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讲，想到一日三餐，自然就会想起母亲，这是绝对的触景生情。因为母亲的“溺爱”，我不论是在儿时，还是在工作后，基本都没怎么在生活琐事上操过心，母亲都大包大揽地替我包办了。这虽然让我颇感人生之幸运，也让我几十年后，在大洋彼岸为了求生而重拾厨艺时，格外地想念母亲，想念母亲一生对我无微不至的饮食关怀，想念母亲精心烹制的各种美食佳肴，想念那些美食带来的醇醇的家的味道。

来美国之后，纵有万般不适，最难以忍受的，还是饮食的不便。毕竟，寻常百姓人家，万事吃为先。而对于我，这也许是最痛彻，最苦闷的文化失落与焦虑吧。说实在的，我并非刘姥姥进大观园，第一次来美国常住。我知道，这不是号称美食王国的中国，也不是有珍馐大餐美名的法国。美国人讲究效率，认同时间就是金钱，不屑在吃喝上浪费精力，我因此对这里悲惨的饮食情况很有思想准备。即便如此，美国餐饮文化的落后，吃饭这个日常最基本问题的不便，还是让我耿耿于怀，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让我感到好像居住在一个迥异的世界。

也难怪，在美国的很多地方，已开始出现新一轮重新城市化趋势，很多年轻人难守郊区生活的单调与寂寞，纷纷跑到热热闹闹的大城市中，结果曾经令人神往的，也是标志美国经济社会发展象征的中产郊区开始出现衰败迹象，而过去日渐衰落破败的城市开始复苏。想起过去中国改革讨论中，城市化与城镇化的道路之争，美国新的城市化经验也许会提供一个注脚。

很有意思的是，前些日子国内来了一个好朋友。尽管我对这儿附近的环境还远不够熟悉，但久别不见的老朋友一起聚聚是必须的。同学见多识广为人仗义，属于国内先富起来的阶层，吃喝早就已经不在话下，普通的美味佳肴早已吃腻，只想猎奇般体验一下当地美食，顺便与老朋友一起叙叙旧，拉拉家常。正巧，与同学一行的同事有个朋友也在附近，联系上后也愿意一起凑个热闹，并信誓旦旦地承诺说，他在美国时间呆的时间较长，愿意尽一次东道主义务，而且会选择一个很有特色的美国大餐去处，肯定不会让我们想猎奇正宗地道美式餐饮的人失望。

那天晚上的聚会，我好说歹说利诱加威胁再加蛊惑地带上了极不情愿跟随的儿子。儿子性格有点腼腆内向认生喜安静，平时就嫌麻烦吵闹不太愿意出去就餐，特别是不愿意凑这种与己无关不咸不淡的热闹。今天儿子能勉强给脸面，还是我给他添油加醋许愿说，今晚要吃正宗的美国大餐。要说来美国这么长时间了，我们早就适应了中美饮食文化的断崖式落差，除了各式各样的汉堡包和泛善可陈的美式中餐，我们还真就没吃过什么有名的大餐，更不要说地道的美式大餐了。想必他也是有些好奇心作怪，愿意猎奇冒险试一次。

我住的南加州地区，其实是个居家过日子的好地方，尤其是如果想找一个一年四季气候宜人的地方，如果厌腻了国内的嘈杂与忙乱，想寻觅个幽静清闲的去处，这里绝对是个上佳选择。但吃饭却不是那么方便，尤其想出去吃个像模像样的聚餐，不开出个十里八里地就甭想了。这点肯定不如在国内，出门无论往哪个方向走，最多几分钟的徒步路程，甚至就在楼下街道旁，鳞次栉比的美食店数就不胜数，方便至极。

我们父子两个驾车大概有半个小时，终于和朋友在约定的餐馆前面胜利会师。在周围很气派的购物中心的映衬下，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走进一个看起来颇具特色相当别致的餐厅。等诸位坐定下来，急急忙忙拿起菜谱一看，一下子可就大眼瞪小眼，全都傻了眼。几个人把菜谱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反复扫了数遍，也没找到正宗美式大餐的踪影。眼前所见无非是各式各样的汉堡包而已，外加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各式啤酒饮料，算是一点仅有的特色。看我们面露疑惑与不解，这位朋友赶紧解释，这是本地档次很高，颇具特色，如假包换的美式大餐。大家听了大失所望自不必说，最可怜的是我儿子，他听到这里后，对美国饮食文化的任何幻想与期望，瞬间被摧毁殆尽。对于美国饮食文化的调侃，也成为当晚聚会当仁不让的第一个话题。

