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凤山

状态: HD国语

主演: 程磊 赵洪纪 穆思宇 胡世群 朱宣颖 杨晶 

导演: 赵洪纪

语言: 汉语普通

首播: 2014(大陆)

更新: 2024-04-26 13:05

类型: 剧情片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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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闯荡江湖

      我虽然学了一身本事,却摆脱不了旧社会套在我身上的枷锁,无论怎么努力,只能从一个可怜的流浪孤儿,变成一个闯荡江湖的流浪艺人。

      逃徒

      在师傅手下生活了七个年头,我把数来宝这种艺术形式掌握得相当熟练了,终日在天桥这座“艺术大学”里“进修”,又吸收了许多生活和艺术的营养,加上同行艺人的激励和年轻气盛的抱负,促使我要开拓新的生活和艺术境界。但是,眼下却困难重重。在这种情况下,我内心里就萌发了逃离师傅的念头。

      14岁的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对自己逃徒的念头十分害怕,再说我也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不忍心抛下救活了自己而又朝夕相处的师傅,所以迟迟没有行动。

      一个偶然的机会,迫使我下了决心。

      一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去串妓院卖艺。刚进去不久,突然一群警察把门堵住了,他们要清查妓院。我也无法卖唱了,一个晚上没有挣到一文钱,拿什么向师傅交账呢?这事说不清楚,又会招来一顿毒打。因为我还从来没遇到过交不了账的事,心里非常害怕,不敢再回客店。突然,一个念头冒出来了,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干脆,我跑吧!就这样,我身上没有分文钱,没带任何行李,就揣着一副竹板,连夜出了广渠门,一口气走了四十里,第二天上午,跑到了通州城。

      打从我3岁跟随父亲流浪到北京城,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一来到通州,我的心胸好像一下子开阔了许多。通州城里,古色古香,人来车往,店铺林立,好不热闹。但是我不能多看风景,因为肚子不饶人,手中没钱,无法充饥。不容考虑许多,我便在闹市找一个空场,掏出竹板,拉开架势,“呱哒呱哒”打了起来,过路人马上围过来。我定定神,清清嗓子,像在前门大街唱铺户那样,随口编了几句称赞通州风光和街市的唱词,招来了听众的叫好声。接着我又向听众说了几句吉庆话,就演唱了一个拿手的整段子。大伙看我年纪不大,戏路很好,招人喜欢,纷纷向我扔钱。一天唱下来,挣了两块多钱。虽说比在天桥卖艺挣得少一些,可这是第一次完全归自己的钱啊!这时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攥着这两块多钱,几滴热泪洒落在手上。

      在街头摆摊卖唱,这叫“撂地卖艺”,是艺人谋生的重要手段。在通州街头这么唱起来,对我来说,是生活道路上的一大重要转折。现在算来,那应该是1935年,我正好14岁。

      在通州我只住了一夜,因为心里不踏实,总担心师傅会追到这里把我弄回北京。第二天一早,我就继续往前走,经过张家湾、廊坊、杨村,每天都走几十里。走到哪里,我就唱到哪里,越往前走,也就越放心了。

      北方的艺人有句俗话:“北京是出处,天津是聚处。”你在北京学了本事,长了能耐,都要争取到天津去试一试,见见世面。而我那时还有一个心思,就是要到天津跟常家的“小蘑菇”较量较量。

      我在路上走了四天,便来到天津卫,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在天津“三不管”

      来到天津时,我手里已经有了十几块钱,是几天来在路上卖唱挣的。我先买了一身新衣服,剃剃头,洗洗澡,从上到下一色新。在北京时, 我还听人说过,北方的艺人“要不在天桥过过筛子就不叫艺人;不到天津‘三不管’闯练闯练也不叫艺人”。我一定要到“三不管”去,非到那里落脚谋生不可。打听清楚地址,我就直奔“三不管”而来。

