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毛主席为求和平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谈判战后问题。

在签订“双十”协定后，毛主席仍有疑惑，连夜去拜访了一位名叫章士钊的老人，征询他对谈判的看法，并就一件往事向他表示感谢。

谁知这位老人竟在手心上写一“走”字，并对毛主席低声耳语道：“三十六计，走为上”！

对此，毛主席的处理方式确实高明，他并没有半途而废，而是继续在重庆待了一阵子，直到谈判结束才回到延安。

但章士钊老人的关心，让毛主席十分感动，他赞誉章士钊是“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

那么，章士钊到底做了哪些事，让他能与毛主席结下深厚的情谊，并得到主席如此高的评价呢？他的晚年过得如何？

接下来，本文将详细介绍章士钊的一生，以及和毛主席之间的交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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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章士钊出生于19世纪末，成长于20世纪初，这是新思想和旧思想相互碰撞、相互交融的时代。

人的性格往往会打上时代的烙印，章士钊也不例外，成长于世纪之交的他，有着传统文学的教育背景，又有着对新兴思想的向往和追求。

章士钊从小就读于私塾，13岁时初读《柳宗元文集》，一发不可收拾，就此攻读柳文。几年以后，章士钊完成学业，成为一名私塾老师，名副其实的老秀才。

这奠定了章士钊旧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他追求民主却拒绝激进主义的性格底色。

章士钊拿到的本是清末传统私塾老师的人生剧本，但在1901年，章士钊20岁那年，他在就读武昌两湖书院的时候，结识了后来中华民国的革命先驱——黄兴。

两湖书院由张之洞创建，是一所较为新式的学堂，其中除了学习传统的四书五经以外，还有西洋传进来的天文、地理、测算、化学等新式学科。章士钊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新思想，他和黄兴相谈甚欢，两个人常常阅读西洋的革命史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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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思想的浸润下，章士钊的观念发生了转变，他目睹清末国力孱弱，受列强凌辱，而满清统治者不思进取，以专制制度压榨百姓，于是决心推翻清朝。

从1902年起，章士钊先后与陈独秀、章太炎等人创办了多家日报，撰文痛批满清政府，传播反清思想。他与好友黄兴一起组织华兴会，打出了反清的口号。

清政府在得知有人创办报纸搞反清活动后，大肆镇压，逮捕了邹容等一大批革命者。

章士钊本在逮捕的名单之中，只是主办官员和他相识，出于私情，放章士钊一马。侥幸逃脱的章士钊没有被吓破胆，他继续一边写文，大骂满清统治者，一边积极参与反清运动，准备起义工作。

把这一时期的章士钊称为“革命志士”，是当之无愧，且没有争议的。

可惜的是，彼时的清政府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章士钊和黄兴准备起义的经验也不成熟，机密被人泄露，华兴会遭受重创，章士钊也被捕入狱。经过蔡锷的营救，章士钊再一次死里逃生，他担心遭到报复，出狱后马上东渡日本。

在东京留学期间，同盟会成立，但章士钊羞愧于数次同伴被捕，而他独自逃脱，他的心中总觉得是自己连累了他人，所以他不仅放弃了加入同盟会的机会，此生也未入任何政党，成为一名无党派人士。

那么，这样一位无党派人士，又是怎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的呢？

二、

这还要从章士钊与青年毛泽东的渊源说起。

章士钊与毛泽东的渊源极其深厚，他是毛泽东恩师、岳父杨昌济先生的挚友。章士钊流亡海外时，曾在英国留学，在此期间章士钊与杨昌济这两个海外游子相识相知。他们互相扶持，度过了那段艰难的留学岁月，并留下了珍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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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以后，两人的人生轨迹不同，但都殊途同归，致力于救亡图存。青年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杨昌济不仅把自己的思想教授给毛泽东，还极力推荐章士钊的政论文章。

毛泽东阅读了章士钊大量的革命文章，尽管其中的部分主张毛泽东并不完全赞同，但他还是从中汲取到很多有“营养”的知识。

杨昌济对章士钊评价很高，在他病重的时候，他挂念自己的两个学生毛泽东和蔡和森，便在病榻上给章士钊写信，把两个学生托付给章士钊：“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不久以后，杨昌济先生不幸病逝。毛泽东拿着老师写的推荐信，登门拜访章士钊，对于此行，毛泽东心中不免打鼓，因为他除了拜访章士钊以外，还有另一个目的，那就是筹措资金。

受五四思潮的影响，许多青年才俊想要留学法国，学成归来再报效祖国，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由此兴起，但苦于没有启动资金。除此以外，湖南的革命运动急需要资金支持。

毛泽东自告奋勇，筹措资金，他想到了老师推荐的章士钊先生，但对方是否同意，毛泽东也不知道，毕竟两人此前从未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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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毛泽东感动的是，在他向章士钊说明来意以后，章士钊十分热情，他通过自己的影响力，在社会名流界募得两万银元巨款，交给毛泽东。