其实按道理，现如今中国已经崛起了，想吃啥都吃得起了，人们都开始醉生梦死了，没人再拿吃喝当回事了，所以不应该再对吃喝大惊小怪纠缠不止了，更没必要沉湎纠缠于吃喝的话题了，那样岂不是显得太没档次，太没意思了。从满足吃的基本欲望来讲，这种言说确实很有道理。不过，饮食男女终究不仅为了吃个饱，更何况如今社会进步了，美食咋的也需要带一点审美追求，需要承载一点文化内涵，需要讲究一点历史厚重，至少不能老是汉堡包的干活吧。不是我有多么高雅，也不是我假装正经，反正我是对此深信不疑的，我相信不论什么样的文化文本，无论何种文化言说，都少不了饮食文化的基本内容。

谈到美国的快餐文化，因为工作与专业关系，我对这种标准化的工业文明稍微有一点涉猎。这次来美国以后，又增加了一些实地感受与感慨。其实，快餐业态固然有规模化生产的工业文明影响，本质上是一种快捷低价的选择，但也与食客对待餐饮文化的态度不无关系。美国餐饮文化有一个有趣现象，就是饭后需要志愿支付不等的小费，以示对餐饮关怀的谢意，作为提供更好服务的激励。但我相信，很多食客对此是颇不以为然的，肯定觉得付出小费未有所值，钱花的有些冤枉有些莫名其妙，甚至有点肉疼。如此这般，不需要支付小费的快餐应运而生，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因为我的个人经历，每当谈到吃的话题，每当讲到美食的妙处，总会很自然地勾起我对很多饮食的难言之隐，当然更多地是唤起我对母亲的绵绵回忆，尤其是那些儿时的难忘记忆。其实，对于居家过平淡日子的百姓人家，平素吃的无非是五谷杂粮粗茶淡饭，谈不上什么美食大餐。但每每想到我的母亲和她健在时的情形，再看看自己现在的戚戚惨状，一家人天南海北三人两地（马上就要三人三地），需要自己埋锅造饭居家过日子，需要自己动手循环往复解决一日三餐问题，就不免格外想念已经远去的母亲，想念母亲陪伴呵护我的日子，想念我从小到大母亲给予我的美食关怀。

和同代人的集体感觉一样，我对儿时的最重要记忆就是吃饭，或者说是永远的饥饿感。尽管如此，因为母亲的勤劳，因为母亲的智慧，因为母亲的无私，因为母亲的挚爱，在痛苦的共同饥饿记忆之外，也常常伴有一些甜蜜的带有质感的回忆。我常常感叹说，在那个可怕难熬的苦难年代，我们家的生活绝对不是最悲惨的，甚至可能让很多人家心生妒羡，这当然要感谢我的母亲。我一直倔强而坚定不移地认为，在物质贫乏年代，普通人家日子过得好坏，主要取决于女主人持家的智慧，尤其是吃的智慧。

在吃不饱肚子饥肠辘辘的时候，当然饮食的审美已经降为其次。此时最要紧的问题，是如何想法吃饱，是如何艰难地活着。为了让还在长身体的我们尽量吃饱，满足这个人生最基本的诉求，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母亲可以说想尽了办法，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智慧。

众所周知，在那个超现实的荒诞年代，普通城里人的粮食是定量供应的，一点可怜仅有的副食也需要配给，因此，吃不饱肚子是百姓人家的生活常态，如何吃饱是所有家庭面临的生存难题。现在的人习惯了物质极大丰富与富足，肯定很难理解这种生活困境，就像一些人常开玩笑说的那样，吃不饱饭可以多吃点菜，或者多吃点肉食，多吃点海鲜也可以，实在不行吃点蛋糕，诸如此类荒谬不已的替代关系。有时，当我看到儿子对现在的充裕生活熟视无睹时，就对他描述这样的苦难场景，向他强制灌输这样的贫穷话题，但这种情形显然远远超出他对贫苦与匮乏的想象力。

为了解决吃饱问题，可以说八仙过海各显其能，而我母亲则采取了两手抓的办法。一个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折不扣地坚决向南泥湾大生产学习。那时，我家还住在低矮狭窄简陋的旧平房，但住平房的一个好处是，房前房后都有一小块空地。这两块很小的空地，很快就成了母亲的聚宝盆，母亲领我们在上面开荒种地，努力开展大生产运动。其实，母亲出生在殷实人家，而且一直生活在城市，对于繁重的农活是绝对陌生的。但在生活的艰苦磨难下，为了艰难地活下去，只能坚强地选择适应。

