怒海侠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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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痛诸君为民主尽忠，为民族尽孝，杀身成仁谋解放；庆今朝拯人民于危，拯国家于难，血染芙蓉尸骨香。”这是1950年1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贺龙、副主任委员王维舟、李井泉率成都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各界人为成都十二桥死难烈士举行的公祭仪式上成都工人祭献的挽联，挽联的文字既真实地反映了共和国英烈们为人民利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也道出了广大人民对他们无比崇敬的缅怀之情。
1950年1月4日，十二桥烈士遗体挖掘现场，张大成烈士的遗体与其他烈士的摆放在一起，他右腿的位置空空荡荡，口鼻流血，可以看出烈士殉难时的惨烈情形。“大庭广众要斗争，穷乡僻壤要斗争，公堂受审要斗争，监狱非刑要斗争，枪毙活埋要斗争！”生命不息，斗争不止，张大成等烈士在牺牲前夕完成了人生的最后一场战斗，铸就了十二桥畔名贯川西的英魂。
张大成，1920年农历八月八日生于四川省郫县（今郫都区）德源乡义林村一个世代以佃耕为主的农民家庭。张大成在义林寺初小毕业后，因家贫辍学，返家务农，成为家庭中主要劳动力之一。
▲张大成。资料来源：四川农业大学档案馆(校史办公室)
从小的坎坷苦难经历让张大成嫉恶如仇，在《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卷)》对他的童年经历和性格孕育之间的关系有这样的描述：
张大成自幼受到家庭的教育影响，养成了秉性正直、不畏强暴、嫉恶如仇的性格。1935年夏，温江专署的保安团队到义林寺一带“清乡”，趁机抢掠农家的鸡鸭等财物，还美其名曰“借用”。在他们的刀枪淫威下，农民敢怒而不敢言。一日，年满14岁的张大成遇见这伙恶兵凶徒抢劫了农民财物上路时，当即怒斥他们行为不当。他们恼羞成怒，立即用拳脚和枪托交替毒打张大成，打得他血迹斑斑，遍体鳞伤，筋骨、腰肾都受到折损，疼痛难忍，直到昏倒在地，还骂他“管闲事”方才罢手。经过三年多的治疗休养张大成也没有痊愈，以致不能再承担稍重的农业生产劳动，这使他对恶势力更加恨之入骨。
这段经历让张大成心里埋下了对黑暗旧势力的仇恨种子，驱使他后来选择了为国家民族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道路。但也是这段经历让他基本丧失劳动力，无法务农或做工，父母兄弟便选择省吃俭用，积攒学费供他继续上学。1938年，18岁的张大成去何家场小学读高小，一年后考入郫县初中，初中毕业后考入全公费的省立成都师范学校。1944年张大成以师范肄业生身份考入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植物病虫害系，第二年转入农艺系。因他学习成绩优良，常获公费补助，才最终得以完成大学学业。
张大成在读师范和大学几年中，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在《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卷)》中这样描述：
1943年至1945年，我张大或二哥常由重庆把《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邮寄回家，供大成、大哥和他们联系的群众传阅。在此基础上，我们于1945年至1946年间在郫县组织有青年30余人的读书会，积极学习了《中共七大文献》和一些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撰写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方面的文章著作，从而使大家对当时的社会现象和政治形势有了较正确的认识。大成是读书会的积极分子，进步较快。
特别是大成肄业四川大学时(1944-1948年)，正值国民党政府对外大肆出卖国家主权，对内积极反共反人民，他对这些反动行径，愈来愈愤慨，日益更多地投入中共地下党发动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如声援昆明血案，反对中美商约，反对美军暴行，声援沈崇事件，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等等。革命运动的教育、锻炼和进步同学的启发帮助，使大成的革命思想逐渐树立起来，认识到不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国就没有光明前途可言。因而他的斗争意志变得很坚决，行动表现非常积极。
