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是以一个最普通的教师的身份，跟大家做一个同行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两三年以来，我有几个比较个人化的感受，就是几个“打通”。

第一个打通，我们有很多老师和教授是做专门研究的，比如说纪录片市场化、产业化问题，然后我们也有教授专门研究如何提升纪录片的品质，使之成为国家形象等等。我自己当时在传媒大学上学的时候，我只有一个愿望，如果有一天我能站在讲台上，我希望给学生讲的片子都是我敢于拿出来的，是跟我有关的片子，而不再是其他哪位导演的片子，我就特别想讲跟我自己有关系的片子。这三年来，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目标实现了，比如说现在我和我的团队一起来做的很多片子，第一个就是在尝试如何把资本和政府之间打通。我说的政府可能大家都知道，中宣部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它做的很多的片子的口径和市场化的口径，大家会觉得是特别不一样的。我就想跟我的团队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这两个口径合二为一？导演说你是不是疯了，我说我们尝试一下。所以如果在座的各位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到b站上或者是央视网上去搜一下我们的片子，就是2017年底12月24号到31号7天播出的7集纪录片，叫做《极地》，是在西藏拍的。西藏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么因为我们拍了《极地》，所以我今年9月4号的时候给中宣部专门做了一个全球的高峰论坛，中宣部让我以学者的身份组织这样一个全球的有关西藏国际传播的论坛。我们当时在做《极地》的时候，完全是一个市场化的运作。现在我们纪录片人面临的两大困境第一个是钱从哪来？第二个是播出平台在什么地方？我们之所以要打通也是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困境。我想说我们《极地》的钱从哪来的？全部市场化运作，我们争取到了三个投资方，所以这样的一个片子出来，它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东西，跟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跟央视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出来之后，在2017年播出的时候，我就想打破以往纪录片先在央视播出再进入互联网平台的魔咒，我特别希望年轻的观众关注纪录片，所以我首先选择的是b站。我说我这个片子一定要在b站首播，结果遇到的第一个反对的不是央视，而是我们其中一个投资方沃尔沃。沃尔沃的人对我说：“张老师我们特别理解你的心愿，想吸引年轻人，但是我们植入的这款车型针对的不是 b站的那些观众层，不是那些年轻的观众层，我们需要的是社会的中间层。”所以他的观众层是和央视的观众层叠加的，所以他们特别希望首播放在央视，他说然后你可以再去b站，我说不可以，因为我已经跟b站达成协议了，就必须要在 b站首播，所以最终我们是同时首播，在央视和b站同时首播。这样的一个尝试我想说的是什么？这个片子播出之后，我们做了一个让央视和b站同时首播的一个尝试，但我们不知道一个片子播出去之后可以走多远。到了2018年的时候，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中宣部的领导给我打来的电话，说雅欣老师你把《极地》给我吧，我们觉得它是一部特别好的外宣片，所以我们希望用国家的力量，用政府的力量给你做外宣，我们要拿到国外去，在主流媒体上来播《极地》。我当时第一个反应就是，没有问题。当时中宣部的领导还跟我说，可以给你们少量的一点经费，但是不会特别多，我告诉他算了，我们特别体谅政府的钱挺难花的，我说我们不要，我们就是为政府服务了，最后一分钱都没要，把片子给了中宣部。所以实际上有的时候，我觉得市场和政府不是绝对地对立，不是我们想象中那样地对立。《极地》这部片子我们就讲了21个人，在7集的片子里，每集是3个人，全都是西藏最普通的老百姓的故事。我的大学同学、高中同学，特别是海外的同学，他们看完了之后说，一看你们拍的这么美，我们就一定要回国的时候再去一趟西藏，我说你去西藏你也找不到这些人。所以我现在就想从这个话题引到我们拍纪录片的目的是什么？假如说我们拍的纪录片里边，我们给大家展示的风光也好，人也好，事件也罢，所有的一切是一个观众亲临现场的时候也能看得到的东西，那我们就失败了，只有拍出他到了现场也看不到的那些故事，我们才是成功的。所以在2018年的时候，新华社做了一个融媒体培训，就在林芝，他说张老师你一定要讲你那个《极地》，当我们到林芝的时候，我只给他们放了一个故事，大概是11分钟，只有一个故事。他们说，我们天天就在西藏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拍不到这样感人的故事？很简单，你离得太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故事的把控，我觉得需要有一个合适的距离，当你全身心投入的时候，你未必能够找到观众的那种心绪。所以我们有了一定距离的时候，你才能够用一个适合观众的视角去观看故事主人公所呈现出来的这一切，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打通。

