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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演：伊恩·麦克莱恩,乔纳森·贝利,Kirsty Bushell,西妮德·库萨克,Richard Clews,菲尔·丹尼尔斯,John Hastings,德乌拉·基尔万,塔马拉·劳伦斯,多米尼克·马夫海姆,Jake Ma
简介：文学作品介绍系列14：《李尔王》。 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郭亚文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莎士比亚的另外一部经典悲剧作品《李尔王》。 讲述了一位年老的国王在分配王国给三个女儿时，因为错误的判断和盲目的信任导致家庭破裂国家动荡的故事。故事开始于李尔国王决定退位将王国分给三个女儿，哪个女儿最爱他就分给她最大的一份。 " 大女儿刚夫人和二女儿莱格娜夫人都表现出极度的恭顺和溢美之词赢得了国王的宠爱。然而最小的女儿科尔德莉亚却拒绝奉承，她认为父亲应该知道她的真心，而不是用华丽的言辞来证明。李尔国王愤怒地剥夺了科尔德莉亚的嫁妆，并将她嫁给了法国国王。 随后李尔国王将王国分给了刚夫人和莱格娜夫人，然而这两位女儿并没有真心爱他，她们开始限制父亲的权力，使李尔国王陷入了孤独和痛苦。在这期间李尔国王的忠诚，臣仆肯特公爵化名为凯尔斯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 与此同时剧中另一个家庭也在经历着类似的悲剧：格洛斯特公爵的私生子埃德蒙为了夺取家产设计陷害了他的哥哥爱德加，爱德加被迫流亡化名为"穷汤姆"在荒野中度过了艰难的日子。在悲剧的高潮部分，李尔国王在风雨交加的荒野中疯癫，他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 在这期间科尔德莉亚得知父亲的遭遇率领法国军队前来营救。最终李尔国王与科尔德莉亚重逢，他为自己的错误向女儿道歉。然而善良的科尔德莉亚在战斗中被俘，最后被杀害李尔国王在悲痛中死去。另一方面爱德加揭露了弟弟爱德蒙的罪行为父亲和哥哥复仇。最后刚夫人和莱格娜夫人因争夺爱德蒙的爱情而互相残杀。这部作品以李尔国王的死亡为结局，展示了人性的复杂和悲剧的命运。 " 通过这部作品莎士比亚探讨了家庭权力忠诚和爱情等主题，使得《李尔王》成为了世界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悲剧。

主演：碧·桑托斯,Atticus,Mitchell,埃里克·克诺德森,Melinda,Shankar,保罗·鲍波维奇
简介：封面新闻 记者陈荷 在中国版《深夜食堂》和《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遭遇收视滑铁卢后，“吃货”们对美食类纪录片已是观望状态。最近，一部专门讲夜宵烧烤的纪录片《人生一串》横空出世，一经推出，豆瓣评分高达9分，b站弹幕也是轻松“过万”。 美食纪录片看过不少，可是专门将“撸串”拍成片的还真是没见过。现在又恰逢世界杯，啤酒、烤串、小龙虾跟球赛真是“天作之合”。《人生一串》摄制组也是相当用心，从32个省近500家店里筛选出了30余家店铺，关注平民美食、市井百态、草根英雄，自然是俘获了不少“吃货”，获赞真实版舌尖上的中国。 “我们挑选的标准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常见的具有街头烟火气质的小店或者烧烤摊；其二，是要在当地具有特色，能够引起当地人情感共鸣的店。”第三集分集导演兼执行制片人张岳明介绍说。 " 西昌烧烤调味 四川西昌烧烤“打头阵” 《人生一串》按照烧烤食材来进行分集，第一集《无肉不欢》讲肉，第二集《比夜更黑》讲暗黑食材，《来点解药》讲素菜，《牙的抗议》是主要讲牙齿与食材的碰触在一起的感受，《骨头骨头》和《朝圣之地》分别是需要上手来啃的骨头和地方烧烤的独特性。 谈起《人生一串》的拍摄契机，张岳明告诉记者，“首先，我们所有主创人员都挺爱吃烧烤的。此外，烧烤这一常见又受老百姓喜欢的食物，却没有人专门拍过。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现在的烧烤摊变得越来越少，某种意义说，通过纪录片留下一些东西是有价值的。” " 彝族跑山猪 故事的第一位主角，是发源于凉山彝族的长签火盆烧烤。关于西昌烧烤的特点，充满江湖气的旁白评论道，“西昌的烧烤在野性中充满了秩序，也在秩序中显露出野性。” 下午五点，每天的烧烤大趴按时开始。位于四川西昌的一家自助烧烤店，肉食者如约而至。经营这个食肉场所的是的老板小二哥。在鱼眼镜头下，他的自我介绍显得“萌萌哒”，“大家好，我是小二哥，因为我在家排行老二，所以说这个烧烤店以我的名字命名。” " 西昌小二哥 彝族人烧烤猪肉，历史久远，手段复古，经验老道，是西昌火盆烧烤的发源地。店里的招牌烧烤是凉山小猪肉，光是食材就甩很多烧烤“一条街”。跑山猪只能到凉山里的彝族人家才买得到，不是靠香料、鸡精喂出来的，所以既有家养土猪的岁月风味，又有小乳猪的细嫩口感。 烤好的“小猪肉”外皮椒香，里面充满胶原蛋白，混合着肥肉烤出的油脂，又香又弹，口感奇妙，大块的瘦肉很有嚼劲儿，越嚼肉味越浓。 " 西昌烤肉 “西昌火盆烧烤是烧烤中的重要流派。当时，第一集‘无肉不欢’正好缺猪肉这一烧烤的重要食材。第二，原始社会就有烧烤这种做法，而我们需要呈现这种带有更原始味道的做法，恰好西昌就有。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西昌烧烤都符合我们的需求，所以，开篇就是它。”张岳明说。 片子的第一集，亮相的还有云南昭通的牛肉小串、湛江的烤生蚝、新疆的红柳烤肉、罗布烤羊。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是重要的烧烤大省，宜宾烧烤也在片中的第四集呈现。 食客大口咀嚼，屏幕外的观众也是看得垂涎欲滴。“有酒，有肉，有故事”，片子里拼凑出一个真切的烧烤江湖。 " 肉 人类烧烤的共同主题 “比夜更黑”的暗黑烧烤 你敢下嘴吗？ 《人生一串》的第一集“无肉不欢”让众多肉食爱好者垂涎不已。但到了第二集“比夜更黑”画风一转，走起了暗黑风，发掘了全国各地令人生怯的暗黑烧烤。 重庆爆浆的烤脑花，百色慢烤猪眼、爆烤猪鞭，东北辽宁活烤毛毛虫、烤蝉蛹、烤蝉娥，广州蠕动的生烤海鲜，徐州烤羊球……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摄制组拍不到的，完美的诠释了中国人啥都敢吃的个性。 “烤脑花”是不少四川人的心头好，与四川比邻而居的重庆，也有不少“烤脑花”的店。一到晚上，四处游荡着寻觅脑花的“馋嘴僵尸”。 " 观音桥步行街的一家烧烤店，就是“补脑子”的好地方。老板刘哥发明了“烤脑花”。他说，“刚开始卖的时候，很多客人好奇，脑花是怎么烤的。他就来吃，看到底是什么味，跟火锅有什么区别。” 只有凌晨的菜市场，才能购买到新鲜的脑花。刘哥的店是传统作坊，讲究逐个去膜，清洗干净。小碗里垫上大葱和洋葱去腥，藕片上面放进脑花，再加上20多种配料，麻辣鲜香。 跟涮脑花相比，烤脑花口味层次更丰富，所有调料都在烘托脑花原本的肥腻。吃进嘴里，首先感觉到表皮的微脆，进一步才是香嫩软糯，让人欲罢不能。 " 丝毫不做作的俏皮旁白“圈粉” 不仅将烧烤拍得活色生香，《人生一串》的旁白也是酣畅淋漓，幽默风趣，丝毫不做作，来几句感受下“画风”： “甭管天南海北，重口味是宵夜的统一气质。” “东北人幽默，但是对于蚕蛹来说，一生都要被他们烤，一点儿也不幽默。” “每个饥饿难耐的夜晚，都是蚕蛹的天敌。” “你知道我为啥长这么黑吗”“因为我不想白活一辈子” " 烤蚕蛹 见惯了“荡气回肠风”、“动不动就立意升华风”、“高大上端着风”，如此俏皮的旁白，放佛夜晚电台的说书人，不时流露的黑色幽默，令不少观众忍不住拍手叫绝。值得一提的是，略带痞气的旁白配音也由总导演陈英杰兼任。 文案主撰稿张岳明表示，“用这种讲市井传奇的口吻来写旁白，更能拿拉近与普通观众的距离，就像平时听隔壁桌喝酒吃饭，聊好玩的故事一样。我们选定这样的风格，也是想要表达对市井的感受，让大家直观地进入市井状态。” 烧烤吃的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情怀，街边小巷的味道，串起了好几代人的岁月。纪录片还纪录了很多老板和食客们的故事，展现了平凡人生活的酸甜苦辣。 " 烧烤老炮 阿龙哥 比如，烧烤界的“老炮儿”阿龙哥，他光头，穿着一身黑衣蹲坐在店门口，说：“我的烧烤店是自己打出来的。”短短一句话，仿佛有千言万语待诉说。 当“吃烧烤”已不再是填饱肚子那么简单的事情时，烧烤也就被赋予了更深一层的价值，那就是“畅谈未来，回忆过去”。 【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欢迎向我们报料，一经采纳有费用酬谢。报料微信关注：ihxdsb，报料qq：3386405712】

主演：Michelle Taylor,Kurt Tocci,Michael Leavy,Jenna Parker,James Vincent Boland,Marrick Smith,Rachel Elizabeth Nelson,Summer Moran,John Herron,Greg DiCostanzo,Carolyn Cannizzaro,Phil Buccigrossi,Briann Bak
简介：家有儿童、老人 或是特殊人群的家庭 是否经常会遇到外出如厕不便的尴尬？ 带着异性儿童外出上厕所 不仅困扰着父母 也给一同如厕的人带来尴尬 自理能力不强的老人出了门 需要儿女在公厕搀扶、照顾一把 ... 但是 在公共场所有过这类遭遇的市民发现 上海拥有不少星级厕所 可是却少了些实用的“第三卫生间” " 什么是“第三卫生间”？ 第三卫生间内有独立的结构，人们在里面可以互不妨碍，这不单单为残障人士所使用，也为解决一部分特殊人群如厕不便而设，比如女儿协助老父亲，儿子协助老母亲，母亲协助小男孩，父亲协助小女孩等。很多发达国家第三卫生间相当普遍，我们通常看到的母婴室、无障碍公厕都属于“第三卫生间”的一部分。 2016年年底，国家住建部新修订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要求，城市中的一类固定式公共厕所，二级及以上医院的公共厕所，商业区、重要公共设施及重要交通客运设施区域的活动式公共厕所，均应设置第三卫生间；2016年12月，国家旅游局发出《关于加快推进第三卫生间（家庭卫生间）建设的通知》，要求全国 5a 级旅游景区都应配备第三卫生间。上海也下发了相关配套文件积极部署。 在胡秀靖看来，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同时又是高度老龄化的城市，第三卫生间应成为“标配”。这两年，本市陆续配建了一批拥有“第三卫生间”的环卫公厕，但据胡秀靖观察，大型商场、旅游景点、火车站等公共场所的“第三卫生间”数量还是太少，且很多导引标识不清晰，有的还上了锁不开放。 上海“第三卫生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况？ 市民游客对此有什么期待？ 记者近日到外滩、人民广场、南京东路、虹桥火车站、虹桥机场等地进行实地调查。 设了母婴室、无障碍卫生间 却缺乏明晰导引标识 胡秀靖代表关心“如厕”问题，来自她的个人体验。“我在新疆布尔津小镇看到一所梦幻式的厕所，温馨、干净、便利，但在上海，你要在商场等公共场合找到这样一间供母婴或残障人士使用的‘第三卫生间’很难，因为很多场所即使有配置，也没有明晰的导引标识。”