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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西方的不同命运，并非源于工业革命，而是起源于造山运动。

1、中国的大一统宿命

6500万年前，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相撞，其威力巨大，形成了今天中国的地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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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核心区（财富产出区），由燕山山脉、阴山山脉、贺兰山脉、祁连山脉、唐古拉山脉、横断山脉等一系列山脉及高原围拢，由北至西再到南，呈现c型，犹如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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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借山势，高耸的山脉形成冰川融水，汇聚成河。碗形结构使水系更集中，高原、丘陵、平原的地势落差，使得核心区河流，纷纷东流到海。

大河水系又延伸出繁密的支流，彼此交错纵横，很容易通过运河连接成网，傍水而生的人们，通过饮水、灌溉、航行，连成一片。

中国有绵长的海岸线，但由于风高浪大，夏季台风活跃，使得古代国人海上活动较少，成为典型的陆权国家。

核心区平坦的地形，交错的网络，使得历朝历代在征战中，向前推进的成本较低。而核心区水土丰茂，至今仍是我国主要粮食产区，在古代农业社会，更代表巨量财富。这种财富的量级，不仅可以养活本土人，还能够被转移支付，养活草原、雪域高原、西域等兄弟板块，是真正的天下粮仓。

因此，只要土地有足够的人力或技术得到开垦，扩大版图总是有利可图的。

在春秋末战国初时期，国人发明了铁犁，极大提高了农田肥力。各诸侯国能够从土地获得更多财富，用作军费，灭国战争成为可能。

诸侯国板块在征战中彼此交融，秦胜出而统一天下，从此大一统成为中国政治结构的主流，因为一旦人口和技术条件超过临界点，分裂总会被统一取代，形成中央集权。

2、小国林立是欧洲的宿命

欧洲与中国相反，如同一只扣着的巨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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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高耸着阿尔卑斯山脉和喀尔巴阡山脉两座巨型山脉，中心腹地是“欧洲屋脊”瑞士，和两大山脉围成的盆地国家匈牙利。两个国家的语言文化，与周边的国家均相去甚远，使得周围国家很难联接成体。

水借山势，高耸在欧洲中心的山脉形成高山融水，汇聚成河，使得欧洲的河流，像伞上的雨水一样，呈放射状向四周流去，彼此之间越行越远，很难通过运河沟通整合。

如此互相远离的水系分布，加剧了欧洲的离心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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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这些河流，繁衍出了下图的族群，呈环形分布于欧洲大陆四周。

由于彼此占据的板块体量和资源禀赋相当，没有任何一个板块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使它有力量去整合和消化哪怕是相邻的几个板块。

欧洲的外海，进一步加剧其撕裂。其海岸线漫长且破碎，岛屿深入内海，航行非常便利。各大半岛及和大陆合围，形成一个个风平浪静的陆间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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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间海交通便利，很多亲缘族群，沿着海盆四周聚落，建立了环海的政权实体。

如环波罗的海的瑞典帝国，横跨英吉利的安茹帝国，环第勒尼安海的阿拉贡帝国，环爱琴海和黑海的雅典帝国，以及整合了整合地中海海盆，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罗马帝国等。

在这种力量的牵引下，欧洲大陆进一步离散。

然而欧洲的悲催还不仅于此。其四周无天然屏障，东西南北都无法抵御外来者。于是各路人马从四面八方，陆续杀来。

亚洲游牧民族乌拉尔人、突厥人、蒙古人；中东波斯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北非迦太基人、柏柏尔人；北欧维京海盗，丹麦人、挪威人、瑞典人。

外来的威胁，使欧洲各板块不得不发展各自路线，进一步加剧内部分化。

外部的威胁更来自西边的英国和东北的俄国。

英国一直饰演“欧洲搅屎棍”的光荣角色。其与大陆相隔，不仅不会被吞并，而且可出击制衡各大陆板块。其使出浑身解数，合纵连横，保持欧洲的分裂，获得充分的议价空间。同时欧陆战争导致资本、技术、人才外流，第一选择会去金融避风港英国。

