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化险为夷

　　蓝壮壁带人到一源堂搜查，搞出的动静不小，惊动了今州的两个大人物——唐四海和朱维信。

　　先露面的是唐四海。他在家里听见外面喧哗不止，还夹杂着小女儿的声音，就信步踱出宅子来看看是怎么回事。来到一源堂门前，他先招呼女儿一声，便向水老师作揖问候。两人还没搭上话，警察局长朱维信赶到了。后来我父亲听朱耀先说，他老爸这天原是准备去市政府开会的，所以穿着便服。朱局长的便服是一套白色亚麻西装，头戴一顶同样颜色的巴拿马草帽。他是胖子，这副装束要比穿警服显得有派头。

　　朱维信是坐他那辆雪铁龙过来的，可是开到前面街口就让保安团的岗哨拦下了，随行的苟霄汉掏出手枪也不管用，还是朱维信下了车，声色俱厉地呵斥，才得以步行进入。在今州地面上，朱局长哪里受过这等待遇，可以想见他有多么恼火。不过，这也使他意识到德兴南货店的范驼子差遣小学徒从后院翻墙急如星火赶过来报告的情况确实重要。当时朱局长还不知道，之前他让苟霄汉安排的专门监视一源堂的两个探子（就是昨夜刘九龄看到的那两个叫花子），因为强行闯关打算去警察局报告，已经被保安团控制；一源堂后面大盈河上伪装渔夫的那位呢，还不知道前面的变故，更不知道离他那条小船不过十几米的一户临河人家中，两个保安团的便衣正盯着他呢。

　　民国时的人们还保持着对师道尊严的那份敬畏，朱维信尽管已经怒不可遏，看见儿子的级任老师，也没忘了先打个招呼。水老师很识趣，知道自己显然不适宜待在现场了，就向朱维信、唐四海拱手道别——在保安团设的卡子前，他也给拦下了，无奈，就在路边的一个出租连环画的摊头前坐下，租了几本连环画打发时间。

　　这时，和朱维信同来的苟霄汉已经拔腿朝店堂里闯，却被几个保安团便衣挡住。朱维信正欲发作，被唐四海拦下。唐四海冲一个像是小头目的保安团便衣一招手，对方立刻上前，因穿着便衣不便敬礼，于是抱拳欠身：“保安团便衣队二分队队长时捷听候唐团总吩咐！”

　　“这是怎么回事？”

　　“回唐团总话，便衣队奉汤团总之命前来一源堂缉拿共党分子以及窝藏犯孙景轩！”

　　“抓到了吗？”

　　“蓝队长正率几位弟兄在里面搜查，卑职奉命把守于此，禁止闲杂人等出入。”

　　说话间，蓝壮壁一行从里面出来了。我父亲当时的心情，用现在的话说，几乎就要崩溃了。可是看看身旁的刘九龄，却仍是一副波澜不惊的样子。目光再转向蓝壮壁几个人，竟然一个个垂头丧气，手枪也收起来了。

　　他们竟没搜到柳毅君？！父亲立时愣住了，这不是奇怪了吗？柳毅君自昨天傍晚来到家里，除了跟爷爷去对面的天益馆吃晚饭，根本没出过一源堂的门。早上她还和一家人一起吃早餐哩，生日筵席开始前，姐姐特地上楼向她交代，千万不要随便走动，怎么一转眼的工夫人就不见了？难道是从后面大盈河上逃了？后门那边不是也有侦缉队的探子盯着吗？

　　见到唐四海和朱维信，蓝壮壁大概也知道今天不太好收场了，赶紧抱拳施礼：“唐团总，朱局长，卑职刚才执行公务，多有得罪。”

　　朱维信冷冷问：“你们抓的人呢？”

　　“人……没在里面，估计孙景轩已经带着那个小共党逃了。”

　　朱维信眉头一皱，想起昨晚“实地调查”时天益馆的账房、伙计对此也不太敢肯定，暗忖难道情报有误，是李二狗看走眼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自己对此事的谨慎处置还是对路的，否则现在下不来台的就不是保安团的蓝壮壁，而是自己这个警察局长了。当下，他以嘲讽的口吻对蓝壮壁说：“搜不到人，你们还在这儿干什么？回去给你们汤团总捎个话，让他以后不要听风就是雨。”

　　我父亲先前喝了几杯百花露酒，原本就有点儿晕晕乎乎的，再受这一番惊吓，虽然现在看来是有惊无险可以松口气了，可脑子依然迷糊，仿佛失去了思维能力。朱耀先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还愣着干啥，我们进去继续吃！”

　　唐四海开口了：“里面那桌菜肯定已经让那班便衣乱翻东西时弄脏了，回头赏给叫花子吧。今天是恩亭的生日，我请你们几个在天益馆吃席。”

　　一帮孩子欢呼雀跃，只有我父亲例外，因为，他心里兜着那个疑团。

　　柳毅君到底哪里去了呢？不单是父亲，连大姑姑也说不清楚。一源堂门前的人散去后，刘九龄对正在里面收拾桌子的大姑姑说：“恩亭生日，你怎么可以不到场呢？快去天益馆，不过，就没有必要喝醉了。”

　　大姑姑就这样给打发过来了。等我们吃饱喝足返回一源堂，一切都已烟消云散。从此，父亲再也没见过柳毅君。

　　柳毅君凭空消失之谜，多年以后父亲才知道答案——

　　我们今州有一个习俗，要把先人的神主牌留在家里。留上几代祖宗呢？没有定规，但一般说来，在当地生活的年代久的，根基深的，那就留得多些。这些神主牌的材质、制作工艺视各家的经济实力和虔诚程度而定，比如唐家，据说神主牌是用上等玉石雕刻的。一般人家就用木头了，不过木头也有品级，爷爷家的神主牌是用缅甸红木制作的。

　　那么，神主牌保存于何处呢？今州的规矩是每家都制作一个柜子，称为“家堂”。家堂通常悬吊在内宅客堂的最高处，大小视各家的神主牌多寡而定，多用木头制作，前面的那块木板是活动的——以便家里有人死亡后可以将其神主牌添加进去。爷爷从事党的地下交通工作后，和学过木匠活儿的刘九龄商量，把家堂改建成一个应急时使用的隐蔽点。具体做法也简单，就是把家堂顶部的木板去掉，在二楼相应的位置开一个活动盖子与家堂相连，自然，家堂里原先摆放的神主牌就全部清理掉了。这样，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只要上到二楼打开活动地板，就可藏物藏人。活动地板的上面，是一张随时可以移开的单人床，床下平时放一些旧书废纸什么的以遮人耳目。

　　敌人闯进一源堂，刘九龄立刻向伙计老柯发出暗号。老柯随即去了内宅，把柳毅君藏进家堂。蓝壮壁领着便衣队楼上楼下到处乱转，客堂里高悬着的沾了厚厚尘灰和油烟的家堂在本地实在是太常见了，不知多少次在他们的视线内滑过，却根本没引起他们的注意；至于楼上的单人床，他们自然是看过的，但床下就是一些旧书废纸，显然没法儿藏人。