胡秀靖说。 果真如她所言吗？记者选了几个人流密集的商场实地探访。 梅陇镇广场：无“第三卫生间”标识 位于南京西路上的梅陇镇广场一楼是化妆品展示区，记者在商场中央醒目位置看到一块黄底白字的提示导引图，上面标注了商场所有楼层的厕所分布情况。如图所示，梅陇镇广场共有７层和地下一层，除了一楼外，每层均配有厕所，但都是普通的男女厕所，没有任何标识显示这里有供残障人士、母婴等使用的“第三卫生间”。 "" 梅陇镇广场二楼设有“第三卫生间”，但每层楼最醒目的导引图并无提示，要走到电梯间里才能看到。 但记者进入电梯间才发现，商场二楼其实是配了“第三卫生间”的。在二楼通向厕所的隐蔽角落，抬头才看到母婴室和无障碍厕所的标识。独立的“母婴室”里配置有沙发、座椅，门还刷成了粉色。一旁的无障碍厕间简单地配了扶手栏杆等设备。虽然离“第三卫生间”的标配尚有点距离，但基本能满足特殊对象的如厕需求。 一位刚用完无障碍厕间的市民告诉记者：“如果我不问，就根本不知道二楼还有这样的便利。”记者发现，商场每层最醒目的楼道指引牌，均没有标明二楼藏有“第三卫生间”。 置地广场：没有卫生间导引标志 南京东路站上的上海置地广场同样如此。走进商场一楼不见任何关于卫生间的导引标志，问了服务员才知道厕所在二楼。记者走到二楼发现，这里的男女厕所是分开的，标识均是普通男女厕所，未显示有无障碍厕间，或“第三卫生间”。但是走进去一看，男女厕所里均配有供残障人士使用的厕位。 "" 置地广场无障碍厕位的标识要走到厕所门口才显示。 而这并非是孤例，在记者调查的十多处商场、景区，不设明显的“第三卫生间”导引标识占了绝大多数，基本上都是要到了厕所门前才发现原来这里有“第三卫生间”。据胡秀靖调查，有相当一部分公厕更新了配置，但标识系统没有同步更新。 “光看标识没啥用的!”一位腿脚有伤残的市民告诉记者，他到商场上厕所要先问服务台，否则可能白跑一趟。有的连服务台工作人员都不知道，还是得自己去找。 " 威海路上这个无障碍公厕标识很清晰，里面的设施也很齐全，不过附近路段并无指引。 明明有“第三卫生间” 却锁着关着不开放 比起标识不清，让市民游客更难接受的是，不少场所明明设了“第三卫生间”，却因各种原因“闭门谢客”或没有全部开放。 新世界大丸百货：设施齐全但部分未开放 南京东路上的新世界大丸百货算是比较高档的商场。走进去眼前一片开阔，中庭天花板是一块变幻多彩的时尚显示屏。顺着旋转电梯走上去，厕所标识也很清晰，不过标的也是普通厕所。记者找到二楼的厕所通道，只见十几张按摩座椅靠墙一字排开，玄关摆放了一大盆富有艺术气息的插花，走到厕所门口，标志显示这里有“无障碍厕位”。 "" 新世界大丸百货每层都配置了无障碍厕所，设施齐全。 果然，男厕和女厕的中间正是残障人士专用厕所，五六平方米大小，干净、整洁，配有洗手盆、特殊人群附属盲道、轮椅坡道、扶手抓杆等配置，旁边的厕所里也配有了儿童小便器、大便器等，符合“第三卫生间”的规格，是记者一路看下来配置最齐全的厕所。 "" 但到了三楼，无障碍厕所紧闭，门口还树了块牌子。 像这样高配的“第三卫生间”，新世界大丸百货每层都有，可是记者在三楼看到，无障碍厕所的门关着，门口竖着块黄色牌子——“小心地滑”，试着推开门，里面的灯是亮的。这时，一位穿清洁服的工作人员走过来说：“这里不好用，水堵住了。”到了四楼，无障碍厕所的门同样关着，门口竖着黄色牌子。 "" 地下一层的无障碍厕所门是锁着的。 记者乘坐电梯来到新世界大丸百货地下一层。这里和楼上一样也专门配了供残障人士使用的厕所，但门锁着，根本无法打开。地下二层主要是美食，人气更旺，也有一间无障碍厕所，记者想推门，但被旁边的工作人员支开了，“这里不开的，你去上对面的厕所”。跑到对面，只见普通厕位。二层连通的是二号线、十号线南京东路站，来往乘客、消费者很多，记者见到不少母亲抱着年幼的孩子经过。 人民广场新世界城：使用方式不明 从人民广场新世界城地下一层，记者又遇到了差不多的情况。找到一间无障碍卫生间，门的左侧显示“使用中”。一旁工作人员说：“没电了，不好用，你去楼上吧。”在二楼无障碍卫生间门前，记者试了下才搞清楚，按下“使用中”按钮，门会自动打开。 " 新世界城的无障碍厕所导引图标识很清晰，但有时使用起来并不那么方便。 缤谷广场：无障碍厕间位置偏僻缺乏引导 在天山路缤谷广场东座，记者同样发现了“上锁”现象。这里每个楼层都设了单独的无障碍厕间，但都夹在电表房的中间，又缺乏标识指引，让人很难分辨。三楼的无障碍厕所也是上锁的，无法打开。 " 缤谷广场东座三楼的无障碍厕所也是上锁的。 明明设了“第三卫生间”，为什么还要上锁？胡秀靖告诉记者，她曾问过某个景区的工作人员，当时对方的解释是“这种卫生间打扫难度大，用多了设备也容易坏。如果关了，就不用那么费力打扫了”。 外滩、机场的 “第三卫生间”比较规范 一路走来，记者发现，外滩沿线一带拥有最标准的“第三卫生间”，厕所门前不仅标了母婴、无障碍等规范标识，还清晰地标注了“第三卫生间”的字样。 " 外滩沿线公厕清楚地标明了“第三卫生间” 在外滩225号公厕前，一对夫妇抱着２岁大的女儿，正推着手推车从“第三卫生间”走出来。他们告诉记者，这个厕所使用起来非常方便，避免了尴尬，也给了他们很好的旅游体验。 记者打开厕所门发现，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第三卫生间”，内设婴儿椅、儿童小便池、洗手盆、扶手等设施，墙面上还画有可爱的卡通画。 往北走几百米，来到外滩421号公厕，亦是同样的标识和配置，记者还看到一副外滩滨水区沿线公厕示意图，上面标明了外滩沿线７座厕所的具体位置和距离。“外滩厕所配置都是标准化的，都设了‘第三卫生间’，其中一所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说。一位推着轮椅的外地游客告诉记者：“厕所用起来挺方便，来外滩逛很便利”。 " 虹桥火车站没有看到“第三卫生间”，所有标识都显示为普通厕所。 同样是人员密集之区，虹桥火车站的公厕配置就捉襟见肘了。 在南广场，隔几米就能看到头顶上的蓝色标识，其中也有厕所导引标识。这里的男厕和女厕隔得很远，如图所示，都是普通的男女厕所，没有提供任何供母婴、残障人士使用的厕位。 " 虹桥机场几乎所有的厕所都有母婴室和无障碍厕间，标识也很清晰。 " 对比一下咸阳机场的“第三卫生间” 不过，一站之隔的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第三卫生间”的配置就全面升级了。记者在d区和b区均看到了标有明显标记的“第三卫生间”。女厕所旁边是母婴室，男厕所旁边是无障碍厕间，按下门边按钮，门自动打开，里面配置挺齐全。在航站楼粗粗转了一圈，所有的厕所都配了“第三卫生间”，且标识比较清晰。 这是文明城市绕不过去的“标配” 上海要打造“人性化城市”“人情味生活”，“第三卫生间”是绕不过去的“标配”。 在采访调查中，部分市民挺“宽容”：能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公共场所找到厕所，已属不容易，还想找到“第三卫生间”，有点奢侈了吧！ 这其实是一种误区，似乎“第三卫生间”只和怀抱婴儿的母亲、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有关，其实，如果家有老人、小孩，你我都有可能用到这样的卫生间。有些市民可能没意识到，这是大家应该享受到的城市公共配套服务。 而记者探访过的商场、景区，第三卫生间数量还不多，并存在导引标识不清、关闭不开放等问题。 为什么会出现这类问题？商场可能权衡的是管理成本。他们担忧，标得太清楚，大家会不会都跑到这里上厕所，从而增加运营成本，工作人员的偷懒也反映出管理上的漏洞。可是换个角度想，如果“第三卫生间”配置好、管理好，它可能就是这个商场、这片景区的一个亮点，一个加分项，这同样会赢得市民游客的好感，赢得回头客。胡秀靖代表就是被新疆某一小镇的“第三卫生间”所打动；游客给外滩点赞，就是因为他们有过“第三卫生间”的温馨体验。 相反，如果仅仅将“第三卫生间”作为应付检查的摆设而疏于管理，这块占用了不小位置的厕所可能会成为一个刺眼的败笔，一个被投诉的角落。要知道，“上锁”本身释放的就是不友好、不开放的信号。 厕所是一座城市的文明标记，“第三卫生间”更是指向这座城市的人性化和精细化治理。它的对外形象就是上海的一张名片。尤其是在倡导“人性化城市”的上海，提升“第三卫生间”的数量和舒适度应提上日程。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创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 作者：王海燕 声明：转载此文是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若有来源标注错误或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请作者持权属证明与本网联系，我们将及时更正、删除，谢谢。 来源： 解放日报

主演：PatrickJohnson,彼特·奥布瑞恩,TinaHuang,扎恩·艾默里,CarrieWampler
简介：《三体》海报 即将于21日落幕的上海电影节这几天国际电影人士及相关论坛传递出的讯息纷繁多样，而如过江之鲫穿梭往来的好莱坞电影人的出现也让中国电影人感到自己的市场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电影业未来可能的良性循环似乎也正在过程中。著名的电影投资人江志强先生说，“电影是不会输的行业。” 扬子晚报特派记者 张漪 记者在上海电影节获悉，英美第一畅销书作家詹姆斯·帕特森所创作的《疾速天使》将由中国新锐电影公司七星影业搬上大银幕。奇幻小说《疾速天使》目前已出版12种语言在19个国家发行，全球畅销达4000万册，拥有上亿粉丝，作品影响力已超过《饥饿游戏》。 《疾速天使》的故事围绕着少年max和另外五位伙伴的冒险故事展开——他们不是寻常孩子，拥有98%的人类基因和2%的鸟类基因，生有一对美丽的翅膀并有非同寻常的超能力。 美媒将其誉为“继《哈利波特》后另一部席卷全世界的创造力之作。”此次《疾速天使》将由中国公司主导搬上大银幕。据了解，影片今年开始拍摄制作，预计2016年冬季全球发行。记者就此消息联络七星影业首席市场营销官朱芸女士核实，朱芸表示不便就此发表任何看法，对于七星此次将会联手另一家国内电影公司作为合作伙伴共同制作这一超级ip的传闻，朱芸亦同样不予置评。 以《三体》项目而一夜间为人所认识的游族影业，在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新闻发布会，导演高群书、方文山、伍仕贤、赵林山，奥斯卡影帝威廉·赫特等出席，公布了包括《华夏之王》、《女神联盟》、《一千灵异夜》在内的新一轮产品计划。同时，游族影业也将在美国成立分公司。 发布会现场，游族影业董事长林奇宣布，导演高群书出任游族影业首席产品官。游族影业ceo孔二狗认为，好莱坞式电影工业体系影响力长达百年，是目前电影产业最好的c2c样本，尤其要做世界级大片，适度的学习借鉴极有必要。因此，当天，他宣布游族影业美国分公司应时而生，“从物色好莱坞电影人到决定成立美国公司，我们只用了7天，80后团队就是这么‘不温和’。”

主演：凯瑟琳·罗伯特森,安德里亚·罗斯,林登·阿什比,本·贝斯
