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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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提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当年9月8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关于特赦的条件，毛泽东说：“凡是改好了的，我们赦免。按照宪法，叫特赦，不是大赦。”
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最终决定：“对于经过一定时间的劳动改造、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从历史资料来看，从1949年到1975年，我国先后进行了7次特赦，1959年是首次特赦。在特别时期进行特赦并不奇怪，但这次特赦人员中因有一个人的名字格外引人关注，他就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要特赦末代皇帝，起初在中央内部还是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毛泽东则一锤定音：“要放，就先放‘皇帝’，我们共产党有这个气魄。”对于破例释放溥仪，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毛泽东、党中央是从大局考虑。
1955年7月5日，末代皇叔载涛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载涛在新中国初期，被毛泽东提名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他还历任总后勤部民政局顾问、国家民委委员、北京市民委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务。
在这次会议休息期间，周恩来领着载涛去见了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询问他：“现在你跟溥仪还有来往吗？”载涛一听，连忙回答：“他是战犯，我怎么会跟他来往呢？”毛泽东则哈哈大笑：
“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你们的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
不久，北京市政府派人来到载涛住所，通知他：“毛主席给你安排了一个任务，你抚顺看看你的侄子吧。”那天，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并没有告知溥仪谁来看望他，当他来到接见室，一下子愣住了。
溥仪喊了一声“七叔”，便泣不成声。见面中，载涛向溥仪详细介绍了皇室家族在人民政府关心下的生活情况，尤其提到了溥仪一些亲人在北京现状。分别时，载涛一再叮嘱溥仪：“侄儿，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接受改造，争取早日成为新人。”
在溥仪看来，自己“罪孽深重”，至于何时成为新人，那可能将遥遥无期。时间回到1950年8月1日，溥仪被苏联政府送上回国的火车。溥仪内心根本不愿回国，他在苏联过着疗养院般生活，为此不惜用珍宝贿赂苏方人员，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溥仪一行共有11人，包括他的岳父荣源、弟弟溥杰、三妹夫润祺、医生黄子正、随从李国雄等人。8月5日，溥仪等人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初到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对溥仪印象深刻，“他头戴黑礼帽，身着黑西服，一手持文明杖，一手挎件风衣，随身携带一个黑皮箱，后面跟着一帮随从。”
管教黄国城先是向溥仪等人宣读改造条例规定，并将一套囚服递给他，上面编号是981。对于这套衣服，溥仪很抵触，不太愿意穿上。溥仪在自传《我的前半生》中这样描述：“那套衣服好像寿衣，穿上就完了。”
自从3岁开始当上皇帝，到后来成为伪满洲国皇帝，溥仪一直过着别人伺候的生活，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在苏联期间，因得到了优待，溥仪继续摆起皇帝的架子，要求身边人每天向他请安。
溥仪有这样的举动并不奇怪，谁让他从小有人对他三跪九叩、百依百顺，这是一种畸形生活环境。溥仪自己也承认童年生活很不正常，他说：
“每当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我脑子里便浮起一层黄色，琉璃瓦顶是黄的，轿子是黄的，椅垫子是黄的，衣服帽子的里面、腰上系的带子、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包盖稀饭锅子的棉套、裹书的包袱皮、窗帘、马缰……无一不是黄的。”
这些黄色物品只有溥仪独享，让他形成了“唯吾独尊”的性格，至于学习生活技能，那就是开国际玩笑。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后，一起来的人继续照顾溥仪的日常生活，大家称呼溥仪为“皇上”。管理所的领导一看，这样下去根本起不到改造效果。大家商议后，决定对溥仪改造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将他跟身边人员分开。