　　蓝壮壁查缉失利，担心朱维信找他的茬子，忙不迭带着便衣队飞也似的逃回保安团团部。朱维信呢，也让苟霄汉把一源堂前后的监视哨全部撤掉，只留南货店的那个范驼子。柳毅君就是在敌人撤回的第一时间，由爷爷事先安排好的一条渔船接走了。

　　爷爷是当天傍晚回家的，奶奶去了亲戚家，两天后方才回来。我父亲和大姑姑争着把中午的经过向爷爷禀报，小姑姑也在旁边添油加酱。爷爷只是微笑着静静听着，后来父亲猜测，他一定已经知道一源堂发生的情况了，甚至怀疑他其实根本就未曾离开今州，而是在城里的某个地方悄悄待着，刘九龄则通过特殊渠道把消息传递给他。

　　小姑姑向爷爷提了一个问题：“那个姐姐怎么不见了？”

　　爷爷说：“幼亭你记住，从现在起，必须把那个姐姐忘掉，不管什么人问你，你都说家里从没来过这样一个姐姐，知道吗？”

　　小姑姑似懂非懂。这当然也是我父亲和大孃孃的疑问，不过，两人谁也没问，只是把这个问题兜在心里。当天晚上，小姑姑睡觉后，爷爷把我父亲和大姑姑唤到阳台上，还是没提柳毅君凭空消失的话头，不过，他表扬了父亲和大姑姑：“这是一次考验，以后要相帮爹爹做一些类似的事情，就要有这种经历的铺垫。”

　　第二天，唐四海把爷爷请去，以市警察局高级顾问和保安团名誉团总的名义就搜查一源堂一事作出说明，其实，也就是把朱维信和汤宗俊对他的解释照搬给我爷爷。朱、汤当然不会向唐四海透露其中的内情，比如是奉复兴社特务处之命（这一点恐怕汤宗俊也不知道），比如所谓的“小共党”其实是被国民党杀害的中共地下工作者的遗孤，只说是手下人看走了眼，误以为共党要犯躲在一源堂里。本来这个情况应由警察局先调查清楚，不料侦缉队的李二狗擅自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保安团，保安团不知就里，立即行动，导致了目前这个尴尬的局面。因此，唐四海代表警察局和保安团向我爷爷致歉。我爷爷则向唐四海表示谢意，说既然有嫌疑，查一下也好，至少还了一源堂一个清白。

　　朱维信把账算在李二狗头上，下令关李二狗十天禁闭，从侦缉队调到巡逻队，专门上夜班，并扣除当月薪饷。之所以这样处置，倒并非因为他的情报有误，而是他为了投靠保安团出卖绝密情报之举实在令人恼火。苟霄汉想为李二狗说情，朱维信眼睛一瞪：“这已经算客气的了，问他个泄密罪逮捕法办，他也一点儿不冤！”

　　解放后，朱维信成了人民政府的阶下囚，我父亲从其口中得知，抗战前他在复兴社特务处今州站站长任上的这段时间，并无任何建树，上峰下达的重要使命一桩也没有完成，气得戴笠后来干脆把今州站给撤销，朱维信与手下的苟霄汉等特工缩编为一个小组。

十一、章沦陷之后

　　1937年，父亲十六岁，在今州市第一中学读初三，眼看就要中考，他的目标就是本校。一中是今州市唯一的直属江苏省管辖的完全中学，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省重点中学”。父亲小学时的级任老师水宽正，历年被市教育局评为“优等”，一中正好缺一位初中地理老师，唐四海以市教育局首席督学的名义举荐，将其调入一中，担任初三二班的班主任。

　　初三二班就是我父亲和唐季娴、朱耀先在读的班级，水老师来当班主任，大家都很开心。中考填志愿前，水老师逐个跟全班同学进行了谈话，分析各人的优势，替学生出主意。水老师主张我父亲报考苏州东吴大学附属的高中部，说蒋委员长的二公子蒋纬国也在该校读过书，以父亲的学习成绩，考上东吴大学是没有问题的。父亲回家跟爷爷奶奶一说，爷爷奶奶都脸有难色，爷爷说：“还是留在本地读书吧，爹爹姆妈就你一个儿子，不在身边我们不放心。”

　　其实这只是个借口。爷爷奶奶不赞成他去苏州读书，主要是担心供不起。按说一源堂的生意在今州的中药行业中算是不错的，爷爷还有行医的收入，况且这时我家的家庭开支按人头来说反而有所减少——大姑姑上初二那年，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到今州来招收护士，大姑姑被选中，去上海学习了一年，就留在广慈医院工作，每月都有钱寄回家。尽管如此，爷爷还是手头拮据，因为他把大部分钱都用于地下工作中去了。

　　当时党的地下工作者执行任务时的开支，通常都是自己设法解决，只有遇上远远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情况，经组织批准，才能获得行动经费。爷爷自担任地下中心交通站站长后，不但所有出差费用概由自己支出，就是很多来往人员的食宿接待、打点关系的开销，以及对生活困难的同志的资助，也都是由一源堂承担。在这种情况下，爷爷只能让父亲放弃到苏州上学的打算。事实上，后来父亲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今州第一中学高中部，没上满一个学期就辍学了，原因还是一个字——钱！

　　中考前，“卢沟桥事变”爆发。经历过上海“一·二八事变”的今州人，还以为这回也跟以前差不多，打一阵就要谈判的。应届考生还是按部就班，集中在学校复习，然后参加考试。可是，形势很快就急转直下，今州各界都举行示威游行，市商会也在唐四海的主持下召开理事会，动员所有商铺销毁日货。爷爷没有出席理事会，他以近日下乡出诊中暑身体不适为由，写了个请假条子派小姑姑送到唐家去了。其实，爷爷下乡是真，中暑是假。那为什么不去开会呢？因为他早就料到理事会上一定会提出销毁日货的动议，一源堂以及全市所有的中药店都是没有日货的，如果他去开会，话不好说，票也不好投，为避免遭那些被迫销毁日货的商户记恨，还是不去为好。

　　唐四海开的几家店铺中颇有些日货，唐老爷子带头交出，装了整整四卡车。唐季娴偷偷告诉我父亲，她母亲心疼得哭了三天。

　　我父亲他们这些刚考完试的初三学生也参加了全市大游行，不过，中途唐季娴扭伤了脚，我父亲和朱耀先一起把她扶出了队伍。他们站在街道边，目睹全市各界的游行队伍依次从面前走过。商会的队伍自然由唐四海带领。唐老爷子那天的装束显得不伦不类，穿着一身玄色印度绸衣衫，头上戴着一顶保安团士兵帽，脚上是一双警官皮鞋，腰里系着武装带，上面挂着一支左轮手枪，手里举着一面青天白日小旗，身后是本市各大商号的老板、伙计，众人高呼口号，慷慨激昂。我爷爷自然也在其中，但情绪没那么激动，反而有些凝重。也许，他已经预感到087交通站即将面临一场漫长而艰巨的考验。