      天津的“三不管”和北京的天桥有些相似,各种游艺、杂耍、茶棚、书场,一应俱全,非常热闹。经人指点,我找到一个小书场,掌柜的是个女的,五十多岁,人称崔老太太。她的书场叫做“明地”,就是在地上搭一个布篷,场子里摆几条板凳,供听书人歇坐。这里板凳的摆法很有讲究,说书人的“活儿”好,受欢迎,就多摆几条,否则就少摆几条。一看板凳的多少,就说明你的演唱水平。再者,一个场子由几个艺人轮流演出,事先分配好时间,谁的艺术水平高,就分配给谁的时间长。第一天崔老太太只给我摆了四条板凳,一个钟头的时间。因为我初来乍到,年纪又小,人家不放心。

      我在这里第一场演出,就受到欢迎,观众很捧场。因为我口齿清楚,声音脆亮,人又伶俐,招人喜欢,说的内容又是新编的段子《打南口》,很吸引入,尤其是我在表演和唱法上和一般艺人不一样。当时,许多人演唱“数来宝”,都是一条腿半跪在地上,不敢抬头,既不便于表演,也不利于传情。我不这样表演,而是大胆吸取了戏曲和评书的表演手法,不再跪在地上,完全站起来演唱,又加进了许多动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又能体会人物感情,没有粗俗低级的脏话,让人感到不俗不土,很受欢迎。

      第一场演完,把崔老太太高兴得不知说什么好,拉着我的手,亲热地说:“你明天还来吗?你哪里都别去了!”第二天,崔老太太就给我摆了八条板凳,时间也增加到两个钟头。

      我在天津一下子就打响了,每天能挣四块多到五块钱。这在当时,是许多艺人都赶不上的。

      地头蛇来了

      好景不长。我在“三不管”的出现,惊动了那里的地头蛇。

      有一天,我正在崔老太太的场子里演唱,突然闯进一个大个子,分开众人,不由分说,上来就把我的竹板夺走,演唱中断了。来人自称姓李,凶神恶煞,是这一方的地头蛇。他有一帮势力,专门欺负剥削艺人,尤其是外来的艺人。只要他听说你唱红了,挣钱较多,他马上就出来找茬儿,敲诈勒索。地头蛇听说,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天能挣几块钱,又没有事先去拜他,他哪里肯放过?我不懂这些规矩,事先也没有想到。地头蛇一上来就盘问我:“师傅是谁?师爷是谁?是哪一代的?”我说:“师傅曹德奎,外号‘曹麻子’,师爷‘黑泥鳅’。”地头蛇头一歪,眼睛一瞪说:“都不认识。”接着,他又问了一套黑话,我一时答不上来。地头蛇越逼越紧,又问我是哪一门的?供的哪家神?我也没答上来。地头蛇一看找着茬儿了,把桌子一掀,恶狠狠地说:“没有师傅,不供神,别想在地面上做艺。要想卖艺,先拜师傅!”他这一招儿非常狠毒。按照他们的规矩,由他指定师傅让你拜,你挣的钱就得七成归他。我一听,就急了,怎么分辩也不行。俗话说“强龙压不了地头蛇”,何况我又是外来的,年纪又小,没有后台,举目无亲,一时没有别的出路。想来想去,就强忍了这口气吧!从此,每天都得把挣来的钱大部分送给地头蛇。

      在天津混了两年多,每天起早贪黑,吃苦受累,被人欺侮摆布。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天津一片混乱,人心惶惶,谁还有心听唱呢?街头艺人更没有出路,我没法在天津呆下去了。怎么办?还是回北京吧!