这一决定让溥仪非常不满，他苦苦哀求道：“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们，他们不在我身边，我等于就死了……”溥仪的哀求没有成功，他被安排跟伪满时期战犯们关在一起。没有随从在身边，溥仪一切要自己动手。
一开始，溥仪就暴露出生活自理能力极差，连洗衣服、穿袜子、系鞋带等都不太会。这些还都是小事，溥仪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跟大家一起洗澡。当时洗澡是一个大澡堂，每次洗澡时，溥仪都是第一个冲进去，快速洗完，等其他战犯来了，他则立即从水池里跳出来。
除了洗澡外，值日倒马桶也是溥仪难以忍受的，他认为这是有损“皇帝的威严”。是不是不可思议？已经沦为战犯，可溥仪还是不服气，认为自己是“皇帝”，怎么能干这些“低下的事情”。后来溥仪才真正明白自己的错误，他回忆时说：
“因为我是高高在上地活了四十年，一下子掉在地平线上的，所以总是不服气、生气、委屈得慌；又因为许多事实告诉我，我确实不如人，所以又泄气、恼恨、自卑和悲哀。总之，架子被打掉了，标尺还留着。我所以能明白这个道理，是因为后来发现了不能用我的标尺去衡量的人。”
为了让溥仪能做一些简单的生活技能，管理所工作人员绞尽脑汁，他们手把手教溥仪系鞋带、叠被子、洗衣服等。经过一段时间，溥仪渐渐学会了一些简单的轻活，比如浇水、拔草、除四害等。在接受改造期间，溥仪的思想也发生了极大改变，逐渐意识到自己犯下的一些罪行。
管理所工作人为鼓励溥仪追求进步，让他参加歌咏队，他渐渐学会了《东方红》、《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考虑到溥仪当年学过中医，管理所领导就安排他到医务室里当助手，负责给病员抓药。
1955年3月，贺龙、聂荣臻等人来抚顺视察期间，专程来战犯管理所，当看到溥仪时鼓励他：“好好接受改造吧，你将来是能亲眼看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实况的。”
溥仪激动万分，从此更加努力接受改造。1956年，溥仪接到通知让他去沈阳最高人民军事法庭，担任控诉日本战犯的证人。溥仪把自己所知的日本人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都说了，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第一次为祖国人民服务，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
这次当证人，溥仪也吐露了自己心声：
“今天我站在祖国庄严的法庭上，对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战犯武部六藏（曾是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长官）、古海忠之，奉行侵略政策，操控伪满洲国政权，奴役东北人民的罪行作证。在伪满洲国各部的日本次长、各省的次省长、各县的副县长，都是掌握实权的日本人。由中央到地方形成操纵支配的网。”
溥仪的进步被大家看在眼中，但究竟能不能特赦，谁都不知道，溥仪自己心里也没有底。1959年9月18日，战犯们像往常一样听着广播播放。突然，广播员读了毛泽东关于中央将进行战犯特赦的论述：
在押各种罪犯中的多数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改造，有不少人确实已经改恶从善。根据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认为，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从这一天开始，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战犯们如同过年一般兴奋，大家就特赦问题议论纷纷。“谁会是第一批呢？释放人员名单中会有我吗？”这两个问题憋在溥仪心中久久无法散去。溥仪开始反思自己10年的改造生涯，他自认为获得了比较大的成功。
翻阅《我的前半生》一书，溥仪也描述了自己的反思：
我在前半生走向毁灭是必然的，我从前恃靠的帝国主义和北洋反动势力的崩溃也是必然的。我明白了从前陈宝琛、郑孝胥、吉冈安直以及神仙菩萨所不能告诉我的所谓命运，究竟是什么，这就是老老实实做一个自食其力、有益于人类的人。和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的命运，才是最好的命运。
1959年12月4日，对于抚顺战犯管理所里300多名战犯来说，这是难以忘怀的一天。这天上午，所有战犯被集中到管理所俱乐部大厅。一进入现场，战犯们就感到现场气氛不同以往。主席台最上方挂着醒目的横幅：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
特赦大会开始后，在众多战犯期待的目光中，代所长金源大声宣布：“抚顺战犯管理所特赦大会开始。”随着简单的开场白结束后，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刘生春开始宣读特赦名单。
此刻，所有战犯都屏住呼吸，现场一片寂静，每个人都迫切希望听到自己的名字。溥仪来之前自认为自己这一次就是凑热闹，“所有人都可能，就我不可能！”有战犯就公开说：“除非剩下溥仪，要不剩他就不会剩我！”
“爱新觉罗·溥仪！”这是刘生春第一个读出的名字。溥仪根本不敢相信，直接楞在座位上。这时坐在背后的溥杰小声说：“大哥，你被特赦了。”溥仪这才缓过神，他缓缓走到主席台前，弯下腰接过特赦书。