　　在父亲他们这些学生娃娃眼里，游行队伍中最吸引人眼球的，当属今州两大武馆和应邀客串的天益馆那班人。他们清一色黑衣黑裤，只有天益馆的账房宝先生还是平时在店里的那身打扮，头上竟然还扣着顶瓜皮帽，也不知这大热天的他怎么就不淌一滴汗。这班人一路走一路表演，拳术、器械样样不少，刀枪剑戟都是沉甸甸的真家伙，可不是戏台上的铁皮片子。天益馆东伙的表演更胜武馆一筹，老板井少岳手里一把钢叉舞得虎虎生风，让人眼花缭乱；几个伙计的银枪刺喉、油锤击胸、钢筋缠身之类的硬气功，把我父亲这些中学生看得目瞪口呆；最惹眼的是账房先生宝锦国，他的旁边跟着一个伙计，用一根粗杠子挑着百来块砖头，不时递一块给宝先生，宝先生则掌砍拳砸，砖头都是一击而碎，看似轻松之极，犹如寻常人拗黄瓜。

　　穿黑色制服的警察当然也少不了，全是朱维信精挑细选的彪形大汉，全副武装，踢着正步，口呼口号，一路行进，获得了市民的热烈掌声。保安团也派出了仪仗队，其中竟然还有一套军乐班子，一路起劲儿地吹吹打打，挺像那么回事。大家都纳闷儿，汤团总这样的老粗，怎么会有如此的创意？后来才知道，这是汤团总从上海大世界请来的，临时穿上军装出场，完事给一笔钱开路。

　　这次游行的场面，永久地留在了我父亲的记忆里。未来的八年，今州城再也没有这么热闹过，而这支游行队伍中很多人的命运也将在未来的八年中发生巨大的变化。

　　全市大游行揭开了今州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序幕。正值学校放暑假，中小学生以及从各大城市回家乡的大学生，纷纷自发组织起来走上街头，以文艺演出、演讲、募捐等方式为抗日救亡出力。我父亲和唐季娴、朱耀先等自也不甘落伍，样样活动都参加。水老师是单身汉，放假闲着也是闲着，天天和学生们凑在一起，学生演出节目，他给伴奏；搞捐款活动，他给记账；印传单，他给修改稿件、设计版面；还组织学生到今州下辖的县城去宣传抗日。

　　这样过了一个月左右，淞沪会战打响了。8月13日是中考放榜日，我父亲和唐季娴、朱耀先等几个同学刚去学校看了榜，大家都考取了理想的学校，相约这几天一起聚餐、谢师、继续组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哪知当天傍晚，朱耀先骑着自行车来一源堂告诉我父亲，东洋人在上海开战了，据他老爸说形势不容乐观，要有个国军暂时失利的思想准备。他的意思是，稳妥起见，这两天的活动暂时取消，再说两周后就要开学了，还得做入学准备。总之，之前朱耀先的那股热情明显降温了。

　　父亲有点儿失望，朱耀先告辞后，他一个人躲在后楼临河的阳台上，默默地望着河水发呆。一会儿，爷爷来了，父亲把朱耀先的话转述了一遍。爷爷很感兴趣，问得非常仔细。后来父亲知道，爷爷当晚就把这些内容整理成一份情报送交组织了。这时，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已经改组为“军统”，朱维信的“军统”特务身份，组织上已经掌握。时局如此紧张，朱维信作为国民党特务、地方警察系统的高官，其思想动态于党组织来说，是有参考价值的。

　　也是在这天晚上，爷爷第一次正式跟我父亲谈起了共产党，谈起了无产阶级革命，谈起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这就是说，组织上已经把我父亲这个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作为发展对象来加以引导、考察和培养了。那个年月，斗争环境险恶，对于发展对象的考察时间也很短，三个月后，父亲就入了党。不过，他的入党介绍人却不是我爷爷。通过考察后，组织上通知他去上海，接头人就是入党介绍人，那是一位三十来岁的大姐——他们再次见面是在二十年后，那时这位大姐已经成了右派分子。

　　开学后，今州一中不论初中部、高中部，不论新生还是即将毕业的学生，读书都不怎么用心，大家都关心着上海方面的战事。父亲很想听听水老师对战事的看法，可开学后就找不到他了，听说水老师去上海投奔国军，上前线打东洋鬼子了。

　　从上海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悲观，交通几乎中断，爷爷有时去一趟上海，雇一条小船要走三四天，还经常遇到日本军机的扫射。地下交通站在这种情势下运作，不仅有巨大的风险，就是经济上的支出也比以往大幅增加。开学后不久，家里的伙食质量明显下降。战事逼近，人们只要不是患了急病新伤，能忍则忍，能拖则拖，无论中医西医都不大光顾了，一源堂的生意一落千丈。家里的经济状况捉襟见肘，爷爷无奈之下跟我父亲商量，别上学了，在一源堂学生意吧。父亲那时已经完全接受了革命理念，思想觉悟不是一般的高，当然没有二话。

　　上了两个多月的高中后，父亲退学了。唐季娴为之惋惜，把这事告诉了唐老爷子。唐四海特意来家里询问，被我爷爷敷衍过去了。退学后不久，爷爷让我父亲单独去上海送一份情报，父亲先是绕道松江，在黄浦江上游过了江，抵达奉贤县后再从浦东进入市区。就是这次，他在党旗下宣誓入党。

　　不久，上海沦陷。消息传到今州，全城一片沉寂。保安团当即关闭城门，与警察局联合发布戒严令。次日，全市商铺不约而同全都没有开张。那天晚上，天似乎黑得特别早，电灯厂供电明显不足，到下半夜，干脆没电了。天明后，唐四海让他家的女佣前来一源堂向爷爷报信，昨天半夜，东洋兵就占领了今州城，让爷爷暂时不要外出，静观事态发展。

　　早饭后不久，沉寂了两夜一天的北大街上终于有了动静，那是皮靴踩在石板街面上的声响，整齐划一。刘九龄一听便断定：“鬼子来了！”

　　这时，一源堂的男丁都齐集在店堂里，爷爷冲大家摆摆手：“留下九龄和我就可以了，其他人去内堂吧。”

　　一众人进去后，我父亲不放心，悄悄待在内堂门口，静听外面的动静。脚步声渐渐近了，父亲正跟刘九龄低声分析，说估计那是鬼子的巡逻队，脚步声在一源堂门口停下了，然后是一阵叽哩咕噜的东洋话，店门随即被叩响。这里并没有说错，确实是叩门，而不是砸门。

　　刘九龄问：“谁？”

　　“轩叔，是我——季昌。”

　　听到外面的人说的竟然是今州话，爷爷一时没反应过来：“哪位？”

　　“唐季昌！”

　　爷爷尽管阅历丰富，可还是吃惊不小。稍停，他才打开店门，只见门口站着一个穿日军军服的年轻人，佩少尉军衔，正是唐四海的公子，那位去日本留学多年音信皆无，唐家人以为早已不在人世的唐季昌！

　　唐季昌向爷爷行了个军礼：“轩叔，您好！”

　　爷爷缓缓点头，口中喃喃：“真的是季昌啊，你离家多年，你爸爸可想死你了！没想到啊……”

　　“轩叔，我已加入日本国籍，日本名字叫矶谷季昌。”唐季昌边说边向店堂里张望，“恩亭在家吗？”

　　“在呢。”爷爷已经从最初的震惊中恢复过来，回身冲内堂招呼，“恩亭，出来。”

　　唐季昌离家时我父亲还小，多年不见，对他只是依稀有个印象。看着他那身日本军服，我父亲一时脑子转不过弯来，半晌才叫了一声“昌哥”。唐季昌上上下下打量我父亲：“恩亭长这么高啦！我当初出洋留学时，你还没桌子高哩！”说着，一步跨进店门。