比如欧陆宗教革命杀得昏天黑地时，几千名高级技术人员亡命英伦，英国将其收入麾下，给待遇和严专利权，带来技术的突破。

东北的俄国，为保住对欧洲的霸权，总是与英国暗送秋波眉来眼去，共同分裂大陆。历史上法德的两次统一欧洲的尝试，都被英俄联手破坏。

今天已无昔日光辉的大英，仍在为脱离欧盟做着努力，不过分裂欧洲的主要角色，早已被美国大哥取代，他和曾经的苏联，甚至平分过欧洲。

覆碗地形、放射状河流、半岛合围的陆间海、英俄美等外围力量，将大陆深深割裂，使欧洲形成了小国林立的状态。

正是由于种种离心力，欧洲大陆很难形成稳定、统一的国家形态，也无法获得大规模陆地市场，甚至无法种植足够的粮食，养活人口。

大陆的离散，带来的不是和平与安定，而是制衡、战争和世仇。当来自东方的陆上贸易通道被掐断后，欧洲国家为保生计，一方面要彼此竞争与制衡，另一方面要出海。

在小国彼此制衡与扩大海外贸易的过程中，欧洲衍化出了与中国完全不同的金融逻辑。

3、货币体系差别

大一统的中国形成中央财政货币体系

中国古代财富量，长时间处于绝对领先地位。秦朝开始建立高度集权国家，统一了货币，唐朝出现了完整的商业汇票体系——飞钱，以及银行雏形——柜坊，宋朝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比欧洲早400多年。

经济发展的另一因素是建立国有企业。汉武帝时期，由于常年征战匈奴，国库空虚，桑弘羊建议将盐铁等利润丰厚的行业，收归国有。此举为汉武帝筹集大量军费，加强中央集权控制力。之后的皇帝，多效仿这一做法，甚至将丝绸、茶叶等收归国有，成为我国绵延几千年的金融制度底色。

这种货币体系也存在瑕疵：全社会只有皇帝一人有信用，民间百姓的信用很难建立。

如山西票号，在清朝已很发达，慈禧也曾向他们借钱，但随着外资洋行进入，山西票号很快衰落，主要原因是随时可能抄家或朝代更迭，百姓对他们不信任，导致其资金筹集能力弱。

金融制度有惯性，民间信用缺失延续至今，使得民间金融风险不断，90年代“非法集资”、近年p2p暴雷，炒石头、炒香烟等，都是民间财富寻找投资机会，但缺乏成熟的民间信用体系导致。

四分五裂的欧洲形成银行信用货币体系

中世纪，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被伊斯兰教占领，11世纪时，教皇组织教徒进行十字军东征，不久攻入圣城。之后基督教徒源源不断地来圣城朝拜，为保护教徒，成立了圣殿骑士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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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路途遥远，教徒无法随身携带大量财物，需要异地托管财物的系统，但当时欧洲小国众多，没有谁有能力构建庞大网络，只有遍布欧洲的军事力量——圣殿骑士团。

慢慢地，圣殿骑士团发现金融业才是最赚钱的行业，于是拓展业务：为英国国王保管王冠，替国王收税，经营英法皇室债务、债券，为贵族进行信托理财，甚至为交战中的国王提供贷款。

到14世纪，他们发展出汇款、存贷、理财、支付等标准的信用中介业务，国王、贵族、百姓，都通过它进行理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银行。

欧洲小国林立的政治生态，给圣殿骑士团留下了权力的真空，演化出发达的信用、契约体系。

4、国家融资模式差别

西方国家大规模使用国债，中国依赖税收

金融学者james macdonald研究发现：如果把公元1600年时的国家分成两组，一组是国库充盈的国家，明朝藏银1250万两、印度藏金6200万块、土耳其帝国藏金1600万块、日本朝廷存金1030万块；另一组负债累累，西班牙、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城邦。从400年前到20世纪，历史逆转，除日本于19世纪后期通过明治维新改变命运外，国库藏宝的国家今天都成了发展中国家，而当时负债累累的国家，逆袭成了发达国家。

这种分流，事实上并非发生在17世纪，而是从12世纪左右就开始了。

自12世纪，欧洲国家的财政金融体系，开始大规模使用国债。

国债是国家因为战争、基建等缺钱，向贵族、商人、平民借债，承诺到期归还本金和利息。

12世纪末期，经济最发达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政府向金融业者募集国债，其后热那亚、威尼斯等城市仿效。到14-15世纪，意大利各城市几乎都发行了政府债券。

15世纪末16世纪初，美州新大陆被发现，贸易扩大，荷兰、英国竞相发行国债，筹措资金。荷兰成立第一家国有企业——东印度公司，向东方进行贸易/海盗/殖民活动，它发行股票和债券，国债作为财政收入形式在荷兰确立。此后，欧洲发债中心转移到英国。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发行多种短中期债券，形成了最初的证券市场。

南北战争时期，北方缺军费，于是发行政府债券，一年之内北方联邦政府就筹集了4亿美金。19世纪40—50年代由政府担保的铁路债券迅速增长，推动美国铁路建设。

19世纪末到20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相继进入垄断阶段，为确保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巩固殖民统治，股份公司发行大量的公司债，逐渐形成多样的债券体系。