为了利用好这些小空地，母亲领着幼小的我们，把这些地方开垦成像模像样的小菜园，然后在周围用捡来的栅栏围住。每年开春时，母亲都会像农民赶农时一样，按时在园子里开出几个小小的菜畦，在里面种或栽上小白菜，西红柿，茄子，黄瓜等应季的时令蔬菜。菜畦的背上当然也不会轻易浪费，母亲会采用套种，撒上一些玉米的种子。对于园子四周的极限空间，母亲会在栅栏底下种上不怎么占用空间的蔓生豆角，等豆角的藤长起来后，会顺着栅栏慢慢往上攀爬。即使在房檐底下，母亲也会种上一些向日葵什么的。而为了更加高效地利用园子，等到这一季时令蔬菜收获后，母亲会根据收获期与生长期的时差，或者种上大白菜，或者撒上晚玉米的种子。

别小看这一小块菜园子，在当时着实为我们家解决了不小的菜篮子问题。当然，那时还没蔬菜的公害之说，所以新鲜无污染还在其次，但时令蔬菜下来时，确实可以节省一部分家庭购买蔬菜的支出，而多吃蔬菜又能多少替代一些主食，减轻些许粮食定量不够吃的问题。种的那些苞米就更不用说了，不仅可以当成主食，而且即使在当时，也可以称得上是改善生活的美食。

我那时也很机灵懂事，算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很小就知道尽可能帮助家里，替母亲分担一些生活的重担。拾柴捡煤渣，打粮翻地瓜，这些穷人家孩子做的事，我都有所体验。虽然很多时候，做这些事情难免是玩耍着做的，但高尚的目的绝对不容怀疑。记忆很深刻的是，每年的秋收时节，我都会和小伙伴一起，去农田里挖农民收种完后，仍残留在地里的地瓜。地瓜属地下串生作物，果实在地下四处蔓延生长。地瓜成熟后，主人当仁不让要先行收获，但幸运的是，就算再小心收获，即使是挖地三尺，也很难斩尽挖绝，这就给我们留下机会。因为年纪太小，开始时我只能去比较近的地方，但近处挖的人实在太多，结果大家不仅免费帮农民把农田彻底翻耕了一遍，很多田埂边走出的便路都被挖开了。即便这样，最后也可能挖不到多少。实在没办法，我就和大一点的孩子，走很远很远的路，甚至搭火车坐出几站地，到更远地方去翻地瓜，当然，这样战果要更丰厚一些。每当挖地瓜胜利归来的时候，家里肯定就会改善一顿伙食，吃一顿香甜甜热喷喷的煮地瓜。

除了耕种小菜园子，母亲还养了一大堆鸡。那时，因为缺少副食补充，因为缺少商品交换，也因为缺钱少粮，在我们家那样的小县城，对于寻常百姓人家，养猪养羊养鸡养鹅很常见。但实际上，恰恰是因为物质短缺，养这些家禽其实很不易，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复合饲料；那时，就是有大家也买不起，解决饲料的办法只有靠天吃饭，靠自然放养。所以，在那个物质匮乏时代，不仅人吃不饱，家禽其实也是很清苦的，自己吃不饱不说，还要额着肚子做贡献，为饥饿的人们提供蛋白质营养。

为了饲养这些鸡，母亲可没少受累。特别是夏天的时候，这时也是母鸡产蛋的盛季，因此也是最忙碌的时候。为了给鸡补充营养，增加鸡的产蛋量，母亲每到周末，甚至利用夏日里下班后天黑前的一点时间，领我们漫山遍野捉蚂蚱。到了秋天，母亲会领我们到山坡上，去农地里捡农民收完庄稼后，舍弃在地里的粮食。到了冬天就没办法了，在没有足够饲料的情况下，只能把鸡放养出去，让其到大自然中去觅食。不过还好，这时候是鸡产蛋的淡季。但即便如此，为了减少损失，避免鸡把蛋下到外面，由此产生不必要的产权纠纷，每当需要放养的时候，母亲都会很专家地摸摸鸡屁股（虽然母亲是为人看病治病的医生，但万变不离其宗，凡事皆可触类旁通，估计这点技艺是小意思），看看是否当天会下蛋，预计要下蛋的就会被圈在鸡窝里，而那些估计不会下蛋的，就会被放养出去。到了晚上，才会把这些鸡赶回鸡窝里，这当然一般都是我的任务。