　　我父亲还没看清楚外面站了些什么人，一个熟悉的声音骤然响起：“孙恩亭同学，你好啊！”

　　水老师？！一瞬间，我父亲就像遭了雷劈一样，大脑一片空白。如果不是爷爷在身后轻轻推了他一下，他恐怕还以为这是在做梦。爷爷这一推，把我父亲推醒了，于是恭恭敬敬冲门外同样穿着日本军服刚从马上下来的水老师鞠了一躬：“水老师好！”

　　直起腰来，父亲看清了眼前的阵势：一源堂店门左右两侧，分别站着六名全副武装的鬼子宪兵，水老师和唐季昌是军官，都是骑着高头大马过来的。水老师穿的制服似乎比唐季昌的还要挺括，大概军衔比唐季昌高。水老师亲切地握住我父亲的手：“孙恩亭同学，来，握个手，我们毕竟做了那么多年的师生嘛。不过呢，今后就不要叫我水老师了，我的本名是水岛岗次郎。”

　　说罢，水岛岗次郎转向爷爷，咔的一个立正，忽然开口说起了日语。唐季昌在一旁翻译：“日本国华东派遣军今州市宪兵队司令长官、陆军中佐水岛岗次郎，正式拜访一源堂孙景轩先生！”

　　爷爷拱手还礼：“水岛先生，请——”

　　水岛岗次郎进门前，解下腰间的军刀，挂在门口一人高处的一枚小钉子上（那地方平时经常挂着介绍时令中药的小黑板），拂了拂军服，迈步入内。爷爷在内堂的客厅接待这两位敌人兼客人，让座奉茶。

　　“水岛先生，你的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想，我们之间的谈话还是用中国话吧？想必水岛先生公务繁忙，这样可以节省点儿时间。”

　　水岛岗次郎哈哈一笑：“孙先生快人快语，那好，就依孙先生。”

　　爷爷指着我父亲说：“像犬子这样的年轻后生，那倒是可以学些日语的。跟水岛先生肯定是学不了了，有可能的话，请季昌点拨点拨。”

　　唐季昌说：“这还不简单。我也想让我妹妹学日语呢，这丫头任性不肯学，正好让恩亭劝劝。”

　　“孙先生的这个想法甚好。根据大本营训令，开展日语教育乃是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重要内容，不久今州全市，包括下辖七县的全部中小学，都必须开展日语教学。”水岛指了指放在一旁茶几上的香烟、清酒，“一些小礼物，本来是拿不出手的，但眼下是战争时期，还望孙先生不要见怪。”

　　爷爷赶紧起身：“孙某何德何能，竟蒙水岛先生如此看重？”

　　唐季昌随即说到正题：“轩叔，水岛司令官今天登门拜访，另有两桩事情想跟您商量。”

　　当时日军在今州的统治格局是这样的：城防部队负责城市警戒以及“清乡”、“剿匪”，不过问其他事务，城市管理的全部工作概由宪兵队承担，投降的汤团总率领的皇协军、朱维信投敌后执掌的伪警察局协助，另外，还有维持会（不久改组为伪政府，由日军派员担任顾问）。水岛在今州潜伏了八年多，他对今州的熟悉程度超过国民党政权的任何一个官员，因此，日军大本营任命水岛岗次郎为今州地区的最高长官。水岛此次登门，一是想请爷爷作为唐四海的副手，出任今州市维持会副会长兼市商会会长；二是聘请爷爷担任宪兵队的医疗顾问。

　　听罢水岛的来意，爷爷微笑着摇头：“多谢水岛先生的盛情，只是孙某不才，不是当官的料，万望水岛先生见谅！”

　　“轩叔不必过谦。”唐季昌说，“您在今州德高望重……”

　　唐季昌还要继续劝说下去，被水岛用眼神制止。“我尊重孙先生的选择，维持会副会长你不做也可以，不过，市商会会长和医疗顾问，你可千万不要推辞。我在今州八年，多次亲眼见识过中医伤科的疗效，那是西医不能替代的。请放心，宪兵队会按月发津贴，不会亏待孙先生。”

　　“承蒙水岛先生厚爱，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水岛岗次郎起身告辞，爷爷把他们两人送到门口，水岛把军刀摘下挂回腰间。唐季昌随即掏出一张书本大小的硬纸卡片钉在那枚钉子下面，上面写着五个字：“太君挂刀处”。

　　爷爷不解：“季昌，这是干什么？”

　　“轩叔，这是宪兵队发给一源堂的护身符，以后就没人敢来一源堂撒野了。”

　　“这样不妥吧，万一有人故意跟一源堂过不去，把护身符给弄坏了，我可担不起这个罪名呀！”

　　水岛岗次郎大度地一摆手：“这是我的一份心意，心意到了，即使马上给人撕下来也无所谓，孙先生不必有顾虑。”

　　爷爷拱手道：“如此，就感谢水岛先生的美意了。”

　　水岛刚要上马，就听对面有人高呼“水先生”，话音未落，天益馆老板井少岳已来到跟前。唐季昌当年离家时天益馆那位置还是糖坊，自然不认识井老板，上前一步拦住他的去路，用日语喝问：“你是什么人？”

　　不料这个井少岳竟是懂日语的，当下就用日语回答：“我是水先生的朋友，以前水先生当老师时，经常光顾小店，不知如今是否还认我这个朋友？”

　　唐季昌还没回答，水岛岗次郎开口了：“井老板，还真有你的。皇军主张中日亲善，我当然认你这个朋友。”

　　井少岳涎着脸问：“那水先生是不是可以赏脸来小店坐坐，顺便把军刀摘下来在天益馆门前挂一挂，让小店也沾点儿福气？”

　　“我真羡慕你这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江湖气，可惜，我有职务在身，不能久留。”水岛掏出一张名片递给井少岳，“以后水先生这个称呼就不必了，这个给井老板，或许能有点儿用处。”

　　井少岳双手接过，恭恭敬敬看了一遍：“原来是水岛司令官，失敬失敬！今后如若有小店能出力的事情，司令官尽管吩咐，纵然刀山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十二、血雨腥风

　　水岛岗次郎执掌今州的大权后，首先任命了一批伪职，唐四海当了维持会长，朱维信还是警察局长，原保安团汤团总做了皇协军司令官。由于爷爷坚辞，水岛就把维持会副会长的位置给了朱维信。朱、汤手下的侦缉队、便衣队都还保留着，仍分别由苟霄汉和蓝壮壁担任队长。

　　然后就是清理看守所和监狱，罪行较轻的犯人一律释放，罪行较重的干脆处决，为的是腾出监房，接下来，就该抓人了，水岛称其为“整肃治安”。一夜之间，水岛岗次郎在今州地区七县一市掀起了一场血腥风暴，抓捕行动中但凡有反抗、逃跑等所谓“不予配合”行为的，一律当场击毙，甚至因敲错门错杀了七八个并非在抓捕名单上的无辜者，其中一个据说还是朱维信的亲戚。

　　解放后我父亲承办朱维信的案子时了解到，那次抓捕行动的名单是水岛亲自拟定的，其依据一部分来自原国民党警察局和保安团便衣队，一部分则是水岛潜伏期间收集的线索，被捕者中自然有很多冤枉的，但也有不少是中共地下党员或者地下党外围人员。

