没有读到过类似情况的民国人物日记或传记；我不太相信人们后来附上去的那些意义，在没有对他们作出观察之前，我只能猜测他们更深处的纠结不是这个。

南方周末：父亲和母亲对于郁漱石的意义各是什么？在这个特殊的家庭中，他与父亲、两个母亲以及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怎样的？

邓一光：父权在中国仅次于君权，生死予夺写进了纲常，实践于伦理。父子和母子关系在古代用一个字表现，孝，这个不但各朝有法律规定，还有族规和家规附加执法，刑三百，罪莫大于不孝。郁漱石的父亲是民族主义者，有强烈的爱国主张和行动，但他没有摆脱君本位和父本位的传统伦理。郁漱石的生母在故事中始终没有出现，这也是个隐喻。

郁漱石两个哥哥和大姐是嫡出，接受正统教育长大，走的是父亲代国之主张规定的路，简单说，就是在民族存亡时刻死在战场上。郁漱石和二姐是庶出，而且一个生母是梨园名伶，一个生母是敌对国家的学者，血统上出现了混乱，注定要走叛逆者的路。

南方周末：郁漱石曾在日本、美国留学，后留在沦陷时期的香港、被俘和战后自杀，你怎么理解他的命运？

邓一光：民国时期所在的时代，整个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工业化进程、科学昌明、进步思想的狂飚，以及全球化主张下的剧烈冲突，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打破旧世界、建设新国家的集体诉求，他们开始接触外来文化，走出国门去看世界。郁漱石就是其中一个，他出生在一个刚刚结束封建专制的国家，在一个通过三场对外战争完成了军国主义准备的国家接受了高等教育，逃亡去了另一个高度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继续接受教育，前两个国家分别是他父亲的国和生母的国。他父亲的国处于前现代，无论政府层面还是世俗社会，精神意义上的权威都没有出现，有的只是集权、党争、军阀割据和不断的内战，他生母的国已经开始了海外战争，这造成和不断加剧着他的冲突。战后德国犹太裔心理学家玛格特·米切利希认为，如果把一个国家比喻成大树，这棵树上只结民族之情的果实，那它就是一个“父亲缺失的家庭”。民国时代，一个理论上有希望出现的现代国家并没有建立，个人的精神和肉身出路被限制在权乱和战乱中，知识分子中充满了俄狄浦斯期未完成的孩子，以及奥维德笔下的“永恒少年”，这几乎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后来不少人成了流浪者，心历路程大多如此。郁漱石一直从囚禁中突围却找不到可行之隙，战后他曾说，他离开了战俘营，却生活在一个更大的战俘营中，实际上战争开始之前他又何尝不是这样？

南方周末：郁漱石与张爱玲、萧红两位女作家在小说中相遇，为什么设置这样的情节？

邓一光：战争发生时，这三个人恰好都在香港。萧红一生都是动荡、没有安全感的，1934年她逃离日军占领下的东北，1937年战争全面爆发后撤到武汉，武汉沦陷前又撤到重庆，然后转到香港，从祖国的最北方流亡到最南方，结果不到两年日军就攻占了香港，她最终死于香港沦陷后的一个月。这是一个隐喻性很强的“仪式”，她用生命的诀别给这场注定将从人们记忆中消失的战争以及一个时代殉葬，这个时代是最早那批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想时代。张爱玲和郁漱石一样，两个人都是那种家族显赫、父母在现代性上出了扭曲问题、少小年纪就灵魂游离、想去外面寻找新世界却又不得的独标孤高的少年，他俩在故事中见了三面，话语投机，彼此为镜。郁漱石也好，萧红、张爱玲也好，他们都是“父亲缺失社会”的“永恒少年”，都被囚禁住了，实际上生活在另一种形态的战俘营里，一种现代社会未曾建构，精神求索受制于战乱和权乱的“战俘”营。战争不但摧毁了一代智力和文化群体，也摧毁着审美者，他们在颠沛流离中关联，在战争破坏中失去关联，这种宿命在故事中是有意义的。

南方周末：你如何解释郁漱石与小说中其他女性的关系？

邓一光：郁漱石是养母带大的，一生都以寻找生母表达他对女性终极意向祖国的爱和渴望，以此完成个体的精神塑形，但这个爱的渴望在作为禁忌制度执法者的父亲面前，更进一步的，在他的两个血缘国家残酷的冲突面前破灭了，终其一生也没有见到“生下他的那个女人”，由此塑造出隐秘而扭曲情感的“阉割焦虑”，这成了他短暂生命的底色。他从小被霍姓女佣性侵、被二姐灌输“革命”道理，长大后被同事的夫人用炖锅牛肉食诱、被赛西尔用一泡尿戳破了男性阳刚的气球；他流着泪给恋人加代子背诵池西言水的“一人打自花野来，我亦染香花野去”，却做不到成为花香之人，表现出病态的欲望和恐惧，矛盾、逃避和抗拒。所以，当他在d营碉楼中见到圣约翰救伤队队员邝嘉欣时，他从她目光中确认出她是另一个自己——不但被人性恶，同时也被失序的人类文明践踏和蹂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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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16日，日军香港防卫队司令官冈田梅吉少将和第二遣支舰队司令藤田类太郎中将向英军哈考特少将投降。 （资料图/图）

“他宣判了自己的命运”