家里养鸡一直是我比较深刻的一个记忆，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家养了很多只鸡，最多时达三十多只母鸡。那些公鸡往往还没长大，自然就成为我们盘中的美味，为我们改善营养做出贡献；那些长大成母鸡的，便通过不断的再生产，为我们家改善生活做贡献。鸡窝里的粪便也很有用，会成为园子里种的蔬菜的有机肥，形成简单的循环经济闭环。我想再次强调，在那个时候，这种靠鸡屁股做贡献的农家生活，在小县城里百姓人家很常见。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们家每天可以收获二十多个鸡蛋。当然，这么多的鸡蛋不能马上吃完，鸡蛋的保质期又很短，那时又无商品交换的可能，好在吃剩下的可以被母亲淹成咸鸡蛋，成为日后特别是冬日蔬菜淡季时的一道美味。

有了这些补充，吃饱问题应该算基本解决，这时母亲就会更上一层楼，尽量让我们吃的好一些，当然也算绞尽脑汁想方设法吧。记忆最深刻的是，母亲会通过铁路上的关系，从铁路单位买一些面包回来。那时，列车上还没有很复杂的餐饮供应，一般就是简单地给乘客提供面包充饥，当然也是凭火车票定量的。面包一般由铁路的客运部门供应，只要家里有限的经济条件许可，母亲就会通过在这些部门的熟人关系，每隔一段时间买一些。当时这应该算是走后门，或者叫不正之风吧，不过我倒是觉得，就算是对母亲作为医生的社会回报吧。在粗粮主打基本没有副食的时代，用白面做的面包本身就是绝佳美食，但更重要而关键的是，买这种铁路面包不用粮票。非常可惜的是，现在铁路部门已经衰败，往日的耀眼辉煌不再，但放在当时，这是铁路部门很令人嫉妒的一个特权。

买了面包而不用粮票，就可以节省下来一些口粮，当然是粗粮的配额，每到有节余的时候，母亲就会把节省下来的粗粮配额换成地方粮票，然后再把地方粮票以折扣的方式换成全国粮票。全国粮票的用处可就太大了，母亲一般会拿去换一些大米白面细粮。记得那时大米很金贵，家里定量供应的少量大米，大都给了胃不好的父亲熬粥吃了。另外，那时父亲因为工作关系，常常会到北京上海等地出差。与当时的铁路一样，这些大城市有自己的地方特权，尤其是能保证相对丰富的食物供应，让我们小地方生活的人颇感到羡慕，当然也有些恨恨的心里不平衡。每次去这些地方外出，父亲都会用母亲换好的全国粮票，买一些挂面或者各式点心，然后大包小包地像搬运工一样扛回来。也因此，我们家常常会备有一些小点心，算是贫困之中的一点奢侈。现在想想，当时不免有点小资。

不管怎么说，因为母亲的精打细算和神通广大，家里人可以多吃一些细粮，尽可能少吃一些难以下咽的粗粮，也算在生活困难物质匮乏之时，尽可能地吃好吧。

每年的春节，是母亲真正显示厨艺的时候。在那时，一年熬到头，也只有春节可以幸福几天，不用再为填饱肚子发愁；也只有在这个时候，母亲的厨艺才有用武之地；也只有在这几天，我们小孩子才有机会大饱口福。

其实，按照我家乡的年俗，春节在过年前就已经开始了。母亲通常在过年前好几天，就开始紧张地忙碌起来。最先要解决的，就是要购买很多很多年货，而最基本的，首先要把定量供应的部分买回来。此外，还要想方设法通过熟人关系，购买一些肉啊鱼啊平日稀罕的东西。另外，还要采购一些北方平时很罕见的蔬菜，旧时叫细菜，以区分冬季大量储备的白菜土豆萝卜之类的大宗菜。我当时的感觉是，别看平常见一点荤腥都很难，但到了过年时，可以放开肚子吃，好像世纪末日一样。记忆里，每年春节过后，剩下的年货都可以持续吃很久。

我们家人口不多，每个人的饭量都不算大，这样母亲准备的东西就可以多样化，精细化一些，而不是只考虑管饱管了。记得每年的年前，母亲都会蒸一些江米或黄米的粘豆包，蒸出来后放在外面自然冻起来，家里人会一直吃好久，甚至一直吃到春天化冻。蒸完豆包后，母亲会炒一些花生和瓜子什么的干果。东北人过年喜欢大串门，这些简单的干果是招待客人的标配。很有意思的是，客人来了一般也不会客气，拿起来就会和主人一起边吃边聊，完全不像现在的人，假惺惺的假装高雅假装挡次假装客气。虽然这些东西会弄得屋里很脏，客人走后打扫起来有点麻烦，但是营造的气氛那是相当的融洽。最让我们孩子感到兴奋，感到过年真正来临的，就是母亲给我们炸各种小食品，有各种各样的油炸面食，还有油炸小肉丸子和鱼块之类的东西。当然是母亲在一边炸，我们在一边迫不及待地吃，有时拿出去和小朋友一起分享。