      送师傅还乡

      虽说我一直没有家,但在我的心目中,北京就是我的老家,师傅就是自己的亲人。七年的朝夕相处,两年的不辞而别,使我非常想念师傅。我一下火车,就直奔山涧口穿堂院的客店,还没进屋,就凄惨地叫了一声:“师傅!”万没想到,师傅在听到我逃走的消息后,如同晴天霹雳,打击实在不小。他多年的心血,晚年的生活依靠,一下子落空了。又想到当初没听朋友的劝告,对徒弟卡得太狠,后悔已晚,实在难过,一下子病倒了。一个卖唱艺人,断了生活来源,没亲没故,还有什么活路呢!他的病越来越重,等我回到他身边时,他已是奄奄一息了。我趴在师傅的床前,悲悔交加,放声痛哭,请求师傅宽恕。师傅对我说:“我快要不行了,没想到还能见上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师徒情谊,把我送回老家青云店去。”我听了心里更加难受。到街上给师傅买了一套寿衣,替师傅还了这两年的店钱,又租了一辆人力车,把师傅安置在车上。我跟着车,走了五十多里,把他送回老家。我又给师傅留下了一些钱,一切安顿停当,才含着眼泪,告别了师傅。过了不久,我就听说师傅离开了人世。我在客店里大哭了一场。

      七七事变后的北京,情况和天津差不多。在天桥卖唱一天挣不到几个钱。日本侵略者还到处推行什么强化治安,好多内容不许演唱,甚至还得替日本鬼子宣传,如果不服,就有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有良心的中国人谁愿意这样干?我实在咽不下这口气,把心一横,改行,不卖唱了!

      前门楼上扛大包

      那时,我已经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了,浑身有的是力气。不卖唱了,去拉排子车吧。我向车行赁了一辆车,才拉几天,就觉着也不是出路。每天累得要死,可挣的钱还不够吃饭,有时连车份子(车租)都交不起。没办法,只好给人家当脚行(壮工),去“扛肩”吧!一听说哪里有重活儿,我就到哪儿干,一二百斤重的东西,放在肩上不当回事。但是不管怎么拼命干,也挣不到几个钱,填不饱肚子,我非常着急。有一天,我听说要从前门楼上往下扛面袋,活儿又累又重,时间催得又紧。我不敢多犹豫,就去卖苦力,为的是多挣几个钱。我一次要扛六袋面粉,一起压在肩上,有二百多斤重。前门楼的台阶有好几十级,又高又陡。我扛着面袋,刚下了十几级,因肚子少食,一使劲,两眼直冒金花,一脚闪失,滑了一跤,跪在台阶上,肩上几百斤的面袋“呼”的一声砸在膝盖上。跌了这一跤,我的上槽牙齐刷刷地磕掉了一半,鲜血顺嘴流出来,几乎要了我的命。

      虽然受了伤,也不能歇歇,还得去干活,一天不干就得饿肚子。有一天,碰到一位熟人,他劝我,身上有本事,数来宝说得那么好,干嘛要当脚佚?一句话触动了我的伤心事,眼泪哗地流了出来。我何尝不愿意去卖唱呢?谁愿意丢掉心爱的玩意儿呢?对,自己的本事决不能白白扔掉。这时,我听说说相声的白全福还在天桥卖艺,就和他商量,一起搭班。白全福满口答应,干了几天还是挣不到钱。白全福也觉着在北京没有出路,不久就跟别人一起上济南了。我又成了孤独的一个人。

      患了“咔嗓喉”

      人在逆境中最容易忧郁成疾。我虽然年轻力壮,又有技艺,可就是使不出!连口饱饭也吃不上,怎么能不着急,又怎能不气愤?加上劳累过度,得不到休息,吃东西更不管脏净,内火上攻,得了一种叫“咔嗓”的病。先是喉头红肿,接着是一点一点地溃烂,越烂越深,脓血顺着嗓子往外流,痛得钻心,不能吃东西,也不便说话,身子一天天消瘦,不成人样了。因为没钱医治,病情一天天加重。我越想越焦心,卖唱的要靠嗓子,如今嗓子烂成这样,往后还有什么指望呢?生在这样的世道,举目无亲,有谁来管呢?我思前想后没有希望,反倒不如死了好。

