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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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1928年的5月1日，向警予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换上那件在法国结婚时穿过的油绿色旗袍。她走到铁窗前，默默注视着曙色初现的天空，对助手陈桓乔说：“五一，记得吧！”陈桓乔点点头。5时，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大声喊叫向警予的名字。向警予回过头来，神色自若，嘴角挂着微笑，从容地走出牢房……这天，向警予牺牲了，终年三十三岁。“革命夫妻有几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浩气巍然并世尊。” 这是柳亚子先生缅怀革命伴侣蔡和森与向警予的诗句，应是“向蔡同盟”最好的褒奖和注解。2020年5月1日，本刊奉上周海滨先生整理的蔡和森与向警予之女蔡妮的口述，纪念这对革命夫妻。
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爱人
我和父母在一起的时间很短暂，对于他们的了解更多是从亲戚的描述中得知的。在我童年的记忆当中，爸爸的身影似乎多一些。
父亲在1895年诞生于上海江南机械制造总局的一个小官员家里。1899年的春天，父亲跟随祖母回到了家乡双峰县永丰镇，不久祖父也从上海回故乡，并买下位于双峰县井字镇杨球的光甲堂定居下来。
1908年全家又迁回了永丰镇。为了谋生，年仅十三岁的父亲进了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后，他不愿经商而立志读书，进入了永丰国民小学读三年级。由于他学习刻苦用功，只用了一个学期，就越级考入了双峰高等小学。
1913年秋天，父亲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学校并入第一师范，他们同在一个年级学习。由于共同的志向，他们俩结成了志同道合的学友，开始了“恰同学少年”的生活。学校有个君子亭，父亲和毛泽东经常来到这里讨论治学、做人等问题。两个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了专科文学部，杨怀中、徐特立等老师转到了文学部任教。父亲历来爱好文史。他在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两年后，于1915年秋天跳级考进了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文史专科。
1917年6月，父亲在湖南高等师范毕业了，他没有回家去，而是与毛泽东同志寄居在半学斋杨怀中先生寓所，继续共同探求救国道路，准备建立革命团体。
1917年秋，父亲动员祖母，把全家迁到岳麓山荣湾镇刘家台子住了下来。从此，这里成了父亲和一师的同学毛泽东、罗学瓒、张昆弟等青年畅谈理想、探讨人生观的场所。经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他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要改造社会，光靠几个人的力量不行，必须集合很多志同道合的同志，结成坚强有力的团体。于是，1918年4月14日，他们在父亲家里正式成立了新民学会。据说这是五四运动前成立最早的革命团体之一。父亲认为 “新民”二字包含着进步与革命的意义。会上通过了《新民学会章程》，会后又出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父亲写给毛泽东等会友的信有十一封。他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有学者说，在新民学会会友中，我的父亲蔡和森第一个吹响了欢迎十月革命的号角。
为使学会向外发展，1918年6月23日，父亲受学会委托，赴北京组织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这时杨怀中先生已应聘到了北京大学当教授，经杨老师介绍，父亲来到留法俭学会，与李石曾等人取得了联系。1919年12月25日，父亲与祖母葛健豪、妹妹蔡畅以及向警予（后成为父亲的第一任妻子，我的母亲）一起在上海乘坐“央脱莱蓬”号法国邮船赴法勤工俭学。
父亲和母亲是同年出生的，母亲只比父亲小了五个月。
1912年春，母亲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后，转学至长沙私立周南女校，与我的姑姑蔡畅同学。通过蔡畅，她结识了父亲与毛泽东等进步青年，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18年，父亲受学会委托，前往北京联系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事宜。母亲得到消息，很想跟他们干一番“真事业”。于是，她也来到北京。
1919年7月，母亲应姑姑蔡畅之邀，赴长沙发起女子赴法勤工俭学行动，并成为“新民学会”第一个女会员。12月25日，母亲同父亲等三十余人一起远涉重洋，赴法国勤工俭学，“向蔡同盟”的爱情之舟随之也扬帆启航。