春节美食的高潮当然是年夜饭。每年除夕之夜，母亲都会施展浑身解数，像变魔术一样，七七八八做出一大桌子菜。当然，年夜菜和平常不可同日而语，不但品种繁多，数不清叫不过来，更重要的是色香味俱全，不像平时，难见一点油星。那时家里地方很小，饭桌子更小，做出的菜摆放不下，只好层层叠起来，颇有喜剧画面感。等到开吃的时候，一家人围坐在桌前，享受一年难得的时光，那真是满满的幸福，尽管只是贫困中偶尔得到的满足。

虽然彼时母亲真正显示厨艺的机会并不很多，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刻。我有很多儿时朋友的母亲都不谙厨艺，女主人下不了厨房，这让我时常对母亲的美食厨艺颇感自豪之余，也深感庆幸。

更让我感恩的，是母亲一直小心呵护我饮食上的难言之隐。说起来有些不可思议，我虽然生长在物质极其贫乏缺乏选择的时代，却偏偏长有一个高贵的挑剔的不肯就范的胃。也不知什么原因，我从小就有很多饮食禁忌，其中最典型最过分最不可思议的，就是从小到大吃不了牛羊肉，特别是羊肉，说得夸张一点，我对牛羊肉是说说正好，闻着就过，吃了准吐。为了我这个高贵而又不良的饮食习惯，母亲算是伤透了脑筋，想尽了办法，但也无法改变我。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年过年。在我的家乡东北那旮沓，过年的风俗是要大吃特吃饺子的，不但除夕之夜要吃，初一早晨还要接着吃，一直到破五之前的每天早晨都要连续地吃，而且最关键的是，很多人家都要吃牛肉或者羊肉馅的饺子，据说是鲜美无比，醇香至极，绝对人间美味。但每到过年吃饺子时，对别人也许是难得的享受口福的时候，但对我来讲，基本都仿佛是耶稣受难之时。

对于我不吃牛羊肉馅饺子，母亲起初完全无法理解，而且非常之生气。在那个年代，吃饱肚子都谈何容易，还讲什么饮食挑剔，那岂不是荒诞得太奢侈，更不要说从营养的角度，牛羊肉本身就是好东西，所以怎么听起来我都好像有点不知好歹瞎禁忌。为此，母亲和家人常常想办法试探我，看我是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不想吃。比如，在包牛羊肉馅饺子时，故意骗我说是猪肉馅的，或者觉得这样做太明显太小儿科，就在包猪肉馅饺子时，故意掺拌一些多少不等的牛羊肉。但令人惊奇的是，每次他们这样做时，不管掺拌了多少，不管做的怎么隐秘，不管用什么言说骗我，我神奇的味觉甚至嗅觉都会觉察出来，然后和母亲生闷气，弄的母亲很没脾气，有些无计可施。

记得有一年过年的大年初一早上，母亲想好好治治我，就照例包了牛羊肉馅的饺子，然后直截了当对我说，今天只有牛羊肉馅饺子，看你吃不吃，不吃就没有饺子吃。我见此状，生气之余没有做声，只是赌气地没有和家人一起吃早饭。家人吃完早饭收拾妥当后，过了不一会，就开始陆续有亲朋好友前来串门拜年。在旧时，东北过年是要大串门的，春节期间亲戚朋友的都要相互登门拜个年祝个福，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初五过完年。我见有人来串门，就开始了我的表演。我来到厨房，把家里过年前剩下的尚没舍得扔掉的高粱米饭翻了出来，用锅在火上热一热，热完盛出来，在饭里放点咸菜，然后端到屋里坐在一角，当着众人吃了起来，而且是眼里噙着热泪，饱含着苦难深情，大口大口地吃。客人见我大过年初一的，端着一碗高粱米饭就着咸菜在吃，而且一边吃还一边饱含热泪，很是诧异，急忙问到底咋回事，是否有什么冤枉，竟受如此虐待。看到我拙劣的表演，母亲简直哭笑不得，气不打一处来，急忙与众人解释。从那以后，母亲终于承认了我不吃牛羊肉的残酷无奈事实，在以后家里再吃牛羊肉饺子时，都会非常同情地，非常体贴地，非常费事地给我单独包出一份绝对不掺假的猪肉馅饺子，这个习惯后来一直保留。