当时四川大学有许多进步学术团体，是进步学生交流学术、研讨时事政治和进行民主运动的活动场所。大成参加了自然科学研究社和时事研导社，在1947年至1948年夏，还担任了时事研导社社长。“时研社”积极参加地下学联(校内所有进步学术团体的秘密联合组织)发动和领导的学生运动，参加学生自治会竞选，以占领党在学运方面的领导阵地；组织时事座谈，办墙报刊物，以唤醒群众；揭露批判国民党出卖祖国主权、屠杀人民、施行内战等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凡是开辩论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他都是引人注目的积极分子。
1946年夏，大成经张万禄、刘光书介绍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47年6月1日，他的二哥(即我)因参加了民盟和民主运动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关押，他不但没有被吓倒，反而同大哥张文著几次去向民盟四川省和成都市负责人张志和、张万禄汇报和请示工作，并把我在郫县组织、发展的民盟小组和读书会的活动继续推动发展起来。
1947年冬，成都市参议会参议员、民社党党员官箴予和恶霸袍哥头子徐子昌参加竞选所谓国民大会代表。“官大炮”为了多拉选票，在发表竞选演说中，对国民党地方政府进行了一些指责。四川省政府即以“煽惑群众”“诋毁官府”的罪名，把他秘密逮捕关进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这虽是狗咬狗的事件，但却戳穿了国民党搞假民主选举的本质。为了使这一选举丑闻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以教育中间群众，中共成都地下组织决定发动一个“保障人权、声援官箴予”的运动。在成都市大专学生举行示威游行那一天，大成和同学贺新民、贾桂南另行组成突击宣传队，在市内各大影、戏院和华华茶厅等群众集聚之处，发表讲演和散发传单。他们明知这样离开游行大队伍进行小组活动，目标突出而又势单力薄，最容易为特务所逮捕，但大成等却不顾安危地承担，体现了为革命置生死度外的英勇气概。
1948年3月底4月初，四川大学十多个学生伙食团联合组成“伙食团联合会”，推选张大成等10人为代表，前去四川省政府向代理主席邓汉祥(当时，原省主席邓锡侯已去职)请愿，要求配售平价米，未果。回校后，代表团主席刘光书在全校伙食团经理大会上报告请愿经过，并提出拒绝蒋介石将派王陵基继任省政府主席的主张，当场有人反对。张大成高喊道：“王灵官是重庆‘三·三一’惨案的罪魁祸首，打倒王灵官！”4月9日下午，在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全市大专学校学生5000余人上街游行，冲向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拨发平价米。这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行动，给刚上台3小时的王陵基当头一棒，打了他一个下马威。“王灵官”竟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进行残酷镇压和拘捕，造成震惊全国的“四·九”血案。他在此次运动中积极组织和宣传鼓动，勇敢地参加了示威游行。
张大成对革命同志非常关心。1948年秋从四川大学毕业回到郫县家里后，他得知特务在四川大学抓人，估计有的同志在成都处境危险，便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赶来成都，把民协、民盟的陈光明、蒋国基二人接到自己家里住下，躲过那段时间。
张大成在国立四川大学农学院求学时，正是成都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大学四年间，张大成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政治素质，在火热的学生运动中逐渐崭露头角。1948年夏天当张大成大学毕业后，他选择奔赴新的人生战场，来到灌县开展新的革命活动，并于1949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成都文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卷)》这样描述他的这段经历：