有趣的事
漫长的航行中，在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研究学习当中，在你争我论的雄辩里，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两颗青春火热的心，怦然跳动。父亲和母亲开始了恋爱。经过三十五个昼夜的海上航行，父亲等三十多人于1920年1月30日抵达法国马赛。2月2日到达巴黎。在巴黎逗留五天后，他们到达法国的一个小县城蒙达尼，正式开始了勤工俭学生活。
1920年5月，父母在法国蒙达尼正式结婚。这虽然是个简单的婚礼，却轰动了蒙达尼全城。看热闹和祝贺的人们不仅有留法勤工俭学的中国同学，还有许多素不相识的蒙达尼人。他们的结婚照为二人捧着一本打开的马克思《资本论》。婚礼上，二人将恋爱过程中互赠的诗作编印成书，题为《向上同盟》，分赠给大家。萧子升在看完诗集后幽默地对他们说：“你们两位都是我最好的朋友，我深深地祝福你们，并献给你们四个字——‘向下同盟’。这是你们书的名称，我只不过改换了一个字而已。”远在东半球的毛泽东收到诗集后，“为之一喜”，表示“我们正好奉蔡做首领”。
婚后，母亲给父母寄了一张印有一对十分可爱的小孩的明信片。她针对明信片上的小孩，借题发挥，写道：“和森是九儿（母亲在家排行第九，小名九儿）的真正所爱的人，志趣没有一点不同的。这画片上的两小也合他与我的意。我同他是一千九百廿年产生的新人，又可叫做廿世纪的小孩子。”
有趣的是，在此之前，父亲和母亲两人都曾立下终生不婚的誓言。1918年，“湘江三友”毛泽东、萧子升和我父亲一起来到岳麓山爱晚亭谈古论今。当谈到个人婚姻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提议为寻求救国真理，甘愿终生不娶。岂料时间才过去一年，父亲便率先食言。
婚后，父亲一边学习，一边进了一个豆腐工厂做工，但没做几天，他就没再做了。父亲喜欢看书，经常一大早到公园去，拿一个字典，拿本书。公园里有个看守，父亲看不懂法文时，就去问他。母亲去了一个橡胶厂。奶奶没进工厂，她像在国内时一样在家绣花，法国人很喜欢奶奶绣的花。一家人的开支基本上靠奶奶。奶奶也学法文，但姑姑蔡畅不耐烦，不愿教她，奶奶的法文由母亲来教。奶奶很喜欢我母亲，她们感情非常好。
奶奶很会做饭，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喜欢来我家，邓小平、李富春等经常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看到邓小平和李富春关系很好，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就认识了。
父亲他们在法国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法国支部
在留法勤工俭学青年中，存在着各种思想倾向，他们信奉各种主义。当时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分成两派。另一派以萧子升为代表，他们主张改良。
为了把大多留法青年团结起来，父母结婚后不久，便与李维汉等商量，决定邀集散居法国各地的十三名新民学会会员到蒙达尼聚会，就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进行讨论。
1920年7月初，新民学会会员从法国各地先后来到蒙达尼，他们在蒙达尼郊外森林里召开留法新民学会会员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7月6日到10日，他们在蒙达尼公学的教室里举行了五天会议，会上父亲提出了以“改造中国和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得到了大家的赞成。
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呢？父亲主张先要组织共产党，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他在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两次写长信给在国内的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而“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为“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父亲还特别提出：“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父亲建议毛泽东立即物色人物，着手建党的准备工作，说：“此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此外，信中还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必须和国际无产阶级取得联系，与俄国打成一片等。
毛泽东于1920年12月和1921年1月给父亲写了两封复信。信中对父亲提出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毛泽东回信说：“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告诉父亲，“成立中国共产党的事，陈仲甫（即陈独秀）先生等已进行组织”。