其实，我不吃牛羊肉或许就是天生的，用现在专业术语讲，可能是缺少一种消化牛羊肉等食物的酶，这实在怨不得我娇贵挑剔。我自己曾在多个场合，用钢铁般意志力强迫自己吃下去，但结果不是实在吃不下，就是吃完后吐了出来，哪怕是处于很饥饿的状态也无济于事。不管怎么说，旧时因为没有这些知识，结果闹了很多不快和笑话。

除了牛羊肉外，我还有很多蔬菜方面的禁忌。比如，不吃辣椒，不吃洋葱，不吃葱姜蒜，等等。最荒唐可笑的是，我小时一直不吃茄子。每次母亲做茄子我都赌气不吃饭，母亲随后就会咄咄逼问我，你究竟为什么不吃茄子，能否给个理由先。而我总是莫名其妙地回答说，茄子有一股茄子味让我难以下咽，让母亲老是哭笑不得，欲骂还休。

最让我啼笑皆非的是，在我工作以后，茄子竟然成了我的最爱，真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在我为党国效劳的二十年里，我的工作是不用每日坐班的。但每次捱到坐班，我都会想法在单位食堂吃一顿烧茄子，如果没吃上就会留下很多遗憾，好像若有所失似的。非常有意思的是，这好像也是其他同事的集体感受，也因此造成单位食堂烧茄子的格外抢手。单位食堂提供的饮食是难以和美食画等号的，但为什么能有这样一道受到普遍欢迎的招牌菜，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就连我在美国居住的时候，不管是在斯坦福，还是在华盛顿，或是现在的南加州，只要去餐馆吃饭，点一道烧茄子是我的保留节目，完全不管餐饮是什么档次。后来母亲来北京后，我也常常央求母亲，给我弄烧茄子吃。母亲做的煎烧茄子，是她的一道拿手菜，绝对称得上是一绝。我曾无数次目睹母亲烹制这道菜，其实烹制的方法相当简单，也不用放多少油，绝对不是民间传说的一荤遮百味，就是简单地煎烧，做出来却是那么有滋有味。我后来多次凭着记忆照葫芦画瓢，但都做不出母亲做的味道，相必还是有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妙处。看来，母亲的手艺要失传了。

对我来讲，儿时的饮食记忆，有很大部分是和上学带饭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段难忘的日子里，母亲一边要让我吃好，要尽量照顾我的脸面，不至于在同学面前太难堪，一边还要精打细算，协调好家人的饮食，着实不易。

带饭的需求是转学以后才有的。到了初二的时候，为了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母亲把我转到了地方上的完全中学。完中离家比较远，除了每天上学放学要更辛苦一些，最大的困难就是午餐。因为没有热饭的地方，怎么解决午餐问题就需要动点脑筋。

母亲的解决方案是，给我每天带烙饼，就是极普通的白面烙饼，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是清一色的烙饼，没有任何青菜相配。以现在的标准看，母亲给我准备的午餐未免显得有些寒酸，而且有些单调，但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至少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其实，母亲非常心细，她想到的是，不但要尽家里的所能，尽量让我吃的好一点，还让我在同学面前不会感到有失脸面。我当然很感激母亲，我知道家里的经济情况。烙饼再怎么单调，再怎么没有蔬菜，也是白面做成，也是一种所谓的细粮。要知道，虽然这时人们生活已经有向好的迹象，但仍属于咋暖还寒，生活依然还很艰辛。当时，每月的口粮仍然定量供应，其中只有很少的部分，大概也就每个月几斤的样子，定量供应细粮，包括大米白面，由此可见其珍贵。更何况，烙饼是多少要放一些油的，而油同样定量供应。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过去最困难的时候，东北人常常用所谓的x三两，即每人每月供应三两食油，来戏称当时供应的食油的稀少。三两油是什么概念？在现在可能就是炒几盘菜的油使用量。所以我知道，母亲给我每天带烙饼，意味着我吃的细粮，已经超过我自己的定量，或者说我要吃掉家里人的细粮配额。对此，我一直心存感激，感谢家里所有人当年为我做出的牺牲。