简介： " " “龚律，这个案子您一定亲自看一下。” 广西望之辩律师事务所内，黄露仪律师带着一份谈案记录找到正在忙碌的律所首席律师龚振中律师。 她的话引起了龚振中律师的好奇，他放下手头的工作，仔细看完谈案内容，感叹到：“真是一桩「奇案」，也很有挑战性，好，这个案子我们一定得谨慎办好，这是当事人活下来的最后希望了。” 这个一审、二审当事人都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子，为什么连大案经验丰富的龚振中律师都啧啧称奇？一切还得从30年前说起。 " 一次聚会引发的血案 1991年的一个普通夜晚，家住农村的w某某叫来好朋友h某某到家中喝酒聚会，h某某和w某某家关系亲密熟络，没多想便如约而至。到w某某家后，发现还有他另两位朋友h某1、h某2也在，但既然都是w朋友，彼此也没过于生分，不一会几人便推杯换盏。 酒过三巡，聚会的氛围愈发热烈，几个人都喝的有些上头，言语动作便越来越放开。没成想，h某某和h某1、h某2因为几句话拌嘴，便吵了起来，在酒精的催动下，几个人都失去理智，很快从推搡变成扭打。 h某某双拳难敌四手，被打倒在地，w某某赶紧制止h某1和h某2，奋力拦住两人。h某某见状赶紧挣脱，大喊道：“你俩给我等着！”快步逃出w某某家。 一路上，h某某越想越气，本是喝酒聚会却被人平白打了一顿，怎么都咽不下这口气。“诶？我怎么把这两个宝贝给忘了？”，h某某一拍脑门，立马跑到村里一个不起眼的猪圈旁，从隐蔽的角落取出一个包袱，打开后赫然是两枚土制炸炮。 这两枚炸炮用土制炸药填充在易拉罐里做成，碰到地面或者其他硬物就会爆炸，虽然简陋，但威力可不小。这本是h某某的朋友很久以前送给他玩儿的，本来也没想着使用，便偷偷藏在村里，没想到今天派上了用场。 "▲ 土制炸炮（示意网图） “我今天吓不死你们。”h某某揣好炸炮，又返回了w某某家，准备找那两人讨个说法。 但他没想到的是，h某1和h某2打完人，担心报复，已经在w某某的劝说下离开。不知情的h某某掏出炸炮来到门口，见大门紧锁，便狠踢门板。 正在h某某心中盘算一会怎么数落两人时，门却突然打开了，一个人影一晃而出，h某某被吓了一跳，手中的炸炮脱手滑落，一声巨响后，开门的人倒在了地上，由于距离太近，h某某自己也被震的七荤八素，受伤挂彩。 他摇摇头仔细一看，一阵冷汗直流，“糟了！”倒在地上的并不是h某1和h某2，而是好朋友w某某的老婆c某某。 h某某看她倒在地上生死不明，恐惧、愧疚之下，脑海里只剩下逃跑这一个念头，转身飞快逃离了现场，没想到的是，他这一跑竟然就是26年。 "生死一线间的辩护 逃亡之后，h某某打听到c某某不治身亡的消息，身挂命案的他始终惶恐忐忑，但因为当时没有监控，刑侦条件有限，竟然被他逃亡多年都没有被抓。飘泊躲匿的日子也让他吃尽苦头，有家不能回，直到2017年，随着刑侦追查水平的进步，他终于被公安机关抓获，结束了逃亡生涯。 多年过去，村子里早已物是人非，许多人证物证都已无法考据。但在2019年一审判决时，法院仍然以故意杀人罪判处h某某死刑立即执行。h某某不服判决，认为自己并不是故意杀死c某某，于是提起了上述，但二审的结果依然是维持死刑立即执行的原判。 现在，只等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完毕，h某某就将失去生命。 危急关头，他找到广西望之辩律师事务所，把生的希望寄托到了刑事律师的身上。接受死刑复核阶段的辩护委托后，龚振中律师、黄露仪律师认真研究了一、二审判决书，审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发现本案虽然已经二审完毕，但并非完全没有辩护空间。 在多次会见当事人h某某后，办案律师了解到，之前两次审判，都没能和被害人家属达成谅解。而现在，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当中，刀下留人的唯一机会就是促成双方进行刑事和解，并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否则当事人必死无疑。 为了说服当事人，办案律师先后5次来到案发地的村子里，让双方家属进行调节。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让被害人家属理解到h某某虽犯下大错，但并不是故意杀死c某某，逃亡多年，也是因为害怕承担责任的人性本能所致。 "▲ 办案律师多次奔走 最终，曾经关系亲密的两家人达成了刑事和解协议，h某某和家属全部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损失，拿到了宝贵的谅解书。 办案律师赶紧把谅解书及其他证据材料提交给最高人民法院，承办法官高度重视，也亲自到案发当地沟通和复核，当事人再次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办案思路和结果 死刑复核阶段，办案律师围绕三个主要辩护意见和法官进行沟通： 第一，这个案子从性质上属于一起涉及农村农民犯罪的案件。 法院在审判本案时，应该充分考虑我国当前处理农村农民犯罪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谨慎定罪量刑。 案件起因是被害人的丈夫w某某邀请被告人h某某到家中饮酒，期间w某某的朋友与h某某发生争吵，并将其打倒在地。h某某拿炸炮回到被害人家中只是出于要吓唬打他的人、出一口气的目的，并非真的想置谁于死地。 h某某和w某某两家人平时关系一直很好，没有矛盾。被告人并没有非要致被害人于死地的犯罪动机，最后误伤被害人致死完全是一场意外。从被告人使用的犯罪工具看，该炸炮并不是为故意杀人事先准备好的，而是被告人被打后，才想到可以用来吓唬打他的人。 并且刑事犯罪的后果也可以分为一般、严重和特别严重几档。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属于犯罪后果严重，致二人以上死亡的为犯罪后果特别严重。本案中，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导致一人死亡，属于犯罪后果严重。 根据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应当坚持统一的死刑适用标准，确保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后果极其恶劣的犯罪分子。 第二，本案一、二审认定事实错误。 之前的审判认定是被告人掷炸炮导致被害人死亡，从而定性为故意杀人罪。但实际上，被告人是不小心将炸炮脱手而导致了相关的后果，因为其与被害人之间并无矛盾，所以应当定为故意伤害（致死）罪或是其他罪名。 如果从犯罪主观恶性看，被告人h某某也并不具备。主观恶性是被告人对自己行为及社会危害性所抱的心理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被告人的改造可能性。 如果说他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长时间的计划后进行杀人、伤害行为，那么就表明被告人的主观恶性深；但如果他是临时起意的激情犯罪，或者因被害人的过错行为引发的犯罪，那就表明其主观恶性较小。 很显然，本案的被害人c某某没有过失，但被告人h某某平时表现较好，属于初犯、偶犯的激情犯罪，可以认为其主观恶性较小。 第三，本案二审后，双方已在办案律师的协调下进行了刑事和解。 被告人及其家属已全部赔偿了被害人家属的损失，获得被害人家属的谅解，签订了刑事和解协议书。被告人自愿认罪悔罪，并向法庭递交了悔过书，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较小。 " "▲ 当事人二审重大改判 办案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意见，最终得到法院的认同，最高院复核后撤销了二审裁定，将案子发回重审。 出于信任，当事人一家继续委托了两位办案律师为其做后续辩护，最终，案子尘埃落定，被告人h某某成功由死刑立即执行改判为死缓，重获新生。 "结语心得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辩护律师的不懈努力，被告人和被害人双方才得以达成和解，通过办案法官的明察，被告人才留下一线生机。 本案到底是故意伤害（致死）罪还是故意杀人罪，本身争议很大，也决定了被告人的命运。如果法院认定为故意伤害（致死）罪，很可能不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如果是定为故意杀人罪，则很可能被判死刑立即执行，这也正是律师接案面临的困境。 在这个严峻的现实面前，在最高法院的死刑复核当中，办案律师抓住了唯一机会，促成双方进行刑事和解，为重审改判做好了最大铺垫，最后成功让当事人与死神擦肩而过，获得了新生。 我们也应看到，被告人在一开始犯下大错后没有选择相信法律，而是选择逃避，却在30年后仍然躲不过法律制裁。反而是被捕后选择相信法律、相信刑事律师，最终获得生机。 专业辩护，希望所在。这个案子就是对望之辩不变初衷的最好诠释。 如果你还不知道去哪找靠谱律师，庭立方严选全国优秀刑事律师，律师资质经平台审核和担保！可在下方留言或私信【案件+地区】，为你推荐当地的好律师。

主演：罗迪·派彭,凯斯·大卫,梅格·福斯特,乔治·“巴克”·弗劳尔,皮特·杰森,雷蒙·雅克,Jason Robards III,John Lawrence,Wendy Brainard,Norm Wilson,Norman Howell,诺曼·阿尔登
简介：在阅读此文之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 一、电影介绍 《极度空间》(prince of darkness)是一部1987年上映的美国动作、科幻和恐怖电影，由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执导。该电影以恐怖为主题，讲述了一群科学家在研究一个古老的液体样本时，发现它与宇宙中的邪恶力量有关联，并带来了一系列可怕的事件。 " 在电影中，罗迪·派彭 (roddy piper) 和凯斯·大卫 (keith david) 领衔主演。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一群被召集到一个废弃教堂的科学家和学生，他们必须合作对抗邪恶之力，以阻止毁灭世界的事件发生。 《极度空间》在影评界获得了一定的好评，电影的氛围紧张恐怖，效果出色，让观众感受到卡朋特导演一贯的才华。它在恐怖电影爱好者中也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 " 二、电影的隐喻视角 《极度空间》以科幻和恐怖元素为基础，运用了隐喻的视角来呈现故事。 电影通过探索一个神秘的液体样本和一个废弃教堂的研究小组的故事，将邪恶和恐怖的元素融入到科学和宗教的背景中。这使得电影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部典型的恐怖片，但实际上包含了更深层次的隐喻和象征意义。 " 一个主要的隐喻是对邪恶力量与宗教的关系的探索。教堂被描绘为邪恶力量的根源和容器，而液体样本则代表着一种原始的邪恶之力。通过这种隐喻，电影探索了信仰、宗教和超自然力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 电影还涉及到人类的无知和贪欲。当科学家们越深入研究邪恶力量时，他们逐渐暴露出对知识的渴望和追求权力的欲望。这暗示着人类对未知和超自然力量的好奇心和对力量的渴求可能会引发灾难。 " 《极度空间》通过恐怖元素和隐喻视角，探索了信仰、宗教、人类的贪婪以及邪恶力量的存在。这使得电影更深层次、更富有思考性，超越了传统恐怖片的框架。 在《极度空间》中，隐喻视角还可以延伸到团队合作与集体意识的主题。故事中的科学家和学生们被迫聚集在废弃教堂中，面对邪恶力量的威胁。他们必须团结一致，共同面对挑战，并合力寻找解决办法。 " 这种集体的合作和团队精神可以被视为对于社会中集体行动和团结的隐喻。在面对邪恶力量时，他们必须超越个人利益和差异，共同努力以保护人类的未来。这暗示着只有通过团结和协作，才有可能战胜外部的邪恶势力。 故事中对科学与信仰的对立与融合也呈现出一种隐喻视角。一方面，科学被描绘为寻求真理和理性分析的力量，代表着理性与现实。 宗教的角色则强调了信仰、超自然力量和神秘之处。电影试图通过这种对立和融合，探索这两种力量在解决问题和应对邪恶时的互补性。 " 《极度空间》通过隐喻的视角探索了宗教、科学、团队合作与集体意识等主题，进一步丰富了故事的内涵和意义。这种视角使得观众有机会去探索和思考更深层次的主题，超越了一般恐怖电影所能带来的娱乐性。 三、电影主题的现实意义 《极度空间》作为一部拥有独特风格和深层次主题的电影，对影迷和观众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极度空间》对于约翰·卡朋特（john carpenter）的导演风格和电影制作技巧产生了影响。约翰·卡朋特以其恐怖和科幻电影作品而闻名，而这部电影也进一步展现了他的才华和创意。 他的作品常常涉及超自然、恐怖和心理的元素，并运用独特的视觉和音乐风格来打造紧张的氛围。这种独特的风格在后来的恐怖电影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一种被模仿和追随的风格。 " 《极度空间》在恐怖片领域中的创新和深度探索也对电影评价和研究产生了影响。这部电影将恐怖元素与科学、宗教和超自然的主题结合在一起，运用隐喻的手法给予观众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解读空间。 这种对恐怖片的思考和扩展在后来的电影创作中也可以看到一定的影响，使得恐怖片不仅仅是简单的恐怖娱乐，而是成为思考现实和人性的窗口。 " 《极度空间》也在观众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部电影的紧张氛围、惊悚场面和深度主题使得观众可以享受到视觉和心理上的刺激，并激发了观众对于超自然、宗教、科学和集体行动的思考和讨论。 它在恐怖电影爱好者中积累了一定的影响力，并成为一部被关注和推崇的经典之作。《极度空间》通过其独特的导演风格、深度主题以及对恐怖片的创新和探索，对电影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无论是在导演的创作风格、电影评价和研究，还是观众对于电影的认知和思考方面，它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 四、电影带来的影响 《极度空间》的主题和隐喻在现实生活中也具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电影中对于科学、宗教和超自然力量的讨论和对比，提醒我们在现实世界中需要保持一种平衡的观点。 科学与宗教之间并非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在面对未知和超自然的现象时，对于科学的追求和宗教信仰都有其独特的价值。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思想，接受各种不同的观点，并用综合的方式来理解和面对复杂的现实世界。 " 电影中强调了集体合作和团队精神的重要性。面对邪恶力量和巨大的挑战时，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达到更好的结果。 这在现实生活中同样适用。面对各种问题和困难，团队合作和集体意识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只有大家齐心协力，才有可能创造出更好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发展。 电影中对人类的无知和贪欲的揭示也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常常面临着对未知的好奇和对权力的渴望，这可能导致我们陷入危险而不可预测的境地。电影提醒我们要谨慎对待这种欲望，并明智地权衡我们的行动和决策。 " 电影中关于邪恶力量的存在和对抗启示我们要保持警惕，面对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和不正义。我们应该承担起执着于善良和正义的责任，并行动起来，与恶势力抗争，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 电影《极度空间》通过其主题和隐喻所传达的现实意义，提醒我们面对未知和困难时要保持开放的思想、团结一致，同时警惕邪恶势力，并积极追求善良和正义。 " 五、结语 《极度空间》是一部将恐怖和科幻元素与隐喻视角巧妙结合的电影。它通过探索宗教、科学、团队合作和人性的复杂性，引发观众深入思考和探索超越常规恐怖片的内涵。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一次电影观赏体验，更是一次对于现实世界的启示和反思。 从影片中，我们意识到宗教与科学并非对立，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宗教提供对超自然力量和灵性的理解，而科学则以其理性和分析的方式来揭示现实世界的真相。 " 在面对未知和困难时，保持开放的思维，接受各种观点，寻找平衡，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处理各种问题的重要准则。 影片也强调了团队合作和集体意识的重要性。面对邪恶力量和巨大的挑战时，个人的力量是脆弱的，而只有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更好的结果。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反思现实生活中合作与团队精神的机会，只有通过共同努力，我们才能创造出更美好的社会和未来。 " 电影也从人类的无知和贪欲中给予了警示。我们对未知的好奇和对权力的渴望常常让我们忽视了自身的局限和风险。电影通过故事中的科学家们的行为，提醒我们要保持谦虚和明智，避免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走向灾难。 《极度空间》所表达的现实意义是，我们应该保持警惕并积极行动。面对邪恶与不正义，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而是要发扬善良和正义的精神，并与不正之力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和世界。 " 《极度空间》是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它超越了传统恐怖片的娱乐性，通过隐喻和主题的探索，提供了关于宗教、科学、团队合作和人性的重要启示。 这部电影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电影界，它也影响着观众的思维方式和对现实世界的思考。希望这样的电影能够继续激发我们的思考，引导我们追求智慧和真相，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极度空间》作为一部引人深思的电影，不仅在影迷和观众中产生了影响，也对电影界和文化产业有着积极的贡献。 " 该电影对于恐怖片的创新和探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它打破了传统的恐怖片框架，通过对宗教、科学和超自然力量的隐喻和探索，为影片增添了深度与张力。 这种独特的电影语言和视觉风格对未来的恐怖电影创作产生了影响，激发了导演们探索更多令观众思考和共鸣的主题。 六、参考文献 "

主演：克里斯·冈恩,艾斯提,约翰·赫德,Chris Gunn,John Heard,Barbara Christie,Lee Wilkof,克雷格·沃森,克里斯·坎恩,Ice·T
简介： " 文/人间纪闻录 编辑/人间纪闻录 " 刚进6月，全球就发生了2次列车脱轨事故。 6月4日10时30分左右，贵阳北至广州南的d2809次旅客列车行驶在贵广线黔东南州榕江站的月寨隧道口时，撞伤突发溜坍侵入线路的泥石流，导致7号、8号车发生脱线，动车司机不幸身亡，1名列车员和7名乘客受伤。 当地时间6月9日13点15分左右，火车行驶至德国南部小镇加米施-帕滕基兴附近时脱轨，三节车厢翻倒在地，造成5人遇难，40多人受伤。 " 在铁路行车事故中，脱轨是发生率最高的一种。从1980年-2022年这四十多年来，我国铁路行车重大、大事故中，有80%以上都是列车脱轨导致，严重威胁了人员和财产安全！ 那么，列车脱轨的原因有哪些，可以避免吗？脱轨事故发生时，作为乘客又该如何自救？ " 责任事故 1988年开年年初，西南航空在重庆坠毁，包括机组人员在内，共108人遇难，无一幸免。 5天后，就在空难事故的阴霾还笼罩在人们心中之际，许多打算搭乘飞机的旅客也改变了主意，纷纷选择乘坐火车。然而，这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比飞机全可靠的铁路运输也发生了重大事故。 1988年1月24日凌晨1点22分，80次列车经过了宣威县境内，前往邓家村站区间段。这一站路程可谓是艰险至极。邓家村是有名的九曲十八弯，地势起伏大还伴随着陡坡，山丘树林的旁边就是悬崖峭壁。 "邓家村 列车上的驾驶员在经过这段路时聚精会神，把原本的车速降低了些。虽然只有几分钟路程，但驾驶员一直提着心吊着胆。还有不到300米就要驶出这段惊险的轨道了，但还没等驾驶员喘口气，意外发生了。 突然，火车开始剧烈晃动，同时在车厢后部分还传来了一阵巨响。虽然这阵巨响没有持续多长时间，但驾驶和副驾驶敢确定：“一定是出事了！” 驾驶员赶紧起来问发生了什么，副驾驶立马从侧窗顺着巨响的方向望去，这一看让他直接惊出了一身冷汗。转过头后，脸色苍白，明明是大冷天，额头上一层一层的汗，嘴不停地打哆嗦，对驾驶员说：“现在车后面只剩下行李车厢了。” " 听完这话，驾驶员吓得大惊失色，他下意识地拉下紧急制动。待列车停稳后，两人赶忙下去看情况，果然整列火车，除了牵引车厢和行李车厢，剩下的14节车厢全都不翼而飞了。这是怎么回事？出发前都是好好地，车厢间的挂载装置也都正常，怎么车厢还解体消失了？ 就在正副驾驶员都震惊于眼前的场景，不知所措时，邓家村值班室的站长更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原本80次列车应该是1:24通过邓家村站，可现在已经超过了1分钟时间，愣是没有看到80次列车的身影。站长赶紧拨通80次列车的电话，得到了车厢消失的消息。 尽管站长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也深知这一段路的艰险，但车厢“失踪”的事他从未遇到过，来不及思考了，赶紧向贵阳铁路分局报告求助。 " 那么，后面车厢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凌晨1点多的时候，车内的大部分乘客已经睡着了，车厢内安安静静的几乎没有声响。但就在这时，有一位没有睡着的乘客发现车厢突然剧烈地开始左转后右转，紧接着车轮和铁轨间刺耳的摩擦声传来，伴随着车厢猛烈的震动。 大多数乘客都被晃动震醒后，还没反应过来，“哐当”一声，车厢90度翻转过来了。