　　那段时间，水岛岗次郎就像上足了发条，没日没夜不知疲倦。我父亲经常在大街上看见他或骑马，或坐着一辆车前一侧插着太阳旗的小汽车，在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的簇拥下到处巡视，好几次还看见他乘坐汽艇从一源堂后面的大盈河上驶过。这仅仅是公开场合，在秘密场合——警察局刑讯室、皇协军司令部、宪兵队地牢里“工作”的时间那就更长了。

　　沦陷之后的那个冬天，今州地区真个是血雨腥风，水岛岗次郎以宪兵队司令官的名义天天签署处决人犯的布告。刑场就在北门外三里地的一片荒地上，名唤“三天门”，押解死囚的队伍每次都要从北大街上经过，起初一天一次，都是在上午，后来一天两次，下午也杀人。水岛岗次郎杀人也要玩花样，他管这叫“心理震慑”，哪怕只处决一个人犯（这种情况很少见），也要摆出一个很大的阵势：先是汤司令的皇协军、朱维信的伪警察清街，也就是临时戒严；然后是一支由十二名日军、伪军混搭而成的军乐队，一个个鼓足了腮帮子吹奏着怪腔怪调的东洋曲子；军乐队的后面是全副武装的日军士兵，由一个腰佩军刀的尉官率领；再往后才是死囚，概由从日军中挑选出来的彪形大汉监押，有的死囚受尽酷刑，不能行走，就由伪军用担架抬着；死囚后面跟着一队伪军；行刑队的最后是一班和尚、道士，那是水岛岗次郎召来让他们替死囚超度的。

　　水岛岗次郎的“整肃行动”针对的主要对象是中共地下党，到1938年春天，今州地区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已经被水岛岗次郎“整肃”得彻底瘫痪。我父亲也不知道当时今州七县一市有多少地下党员，外围的进步群众更是无法统计，只记得那段时间爷爷经常在深夜领着刘九龄、老柯、小庆、小瑞，还有我父亲，在店堂里举行一个又一个简单的悼念仪式。有一天，一向坚强如铁的爷爷流下了眼泪，哽咽着说：“今州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如今只剩下我们这一支了！”

　　087领导的地下交通站之所以没有暴露，得归功于几年前组织上作出的那个重要决定。因“吴明全事件”的教训，组织上把一源堂改组为由党中央情报部门直接领导的中心交通站。中心交通站跟地方地下党没有组织关系，互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也不发生工作联系。今州地下党有自己的交通员，他们在获得情报后，必须按照指令送交他们的上级或者上级指定的地方，哪怕这份情报之后需要经087转手，也不能由今州的地下党直接交给087。这种安排在平时显得有些繁琐，甚至还可能延迟情报送达目的地的时间，但在目前这种情势下，其必要性就得到了充分体现。

　　不过这样一来，087交通站的工作量就增大了，今州的地下党组织已被摧毁，一源堂除了以往转送情报、人员和物资的常规任务，还要负责收集情报。一段时间后，今州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得以重建，鉴于一源堂在危急时刻的出色表现，组织上要求087交通站利用社会关系和人脉优势，继续进行情报收集工作，与新建的当地地下党的关系仍和抗战前一样，互不知晓，也互不联系。

　　转眼一年过去，初冬的一天下午，父亲正和放学回家路过一源堂的唐季娴闲聊，我家的看坟人、龙须湾的洪坤突然来了。洪坤已被爷爷发展为087交通站的一名交通员，他这当儿过来，肯定是有事。这天下午，作为商会会长的爷爷去伪市政府开会，刘九龄和老柯也不在，父亲赶紧支走唐季娴，把洪坤迎进内堂。

　　洪坤交给我父亲一把白铜钥匙，说这是上级派人送来的，要求我爷爷即刻前往上海，务必在明天下午四点前赶到16号，凭这把钥匙接头。父亲收下钥匙，也收下了他作为幌子送来的一篮子蔬菜，回赠了一些云片糕之类的点心以掩人耳目。

　　所谓“16号”，是一个只有爷爷才知道的暗号，对于父亲来说没有意义。不过，“明天下午四点”那倒是有些紧要的。日军占领江南后，到处设卡子，交通受阻，从今州前往上海一路上要耽搁不少时间。爷爷应该尽快动身，可这时他还在伪市府开会，听说开完会后，于半年前改任今州市长的唐四海还要设宴招待与会者，为的是庆贺日本的一个什么节日，水岛岗次郎也要到场。水岛是眼下087最需要提防也最难提防的一只老狐狸，哪怕一丁点儿异样动静都可能被他视为疑点，父亲一时吃不准是该立刻通知爷爷呢，还是坐等爷爷回家。

　　迟疑不决的时候，刘九龄和老柯回来了。三人一商量，刘九龄出了个主意，不过，这需要唐季娴出面，让她给其父唐四海打电话，说腰扭伤了。唐四海接到电话肯定着急回去看女儿，可他是市长，还是会议主持，不能说走就走，水岛也不会放他走，但水岛一定会想办法变通一下以表示对唐市长的关心，何况唐季娴还曾经是他的学生。怎么变通呢？爷爷不是在场嘛，他可能会主动提出让爷爷回来给唐季娴治疗。爷爷回来后，就立马奔火车站，先离开今州再说。如果明天唐四海上门表示感谢，就说爷爷下乡出诊去了，应该能应付过去。至于水岛那边，更不会起疑心。

　　但是，怎么让唐季娴帮我父亲说谎呢？当然不能直说，还得找个借口。父亲当下就去隔壁拜访唐季娴，说爷爷最近不能喝酒，一喝酒皮肤就发痒，用西医的说法就是过敏，可今天晚上市府举行的宴会有水岛司令官出席，他必定要给爷爷敬酒，爷爷也就只好硬着头皮喝——而且不会是一杯两杯，喝过后还得回敬。不仅是水岛司令官，还有其他军方人员包括唐季娴的哥哥唐季昌，都要跟爷爷碰杯，那还不把爷爷折腾死？所以，只好请唐季娴帮忙，打个电话骗骗她老爸唐市长。

　　换了别人，唐季娴未必会帮忙打这个电话，但我父亲不是别人。其实众人都看得出来，唐家小姐对我父亲有那么个意思，我父亲也感觉到了，就是没人点破。刘九龄之所以出这么个主意，也是这个原因。

　　果然，唐季娴听我父亲这么一说，嘻嘻笑了，连说“有趣”，随即就给她老爸打了电话，嗲声嗲气装得还蛮像。没想到，唐四海说他马上回来，唐季娴的脸色顿时变了，一时不知该怎么应对，正犹豫着，那边电话已经挂断了。唐季娴望着我父亲一脸焦急地问：“这怎么办？要不我再打电话过去，直接说要轩叔治疗？”

　　父亲还在寻思对策，唐四海又把电话打过来了。诚如他们之前的估料，唐四海向水岛岗次郎请假，水岛不同意，随即安排我爷爷回来给唐小姐治疗。爷爷坐着市长专车返回一源堂，他还以为唐季娴真的扭伤了，听说原委，直奔火车站，连夜赶往上海。