母亲的良苦用心，让我在中学时代不至于那么难堪，也多少满足了正在青春期的我刚刚滋长的虚荣心。还记得当时我的同桌姓吴，因为个高我们都叫他大个。大个家里是农村的，他的家境要比我差的多。同样中午带饭，他永远都是苞米面大饼子，外加一小块咸菜疙瘩。他也和我一样，天天如此，永不变样。有时我不解风情地问他，你怎么老带玉米饼子啊。对此，大个常常感慨地说，这就不错了，能吃饱就行。是啊，能吃饱就行，在当时有多少人，能吃饱已经是个人生奢望了。果然，过了不久，大个就辍学回家了。后来，我曾多次远远地看见和听见他，用我非常熟悉的声音在沿街叫卖豆腐：他已经永远地离开学堂，挑起生活的重担了；他已经无法享受中午带饭吃玉米饼子就咸菜疙瘩的奢侈了。

到了高中阶段，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因为学校离家太远，所以需要在校吃住。总结这两年的高中生活，我感到心情异常沉重与矛盾。重点高中是大学的跳板，是很多同龄人的梦想，所以我理应对这段生活心存感激。但恕我直言，我同时感觉也失去了很多，尤其在高考重压下，不仅学习异乎寻常的紧张，在生活上也是很悲惨的两年。在此期间，我再也不能像在初中那样，每天奢望有一张烙饼吃，我每天的最大渴望只剩下填饱肚子。说实在的，我到现在也不能完全理解，那时生活已经有所改善，为什么物质仍然如此短缺，为什么生活还是那样清苦，为什么学校的孩子都保证不了吃饱肚子。

我对高中生活的全部记忆，就是没完没了反反复复地做题，还有一天到晚的饥饿感。这种饥饿感在后来上大学时也出现过，那时学校伙食已经有了很大改善，又是在南方上大学，故已经不存在吃粗粮的问题，但不知为何，我依然每天一到第四节课就饥肠辘辘，翘首盼望下课的铃声，根本无法聆听老师在讲什么。记得每当下课铃声一响，我就会立刻拎起书包冲出门外，奔向食堂排队的人群。从那以后，那种刻骨铭心的饥饿感再也没有出现过。到了现在，营养已经远远过剩，消化能力已经严重下降，每天吃完饭腹胀难受坐立不安，真有点喝酒绝对要否了，一听吃饭心里有点发抖了，吃点东西消化要靠走了，大便一憋就是好几宿了，估计马上就要靠手了，已经有点该挨抽般地怀念那种极度饥饿的生理感觉了。

固然，高中的饥饿感与学习紧张有关，而且当时又是长身体的时候，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学校伙食的极端低劣。我至今记得，一个月好像只需要几块钱的伙食，虽然那时候钱很值钱，但几块钱能吃到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想象的。在我的印象中，苞米面发糕和捞白菜好像是铁打的食谱，每周吃一次大米饭见一次荤腥，就如同过年一样惊喜。现在生活改善了，可能觉得这样的食谱很健康。要知道，那时候的苞米面可不像现在这般精工细作，或者粗粮细作；彼时的苞米面，不管做出窝头贴饼子还是发糕，用我儿子的话说，吃下去是要拉嗓子的，没有菜很难吃下。最令人作呕的是捞白菜，不知道是因为本身就是烂白菜，还是熬制的方式有问题，反正看上去就和猪食一般，不但难吃，闻起来都有一股泔水味。油就更谈不上了，如果把菜汤撒在衣服上，保证不会留下一点污渍。

学校的伙食实在太差，当然对意志品质是个锻炼。有困难要上，没有困难创造困难也要上。但低劣的伙食对身心健康是肯定有影响的。我必须承认，高中同学两百多人，他们同样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同样经历了如此的人生，也许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讲，学校生活与他们家里更贫穷的生活相比，甚至称得上是一种极大的改善。但每个人的的身体基础不一样，我的同桌就在一次上课的时候，在老师叫起回答问题时，突然倒地昏了过去，弄得我在旁边吓了一大跳，后来叫了救护车过来，医生说是饥饿可能没吃早饭导致血糖过低。我从小身体比较虚弱，属于先天不足型，后天该弥补的时候又没得到机会，最后变成一介羸弱书生，对此，我一直坚定形而上地认为，这种状况和过去经受的所有苦难不无关系，尽管这看起来也许有些牵强。

对于高中的伙食难题，母亲也是无能为力。在那时，上一个好高中，争取考上大学，意味着美好的生活前景，是一个生活的最高目标，值得不顾一切追求。没办法，母亲只好在周末的时候，给我接回来改善一下，然后在回学校的时候，给我炸一些肉酱，或者带几个咸鸡蛋什么的。母亲也许不知道，对于集体生活而言，共享经济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母亲给我带的东西，常常刚一带到学校，就很快被周围饿狼一般的同学分吃了，我自己是吃不了多少的。其实，别说我带的是馋人的肉酱，即使带的是咸菜疙瘩，也会被一扫而光。后来上大学和研究生后，即使生活改善很多，这种情况也没有丝毫改变。一个最常见的场景是，某个同学放假从家里归来，哪怕带的是一包萝卜干，也会很快被大家狼一般一扫精光。对此我常常感慨，这就是最基本的人性，永远无法改变。