车厢内的乘客这才惊慌失措，哭喊连连，大家都知道列车已经脱轨了！ " 贵阳铁路分局在接到求助电话后，立马组织人员前往出事地点，经过搜查，在离邓家村站不远处的一座铁路桥前发现了脱轨的车厢。眼前的场景把搜救人员吓得不轻，因为就在列车颠覆地点前不到100米的地方就是那座200米长的铁路桥，桥下则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如果晚了几秒钟，后果不敢想象。 而这些倾覆的车厢，要么冲出了轨道，横七竖八地翻倒在地，要么就横跨轨道。车厢内的人员有的被吓得不敢动，头上的血与脸上的泪混在了一起，有的艰难地往外爬，衣服被铁道上的石子划得到处都是口子，现场哭喊声一片。 " 很快，宣威县的民警和解放军程度军区的部队官兵及武警赶到了现场，大家都拼尽全力与时间赛跑，对幸存者实施救援。经过统计，这起事故共造成了88名乘客和列车工作人员遇难、62名乘客受伤、车厢报废7节、铁轨报废20根、枕木报废460根，是一起相当惨烈严重的列车安全事故。 而经过对事件的调查，发现这是一起责任事故。在发生事故之前，当地的电气化接触网导线已经安装好了，但还没有验收使用。当时一根粗电缆铺设后电缆头掉下来了，勾住了车厢，而列车正在转弯，一拉车厢就脱节了。 " 人为原因 1978年的12月16日，这个特殊又深刻的日子改变了三件事和成千个家庭。 自那以后，每有列车从杨庄车站经过，都会自觉地拉响汽笛示意。每到12月16日，杨庄车站路线东边200米处的纪念碑，就会摆满鲜花。每年的12月16日，是全国铁路的“路耻日”，是铁路局的安全教育日。 因为在这个日子，这个地点，发生了一场列车安全的“人间悲剧”。 "纪念碑 1978年12月16日凌晨，火车驾驶员马相臣和副驾驶员阎景发驾驶着368次列车，从西安驶往了河南兰考站，列车内包括车组人员200余人。 当列车进入了兰考县境内时，副驾驶员阎景发已经睡着了，此时此刻是由主驾驶马相臣在操作控制杆。以前的铁路旁大多都是靠着火车自身的灯照明，每当经过无人的村庄，四周黑乎乎的，加上夜晚万籁俱寂，马相臣困意袭来，上眼皮打下眼皮已经好几回了。 经过了7、8个小时的驾驶，马相臣想叫醒阎景发，让他代替自己驾驶一会，可一连叫了好几回，对方都没有反应，马相臣只好放弃。不过远远能看见杨庄车站的信号灯，他松了一口气，因为在杨庄车站会停靠6分钟，到时候他可以叫醒阎景发，然后自己再去休息。 " 于是，马相臣立刻按照规定将车速降到了40公里/小时，然后让列车缓缓驶入车站。然而，思想上的松懈竟然让马相臣睡着了！也就是说，368次列车此时此刻已经进入了“无人驾驶”的状态。 凌晨3点多，368次列车马上要进入杨庄站，而马相臣也已经睡着了几分钟了。要知道当时使用的是单向铁轨，368次列车没有鸣笛，没有停车，还是保持着40公里/小时的速度前进。 已经到站了还没停下来，本来要检查列车是否正常运营的部长王西安，擅自离岗和乘务员交谈，所以没有发现368次的异样行为，也没有采取任何阻止火车前行的措施。 " 很快，对面有一辆从南京开往西宁的87次列车过来了。本以为368次列车会停在杨庄站等自己通行，没想到368次列车完全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眼看情况不对，87次列车驾驶员立刻拉动制动杆进行制动，副驾驶也迅速拉起汽笛。 刺耳的汽笛声，立马把睡梦中的马相臣惊醒了，他立马拉起紧急制动，试图让列车停下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368次列车的运行速度是40公里/小时，87次列车的运行速度是65公里/小时，两车相撞后巨大的惯性，直接将87次列车的第6、7、8、9次车厢撞出铁轨几十米远，整个87次列车碎成了3断，铁轨也被拧成了麻花状。 " 两大列车相撞，发出的巨大声音响彻了方圆十几里，周围的村民几乎全被惊醒。起初大家还以为是地震了，等从屋子里跑出来后发现不是地震，声音是从远处火车站传来的。 因为乘客都是睡梦中遭遇撞车事故，所以事发时毫无防备。据说当时现场情况十分惨烈，铁轨上全是红红的一片，人的肢体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地面。车厢内外全是伤亡的乘客，惨不忍睹！ 事故发生后，杨庄车站的调度员迅速联系上级领导，紧急汇报情况后请求支援。很快，郑州市铁路局和解放军部队就赶来了，当时听到巨响的村民也跑到了车站，自发的组建救援队参与救援。 " 但是由于事故发生得太惨烈，救援难度非常大，即使铁路局的人员和解放军参与了救援，人手还是欠缺。只能从商丘市紧急调派卫生局和公安系统人员来协助救援，当时还安排了救援直升机，对重伤员进行转移救治。 经过接近10个小时的救援才将现场人员救援完毕，据统计：该事件造成106人遇难，171人轻伤，47人重伤。而疲劳驾驶的马相臣和阎景发幸存了下来，只受了轻伤。 " 马相臣承认：因为家住在工厂旁边，事故的前一天晚上，因为工厂噪音过大，导致他一夜没有睡好。而阎景发则是在前一天忙了一整天家里的事，晚上又照顾孩子，一整晚没有休息。原本这种情况不能驾驶列车，但为了赚钱，两人依然坚持，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郑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案件，最终法院判处马相臣10年有期徒刑，阎景发5年有期徒刑，王西安3年有期徒刑。 后来，铁路局也规定：每位火车驾驶员在上岗前必须在指定地方睡觉4个小时，保证睡眠质量才能上岗。 " 自然条件 2010年5月23日凌晨，对k859次列车的乘客来说，经历了一场毫无预兆的灾难。 凌晨2点10分，江西东乡县何坊村村民被救援车的警笛声惊醒，连续不断的警笛声让村民们很是疑惑。村里平时很少会有救护车的声音，只有谁家孕妇要生孩子了，救护车才会来一趟，而且警笛声很快就没了。今天是出什么事了？ 凌晨四点，村民们陆续醒来出门了，然而一出门就被眼前的场景吓着了。救护车、挖掘机、防爆车，还有一些说不上名的车全都聚在村口处，粗略估计有上百辆。车上车下的人神色慌张，嘴里还说着“火车脱轨了”，到这时村民才意识到出事了。 " 天还没完全亮，却有上千人在村口堆积，有人上车，有人上担架，也有人直接被装进了蓝色的袋子里。往里走，平时能轻易看到的铁轨已经消失不见了，那座小土包也塌了下来。取而代之的是公路水库旁小灌木丛中的车厢，四零八落散落在路边的车厢。细数，共有9节车厢脱轨。 然而，眼前的场景远没有现场的叫声令人震撼。喊老婆的、叫老公的、找女儿的呼喊声，和那些头破血流乘客的呻吟声。这就是发生在沪昆铁路上，江西省余江县鱼东乡县之间的k859次列车铁路事故。 " 该事故造成19名乘客死亡，11名乘客和乘务人员重伤，60人轻伤，无数铁轨、接触网、枕木等铁路设施报废，构成了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而事故原因不是火车设备、也不是人为原因，而是因为自然灾害。 事故发生之前，江西省多个地方连续大暴雨，其中就包括东乡县。事故地点上方20米是一条公路，暴雨让公路上方的小山坡发生了泥石流、山体滑坡，约8000立方米的塌方土石经公路下落掩埋了路线，k859次列车经过时就撞伤了塌方土石，造成了事故。 " 列车脱轨自救 列车出轨的原因有很多，有天灾：暴雨、海啸、地震、泥石流等，有人祸：超速行驶、违章施工、带病上岗、疲劳驾驶等，还有车辆本身就存在的隐患。作为乘客的大家，不会有预知的能力。但若列车脱轨的悲剧发生了，学会自救真的很重要。 1. 在座厢 如果列车发生倾斜、摇晃等情况，一定要动作快，马上反应过来。平躺在地上面朝下，手抱后勃颈，防范箱包飞动、玻璃破损后飞溅所带来的伤害。 " 2. 在走道 脚朝着火车头的方向躺在地上，用脚顶住坚实的东西，保持膝盖弯曲。 3. 在卫生间 坐在地方，背对着火车头方向，手放在脑后抱着。 最重要的是，当火车出轨向前冲时，远离门窗，千万别尝试跳车。 " 结语： 生命太脆弱，明天和意外，真的不知道哪一个先来。 生命又坚强，意外来时，拼尽全力也要活到明天。 火车脱轨的悲剧发生时，若是旁观人，我们唏嘘、无奈、惋惜。若是当局者，一定要学好急救措施，必要时救自己、救他人。

主演：Danielle Chuchran,Michael Flynn,Ruby Jones,Andrew Dee Jones,James Gaisford,Paris Warner,Hahhah Pettersson,Demetrius Daniels,Danielle C·Ryan
简介：【626战队编译首发】10月15日，arenys de mar警察局（maresme）的mossos d'esquadra与tordera地方警察的特工一起逮捕了五名男女，年龄在52至24岁之间，据称是危害公共健康罪和暴力和恐吓抢劫罪的肇事者。 当地警方收到一份通知，据报道，两人进入托尔德拉的一所房子，并与里面的人发生了争执。特工们去了这个地方，进入了房子，在那里他们可以发现这是一起暴力抢劫，目的是偷大麻。 " 在行动中缴获的材料 对于这些事件，当地警方逮捕了五人，而前来支持干预的mossos d'esquadra逮捕了第六人。袭击者已经准备了一个运动袋，里面有四个袋子，总共有2469克的大麻芽和两支短枪，其中一把装有弹丸，另一支装有压缩空气。 arenys de mar的调查股负责调查此案，第二天，即10月16日，两支警察部队在司法授权下联合进入该房屋，在那里他们发现了722克大麻和2765欧元的账单。 住在家中的被拘留者中有三人被视为涉嫌危害公共卫生罪的肇事者，而其他三人被视为涉嫌暴力和恐吓抢劫罪的肇事者。10月18日，他们在arenys de mar办公室的审查法院开庭。（编译：解毒二姑）

主演：John Soares,道格·琼斯,Cassie Meder
简介：文/鲍德里亚 译/白轻 导读/高鑫源 二十年前，世贸大厦的轰然倒塌对于苏联解体后西方中心的现代性进程无疑是沉重一击，对于全球思想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震动。美国以9·11为契机入侵阿富汗，开启了漫长的反恐战争；而戏剧性的是，时逢9·11二十周年，美国在此刻从阿富汗撤军，留下一片狼藉，塔利班重夺政权，仿佛一下又回到了二十年前的原点。二十年后的当下，在令人失语的痛苦中重温那场知识界的震荡，有多少批判和反思还具有有效性？ 澎湃思想市场推出“9·11思想考古”专题，尝试回溯国际知识界对袭击事件及其后美国与盟友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思考轨迹。专题收录的文章和访谈既包含对袭击事件的紧迫、即时回应，也纳入了事件后各不同历史阶段的回望和反思。 鉴于二十年时间跨度之长，专题很难全面覆盖知识界的回应，我们所“考古”的思想轨迹大致按照几条线索展开：将袭击事件置于美国自身暴行和制造灾难的历史、资本主义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的脉络中理解，追问袭击产生的背景和根源；警惕9·11事件后国家权力的危险扩张——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为名拓展监控手段、中止宪法权利、牺牲公民自由、镇压政治异见；反思“反恐战争”这场打着惩治邪恶、维护正义旗号的主权者对非主权者的“战争”；指出“文明冲突论”解释框架的缺陷，驳斥西方对所谓“伊斯兰文化”的刻板呈现，揭示西方对伊斯兰世界复杂历史现实的无知带来的恶果…… 这些线索之间既不界限分明也不彼此独立，而是互相关联、交织缠绕，学者们的具体分析因而往往同时勾连多条线索。尽管视角不一，但知识分子的根本关涉是一致的：如何重新构想世界以避免战争和冲突、找寻与他人和平共存之道？