　　爷爷这次去上海，组织上交给他一项任务，这项任务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收集今州地区日伪驻军以及伪政权的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二是将收集的情报连同上海以及苏浙沪交界区域地下党情报人员转送来的情报一并送交092——解放后父亲才知道，这是镇江市的另一个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心交通站站长的代号。

　　这项任务的背景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抗战期间中共武装力量的战略布局。对中国抗战史稍稍了解一点儿的朋友想必都知道“江抗”、“东进”，“江抗”是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简称，“东进”指的是活动于江苏北部地区的新四军向东进攻，从地理位置上来说，这个“东”，就是从南京到上海的整个儿苏南区域。当时延安正在考虑这一战略部署，急需苏南地区日伪方面的上述情报。

　　回到今州的当天晚上，爷爷把一源堂连同父亲在内的六名店员召拢起来开了个会，对如何完成这项任务作了研究和分工。爷爷利用伪商会会长和日军医疗顾问的便利条件，负责收集政治、经济情报和日军方面的军事情报；刘九龄负责收集伪军那一块的情报；父亲要做的工作是通过跟朱耀先、唐季娴的交往，收集伪警察局、伪军和伪市府的情报；老柯、老沈、小庆、小瑞留守一源堂，负责接收情报。爷爷规定，这些工作尽可能由各人自己做，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087交通站下属各交通组和交通员。

　　上述分工中，爷爷那一摊任务最重，也最具风险。尽管他持有水岛岗次郎亲自签署的特别通行证，不但全市各处通行无阻，就是日军的城防部队和宪兵队兵营也能出入，但是，爷爷不能随意利用这些便利条件。抗战前，他在今州就算是知名人物，如今被水岛岗次郎硬生生安排了两个伪职，连日伪军头目都时不时要注意他一下，他的行为是不能有任何出格迹象的。

　　父亲的风险倒没有爷爷那么大，可是比较费神。他和唐季娴的关系，属于心照不宣的那种，虽然从未点破，但两人心里都有数。对此，朱耀先却是木知木觉（今州方言，毫无察觉的意思），他一门心思追求唐季娴，唐季娴对他却是不冷不热。如此，他只好利用我父亲，要父亲出面约唐季娴出来活动，或者跟着父亲去唐家玩，有时，父亲还约上唐季娴去拜访朱耀先。经常出入于今州伪市长、副市长兼警察局长的公馆，父亲见缝插针收集到了一些重要情报，包括唐四海书房墙上挂着的今州全市伪军兵力、据点配置图。他没有照相机，也不可能站在地图前临摹，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式——靠脑子记，回家后再在现成的今州地图上用密写药水一处处标示出来。

　　今州地区的中小学已经把日语教学列入日常教学大纲，规定每星期要上六节日语课。日语老师全部由水岛岗次郎指派，清一色是日本人，一部分是日侨，还有一部分是现役军人——这些军人战前在日本国内就是老师。尽管父亲已经退学，但每周仍有几个时段和唐季娴一起学日语。水岛岗次郎以宪兵队司令官的身份拜访一源堂那天，我爷爷就跟他提过这事，水岛对此是很支持的，唐季昌更是热心。

　　爷爷主张父亲学日语的用意，就是为刺探日方情报。父亲特意买了一本《日汉对照词典》，除了和唐季娴一起学，每天晚上还坚持自学。这种学习是有针对性的，特别注重政治、经济、军事方面的词汇。学了一段时间，父亲大致可以听懂大街上遇到的那些鬼子兵之间的对话。前不久，他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宪兵队拜访当年的水老师、如今的司令官，父亲和唐季娴用日语跟水岛聊了片刻，大受水岛的赞赏。

　　靠着一年多的刻苦攻读，父亲终于完成了爷爷、也是他的上级087交下的任务。这时，上海和苏浙沪交界区域地下党收集的相关情报也辗转送到了087交通站。往下，只要把这两部分情报一起送往镇江，这个任务就完成了。

　　爷爷决定把这项重要使命交给我父亲。他和刘九龄、老柯商量下来，专门设计了一个方案：寒假马上就要到了，父亲约请唐季娴、朱耀先等五六个男女生去省城镇江旅游，趁机把情报送交092。当然，出门旅游的邀请不能提得太突然，得循序渐进，事先跟唐季娴等人吹吹风，这样看起来才自然。

　　哪知，父亲的吹风计划还没来得及实施，就被一桩意外事件打乱了。

十三、行刺事件

　　元旦晚上，唐四海应教堂之邀出席迎新晚会。晚会结束后，特地从上海赶来出席这次活动的江南教区副主教、英国人魏德沁，以及教堂主教、几位神职人员把唐市长送出教堂，就在司机拉开车门请唐四海登车时，“砰”的一声枪响，唐四海胸口中弹，应声倒地。

　　现场挤满了天主教信徒，枪声一响，顿时一片混乱。唐四海自上任以来，拒绝宪兵队、警察局和伪军为其配备警卫，认为“唐家世代为官，向为黎民百姓做事，民众就是我唐某最好的警卫”，无论白天黑夜，无论走到哪里，身边都只有他的私家车（黄包车）夫老郭。唐四海改乘轿车后，老郭用一个月的时间突击学会了开车，仍旧为其服务。此时突遭意外，老郭六神无主，还是教堂的男佣出来维持现场秩序。

　　警察赶到后，发现教堂外面的围墙上贴出了一纸手写的布告，声称这是一个名唤“铁血锄奸团”的抗日组织干的，这仅仅是个开始，以后还将有其他日酋、汉奸被消灭，云云。

　　唐四海被送入今州市最好的红十字会医院抢救。好在那颗子弹打偏了一点儿，没有命中心脏，唐老爷子受伤虽重，性命还是保住了。水岛岗次郎下令全城戒严，严缉凶手，限警察局三日破案，日军驻今州的守备部队、宪兵队可以为警察局提供一切帮助。朱维信不敢怠慢，连夜召集侦缉队长苟霄汉和警察局的日本顾问野山上尉研究案情。

　　野山上尉是个瘸子，那是1933年在察哈尔与中国抗日义勇军作战时人家给他留下的纪念。按照当时日本军队的规定，他受伤致残后是可以回国享受残废军人待遇的，用不着再当兵，可是这主儿满脑子军国主义思想，坚决要留在中国继续为“大东亚圣战”贡献“微薄余力”，于是被分派到今州市警察局当了顾问。野山不谙刑侦，他在警察局只是挂了个虚名，每天就是在办公室抽烟喝茶听收音机看报纸，朱维信找他商议案情，也是聊胜于无。

　　紧锣密鼓忙碌到清早，朱维信忽然驱车赶到宪兵队司令部。见了水岛岗次郎，二话不说先下跪。“报告司令官，卑职……请求您……”

　　话未说完，朱维信已是泣不成声。他没法儿不哭，因为他已经把案子破了，凶手也控制住了，不是别人，竟是他的儿子朱耀先！

　　水岛岗次郎仿佛并不感到意外，把朱维信搀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自己坐在朱维信对面，然后朝小林副官打了个手势。小林立即拿来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放在茶几上。水岛岗次郎把档案袋推向朱维信：“朱局长你别着急，先把这里面的东西看一看。”