南方周末：小说中游击队挖地道逃离战俘营的情形在历史上发生过吗？

邓一光：二战战场上战俘挖地道逃跑的事情比比皆是，比如拉夫特战俘营逃亡事件，他们前后挖了三条地道。日本占领香港后，战俘逃亡的情况不少，比较典型的是林赛·塔斯曼，中文名叫赖廉士。赖廉士战前是香港大学生理学系主任，战时成为救伤队车队负责人，他被俘后关在深水埗战俘营，在营中找到一条地下排水道，和港大物理系讲师戴维斯、工程系讲师摩利从这条通道逃到海边，再从海上逃走，以后他担任了英国陆军服务团负责人，帮助其他战俘逃跑，香港光复后他回到香港大学继续任教，后来出任了香港大学第五任校长。

南方周末：小说中日本人借美国航空轰炸编队，屠杀了d战俘营的战俘，这背后有真实的史料记载吗？

邓一光：误炸在二战时期频繁发生，比如美国在欧洲战场攻击斯科皮耶时误炸了尼什地区的前苏联第3方面军第6军。更离谱的是美军第一集团群司令莱斯利·麦克奈尔中将，他被美国陆军第8航空队的b24轰炸机群炸死在诺曼底，成为美军在二战战场上最高级别的阵亡者。香港影响比较大的是红磡街坊会小学事件，美军轰炸香港日军目标时误炸了这所小学，一百多名孩子来不及躲避，当场被炸死。还有直接炸战俘营的，1944年12月15日和16日两天大轰炸，美军第38特遣舰队和第14航空队上百架飞机轰炸香港和台湾，一颗炸弹落在赤柱拘留营c座平房院子里，事后统计，有14名英籍拘押者被炸身亡，数十人受伤。至于屠杀战俘的事就更多了，故事里有一些例子。

南方周末：小说也写到了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和英国为香港接收问题的明暗斗争，那是一段怎样的时期？

邓一光：反法西斯同盟战线成立之后，美英两国承认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贡献，很快解除了双方历史上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开罗会议前蒋介石决定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罗斯福支持，但在开罗会议上邱吉尔拒绝交出香港，之后扬言中国想收回香港除非一战。欧战结束后，美、英、苏忙于建立战后世界秩序，算计权利的瓜分，香港当时划为北纬16度以北的中国战区，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并不热心蒋介石对主权的诉求，把香港的接收权交给了英国，蒋介石暴跳如雷，曾指示第二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派新编第1军收复香港，第13军协助，但最终妥协了。

南方周末：小说中涉及通敌的复杂情形，你认为郁漱石是通敌者吗？

邓一光：d战俘营是由华人战俘营改为国际营的，日方开始没有配置英文传译，郁漱石是广东人，在南京生活，在日本和美国留学，懂民国官话、粤语、日语和英语。郁漱石由日方提名担任传译，战俘自治委员会认可，包括他后来接受日方的战时心理研究，都是战俘自治委员会的决定。战俘自治委员会希望他利用和日方接触的机会获得一些珍贵的情报，帮助战俘争取生存的权利，所以不允许郁漱石拒绝。不过，郁漱石最后接受这份差事不是因为日方和战俘方指令，而是出于自己的愿望。战后郁漱石因为寻找恋人去了香港，打听到加代子在澎湖列岛海域失踪后准备去澎湖列岛，结果被港英军政府强制留下，请他帮助去内地运粮，解决香港战后粮荒问题。他在战俘营中经历过饥饿，他本能地就会去做，而且努力做。他做得很好，获得港英军政府的嘉赏。他是一介草民，当然不知道国民政府已经暗中将港英政府视为对立方，而且制定了相关政策。所谓“资敌”就是这么来的。

南方周末：当时的省港之间在处置“汉奸”“通敌者”问题时的态度是怎样的？

邓一光：在战争清算和审判问题上，国民政府关注的重点是内地日占区的接收以及迫在眉睫的国内战争，英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在欧洲战后重建和海外殖民地所谓的新纪元。因为双方在香港光复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加上战时邱吉尔接受中国为四强国，很多英国议员认为他受了罗斯福蛊惑，而香港是英国领衔的鸦片战争的产物，英国老牌政治家大多在这件事情上有复杂的原罪情结，一碰就跳，以至后来艾德礼推进去殖民地化政策遇到很大障碍，所以，战后中英基本上是表面合作，暗地里掰手腕，比如对《华侨日报》社长岑维休的汉奸案、国民党香港机关报《国民日报》社论事件等问题的处理完全不合作。

南方周末：战俘营的囚禁状况是特殊的个体命运，还是普遍意义上的人的状态？

邓一光：完整的人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是我在写这个故事时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我这里说的人是单数、个体的人。庆幸的是，这一次我能与郁漱石遭遇，他帮助我完成了对身后黑洞的审视。恐惧、谦卑、怜悯和敬畏，以及对自我内心世界的求索和反省，始终守住人之为人的戒律，这使得郁漱石完全不像他身边那些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他在极度恐惧中做出了连传统英雄都做不到的事情，甚至于，如此怀揣恐惧和向善之心的他，在拥有至高权力的国家追究他“通敌”罪，而他的证词和他人的见证改变不了他的命运时，他宣判了自己的命运，保持了人性的最大尊严。

南方周末记者朱又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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