在9·11袭击引发的哀痛、惊愕、恐惧的民众情绪被民族主义话语裹挟，继而汇集成汹涌的战斗呼号和暴力狂热之际，知识分子严守异议与争辩的空间，“不合时宜”地履行批判和质疑的职责，在绝境之中留存希望。 我们尽可能为专题涵盖的每一篇文章邀约相关译者/研究者撰写导读，介绍思想家在9·11前后的问题意识脉络并补充具体的历史语境。本专题将在今年内持续更新，如有遗漏的重要视角，欢迎读者投稿补充。专题由实习编辑毛超予协助共同策划。 " 鲍德里亚 【导读】 恐怖主义的抵抗 文/高鑫源 鲍德里亚晚年的思想中，对恐怖主义的关注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9·11事件发生后，他在《恐怖主义的幽灵》这篇文章中揭示了恐怖主义与全球化进程的关系，以及恐怖主义背后的象征交换逻辑、现实与拟真关系等诸多内容。同时，该篇文章体现出的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与鲍德里亚前期对恐怖主义的看法也具有明显差异。 在海湾战争爆发时，鲍德里亚就曾经认为这是一场未曾发生过的战争，因为一切都是按事先计划进行推演。这一说法引起了人们对于真实与虚构的争论，进而演变为仿真与拟像的讨论。鲍德里亚认为真实存在序列，第一序列是对真实的表征，如地图与实际地点之间的关系；第二序列模糊现实与表征的分界，第三序列则拟真高于现实，在超真实中人们无法发现真实的源头。然而海湾战争的这一套做法却在10年后被19名恐怖分子复制，在纽约的双子塔上演了一次精准的报复行动。恐怖分子事先周密的安排与海湾战争中西方军队的推演在形式上几乎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鲍德里亚思考的是这场9·11事件是否存在？真实与模拟本来就不可分割，拟真无法被验证，那么真实也就值得怀疑，恐怖袭击反而显得比真实更加真实，这种超真实状态令西方恐惧，草木皆兵，而这才是恐怖主义真正可怕之处，无处不在，总在不同的时间与地点按计划地进行着。 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纪律想要产生秩序，而安保则面向无序。”一个国家越是重视安保，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就会愈加坚决，但是，当安保成为国家的唯一中心时，国家便会成为恐怖主义，走向无序的境地。从海湾战争以来，美国所走的就是这么一条道路，在特朗普之前，“美国优先”（american first）便已经事实上存在，9·11事件以后美国悍然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鲍威尔（colin luther powell）在安理会上演的“洗衣粉事件”都是“美国优先”的体现，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因为无论有无，战争总是要发动的。但是适得其反，“美国优先”的做法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持久安全，恐怖主义的报复总是无处不在。与此同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也指出以国家为名义对国家的权力进行扩展便会有损国家民主。 与阿甘本、罗蒂等人相比，鲍德里亚除了认识到恐怖主义的可怕之外，更意识到了恐怖主义的根源。恐怖主义不仅是就恐怖组织而言，一旦国家因为过分注重自身安全而与恐怖组织无异。在9·11事件发生后，美国举国哀痛之际，鲍德里亚这篇文章称这一事件为一场“绝对事件”、“所有事件之母”、被袭击的世贸大厦是受到恐怖主义恩典的世界第八大奇迹，这些惊世言论是因为鲍德里亚看到了9·11事件具有“元事件”的特性，这是冷战后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化进程对非西方文化无情摧毁的报复。鲍德里亚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全球化。随着现代经济的运行将交换活动的场所扩展到全球，启蒙运动以来的“普世文化”也被抽象成“普世价值”伴随着全球化在世界各地传播，然而，“歧视和排他并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结果，而毋宁是全球化本我逻辑的产物。”全球化与普世价值犹如孪生兄弟，美国推行的“普世价值”是具有“均质化”与“消解性”的，“美国价值”已经被打造成“普世价值”，并且通过美国在全球的文化和武力强行推行。用鲍德里亚的话说，这不仅仅是对其他文化的抹杀，更是对其他文化的羞辱。 受到莫斯人类学研究的影响，鲍德里亚在其著作中大量提及“夸富宴”（potlatch），在这种仪式上，主人大宴宾客，并当众损坏财物，以显示主人的实力雄厚，其目的在于令宾客蒙羞，确定主人的地位。在鲍德里亚看来，非西方对西方（主要指美国）的集体仇恨，并非是因为资本逻辑将他们拥有的一切卷走后未曾归还，而是由于西方对非西方的改造是同质化且单向度的，并不允许非西方对西方世界进行对等的回赠，非西方人民无法对西方给予相应的回赠这种屈辱必须得到一个合适的方式加以报复，这种报复就是恐怖主义，恐怖袭击是一种在同质化的全球化过程中所采取的异质性的对抗，恐怖主义是“一种不可化约的独特性（singularity）”，“其目的是要恢复为一个拥有普遍化交易的体系之中心。”“全球权力所能遭遇的最坏事情并不是被袭击或毁灭，而是蒙受耻辱。全球权力在‘9·11’中受辱，因为恐怖分子施加给全球体系的东西是体系本身无法偿还的。”而与此同时，全球化使得世界日趋一体化，看似紧密的一张网却因为19名恐怖分子这个节点就瞬间被撕裂，全球化的脆弱性是否就是西方权力本身存在的脆弱性呢？恐怖主义从上世纪走到现在，技术的发展令恐怖主义不再需要像过去那样以人命为代价，在网络时代，可能仅仅是互联网上一个节点的错误，就可以导致泄密的发生，不对等的“夸富宴”仍将上演，只不过这次恐怖主义不再是以流血与暴力为代价，更多以羞辱为目的，偿还西方对非西方欠下的债务。 鲍德里亚将恐怖主义视为一个独特的切入口，以此观察西方社会的脆弱性，以及全球化的不健康发展，指出了恐怖主义羞辱人的一方面，通过这种羞辱，让人们意识到在全球化的今天，恐怖分子手上的人质并不是特指的，在全球化各个节点上的人们都可能是人质，人们时刻被恐怖分子包围着。 【正文】 恐怖主义的幽灵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2002年春季号的《南大西洋季刊》，中译版于2011年发于译者白轻的豆瓣日记，澎湃新闻经议者授权刊发） 一、恐怖主义的幽灵 说起全球事件（world event），我们倒见过不少。从戴安娜的死亡到（法国）世界杯。甚至是暴力而真实的事件，从战争一直到种族大屠杀。但如果要说世界范围内的象征性事件——不是简单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大量报道的事件，而是能够代表全球化自身之阻碍的事件——我们则几乎没有。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萧条，事件处于“罢工”当中（正如阿根廷作家费尔南德斯［macedonio fernandez］所说）。现在，这种罢工结束了。事件不再罢工了。随着对纽约世贸大楼的袭击的发生，我们或许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绝对的事件，一切事件之“母”，一个在自身内部将所有从未发生的事件统一起来的纯粹事件。 历史和权力的整个游戏被这个事件扰乱了，而分析的条件也同样为之扰乱。你必须从容不迫。当事件停滞不前时，你不得不提前行动，比它们移动得更快。但当事件如此快地加速时，你就不得不移动得更慢——尽管你不会被埋在一连串的语词或战争聚集的阴云之下，尽管你无需保持图像的难以忘怀的炽热（incandescence）的完整性。 被言说和书写的一切作为证据表明了事件本身的一种巨大的宣泄，以及它所施展的魅力。针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谴责与神圣同盟，作为一种巨大的庆典，处在同一个天平上；它们见证了全球超级大国的被毁灭——或不如说，在某种意义上，见证了它的自我毁灭，在荣耀的火焰中自杀。因为，正是超级大国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权力，才在全球激起了所有这样的地方暴力，而恐怖主义的想象也由此（不知不觉地）驻留在我们所有人中间。 我们都梦想过这样的事件，每个人都无一例外地梦想过它，因为任何人都会不可避免地去想象这种占据了如此支配性地位的权力的毁灭；这是西方道德意识所无法接受的事实。但它就是事实；而就在驱散它的努力中，被言说和书写的一切提供了情绪化的暴力来度量它。 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是他们做的，但我们渴望如此。如果不考虑这一点，事件就会丧失其象征性的维度。它成为了一个纯粹的事件，一个完全专断的事件，少数狂热分子凶残的幻影，而余下的一切将把它们消除。现在，我们很清楚它并非如此。这就解释了所有驱魔的反恐主义的胡言乱语：因为它就在那儿，到处都是，像模糊的欲望客体。没有这种根深蒂固的共谋关系，事件还不会获得它所产生的那种共鸣，而在恐怖分子的象征性策略中，他们无疑知道自己可以指望这种不被承认的共谋关系。 对于那些被剥夺了权力并遭受剥削的人，对于那些处于全球秩序末端的人，这都远远超出了对支配性的世界权力的仇恨。甚至是那些从该秩序中获利的人，他们心中也有这样恶毒的欲望。所以，对任何不可变的秩序，对任何决定性的权力的过敏都是——大快人心地——普遍的，而世贸中心的两幢大楼，则以其成双的形式，变为了这种不变秩序的完美替身。 那么，就不需要死亡驱力或毁灭的本能了，甚至也不需要反常的无意识效应。权力力量的增长合理——又无情地——激发了想要毁灭它的意志。而权力自身也参与了这种毁灭。当双子楼坍塌时，你会有这样的印象：它们是在用自身的死亡来回应自杀性飞机的冲撞。人们曾说：“上帝无法对自己宣战。”但是，他可以。西方便处于上帝的位置（拥有神性的全能和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它已经步入自我毁灭并对自身宣战了。 数不胜数的灾难电影见证了这种幻想，它们试图用图像来驱魔，用特殊效应来淹没整个事情。然而，它们施展的如色情表演一般的普遍魅力却表明，将这种冲动付诸实践从来都不会很遥远：要排斥任何强大得近乎完美或全能的体系。 或许，恐怖分子还未曾预料到双子楼的倒塌（更何况专家们！），这一轰然的倒塌——远甚于对五角大楼的攻击——产生了最强烈的象征性冲击。一整个体系的象征性崩溃就是一个无法预料的共谋关系的结果，尽管为让事件圆满地终结，大楼已经通过自行的倒塌，通过自杀而参与其中了。在某种意义上，由于内在的脆弱性，整个体系还向最初的行动伸出过援手。 体系越是变得集中，并最终形成单一的网络，它便越是在某个单一的点上变得脆弱（菲律宾的一个小黑客曾成功地从他手提电脑的黑暗隐窝中释放出“我爱你”病毒，该病毒散布到全球并瘫痪了整个网络）。在这里，正是十八个自杀性袭击者——多亏技术效率增强了绝对的死亡武器——开启了一个全球性的灾难进程。 当全球权力对情境的垄断达到了这种地步，当所有的功能都被凝缩在技术/专家统治的机器上，而思想的另类方式又遭到禁止的时候，除了一种恐怖主义的情境转移（terroristic situational transfer），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正是体系自身创造了这种野蛮复仇的客观条件。