我们三年来应该说是一个三级跳，《极地》成功了之后，我们仍在继续努力。 当时我用《极地》给我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们一看到总监制里边“张雅欣”，然后我的学生都特别看不起我，他们说：“你是因为有一个专业的团队，老师，你等着，我毕业之后，5年、8年之后，我能拍一个比你《极地》还牛的片子。”我就觉得我们学生太有志气了，我特别鼓励他们的狂妄，但是我的学生也给我出了一个难题，他说：“我一看你们的《极地》就是大制作。”的确，我们特别有大片的感觉，他说：“张老师，有本事你就让你的团队拿着我们现在能够用的设备，你再拍一个牛的片子来。你们那么多的机位，那么高级的设备，拍出来的当然就应该是一个好片子了。”所以实际上，我想我们在做片子的时候，到底用什么样的设备，到底是不是用最顶级的东西就一定能拍出顶级的故事来，这是我想讲的我们的二级跳。于是我就跟我的团队说，我说学生给我们发出挑战书了，我们必须得应战。然后，我的导演说：“张老师你放心，咱们接下来这个片子，我每一个场景只有一个机位，而且我只用标准头，我都不带推拉的，”他说，“我一定给你拍一个照样能获大奖的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出来了。、它就是2018年底在院线上映的一部纪录电影，叫《生活万岁》。因为是优酷给我们投资了，所以我们从院线上下来之后直接就进到了优酷，现在在优酷纪录电影排行榜上仍然是第一。19年年初的一个纪录电影，不管后来新播出了多少部，仍然排在第一，不是我们把它排在第一，是观众把它放在第一。《生活万岁》这部片子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从院线进到网络的过程中间被盗版了，被挂在了一些国外网站上。我的海外朋友看到了我的名字之后就来问我，我很奇怪，我说我们没有向海外投放，你们怎么看到的？他们就告诉我是什么路径了。去年在默克尔访华之前，我突然就接到了一个北京的基金会给我打来的电话说：“张老师哪天你能到我们基金会来给我们做一个论坛的分享吗？”他说：“张老师这是一个国际的论坛，我们特别希望你能够出现，因为有人说想听你来讲一下你们《生活万岁》。”那个时候我觉得作为片子的监制，应该对这个片子负责，而且我们也是市场投资的一个资本方。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生活万岁》这个片子能成功。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国内有大量的和纪念日相关的这些片子出来，但是我们的《生活万岁》是和所有的片子都不一样的。它讲了15个普通的人，因为学生说：“你们为什么要跑到西藏去？那么大老远你们当然能够拍到异域风光，能够拍出很感人的故事来，你能在城市里拍吗？”我们《生活万岁》里拍的15个小人物全是在合肥的街头、武汉的街头、北京的街头能看见的人，就是所有的人只要一到大马路上就能和你擦肩而过的那些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推出来了《生活万岁》。所以和这个论坛经过沟通之后，我说那我就来讲。这个论坛是和社会创新相关的，其实我自己挺意外的，因为我觉得我跟社会创新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一个纪录片人。举办方说你能够在改革开放40年的时候，做出来一部成功进入观众视线的纪录片，这就是一个社会创新。所以，大家从我的描述里可能已经意识到了，我们的片子不是一个特别高大上的，不是一种讴歌，但我在论坛上讲，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推出来这样一部纪录电影呢？因为，我觉得当一个政府、一个国家的改革和它的政策，能够让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看到希望的时候，才能说明它是成功的。假如说我们为了拍改革开放，拍的全是北京的高楼大厦，全是上海的那些跨国企业，而见不到中国最普通的老百姓的身影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它是成功的还是失败。所以我通过《生活万岁》这个片子能够在海外取得成功的案例，我想跟大家说，不管是市场也好，还是政府也好，其实它是可以打通的。所以在做《生活万岁》的时候，我想说的是在技术层面上我们打通了，我们成功了，然后在传播层面上我们也打通了。我就在想，当我们做了这样的一部片子的时候，大家一看就能知道我们不是特别高大上的那种片子，我们拍的全是普通人，但是中宣部现在还想要《生活万岁》的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我们还想用我们的力量继续给你推到海外的电影节上，继续给你推到国外这样一个大的平台上。所以我们现在正在和中宣部合作的这部片子，在紧张地制作的这部关于武汉疫情的片子，它是唯一一部代表中国官方立场的片子，它就是由我们做《生活万岁》的团队，也是做《极地》的团队来做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们可以做到以小见大。接下来我给我们团队的目标就是除了要以小见大以外，我们还要以少见多，因为当我们在讲故事的时候，其实故事中人物出现得越少，才越感人。如果我们能够把一个小的题材，一个小的人物讲得让观众非常感动，而且能够引出一个大的主题来，不管它是社会创新的主题，还是改革开放40年的主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故事的一个胜利。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雅欣