我一直悲惨沮丧地以为，在苦难中长大的我们，是无法具备美食鉴赏力的。品尝美食需要审美鉴赏力，它是一种无形的文化涵养，需要深厚的文化积淀，才能具有这种文化奢侈。并非读了某些文化文本，文化挂在嘴边就有了文化，就有了美食的审美。文化渗透在骨子里，流露在举止言谈中。对我们来讲，曾几何时，活着是人生奢望，吃饱是生活追求，审美的空间极其有限。等到日子好了，有了审美的奢侈，审美基础已经打下了。当然，我必须承认，我的生活并不是最悲惨的，但我的状况可以基本准确地映射我们这一代人的人生趣味。

令我感慨的是，尽管我对美食的欣赏还停留在难堪的吃喝层面，但在我的朋友圈中，不乏令我尊敬的美食大师，更重要的是，这些挚友让囊中羞涩，并且美食欣赏零智商的我有机会亲历各种美食，留下了很多奇遇般的美食回忆，让现在的我常常好生感叹：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美好的昨日不再来。

忘不了与沈总交往的日子。沈先生对美食惊人的挑剔让我大开眼界，他的慷慨招待更是让我大饱口福。沈先生出身世家，身上带有与生俱来的美食基因，后成为一个高屋建瓴的电信战略家和企业家，也是享誉业界的美食鉴赏家。作为一个跨国电信设备公司的老总，他肯定挣有不菲的薪水，欣赏美食当然有足够的底气，也有常人不能比拟的便利。记得在北京有机会相聚时，他每次都会带我去一个不同风格的餐馆，都会送给我一个不大不小的惊喜。为了让我们见识和见证美食，他总是凭他世界美食协会会员的身份，把平时总是在幕后的大厨请出来，给我们详细介绍每道美食的妙处，让我们常常惊叹之余，感叹人生。沈先生还把欣赏美食的传统，坚定不移地带到了国外，带到了美丽的欧洲，带到了浪漫的西班牙，在领我们了解和学习世界先进电信技术的同时，领略当地的各色美食，一道菜一道酒的大餐，让我们着实体会到美食的生命不能承受之撑。

同样不能忘记善解人意热情好客的女强人张总。在恩师拉丰来国内不辞辛苦讲学访问时，为了感谢拉丰先生的含辛茹苦，张总代我行最隆重的地主之宜，来到当地最好的法式餐馆，在鲁班面前弄斧法式大餐。让我们无比惊叹的是，拉丰先生不仅是世界经济学大师，也是高超的美食鉴赏大师。他教我们如何品尝各式葡萄酒的美妙，让我们似懂未懂般深有启发。最有意思最有戏剧性的是，我们当场请拉丰点评餐馆的招牌菜法式鹅肝，当我们都一致觉得这道大菜味道鲜美得无可挑剔堪称当晚头牌大菜时，拉丰一句这个不是真鹅肝的惊人话语，让我们惭愧惊叹之余根本无法置信，当场叫来掌勺大厨验明正身后，我们众人只能佩服得五体投地。

忘不了在法国留学期间，克雷默教授请我吃法式大餐。他热情地请我作陪，请来访的牛津大学克兰普教授，一起鉴赏当地最富有盛名最有特色的法式鹅肝大餐。为了欣赏这一道名菜，我们从市中心驱车两个多小时，来到这家据说当地最正宗的鹅肝店，就如同北京烤鸭之于和平门的全聚德烤鸭店。这是我迄今为止吃过的延续时间最长的一顿大餐，这场持续几个小时的马拉松式大餐，一直到夜里一点多还没有任何完结的迹象，主人仍在毫无倦意地谈天说地，服务员仍在孜孜不倦地不断上菜，这顿不知何时完结的一顿大餐，让我体会到什么是正宗的全套法式大餐，也让我对法国人的浪漫，法国人对于人生的态度，法国人对生活的参悟，法国人对于美食的沉醉，有了一个深刻的理解。

如今，随着母亲的离我而去，随着国内形势的巨变，随着又一次蜗居美国，对于美味的口福，对于美食的欣赏，对于大餐的艳遇，已经可遇不可求了。

想念母亲，想念母亲给予我的饮食关怀，想念母亲做的各种美食，想念那种醇醇的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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