      一天早晨,天不亮我就挣扎着爬起来,腰里掖着根麻绳,拖着病身子来到天坛,在一棵歪脖树下转过来走过去,思潮翻滚不止,真想把脖子往绳套里一挂了事。这时,正巧一位练气功的老头儿走过来,一见这情景,赶紧上前拉住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干什么?”我见这位老者来到面前,好像见了亲人-般,“哇”的一声哭起来。我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向老人诉说一遍。老人听罢,就说:“你是唱数来宝的高凤山吧!我认出你了,你千万不能寻短见。你可别想不开,我看你的病能治。”说话间,老人从兜儿里掏出一块钱,说:“你把钱拿着,先买点吃的,明天这个时候,你还到这儿来。我要是在这里,你算有救了。”

      第二天我按时来了,一看,老人已在那里等我。老人二话没说,掏出一个纸包打开,里边有六粒红药丸。他对我说,回去先拿一丸,用水化开,冲洗患处,然后再用一丸敷在疮上,过三天再洗一次,换上药,把六丸药用完,也就是九天之后再去找他。临走时,他又给我两块钱。我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跪在地上向老人磕了三个响头,却忘了问老人的姓名。

      回到客店,我把这事说给别人听。有一位房客说:“你是碰上狐仙爷了,你的病能好。”在当时,我疑惑不定,信以为真。我便按照老人的嘱咐,把一丸药用水冲开,清洗患处,又把一丸药敷在上面,用棉花堵上疮口,后来流出许多脓血,真的觉着轻多了。三天冲洗一次一换药,九天之后竟长出了新肉芽子。我又在原来的地方找到了老人。他给了我一些药面,临走时又给我两块钱。我把药面敷上,过了些天,“咔嗓喉”真的完全好了。当时,我一是感激,二是崇敬,三是疑惑,以为真的碰见了“神仙”。所以一直没敢动问老人的姓名和住处,只把自己的感激之清深深藏在心里。

      说来真是凑巧,十多年后,那是1952年,也就是北京解放的三年之后,有一天,我在西单静康园子演出,演完回到后台,忽见进来一位白发老人。他一见我就问:“你认识我吗?”我抬眼打量老人,一时认不出来。他呵呵一笑,说:“你想想,你怎么能活到现在?”我听到这里,眼前一亮,恍然大悟,藏在我心底的疑问解开了。我也不管后台人来人往,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冲着老人说:“可找到您了,您就是我的爸爸,我的亲人……”我再说不下去了,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这会儿我才敢探问老人的情况。原来他是白云观的看门人,名叫陶贵,一生爱做善事,解人危急。当时送药赠钱,完全出于一片济世救人的真诚之心。

      第二天,我到街上买了一份厚礼,来到老人的住处,拜望并感谢我的救命恩人。

      三下唐山

      我的病治好之后,嗓子慢慢恢复了,可是在天桥卖唱仍然挣不到钱。没有办法,我又只身来到天津“三不管”。到这里一看,情形更惨,许多艺人都像叫花子一样,没有生活出路。这时,我就思谋着下唐山去闯闯。

      我早就听说,唐山也是北方民间艺人会聚的地方,尤其是皮影、曲艺,很受群众欢迎。这大概同这里的煤矿工人有关系。矿工们井下挖煤又苦又累,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又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挣一点钱,除了吃点喝点,没有别的什么寄托,就爱听玩意儿。所以,凡是到过唐山的艺人,都觉着这里还能挣点钱。可是,我万没有想到,唐山也跟以往大不相同了。这里的日伪汉奸横行霸道,什么治安军、满洲队,欺压百姓,什么坏事都干。他们更不把说书唱戏的艺人放在眼里,听书听戏,从不给钱,稍不顺眼,又打又骂,还在说书场里投掷手榴弹,老百姓谁还敢来听书听唱呢?我第一次来唐山,就非常失望,除了饿肚子,还受尽了汉奸的欺侮。没有办法,只得转回北京。