1949年初，张大成经地下党员马锡禄、马肃庭介绍，得识中共雅乐工委派到灌县的负责人李维实。经了解后，李维实偕马锡禄、马肃庭于同年3月1日到郫县德源乡张家，由二马介绍吸收张大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日或第三日，并由李维实主持了入党宣誓。接着，李维实同意他利用其未婚妻董绛云(不久张即与董结了婚)之父董介蕃在灌县女中任教务主任的关系，偕同董绛云去灌县男、女中教书，并指示他在灌县中学设立党的联络点，接送来往于成灌线上的地下工作者。他还团结发动灌城中学的教师，创办了英语刊物和油刊小报(两期)，报道解放战争的胜利消息，鼓励师生积极参加“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斗争，并揭露国民党反动治的种种倒行逆施。
他还协助李维实到家乡郫县一带，在民盟成员中吸收一些够条件的人入党，大哥张文著也被吸收入党了。在李维实的具体领导下，他们在郫县的德源、青龙、迥龙3个乡积极筹建地下武装，发展了有600人枪，在温江的隆兴和涌泉两个乡，还发展了约800人枪。1949年冬，中共川西边临工委组建“川康边人民游击纵队”时，成立了以李维实为首的“岷江支队”，统率温江、郫县、崇宁、灌县的地下武装。后来，在安定社会秩序，迎接解放，协助解放军平定土匪暴乱、征粮及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中，这支群众武装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49年闰七月，中共雅乐工委派了仁寿县的地下党员祝良安和农民骨干分子廖维正去灌县向峨煤矿工作。他们路过灌县时，去县女中会马锡禄，马不在，由张大成接待。祝、廖到矿后，以拜把兄弟的方式结识了许多工人。农历八月初，二人请一驻矿士兵喝酒，借聊天启发该士兵认识共产党的好处和全国即将解放的形势。酒后，该士兵在寝室大声说：“国民党要完蛋了，共产党要来了，我要参加共产党”等。矿警主任得知后，当即电告国民党温江专区保安司令部将该士兵抓去审讯，供出廖、祝二人。廖、祝被捕，又供出了张大成和马锡禄等(二人在赴灌途中，曾在双流擦耳乡的中共地下联络站住宿，该站工作的地下党员徐海东及该站掩护人员徐茂森，也因廖、祝叛变而被捕)，地下党组织决定立即撤离有关人员，但张大成认为，他与廖、祝既无组织关系，又未谈及党内组织问题，即使他们供出与他接触的情况，也无多大关系，因而未撤离。恰在这时，温江专署专员冯均逸密电灌县县长程文蔚，认为崇宁县丰乐场、桂花场民主联军的起义有马锡禄、张大成等人策动，令立即逮捕。由于内部原因，灌县当局没有立即行动。第四天(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即10月18日)，温江专区特委会秘书王人杰亲率特务来灌县，于中午逮捕了张大成，但当即为其岳父董介蕃所保释。形式上是释放了，但却被特务盯住不放。大成对此异常冷静，他想，特务并未抓住证据，如果一走，反而会暴露，将对组织造成更大损失。于是当天他仍镇定自若，下午和晚上继续在校上课。傍晚，马肃廷趁暮色去寝室寻他，不在，就留了一张暗示他从速转移的条子。这时，温江专区特委会秘书王人杰和灌县特委会秘书肖襄又找到男中校长彭玉元去学生自习室骗出了正在上辅导课的张大成，马上把他押走了。
张大成被捕后，关在灌县自卫总队。他在敌特审讯中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和党的组织。他的爱人去看他时，他悄悄问道：“小马(马锡禄)没出事吗？”当她说都很安全时，他露出胜利的微笑。在如此危险的环境中，他仍然顾念其他同志的安危！
张大成随即被敌特从灌县押去温江，半月后转送到成都四川省特委会将军衙门看守所监禁。在狱中他迭遭严刑拷打：先是把他的双手反缚吊在梁上；继后又把他的双手和双脚的拇指缚着，腹部向下，反吊起来，四个拇指都吊断了，鲜血淋漓，昏死过去。当他苏醒后，还是毫不屈服，英勇斗争，没有吐露半点材料，保护了党和民盟的组织与同志。
凶残成性的国民党特务在覆灭前夕，将一批坚贞不屈的狱中革命志士，绑押到通惠门外十二桥集体屠杀，张大成牺牲了，年仅29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他为革命而奋斗的热忧，对党和人民事业忠贞不渝的精神却永远镌刻在了十二桥畔，也镌刻在人民心中。（来源|《丹心谱汗青：川农大红色档案》 潘坤等|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