　　档案袋里装着从唐四海体内取出的那颗子弹的鉴定结论。宪兵队和驻军里都有精通枪械的技师，昨晚这颗子弹交给警察局之前，驻军守备队的枪械技师松本中尉就拍摄了照片，拿回营房进行研究，最终认定了射出这枚子弹的手枪型号——德国造鲁格p08军用手枪。

　　鲁格p08是世界名枪，但在中国并不常见。水岛岗次郎当即就联想到朱维信。早在水岛潜伏今州期间就已听说朱维信是留学德国学习警务的，今州全城也只有他一个人有跟德国相关的背景。在水岛岗次郎看来，朱维信谋刺唐四海的动机也说得过去，他是今州三个副市长中最强势的一个，而且握有实权，干掉唐四海，他就能接任市长了。不过，这还仅仅是怀疑，尽管水岛是今州地区的最高长官，但抓一个副市长还是需要些真凭实据。于是，他安排特高课长铃木三郎对朱维信进行秘密监视。

　　回过头来，再说朱维信。凌晨一点，朱维信召开会议分析案情。朱维信是留德刑侦专家，回国后无论在苏州市警察局副局长任上，还是来今州出任市警察局长，都没有遇上过这等大案，每每有“生不逢时，才高无用”之感叹。此刻面对着这个案件，不由得既忐忑，又兴奋。忐忑是因为这案子实在是太大了，万一处理不好，自己职位难保；兴奋则是他意识到自己的特长终于有了展示的平台，“英雄”有用武之地了。事后，特高课专门查阅了这次会议的记录，发现朱局长不愧是刑侦方面的专家级人物，他的分析非常到位——应当盯着行刺的手枪进行调查，通过那枚子弹追查枪支来源；此外，还应调查刺客那纸“铁血锄奸团”布告的字迹、使用的纸张和粘合剂等，以期发现线索。

　　侦缉队一干人忙活了半宿，把初步调查结果送到了朱维信的案头：子弹口径为7?65毫米，这是欧洲军工标准，因此，刺客使用的手枪产自欧洲，具体是什么型号，尚未查出眉目。那纸布告所用的纸系上等宣纸，字则是先以铅笔勾出轮廓，再用毛笔蘸墨汁填满，制作者应该有些美术功底；张贴布告使用的粘合剂，系出笼不超过一天的糯米糕或糯米团子。

　　朱维信看着这份鉴定结论，只觉得背脊上抽冷风，这几个特征，都和他家里的情况对得上号：他从德国留学回国时，曾带回一支德制p08鲁格手枪和五百发子弹，出任苏州市警察局副局长后，领到了一支勃朗宁手枪，那支p08就一直放在家中的书房里。朱耀先读初中时，他教儿子射击，用的就是这支p08；朱维信平日附庸风雅，喜欢捣鼓些书画之类，家里有不少上等宣纸。儿子学过写美术字，淞沪会战期间各界民众搞抗日宣传时，儿子就写过一些大字标语；再加上昨天下午，家里恰恰蒸过十几笼糯米团子……

　　朱维信当即驾车返回公馆，没惊动儿子，先去书房找那支p08。打开抽斗一看，枪套是空的！他眼前一黑，要不是顺手撑住了桌子，准保马失前蹄了。不过，他毕竟是老江湖，马上想清楚了目前面临的形势，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外面已经戒严，儿子跑是跑不掉的，可为防万一，他还是给侦缉队长苟霄汉打了电话，命其立刻带人过来，悄然把公馆包围。然后，他就带着那个空枪套驱车前往宪兵队司令部。

　　此刻，朱维信看了宪兵队的枪弹鉴定结论，不由得冷汗直冒，暗暗庆幸自己的主动坦白之举。他当即拿出枪套放在茶几上：“水岛司令官，我们父子的生死均在您的一念之间，听凭司令官阁下裁决！”

　　水岛岗次郎站起来，背着双手在沙发前踱步，好一阵才开腔：“此事目前尚属怀疑，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昨晚我就说过，由你全权负责这个案件的调查，朱局长，你还是继续调查下去吧。”

　　“可是……”

　　“到目前为止，你还是今州市警察局长，有责任破获案件、抓捕案犯。朱局长，我信任你，你不需要回避。”

　　就这样，还躺在热被窝里睡觉的朱耀先被侦缉队员揪出来，五花大绑押解到警察局。尽管水岛说过不需要他回避，朱维信觉得还是谨慎一些好，请警察局的日本顾问野山上尉讯问案犯。野山肯定已经得到了这方面的消息，并不觉得吃惊，可是，他拒绝直接参与讯问，朱维信反复求告，他才答应旁听，由苟霄汉主审。

　　苟霄汉也被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搞得有些狼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自己是朱维信的部属，尽可能要对朱耀先客气些。当然，有日本顾问在场，客气也是要有前提的，他一上来就跟朱耀先说清楚：“你只要如实供述，决不为难你。”

　　这当儿，朱耀先已经差不多魂不附体了，待他招认了谋刺唐四海的作案动机，在场众人都大吃一惊：所谓“铁血锄奸团”纯属子虚乌有，他谋刺唐四海的真实原因，无非是“冲冠一怒为红颜”。

　　这个“红颜”，就是唐季娴。

　　早在上初中的时候，朱耀先就对唐季娴展开了追求。这种情况，旧时并不算是什么出格之举。那年月，“娃娃亲”不足为奇，“指腹为婚”也算不上新闻，十三四岁结婚乃是寻常事儿。我父亲读初中时，班级里就出了两个新娘子，待到中考的时候，孩子都生下了。升学考试进场前，两个考生妈妈还抓紧时间给各自的婴儿喂了次奶。所以，朱耀先恋上唐季娴并不算越轨。问题是，他这是剃头担子一头热，他对唐季娴有情，唐季娴对他却无意。唐季娴有意的是孙恩亭同学。当然，唐小姐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她对我父亲的那份亲热、关心很容易被青马竹马的友情所掩盖，至少朱耀先没看出来。他只道是自己火候不够，进入高中后，渐渐加大了追求力度。他给唐季娴写了许多情书，有的是他的原创，有的是借鉴，也有一部分是原封不动的抄袭。这些情书，都被唐季娴退回了。

　　朱耀先自然恼火，可他这火是没法儿发的，只得抱着“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信念继续追求，一封封情书犹如雪片般地飞向唐季娴。而唐季娴呢，以雪片还雪片，那些情书怎么来的还怎么回去。终于，朱公子失去了耐心。他对唐季娴拒绝自己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不靠谱的分析导致了他的悲剧。他认为唐季娴之所以拒绝他的追求，是因为其父其兄的地位，为了消除这个障碍，他决定以“抗日锄奸”为名暗杀唐四海、唐季昌父子。这两棵大树一倒，唐季娴这根小草就没了荫庇，唐家的势力也立时烟消云散，到那时，还怕唐季娴不接受他的追求？

　　这位朱公子还真是想到了就敢做，谋刺计划就这样实施了……后来朱维信看了儿子的口供，简直欲哭无泪。

　　刺客的口供有了，当然还要进行调查。唐季娴是首先需要调查的对象，然后是病榻上的唐四海，以及陪伴在侧的唐季昌。对后二位的调查其实不过是走过场，唐氏父子根本不知道朱公子追求唐季娴这档子事。