毛泽东收到这笔钱后，一部分拿来资助赴法留学的学生，一部分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而这两件事对于中国的革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次见面，是青年毛泽东与年长他十二岁的章士钊首次见面，两个人都给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章士钊和蔼的态度让毛泽东如沐春风，毛泽东坚定的革命信念也得到了章士钊的赞许。

与毛泽东见面以后，章士钊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他读了毛泽东的许多文章，发现这个年轻人文风大气磅礴，文字针砭时弊，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

毛泽东与章士钊见面的次年，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章士钊并非共产党员，但他却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首先是章士钊募捐的资金，在毛泽东于湖南创建共产主义组织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其次是章士钊与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好友。

章士钊与陈独秀等人是生死之交的“战友”关系，他们的政治主张不一样，但在早期反清运动中希望救亡图存的革命目标是一致的。早在1903年，章士钊就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传播革命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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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陈独秀被捕，章士钊积极营救，并撰文痛批当局，辩护陈独秀无罪。当时毛泽东还发文称赞章士钊的举动，并引用了章士钊的观点。

章士钊卸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一职后，极力举荐李大钊接任，而李大钊随后成为毛泽东青年时期接触共产主义的领路人和导师，这便是历史的巧合和奇妙。

此后由于对新文化运动的意见不一致，章士钊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展开论战，争得面红耳赤，但这只是观点之争，章士钊始终还是以好友对待陈独秀和李大钊。

1927年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章士钊四处奔走，拼力营救，李大钊最终不幸被害，但章士钊的努力营救有目共睹。

无独有偶，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正在上海做律师的章士钊得知以后，冒着得罪国民党的代价，再一次主动为陈独秀辩护。

章士钊一个无党派人士，为何倾尽全力营救李大钊、陈独秀这些共产党员？除了他们过去是朋友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章士钊在共产党的身上看到了希望。

章士钊的政治主张一直在变化，有时追求西方宪政，有时鼓吹传统制度，但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是反对专制，支持共和。

信奉“调和思想”的章士钊并不赞同以暴力激进的手段促成变革，他的很多政治主张和共产主义主张是南辕北辙的，但他在与毛泽东、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中发现，共产党是追求民主独立最纯粹的一股力量。

而这正是章士钊成为中国共产党朋友的原因所在。

三、

当然，章士钊也曾对国民党抱有希望，从1938年开始，章士钊就在国民政府里任职，连续四届当选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章士钊是政治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他与孙中山齐辈，连蒋介石都要敬他三分。但蒋介石一直把反共作为头等大事，而章士钊亲近共产党，他自然不能为蒋介石所容。不过是任个闲职，没有半点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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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士钊很郁闷，但他还是抱有最后一丝希望，那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和平建国。在抗日战争结束以后，章士钊奔走呼吁，联合社会各界希望和平的力量，想让国民党放弃内战，实现和平。

在蒋介石以和平、民主为由，发电给毛主席邀请他来重庆时，章士钊还异常兴奋，他以为蒋总统终于开了窍，不再执迷于内战，要致力于建成了一个和平稳定的中国了。

但很快章士钊就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本质，在中国共产党为和平不懈努力，作出大量让步以后，蒋介石集团却不断咄咄逼人，妄想实现专制独裁。由社会各界共同商讨出来的和平方案，蒋介石一概不采纳。

如此行为，岂是真诚商谈之举？章士钊心中知道，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是假，想借此消灭共产党是真。

这是一场鸿门宴啊！

章士钊忧心忡忡，但毛主席却镇定自若，他早知蒋介石阴谋，也知道此行必定凶险，但蒋介石邀请他来重庆谈判是阳谋，如若他不来，就要背上破坏和平的罪名，这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毛主席在分析国内外局势以后，掷地有声地说道：“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

毛主席亲赴重庆参加谈判，震惊了许多人，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

蒋介石阴谋没有得逞，便开始气急败坏，在谈判桌上提出的条件一项比一项过分，导致谈判陷入僵局，进展很缓慢。

于是，毛主席在重庆一待就是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仍有疑惑，便想到了好友章士钊老先生，随后连夜密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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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别重逢，毛主席和章士钊都十分高兴，两个人聊了许久。毛主席先是感谢章士钊当年帮助募捐的2万银元。随后，主席提到正在进行的重庆谈判，并询问章士钊：“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你怎么看？”

章士钊正忧心于蒋介石图谋不轨，他急忙在手心上写了个“走”字，拿给毛主席看，然后贴着主席耳旁提醒道：“三十六计，走为上。”

后面章士钊再一次说道：快走！并一直劝说毛主席抓紧离开重庆。

那么，毛主席是如何处理这件事的？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毛主席并未立即离开重庆，他其实也知道此行危险，但却不知蒋介石野心如此大。尽管如此，毛主席为了和平，还是选择在达成“双十”协定后才返回延安。

奇怪的是，蒋介石也未曾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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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章士钊的担心和提醒真的就是多余的吗？