在我们党内，第一个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这个名词的，首先见于文字的是父亲，他是我们党内第一个系统宣传列宁建党学说的人。
为了争取大多数留法勤工俭学学生都信奉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蒙达尼会议后，父亲向“工学世界社”的成员宣传他的主张，举行会议，并发表了“怎样救中国”的演说，不久，工学世界社发展到三十多人，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革命组织。
父亲在法国一年多的时间，不仅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而且还着手共产党的组织工作。1921年7月，父亲与工学世界社成员开会讨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同年，父亲在法国发起了建党活动，组织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周恩来任书记。与此同时，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湖南共产主义小组派毛泽东、何叔衡出席了“一大”，因法国支部没有得到消息，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后来毛泽东在回忆建党时说：“在法国，许多勤工俭学的人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同国内的组织同时建立起来的，那里的党的创始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警予，向警予是蔡和森的妻子，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罗迈（即李维汉）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创造人。”
和周恩来等发起 “占里昂大学”的斗争
父亲在法国从事建党活动的同时，还发起组织了多次革命斗争。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到法国后，遇到了很多困难，但华法教育会不仅不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还多方进行排斥和刁难，甚至迫害，于是父亲和王若飞等组织开展了同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华法教育会的斗争。迫使驻法公使馆不得不解决留法学生的生活等困难。
1921年秋，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借勤工俭学的名义，在欧洲各国募捐了一笔巨款，创办了“里昂中法大学”。原来答应在法国招收一部分勤工俭学学生入学，但到开学时，得到的消息却是只招收国内的富家子弟，激起了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义愤。父亲和周恩来、赵世炎等发起了一场“占里昂大学”的斗争。我母亲也组织了十几个女学生，组成助威团。9月21日，父亲率领一百多名学生冲进里昂中法大学，占领了校舍，驻法公使馆要求法国当局派警察拘捕中国学生。9月21日上午，三百多名法国武装警察包围了学校，父亲和一百零四名学生被拘捕。10月1日，他们在学校院内发起了绝食斗争，反抗中国驻法公使馆和法国当局的暴行。10月18日，法国当局给他们加上“扰乱治安”的罪名，无理地把父亲等一百零四名留法学生武装押上轮船，强行遣送回国。没多久，我母亲也回来了。
有次我去法国，看到了当时被抓学生录口供后签的名。我看到了我父亲的名字和陈毅的名字。他们签的是汉字，法国警察在旁边写上了他们的法文名字。
“向蔡同盟”的血色浪漫
从法国留学回来，父母一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会后，父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宣传部长，母亲担任了中央第一任妇女部长。
那时，我们家租住在上海公共租界阁楼上一间很小的房子里，阴暗潮湿。
在艰难困苦的革命岁月里，父母有了我。1922年4月1日，母亲在上海生下我。我的出生给双亲带来了为人父母的喜悦，为了纪念他们在蒙达尼的结合，父母亲特地给我取名妮妮。
在那艰苦的岁月，家里经济拮据，平日不得不靠朋友和同志们的资助。母亲带着才几个月大的我，坚持工作。为了维持全家的生活，父母亲白天工作，夜深人静之后，用笔名给一家杂志写文章，以换取微薄的稿酬。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后来我被母亲送回湖南，住在长沙五舅向仙良家。
仅仅几年的时间，我的父亲和母亲就迅速成长起来。父亲成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的核心成员，陈独秀的左膀右臂。母亲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性中央委员，妇女运动领袖。他们俩同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在党的早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向蔡同盟”的佳话也由在党内和许多进步青年中迅速传播开来。