接下来第二个打通，我觉得是一个内外宣的打通，或者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视角的打通。我们原来做片子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自己的视角就是一个以中国看世界的视角，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片子是一个90分钟版，首先上级领导给我们提的要求是，你面对的媒体是两个，先不要考虑国内的媒体，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上下两集的电视纪录片，是discovery转播，合起来就是90分钟版的是在奈飞上播，所以我们就也很迷茫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真的要是走出去的话会怎么样，所以我们就一直在说咱先来做discovery版本，因为我们跟discovery是比较熟悉的。但是，后来他就跟我说：“雅欣老师，你紧张什么呢？”老美他跟我说他特别喜欢《生活万岁》，要让我们把《生活万岁》改成在他的 discovery上播出的版本。他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的《生活万岁》里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是世界人民的榜样，他说你不觉得那里边的每个人都很有power吗？他说这就是我们要的，尤其是在疫情期间。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在做的片子里边，我们就希望把武汉疫情期间的每一个人都打造成很有power的样子，你看到了他的时候，你就给你自己充电了，是这样的一种形象。因此，我们必须思考用什么样的故事，用什么样的讲述方法才能够打通这样的一个视角。所以 discovery的这个总裁就跟我说，他说：“雅欣老师，你们应该换一种视角了，不要再仅仅用中国的视角去看世界，你们能不能换成用世界的视角来看中国？”其实他这句话对我们整个摄制组的触动是特别深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物的人设、每一场情绪，甚至我们的音乐都受到了影响。这两天我们得逐字逐句地去改字幕，因为这个字幕解说涉及到一个词怎么表达、几个词如何构成一个段落以及如何让字幕具有段落感的时候，真的是要字斟句酌，而且你想到了中文，还得想它的英语是一个怎么样的表达。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特别想把我们现在对国际化的一些体会以及一些国际媒体对我们的要求和在座诸位分享。“用世界的视角看中国”这样一种纪录片的思维方式，有没有可能也纳入到我们未来创作的过程中去？当我们意识到国内版、国际版可以全部打通的时候，我们突然觉得会轻松很多，我们发现很多在人性层面上相通的地方，海内外的观众是一致的。所以这一点也是我想说的第二个体会。

然后第三个打通，我觉得其实就是媒体的打通。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融媒体的时代了，融媒体的打通。因为我们自己是一个专业的院校、专业的团队，我们不会轻易去降低我们自己的创作标准。不管它是长是短，是在电影院里放映的，在电视台里播出的，还是在新媒体上投放的，我们其实都是用同样一种认真的态度去对待作品的，所以我自己对融媒体这件事有我们自己的理解。我跟我的团队的表述是，我们只做符合身份，符合我们性情的事，因为每一个摄制团队其实都有自己的性格，比如说像我们团队，我们只做和人相关的故事，其他的什么我们确实不会做，确实get不到点在哪，任何题材到我们这来全都变成人的故事了。所以，我觉得只要是能够符合你这个题材的，符合你摄制组本性和调性上的东西，它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个可以在任何一个媒体上去播出的东西。因此，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其实给纪录片人提出来的挑战是特别大的，但同时给我们的空间也特别大。

如果我们自己能够把很多东西打通，不要人为地给自己设置障碍，也不要人为地给自己划出条条框框的话，可能我们能走得更远，可能我们自己的空间也会被我们自己打开的，我觉得这会是一个越来越广阔的天地。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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