不是，其实章士钊的担心，差一点就成真了。在谈判期间，整个重庆都弥漫着浓郁的火药味，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蒋介石见谈判施压没有效果，就有了扣人的阴谋计划。

这并非空穴来风，就在毛主席抵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让何应钦把他炮制的《剿匪手本》下发全军，并在日记中写下他准备“扣毛”。后世《蒋介石日记》手稿被披露，人们才得知蒋介石竟有如此邪恶计划，但章士钊却无意中拆穿了蒋介石的阴谋。

不过毛主席也早有预判，在章士钊劝说后，他的处理仍然有理有据，并说服章士钊，蒋介石不敢对他怎么样。

其实，早在出发前，毛主席就说过，蒋介石受制于国际局势的压力，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武扣人。

事实证明，毛主席在签完“双十”协定以后，的确安然回到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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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章士钊的关心和提醒，毛主席一直记在心中，两人的情谊自此更加深厚了。

四、

三大战役结束以后，解放战争进入尾声，蒋介石下台，李宗仁执政。这个时候，国民党终于想起了他们一直忽略的章士钊。

李宗仁与章士钊组成代表团，让他们赶赴北平与中共和谈。章士钊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他兴致冲冲，满心欢喜，与我党代表达成了草拟协定。

但是国民党再一次让章士钊失望了，他们派章士钊谈判，只是为了拖延时间，实则没有半点诚意，章士钊好不容易取得的协定，国民党却拒绝签字。

章士钊看清国民党的丑恶嘴脸，他不仅就此脱离国民政府，还写信给程潜和陈明仁劝说他们起义，促成了湖南长沙起义，毛主席的老家湖南得以和平解放。

新中国成立以后，章士钊受邀参加开国大典，出席政协会议，就此定居北京。此后章士钊还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并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章士钊一生奉行“调和思想”，这一点体现在他的晚年，就是致力于两岸和平统一。

从1955年开始，章士钊三次奉命赴香港，利用他以往的关系，接触台湾上的国民党势力，与他们商谈两岸统一的事情。章士钊老先生还因此得到一个称号：两岸和谈的信使。

此时，章士钊已经是七八十岁的高龄，他拖着年迈的身躯，为两岸奔走努力，毛主席和周总理看在心里，他们很关心章士钊老先生的生活状况。

解放以后，章士钊生活朴素，他不断向政府提意见，保护珍贵的文化遗产，却从未为自己向政府提过任何物质上的要求。

章士钊家无余财，生活的十分清苦，到了60年代的苦难时期，家里连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要求都满足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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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得知后，一直想帮章士钊解决困难，但章士钊却拒绝任何经济上的帮助，他说：“我和大家都是一样的，其他人没有，我怎么能要呢？”

章士钊不要，毛主席便想到了以稿费“还钱还利”的办法。毛主席向他的英语老师，章士钊的养女章含之说道：“我还欠你父亲一笔债没还呢？”

毛主席说的“这笔债”，就是1920年章士钊帮助募得的两万银元，这笔钱主席已经足足记了43年了。

“从今年春节开始，要还这笔欠了快50年的债了。一年还2000，就这样一直还下去。”

章含之把毛主席的话转告给父亲章士钊，章士钊没想到主席竟然还记得这件事，他笑道：“那都是募捐来的，是大家的功劳，我哪里能捐出那么多钱。”

章士钊以为毛主席只是开玩笑，没有当真。谁知道这年正月初二，毛主席的秘书竟然真的送来2000元钱，并一直送到1972年，正好2万元。

1973年毛主席得知秘书没送了，还生气的说道：“怪我没说清楚，这是给行老的补助，哪能真到十年就停。”

主席怕章士钊老先生不要，还专门解释：“这个钱是从我个人的稿费里支出的。”

毛主席以稿费偿还几十年前为革命的“借款”，正是他知恩图报、高风亮节的体现，同时也是主席对老同志的关心和挂念。

令人惋惜的是，1973年，已经92岁高龄的章士钊老人再一次主动请缨，想要第四次赴香港和台湾方面商谈两岸统一事宜，但年迈的他由于劳累，病倒在香港，不幸去世。

章士钊躺在病榻上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回北京。”

几天后，章士钊老先生的遗体被接回北京，并在京举行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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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工作人员回忆，毛主席得知行老病逝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悲痛，好几天不说话，神色黯然。在毛主席的心中，他在为新中国的功臣默哀，也在为自己的老朋友默哀。

章士钊的一生，正如悼词所说的一样：

“章士钊先生热爱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拥护中国共产党，关心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内外形势，晚年又以高龄孜孜不倦地从事祖国文化遗产的整理和著述，在学术问题上能够接受不同意见，这种精神是值得钦佩的。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辛劳，鞠躬尽瘁。”

纵观章士钊的一生，他的政治观点值得商榷，他曾在时代的十字路口迷茫，但他对新中国的拥护、对两岸和平统一的热忱值得称赞，他和毛主席深厚的情谊也让人感动。

章士钊晚年为新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一生担得起伟大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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