　　当天下午，朱耀先被移交给宪兵队特高课。水岛岗次郎宣布，警察局圆满完成使命，有功人员待结案后一并表彰。警察局的事儿完了，但对于特高课来说，调查才刚刚开始。朱耀先在行刺现场张贴了“铁血锄奸团”的布告，尽管他自己说这个组织纯粹是臆造的，可影响造出去了，现在今州人人都知道有这么个锄奸团，保不齐也会传到华东派遣军司令部那里去，一旦司令部追问下来，那就必须有个交代。怎么交代？办法只有一个——即便朱耀先所谓的锄奸团根本不存在，也要挖出个把抗日组织向上峰交差。

　　这样一来，朱耀先就吃足了苦头。特高课的刑讯室是著名的人间地狱，后来我父亲听唐季昌说，朱耀先实在捱不过酷刑，胡乱招供称今州真的有一个“铁血锄奸团”，该组织的成员包括孙恩亭、唐季娴、封炳麟、华渊、袁天兰等一些同学，还有他老爸的车夫，以及侦缉队长苟霄汉，甚至日军少尉矶谷季昌也是。特高课把名单送到水岛岗次郎那里，水岛笑了：“这些人一个也不是，否则我的命早就被他们锄掉了。”

　　朱耀先在特高课受刑，他老爸朱维信在外面全力营救。应该说，朱局长这当儿脑子还是非常清醒的。朱耀先谋刺的是唐四海，唐老爷子是苦主，应该首先取得苦主本人的谅解；唐老爷子同时又是日本华东派遣军任命的今州市市长，跟水岛岗次郎说得上话；另外，矶谷季昌是日本籍，且是日军军官，又是水岛岗次郎的心腹，他给水岛嘀咕几句，比谁说话都管用。于是，朱维信拉上朱耀先他妈丰秀娟直奔北大街。

　　找唐家？不！上我爷爷的一源堂来了。

　　要不说朱维信脑子清醒呢。他知道自己的名字这时还被特高课的人反复念叨着，水岛岗次郎很有可能把他视为这起谋刺案的幕后策划者，而朱维信本人是有“军统”背景的，抗战前朱维信频频以警察局的名义执行复兴社特务处（即“军统”前身）的秘密任务，水岛在今州潜伏了八年多，难道他对此一点儿怀疑都没有？这不太可能。如果有怀疑，此刻水岛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案子进行追查。尽管朱维信完全可以直接去医院探望唐四海，或者干脆去宪兵队拜访苦主之子唐季昌，替朱耀先请罪，可是他做贼心虚，不敢把动静闹得太大。所以，他就想起了我爷爷，请我爷爷代表他和唐家沟通。

　　爷爷对此早有预见。上午唐季娴从医院回家取东西，顺便来一源堂告知爷爷，唐老爷子性命无虞，而凶手则是朱耀先。唐季娴走后，爷爷说最迟晚上，朱维信就会来一源堂了。父亲问为什么，爷爷笑而不语。

　　此刻，面对着哭丧着脸进了一源堂的警察局长夫妇，父亲对我爷爷的料事如神佩服得五体投地。爷爷自然要好言安慰他们一番，然后说：“需要我做什么，请尽管吩咐，我一定尽力。”

　　朱维信要爷爷做的事情其实很简单，无非是跟唐家进行沟通，求得谅解，至于唐四海的损失，朱家愿意加倍补偿，哪怕砸锅卖铁，也要保住朱耀先的性命。爷爷爽快地答应了朱氏夫妇的请求，同时也婉拒了他们送来的礼物。他们前脚刚走，爷爷叫上我父亲：“恩亭，跟我出去一趟。”

　　我父亲以为要去医院，可爷爷却带着他直奔宪兵队，求见水岛司令官。

　　爷爷是驻今州日军的医疗顾问，有一张由水岛岗次郎签发的特别通行证，可以出入日军兵营和宪兵队司令部。当然我父亲是没法儿进去的，爷爷让他就在外面等着。等候期间，一年来跟唐季昌学的日语口语发挥了作用，父亲和鬼子岗哨搭讪了几句，对方弄清楚他跟水岛司令官以及矶谷季昌的关系后，主动请他进岗亭对面的接待室坐着，还给倒了杯水。

　　一会儿，爷爷出来了，而且是坐着水岛岗次郎的汽车出来的。在门口载上父亲，由鬼子司机驾驶，载着父子俩去医院探望唐四海。

　　那么，爷爷跟水岛都说了些什么呢？爷爷告诉水岛，凭着自己和朱维信的关系，以及小辈儿之间（指我父亲和朱耀先）的同学关系，朱家出了这么大的事，确实是应该帮忙的——帮得了帮不了另说。但是，这个案子非同小可，应该在第一时间向水岛报告朱维信前往一源堂的情况，是否合适去看望唐市长，请水岛定夺。如果水岛同意他去探视，还请签发一纸手令，因为唐市长的病房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水岛岗次郎问爷爷：“以孙先生之见，认为是否合适呢？”

　　爷爷说：“一源堂跟唐市长私谊深厚，按说我是应该去探望的，犬子恩亭更应该去病榻旁陪护。”

　　水岛很满意爷爷的做法，随即签了一纸手令，准许爷爷进入病房探视。

　　唐四海的伤情似乎还算稳定，神志也清醒，他已经知道凶手是朱耀先，对此自是大惑不解。有特高课的人在一旁监视，爷爷跟唐四海说的话，都是向水岛报告过的那些内容。他转达了朱维信夫妇的请求，唐四海表示可以既往不咎，不过，这件事影响甚大，最终还是要由水岛司令官定夺。

　　当天晚上，朱维信在天益馆设宴，邀请我父亲、唐季娴、封炳麟等七八个跟朱耀先关系处得比较好的同学赴宴，请他们以学生的名义拜见水岛岗次郎，向当年的水老师求情，留朱耀先一条性命。朱维信甚至许诺，只要他们肯去宪兵队，每人赠送黄金戒指一枚；朱耀先如若能活下来，他愿意给他们每人二两黄金。父亲跟爷爷一样，表示忙可以帮，但黄金就不必了。

　　次日，水岛岗次郎接待了我父亲等几个从前的学生，他显然知道大家因何登门，一上来就主动说到了朱耀先，对于这个从前的学生，他也感到非常痛心。接着话头一转，让大家不必在朱耀先的问题上发表什么意见，至于如何处置，今州这边没有最终决定权，此事已经上报华东派遣军司令部，水岛也在等候上级的指示。

　　离开宪兵队，一众学生都觉得朱耀先凶多吉少。不料几天后，朱耀先竟然被释放了。只不过，释放出来的朱耀先已经完全疯了……

题记：

像水老师这样的间谍，真的太多了。可以说从唐宋就开始了，还来中国借过种？宗方小太郎，近代日本第一批在华间谍代表人物，1884年潜赴中国，先后在北京、汉口等地以经营乐善堂药铺为掩护，搜集军事、经济情报。1890年，协助日本著名间谍荒尾精在上海设立以日清贸易研究所为掩护的特务机构，任学生监督，培养通晓中国内情的间谍人才。甲午战争期间，充任日本侵略军翻译。日本间谍测绘的中国地图，比我们自用的还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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