我国历史上，国家财政收入主要靠税收，近代国债在清朝末期才出现，比如1894年的息借商款、1898年的昭信股票。

国债与税收相比，更能使国家突破自身条件边界，进行扩张。

发债是借百姓手里的面粉，将蛋糕做大，再进行分配，分配到居民手里的蛋糕，实际上变大了；征税是“切走蛋糕”，切完居民手里的蛋糕变小了。

当国家需要抵御外敌、对外扩张、建设基础设施时，需要获得大量资金，而征税对百姓的冲击很大，中国历史上的动荡更迭，很多与税收、徭役有关。欧洲国家发行国债，是国家将未来的收入转移到当下，既弥补了当时的资金需求，又避免了加征税收对居民造成的冲击。

5、中国需同时进行对内政治整合与对外拓展

中国傲立世界之巅几千年，得益于核心区富饶平坦的地理条件，及统一且稳定的庞大市场。然而，正是上天赐予能养活千万亿万人口的海量财富，使古代中国陷入另一种形式的资源诅咒——始终依赖农业与税收，放弃海洋贸易与其他融资模式，财富积累始终受限于土地生产力。

世界逻辑已由狭窄的大陆，转向广阔无垠的海洋与大陆，中国经过百年奋斗，扭转颓势，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国力大幅提升。

然而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贸易摩擦硝烟弥漫。未来需要同时完成对内的政治整合，及对外的不断拓展。

中国规模超大，地形复杂，在胡焕庸线以东经济富庶，人口稠密，西部则落后，人口稀疏。

如果生在甘肃的村庄，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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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在贵州，推开家门可能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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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开放前，首先需要进行政治整合，然后再融入世界经济秩序。否则，国内不同板块之间的差距，会不断拉大，最终造成沿海地区与国外的距离，远大于和中国内地的距离，社会将严重撕裂。

于是，中国进行了战略性的大基建、精准扶贫等。

在甘肃、贵州，出现众多世界上最高难度的道路、桥梁、隧道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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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宁高速 甘肃田宁沟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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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六盘水北盘江大桥（世界最高桥）

发达的交通网络，降低了欠发达地区的交通成本，使其与发达地区更快速沟通连接，形成整体。政治的整合，为中国庞大的统一市场提供了稳定运行的条件。

此外，中国自古就有胸怀天下的普遍主义精神基因，在全球化的今天，更需要辽阔的视野。

不仅不能将思维局限于中原、汉族、儒家文化，甚至不能局限于中原、草原、高原等国内板块，而应深入海洋和陆地，借由漫长的海岸线和陆地纵深，以东亚、亚洲、亚非拉、全球为单位，思考自身定位，谋划未来路径。

于是，中国有了一带一路计划、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亚投行等宏观战略。相信未来会有更大的框架，将其他地区融入进来。

由此，中国的制造业产能、基础设施建设能力等，可以通过框架结构，输出至全球各地的毛细血管；当地经济的培育与发展，又为中国带来原材料、外汇等；体量庞大的中国市场与国外市场水乳交融，人民币的影响力将扎根四方。

这一过程，会由外及内地拉动中国金融市场、民间信用结构变化，也会加速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技术变迁。

这种外力，与内部“中国制造2025”结合，叠加中国科技界正在酝酿的“原创性交叉性颠覆性技术”研发等项目，以及万千企业和亿万人民追求财富的不懈努力，中国崛起动力强劲。

到那时，才有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才有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结

中国与西方的不同，源于完全相反的碗状地理条件，这不是地理决定论，而是地理约束论。地理与气候，会严格限制区域的资源禀赋、人的行动范围，从而决定不同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例如大河流域容易形成定居模式，而草原区域容易形成游牧模式。

众多拥有相同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人，聚集在一起，形成语言、文字、文化，并联结成政治实体。中国与西方便形成了迥异的政治结构。

不同的政治结构形成不同的货币体系，中国形成了中央财政货币体系，西方国家形成了银行信用货币体系。在对外扩展或战争中，西方国家通过发行国债融资，而中国始终依赖税收，使得古代王朝很难突破自身能力边界，甚至不主动突破边界，视野局限于大陆区域。这种新型的资源诅咒，拖拽了近代中国。

如今中国已然觉醒，我们需要同时进行对内政治整合及对外深入拓展。内需很重要，但目光再不能局限于中国土地，而要积极拓展海洋与大陆纵深，将市场拓展至全球。由外向内拉动改造升级，与内部推力叠加，交替共振式发展。

相信我们会更好，相信贸易摩擦只是道路上的小曲折，经济与技术的全球化，从来都是不可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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