      回到北京一看,许多艺人都改行了。唱河北梆子的杨殿元去卖山里红,说北京琴书的关学曾卖臭豆腐,还有艺人去卖花生、瓜子。没改行的艺人多半得给官僚、汉奸唱堂会,挣的钱很少。我找不到事做,有时也不得不忍气吞声,跟别的艺人一起去唱堂会。颠沛流离,在饥饿线上挣扎。说话间我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无论如何也该成家了。经朋友努力撮合,我总算成亲了。妻子的家里也是穷人。我们一无房子二无被褥,临时借了一间小房,草草把婚事办了。我手中无钱,怎么养活妻子?结婚没几天,我就偷偷离家出走了,连妻子也没告诉。三个月没有音信,熟人们都以为我失踪了。我下狠心又到天津卖艺挣钱去了。我没日没夜,几处赶场,上园子,上电台,豁出命干,也没能存下几个钱。实在没办法,一咬牙,从北京带着妻子,又一次来到唐山。

      这回到唐山总算找到一个园子可以卖唱,也很上座。谁知道戏园子的老板尖刻狠毒,每天挣的钱几乎全部落入他的腰包。他和汉奸特务勾结在一起,把艺人管得死死的,再不许到别处去卖唱,少有不遵,就招来汉奸特务的毒打,简直没有活路。后来,冒着生命危险,我才逃回北京。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军队又来了。我的日子过得更糟心。那年月,当官的、特务、宪兵,再加上一群群的伤兵,要找你的茬儿,你躲都躲不及。有一回,我一怒之下,在天桥把一个伤兵打了。我连夜带着妻子逃出北京,又从天津扒火车来到唐山。这一次,我差点儿把性命送在唐山。

      有一天,我在街上走,看见一个卖梨的正和顾客吵架。我上前问明原因,原来是卖梨的少给人家分量。我说了一句公道话:“卖东西得给够分量!”没想到这句话惹翻了卖梨的。这时,正巧走过来一个国民党军官,后面跟着几个护兵,一看我是个外地人,硬说我是解放军的探子,不由分说,举起手中的文明棍,劈头就是一棍子,打得我顺脸淌血,扑通一声倒在地上,当时就昏了过去。过路的好心人把我送回客店,半天才苏醒过来。后来一打听,那个卖梨的原来是国民党军官的亲戚。这真是仗势欺人,没有老百姓的活路。

      三次下唐山,一次比一次惨,不但没挣到钱,最后连两包袱衣服也让人偷走了,落个两手空空,不得不和妻子偷扒火车回到北京。这时已是1948年春天了。

      出路在哪里

      北京的景象更惨。国民党军队困守在城里,到处欺压百姓,抓丁拉夫,抢掠财物,白天让你在城外挖战壕,晚上又让你出去防空,再加上物价飞涨,人民实在无法生活。

      在天桥卖唱更是挣不到钱。这时,我又拜相声艺人高德亮为师,学会了说相声。平时,我和妻子住在师傅家,两家人凑到一块,吃了上顿愁下顿,那个苦和急真没法说。活人不能坐等饿死,我想了个主意,从别人手里趸来一点水果糖,把它加工揉碎,又加进一些冰片,制成又凉又甜的小糖块,用小盒装着,一边卖唱,一边卖糖块。这样,勉强能挣几个钱,买上一二斤玉米面,回家熬点稀粥,和师傅一家对付着不致饿死。

      无论怎么困苦,我和师傅也没有绝望,我们对未来抱着希望。我们看得出国民党反动派的日子不会长!尽管国民党天天进行反共宣传,但是共产党、解放军的形象却在劳苦群众心里越来越高大。我在唐山时听到过不少共产党员和敌人英勇斗争的故事,它们像火种一样埋藏在我的心灵深处。相信总有一天,共产党、解放军会来搭救苦难中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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