通过自己扣押所有的纸牌，它逼迫他者（the other）更改规则。而新的规则是如此残酷，因为赌注本身就是残酷的。体系的权力之过度（excess）导致了一种无法解决的质疑，对它来说，以一种防御行动来回应的恐怖分子也是不容许有交易的。恐怖主义正是这样的行动，它把一种不可化约的独特性（singularity）恢复为了一个拥有普遍化交易的体系之中心。今天，那些因为单一权力控制的全球流通装置而付出了死亡代价的所有独特性（种族、个体和文化）都通过这种恐怖主义的情境转移来复仇。 这就是对抗恐怖的恐怖——它背后不再有任何的意识形态。我们现在远远超出了意识形态和政治。没有什么意识形态或原因，甚至是伊斯兰教的原因，能够解释那种激发起恐怖的能量。目标不再是改变世界，而是通过牺牲使世界变得激进（就像异教分子在其得势的时候所做的那样）。然而，体系试图通过武力来实现这点。 恐怖主义就像病毒一样无处不在。而恐怖主义的全球灌输就如阴影一般伴随着任何的统治体系，随时准备触发自己，好比一个双料间谍。我们已经无法在它周围画一条分界线了。它就处在这种与之交战的文化的中心，而促使被剥削的不发达国家与西方世界进行全球性斗争的这种明显的分裂（还有仇恨）也和统治体系内部的分裂秘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体系可以压制可见的对抗。尽管每一个统治机器都会把自身的对抗机构和自身消亡的代理秘密化，但如果要抵制那种结构上的病毒，那种几乎自动的权力颠倒形式，体系则无能无力。恐怖主义就是这种沉默的颠倒带来的冲击波。 这不是文明或宗教间的冲突，它远远超出了伊斯兰教和美国；不断付出的努力被迫聚焦于冲突是为了创造这样的妄想：存在着一个可见的对抗并且有一种武力的解决方法。的确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对抗，但这个对抗却把昔日美国的幽灵（它或许是全球化的震源，但绝非全球化唯一的化身）和伊斯兰教的幽灵（它同样不是恐怖主义的化身）指向了不可一世的全球化与自身的战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的无疑是一场世界战争——不是第三次世界战争，而是第四次并且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战争，因为在这场战争中，岌岌可危的正是全球化本身。头两次世界战争符合战争的经典形象。第一次战争结束了欧洲的霸权和殖民的时代，第二次战争终结了纳粹主义。而第三次战争的确发生了，它采取了冷战与核威慑的形式并终结了苏联和东欧的共产主义。每一次战争过后，我们都向单一的世界秩序迈进了一步。今天，这一秩序事实上已经到达了顶峰，而它也在当下的一切震动里，发现自己与各种分散在全球中心区域的对抗性力量扭打在了一起。这是一场不规则的、碎片化的战争，所有的细胞、所有的独特性都以抗体的形式进行反抗。对抗是如此地不可能，以至于战争的观念还需通过诸如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等惊人的定位进攻来不时地得到拯救。但第四次世界战争却在别处。它萦绕着每一个世界秩序以及所有的霸权统治——如果穆斯林统治了世界，恐怖主义就会以对抗穆斯林的形式出现，因为正是世界，正是全球自身在抵抗全球化。 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世贸中心的事件，那一象征性的挑战，是不道德的，而它回应的是对自身同样不道德的全球化。那么，让我们不道德一回；如果我们想要对这一切有些许的理解，我们就要超出善与恶来进行审视。唯此一次，当我们拥有一个公然反对道德和一切解释的事件时，我们就不惜以恶的理解来接近它。 就西方哲学和启蒙运动而言，对善与恶的关系的彻底误解恰恰是关键所在。我们总是天真地相信善的进步，相信它在所有领域（科学、技术、民主、人权）中一往无前，并击败了恶。似乎没有人认识到，善与恶作为同一个运动的组成是一起前进的。一者的成功并不能使另一者黯然失色——远不会如此。在形而上学的观念里，恶被当作一种偶然的意外，摩尼教由此提出了善与邪恶欲望之间的斗争，但这种不证自明的说法却是缥缈虚幻的。善没有征服恶，反之也不成立：它们不可能同时被化约为对方，它们是不可避免地相互关联着的。最终，善只有通过停止成为善，才能挫败恶，因为通过为自己赚取一种全球权力的垄断，它就为相应的暴力提供了反作用力。 在传统的世界中，善与恶之间无论如何都存在着平衡，一种辩证关系上的和谐维系了道德世界的张力与均势——不像在冷战中，两大权力通过对抗的方式来维持恐惧的平衡。不存在一者高于另一者的绝对权力。但随着善的完全推断法的出现（肯定高于一切否定的绝对权力，对死亡和一切潜在的反对力量的排斥——善的价值的全线胜利），平衡被打破了。从此，均势就一去不复返了，而恶似乎获得了一种无形的自主权并以幂次方的速度不断发展。 相对而言，随着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暗淡和自由主义势力在全球的胜利，这或多或少已在政治秩序中发生过了——正是在那一点上，一个幽灵般的敌人出现了，它将自己渗透到整个星球，像病毒一样四处传播，从权力的所有空隙中涌现：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只是开路先锋，真正的对抗却沿着其线路而结晶下来。对抗无处不在，就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所以，这便是对抗恐怖的恐怖。但又是不对等的恐怖。正是这种不对等让全球化的无所不能彻底缴了械。由于自身的不一致，它只好更深地投入力量关系的自我逻辑当中，却无法在象征性挑战和死亡的地域里运转——这是它不知所措的东西，因为它已经把这样的东西从自身的文化中驱逐出去了。 直到目前，这种一体化的权力已经无比成功地吸纳和解决了一切危机与一切否定，但正如它所做的，它也无比成功地创造了一个极度绝望的处境（不仅仅是被剥夺了权力的人，在那些娇生惯养和享有特权者的根本安逸中同样有极度的绝望）。如今，根本的改变在于，恐怖分子已经停止无回报的自杀了；他们正在转变自身的死亡，使之能够承受一种有效的攻击手段，使之服从于这样一种直观的战略洞见：一种简单的感觉，对对抗的巨大脆弱性的感受——只需最轻微的火花，就能引爆一个近乎完美的体系。他们成功地将自身的死亡转化为了对抗体系的绝对武器，而体系恰恰运行在排斥死亡的基础上，体系的理想就是零死亡。每一个零死亡的体系都是一个零和游戏（zero-sun game）的体系。对于一个已把死亡变成了反击武器的敌人来说，任何形式的威慑和摧毁都是徒劳的。“美国人的轰炸有什么用？我们的男人渴望死亡，就像美国人要活命一样！”这里便存在着遭受了零死亡体系之一击的四千死者的非等价性。 那么，它是关于死亡的一切，不仅是真实时间（real time）——“活着”，可以这样说——中死亡的暴力入侵，更是一个远远超过了真实的死亡之入侵：一个象征的和牺牲的死亡——也就是说，绝对的、不可改变的事件。 这就是恐怖主义的幽灵。 不要从力量关系的角度来攻击体系。那是体系自身强加给你的（革命）想象——体系只有不断地以现实为借口把反对者吸引到斗争当中才能幸存，而现实总已经是体系本身的了。要把斗争转入象征领域，在那里，规则是挑战的、颠倒的、付出高价的规则。因而，死亡只有通过等价的甚至更高价的死亡才能被支付。用一个礼物向体系开战，对这个礼物，体系除了自身的死亡和崩溃，将无以回应。 恐怖主义的假设是，体系自身会用自杀来回应死亡与自杀带来的多重挑战。因为在体系和权力中都存在着一个象征义务，而这个诡计是引发其灾难性毁灭的唯一可能。在这个不可能的死亡交换（impossible change of death）的、令人眩晕的圆环中，恐怖分子的死亡是一个无穷小的点，却也是一个创造巨大吸引和空虚，创造一种庞大对流的点。在这个细微之点的周围，聚集了真实和权力的整个体系；体系因为痴迷于这个点而短暂地聚合，继而又被其自身过强的效率所毁灭。 恐怖主义模式的策略是引入现实的过度，从而使体系在这种现实的过度下瓦解。情境的整个可笑的本质，和被体系调动起来的暴力一道，转而反对体系；因为恐怖主义行动就是体系自身暴力的过度写照，是被它所禁止的象征暴力的模型——体系无法施展的暴力就是体系自身的死亡。 这就是为什么，除了一小撮个体的象征性死亡，整个可见的权力对这个细小的点居然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面对并接受现实：一种新的恐怖主义已经形成，作为玩游戏的一种新的行动形式，它持有游戏的规则并独自带有摧毁它的目的。由于把自己的死亡投入到了游戏当中——对此不再有可能的回应（“他们是懦夫”）——这些人（恐怖分子）不仅没有公平地参与游戏，同时也夺走了统治权力的所有武器。金钱和股票市场的投资，计算机技术和航空，景观和媒体网络——他们已然吸纳了现代性和全球主义的一切事物，却从未改变其目标，那就是要摧毁权力。 他们曾用美国日常生活的平庸来做伪装和掩护——这正是狡诈的高度。在将自己像定时炸弹一样激活之前，他们睡在城郊，还和家人一起读书、学习。对这种秘密运作的无懈可击的控制几乎和9·11的骇人行动一样是恐怖主义的，因为它把怀疑投向了所有和每一个个体。一个无威胁的人难道就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潜在的恐怖分子吗？如果他们能够不经意地从身边走过，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被注意的恐怖分子了（每一架飞机都是有嫌疑的），而最终，它无疑是对的。这或许很好地说明了一种潜在的、隐藏的、被小心地压抑起来的犯罪的无意识形式，这些犯罪如果不是改头换面的，至少也可以秘密地激起邪恶的景观。因此，事件分解为最小的细节——一种更微妙的精神恐怖主义的起源。 根本的差异在于，当恐怖分子获得了体系自身的武器时，他们也就拥有了一种更加致命的武器：他们自身的死亡。如果他们只满足于用体系自身的武器来反对体系，他们会被很快地消灭。如果他们仅仅用自身的死亡来与体系作战，他们同样会在一种无意义的牺牲中极快地消逝——正如恐怖主义至今一直所做的那样（巴勒斯坦的自杀性袭击是一个典型），因为这个原因，它已经注定失败了。 可一旦他们把所有可利用的现代性资源与这种高度象征化的武器结合起来，形势就会大变。毁灭性的潜能被累乘（multiply）至无限。正是这种因素的乘积（它似乎和我们不相容）赋予了恐怖分子如此的优越感。相反，“零死亡”的策略，“干净”的技术战争的策略，恰恰无法符合这种象征权力导致的“真实权力”之变形。 这种袭击的异常成功表明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对此有所理解，我们就不得不抛弃我们的西方视角，去看一看在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大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对我们来说，如此（高）的效率暗示着算计（calculation）和理性的一种最大化，而这在他者中是难以想象的。即便是在这里，在理性的组织或秘密的团体中，也总会有泄密和失误的。 所以，这种成功的秘密在别的地方。差别在于，我们面对的并非一种雇佣合同，而是一种契约和牺牲的义务。这样的义务对一切的背叛和堕落都具有免疫力。在融入全球网络和技术协议的同时，却“至死”也不泄露同谋关系的任何内容，这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契约可不像合体那样束缚个体——甚至连他们的“自杀”都不是个人的英雄主义，而是理想化要求下的一种共同的牺牲行动。