关于“向蔡同盟”的由来，有很多浪漫的演绎。在我看来，父母的那张结婚照片是对“向蔡同盟”最真实的诠释：一对马克思主义的虔诚信徒并肩坐在草坪上，共同捧着一本打开的《资本论》。
那时父亲负责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只有一个编辑，父亲整天埋头看稿、改稿、写稿，足不出户，连说话都舍不得多占时间。为赶印刷出版日期，他时常通宵达旦，彻夜不眠，实在太疲倦了，连鞋子都不脱，和衣躺在床上睡一会，醒来再继续工作。有时哮喘病发作，气喘得像拉风箱，也不肯休息。冬天，父亲冷得实在受不了，只好烧一两张废稿纸暖暖冻僵的手，又埋头编稿。
1927年3月，母亲从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归来，这期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从莫斯科归国，由广州去武汉，顺道到长沙来看望我们。当时我和蔡博、李特特都在，晚上睡觉的时候，母亲问：“谁想和我一起睡呀？”我急忙说：“我想我想。”因为很少见到妈妈，早上醒来时我害羞地把头扭向了一边，妈妈拍了拍我的屁股，叫我起床。之后，在外婆的张罗下，母亲去照相馆拍了一张相片，这算是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了。
1927年，向警予（后左一）及其儿子蔡博（前左一）、女儿蔡妮（前左二）等合影
母亲只在长沙呆了短短的两三天，就去了武汉。
来到大革命的中心武汉后，母亲工作极其繁忙，几乎每天都要去开会。4月12日，蒋介石叛变后，武汉形势日趋严峻。母亲经常亲自到工人家里去作动员。她早出晚归，常常在小摊子上买一个烧饼，边吃边跑，赶到会场，上台就讲话发言了。有人看到母亲眼睛深陷，瘦弱不堪，想办法弄来一袋奶粉，她却送给了患病的同志。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叛变后，武汉三镇陷入白色恐怖之中。党中央迅速撤往上海，各级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活动，许多公开活动的党员向各地疏散。父亲不顾自己多病虚弱的身子，一再向中央请求，去湖南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党中央最后派他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
母亲坚持要留在武汉。中央考虑她国共合作时期经常抛头露面，不适合从事地下工作。母亲说：“大家都离开了，各方面的工作没有人联系，《大江报》也得停办，那会叫许多工人失望的！” 于是母亲着手复刊早已停办的《大江报》，将铅印改为油印，尽快给广大工人群众带去党的声音，点燃新的希望。她独自编辑、油印。《大江报》上还刊登了母亲撰写的复刊词：
《大江》愿做你们的伴侣，和你们永久共甘苦，同生死！《大江》愿做你们的明灯，在暗夜中照着你们走上光明的大路！
1928年3月中旬，因叛徒出卖，母亲和助手陈桓乔一同被捕，母亲对陈桓乔说：“人都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然而到了不能珍惜的时候，只有勇敢地牺牲生命！人迟早总是要死的，但死也要死得慷慷慨慨，光明正大！”
几位留法的女同学，通过李宗仁夫人郭德洁的关系，到牢房探望她，母亲泰然自若地说：“死算什么！我早决定必死，为主义牺牲，视死如归！”
在臭气熏天的牢房里，母亲带领狱友们背诵唐诗宋词。她在狱友缝隙中来回走圈子，有时双手按在床上，脚不着地，撑起全身，以此锻炼身体。
母亲每天黎明即起，梳洗穿戴完毕，然后镇静安详地等候那一刻的到来。
据说，1928年的5月1日，母亲比平日起得早，特地换上那件在法国结婚时穿过的油绿色旗袍。她走到铁窗前，默默注视着曙色初现的天空，对陈桓乔说：“五一，记得吧！”陈桓乔点点头。5时零5分，牢门突然打开，看守徒大声喊叫母亲的名字，母亲回过头来，神色自若，嘴角挂着微笑，从容走出牢房。沿途观者人山人海，母亲一路奋力高喊，做了人生最后一次演讲：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向警予，为解放工农劳动大众革命奋斗，流血牺牲！反动派要杀死我，可革命是杀不完的！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反动派的日子不会太长了！
…… ……
三十三岁的母亲慷慨就义，最终践行了她的誓言：“一点泪一点血都应为我们的红旗而流！”
噩耗传来，父亲为母亲奋笔写下传记纪念“我的妻”。他动情地写道：“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一个人的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
我没有多少关于父母亲的直接记忆，却时时感受到父母的精神力量。我至今清楚地记得母亲在牢里给我 写的信：小宝宝，小宝宝，妈妈忘不了……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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