特赦书内容很短，摘录如下：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所有人都注意到，当溥仪转过身后，他早已泪流满面。“祖国，我的祖国啊，你把我改造成了人！”这是溥仪最真实的心声。在没有任何人强迫情况下，溥仪写下一封感谢信：
一、我感谢共产党，感谢伟大领袖毛主席，我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二、我将利用后半生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直至生命终止的那一刻；三、这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感谢祖国把我改造成了真正的人。
溥杰也没有想到哥哥能被特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哥哥根本不相信自己会被特赦，当他听到名字后慢慢站起来，向前几步，深深地鞠躬，然后抬起双手，接了那份特赦通知书。当他转过身后，人们发现他早已泪流满面。”
当年12月9日，溥仪时隔30多年后终于回到北京。关于溥仪的工作安排，起初他希望能从事医生的工作，但被周恩来委婉拒绝。周恩来认为：“溥仪身份特殊，他读了不少医书，但是他不要给人家治病，治好了没事，治坏了就会有闲言闲语，这样不好。”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溥仪先是来到北京植物园担任卖门票和园丁的工作。一年后，溥仪被调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成为一名文史专员。对于溥仪来说，能够被释放已经是巨大的荣誉，他非常感恩。
溥仪根本没想到，很快毛泽东将亲自接见他。1962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设家宴，宴请溥仪。那天溥仪早早来到中南海，他穿着蓝卡其布中山服，戴着一副眼镜，身材比较消瘦，但腰板挺直，这次单独谈话持续了5个小时。
一见到毛泽东，溥仪眼含泪花地说：“主席，我是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犯过死罪的人。今天有幸能得到毛主席的接见，是我溥仪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我要……”话还没说完，溥仪就泣不成声。
毛泽东则摆摆手说：“我们先不谈这个，我对你回到北京表示欢迎。听说你在植物园劳动，休息得还不错，这很好嘛。现在做清史资料研究工作还行吗？不要急，慢慢来。第一要保重身体，50多岁也算是上了年纪的人了。第二要继续学习，学什么？学工作，学生活。当然你也一直在努力学习，而且进步不小。”
毛泽东如此了解，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溥仪感动得无以复加，结果失声痛哭。此情此景，毛泽东让工作人员送来热毛巾，让溥仪擦擦，以缓和情绪。待溥仪情绪稳定后，毛泽东让他坐下，仔细听溥仪叙述自己曾经所经历的事情，期间溥仪又是几次失声痛哭。
毛泽东很少插话，唯独听到溥仪当皇帝的经历时发表了一些意见。毛泽东认为皇帝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他笑着对溥仪说：“从封建社会来看，你不但是清朝的末代皇帝，而且还是中国两千多年来整个封建社会的末代皇帝。你的情况表明了一件大事，就是中国以后再也不会有封建制度了。”
溥仪连连点头表示同意，毛泽东还询问了很多生活问题。谈到身体情况时，溥仪表示自己在接受改造期间，获得了宽大对待，身体上的很多的疾病都得以治愈了。溥仪感慨地说：“从过程来看，我选择接受改造这条路是对了，是改造让我临了一个全新的世界，见识了全新的人、全新的事。请主席放心，今后会靠自己的能力活着、做人，我也会变成新的溥仪，为国家做贡献。”
离开之际，毛泽东考虑到溥仪现在还是单身，就嘱咐他再找一个合适的女子结婚，“听说你现在还是孤家寡人啊，皇上没有娘娘不行。”毛泽东如此关心自己的生活，溥仪怎么不受感动？1962年五一劳动节前夕，溥仪再次结婚了，妻子是北京关厢医院的护士李淑贤。
李淑贤之前有过两段婚姻，而溥仪曾经有4位妻子。这是两人最后一段婚姻，他们彼此都十分珍惜。无论是溥仪的同事，还是关厢医院的护士们，大家都知道溥仪对李淑贤特别好，几乎每天都会接送妻子上下班。
然而，这种幸福的婚姻生活并没能持续多久。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病逝，终年61岁。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曾将悲剧分为三种：第一种、由异乎寻常的恶人所造就的悲剧；第二种、起于盲目的命运和偶然的机运造成的悲剧；第三种、剧中人不同的地位和相互关系造成的悲剧。
有人说，这三种悲剧在溥仪身上体现地淋漓尽致。从3岁被抱着坐上皇位，导致了他悲剧的开始。但是，溥仪的后半生并不完全是悲剧，他通过接受改造，迎接了新生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溥仪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关心。
虽然溥仪61岁就病逝，可也算获得了一个善终的结局，这或许就是老天对他的同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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