可操控的结构和象征性的义务——就是这两个机制的结合使一种过度的行动成为了可能。 对于象征性的算计，我们已经茫然了，因为在扑克游戏或夸富宴（potlatch）里，最小的赌注换来了最大的收益。而这个最大的收益恰恰是恐怖分子在对曼哈顿的袭击中所赢得的东西，它或许可以作为混沌理论的完美图例：一个原始的冲击引发了不可预料的结果；美国大规模的（军事）调动（“沙漠风暴”）换来的只是微乎其微的效益——可以说，飓风在蝴蝶翅膀的扑打中结束了。 自杀性的恐怖主义是穷人的恐怖主义。这是富人的恐怖主义，它的事实让我们格外胆战心惊：他们已经变得富有（拥有了一切必要的资源）却还不忘要毁灭我们。诚然，从我们价值体系的视角出发，他们是在做欺骗。把自身的死亡投入游戏当中固然不是公平地参与游戏，但这也困扰不了他们，因为新的规则早已不是由我们所能决定的了。 所以，一切的论证都被用来怀疑他们的行动。例如，称他们为“自杀者”和“殉道者”，但随即又说，这样的殉道证明不了什么，它和真理毫无关系，甚至（援引尼采）是真理的头号敌人。他们的死亡的确什么也证明不了，但在一个连真理自身都晦暗不清（我们能宣称已经获得了真理吗？）的体系内，根本就没有什么可以被证明。进而，这种高调的道德论证被反转过来了。如果自杀性炸弹客的自愿殉道证明不了什么，那么，被袭击的受害者的非自愿殉道也证明不了什么；在这种炮制道德论证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合时宜的、淫荡的东西（要否认他们的受难和死亡是绝不可能的）。 还有另一种基于错误信仰的论证：这些恐怖分子用他们的死亡来交换天堂的门票；他们的行动是不公正的，因为这种行动并不可靠；惟当他们不信仰神灵，在死亡中看不见希望，就和我们的情形一样（基督教的殉道者恰恰假设了这样一种崇高的等价性）的时候，这种行动才是公正的。那么，他们也没有公平地参加游戏，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救赎，而我们甚至不能继续希望下去。在我们为自身的死亡而哀悼的时候，他们可以把死亡变成诱人的赌注。 在根本上，这一切——原因、证明、真理、回报、结果和手段——都是典型的西方算计形式。我们甚至用利率和划算的观念来估价死亡。经济上的算计是一种穷人的算计——这些穷人连支付价格的勇气都没有了。 除了战争，这个常规的安全屏障，现在还会发生什么？据说会有生态恐怖主义、细菌战及核恐怖主义。不再有象征性挑战的秩序了，取代它的是纯粹而简单的、没有风险或荣耀元素的灭绝：这是最终方案的秩序。如今，认为恐怖主义行动遵循的是一种纯粹毁灭的逻辑，这种想法已经站不住脚了。在我看来，与死亡密不可分（这恰恰使它成为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的恐怖主义行动并不寻求对他者的无情消灭。一切都处于挑战与斗争当中——也就是说，一切都处于斗争，处于对抗性权力的个人关系中。正是那种权力让你蒙受羞辱，所以它必须颜面扫地。不只是根除它，更要让它颜面尽失。你是无法通过纯粹的力量和消灭另一方来实现这一点的：必须把它作为目标并在一种真正的对抗性关系中重创它。除了把恐怖分子聚到一块的契约，同样还有与敌人的斗争契约。这才是他们所一直控诉的那种懦弱的反面，这才是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作所为（如今他们又在阿富汗这样做了）的反面，在那里，目标是无形的却又实际地遭到了清算。 在这所有的变迁中，与我们呆在一起的不过是图像的景观。这种图像的冲击及其魅力，是我们必须获得的，因为不论喜欢与否，图像都是我们原始的感知。就在它们将世界情境激进化的同时，在纽约发生的事件可以说使图像与现实的关系激进化了。在这之前，我们面对的是乏味图像的无间断的丰富性和虚假事件组成的无缝隙之流，而纽约的恐怖主义行动使图像和事件同时复活了。在被他们用来对体系进行反戈一击的其他武器中，恐怖分子剥夺了图像的“真实时间”，剥夺了其瞬间的世界传播，就像他们剥夺了股票市场的投资、电子信息和空中交通一样。图像的作用变得极其模糊了。因为它们在将事件拔高的同时也把事件当作了人质。它们把事件累乘至无限，可同时它们又是一种消遣和中立（正如1968年的“五月风暴”事件）。在事件吸收图像并为之提供消费的意义上，图像在消费着事件。的确，这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却是一种作为图像—事件的冲击。 如果现实已经被图像、虚拟和科幻团团围住，一切又如何与真实的事件相处？在当下的情形里，我们自以为在这个被合法地虚拟化了的世界中见证过一种真实的复活，一种真实的暴力的复活。“你所说的关于虚拟的一切都结束了——这就是真实的东西！”这同样可被视为历史的复活：历史超越了它被公然宣布的终结。但现实真地超越了虚幻吗？如果这能够成立，那是因为它已经吸取了虚拟的能量，把自己变成虚拟了。我们几乎可以说，现实嫉妒虚拟，现实嫉妒图像……这就是两者之间的斗争，目的是为了看一看谁才是最不可想象的。 世贸中心的倒塌是不可想象的，但这还不足以使它成为一个真实的事件。暴力的过度同样不足以面向现实。因为现实是一种原则，而它是这种原则的缺失。现实与虚幻是难解难分的，袭击的魅力主要是图像的魅力（其狂喜而灾难的后果乃是他们自身最大的想象）。 在这一情形中，真实像恐惧的补贴和额外的战栗一样被添加到图像里：它不仅是可怕的，更是真实的。真实的暴力并不是最先的存在，被添加进暴力的图像的战栗，图像本身才是第一位的，真实的战栗只是附加而已。这是一种额外的虚构，超虚幻的虚幻。巴拉德（ballard）（在博尔赫斯之后）把这种对现实的重新改造视为最终和最可怕的虚构。 在这里，恐怖主义的暴力不是现实的后推力，更不是历史的后推力。它不是“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更可怕：它是象征的。暴力本身或许是完全平庸和无害的。只有象征的暴力才能生成独特性。在这个独一的事件里，在这部曼哈顿灾难电影中，二十世纪大众魅力的两大元素被融合到了一起：电影的白魔法和恐怖主义的黑魔法；图像的白光和恐怖主义的黑光。 我们试图回溯性地把某种意义强加给它，并做出某种解释。但什么也没有。这就是景观的根本，景观的残酷，它是原始而不可化约的。恐怖主义的景观把景观的恐怖主义强加给我们。对于这种非道德的魅力（即便它激起了一种普遍的道德反应），政治秩序无能为力。这就是我们唯一留下的残酷的戏剧——它不可思议地把景观的最极端程度和挑战的最高层面结合在一起……它是真实暴力之核心的令人眩晕的微模型，激起了可能最大的共鸣——因而是景观的最纯粹形式——同时也是一种牺牲的模型，增强了反抗历史和政治秩序的最纯粹的符号形式。 如果它具有一种意义，能够被解释为历史的暴力，我们就该原谅他们的屠杀——这是善的暴力的道德原则。如果它不给媒体曝光，我们就该宽恕他们的一切暴力（“没有媒体，恐怖主义将什么也不是”）。然而，这全都是幻象。媒体从来没有“善”的用处；媒体是事件的一部分，是恐怖的一部分，在两个方向上运转。 对恐怖主义的压制像恐怖主义行动本身一样萦绕在四周。没有人知道它会在哪里停止，也不知道会出现怎样的变节。在想象和信息的层面上，景观和象征之间没有可能的区分，“犯罪”和镇压之间也没有可能的区分。这种无法控制的可逆性的释放恰恰是恐怖主义的真正胜利。在事件所隐藏的后果和渗透中，这种胜利昭然可见——不仅是整个体系直接的经济、政治和金融的萧条——以及道德与心理的低谷——更是价值体系的垮台，是自由和自由循环等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用来控制其余世界的的意识形态的破产。 随着自由的观念从大众心灵中隐退，一个新的理念和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便在以完全相反的形式发生了——一种警察国家（police-state）的全球化，一种完全的控制，一种基于“法律和秩序”手段的恐怖。无管制的时代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约束和压制的最大化，这与原教旨主义社会并无二异。 生产、消费、投资和增长的衰退（当然不是腐败的衰退！）：全球体系似乎在做一个战略性的回撤，对自身的价值进行修正——这似乎是对恐怖主义冲击的防御性回应，但实际上，它回应是自己的秘密指令：作为绝对无序之产物的强行控制，是对自身强加的管制，一如既往地好把其失败内化。 恐怖分子的另一方面胜利在于，暴力和扰乱秩序的一切形式都中了其下怀。互联网恐怖主义，生态恐怖主义，炭疽和流言的恐怖主义——一切都归到了本·拉登的名头下。他甚至可以宣称对自然灾难负责。解体和邪恶循环的所有形式都有他的份。被普遍化的世界贸易的结构在不可能的交换中运作。这好比是恐怖主义的“自动书写”，新闻和信息的恐怖主义不断自愿地为它加油添醋。随着苦果接踵而至，在当下的炭疽大恐慌中，歇斯底里的恐惧通过瞬间的结晶而自动地扩散，就像只接触了分子的化学溶液；这是因为整个体系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地步，在任何的挑衅面前都弱不禁风了。 这种极端的情境没有喜剧，战争当然不是解决方法，因为它提供的只是改头换脸的过去；这些都是似曾相似的：军队的洪流，伪造的情报，无意义的狂轰滥炸，激昂的胡言乱语，技术调度和洗脑。就像海湾战争一样：一个非事件（non-event），一个没有真正发生过的事件。 这就是它存在的理由（raison-d'etre）：要取而代之，要用一个真实而可畏的、独一而不可预料的事件，一个可重复的、改变了的准事件（pseudo-evevt）来作取代。恐怖袭击印证了事件对一切解释模式的优先性；而这种无意识的军事、技术战争则恰好相反，它对应的是解释对事件的优先性，冲突对虚假赌注，对“无竞争”情境的优先性。战争不过是用其他手段实现的对政治之缺席的延续。 二、双塔挽歌 9·11袭击同样关乎建筑学，因为被摧毁的是最享有声誉的大厦，连同着一整套的（西方）价值体系和世界秩序。［1］或许，为了把握其毁灭的象征性意义，我们应该从双子塔的历史或建筑学分析开始。 首先，为何是双子塔？为何是世贸中心的这两座塔？ 曼哈顿的所有高楼大厦一直都乐于在一种竞争的垂直状态中互相面对，竞争的结果造就了一个反映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建筑全景——一个金字塔的丛林，在你从海上赶来之前，这一全景的著名图像就已经延展开了。1973年之后，随着世贸中心的落成，那种图像改变了。体系的肖像不再是方尖碑和金字塔，而是穿孔卡片和数字图表。建筑的图表主义（graphism）是一个非竞争化的体系的化身，这个体系是虚拟和数字的，原有的竞争则消弭于网络和垄断。 完美的平行六面体，高度超过1300英尺，坐落于一块方形地基上。完美的平衡，盲目的交流容器（他们说恐怖主义是“盲的”，可双子塔同样是盲的——雕塑的巨石不再向外部世界开放，而是屈从于人工限制［2］）。有两座大楼的事实标志着任何原始指涉的终结。如果只有一个的话，垄断还得不到如此完美的表现。恰恰是符号的成双结对真正地结束了符号的原初所指。 在这个成双（reduplication）的形式中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无论它们曾如何高大，双子塔依旧象征了垂直性（verticality）的中止。它们不像其他的建筑。它们在相互的映照中终结。洛克菲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建筑群的玻璃和钢筋的外表一直在无穷的奇特性（singularity）中相互映射。但双子塔没有任何的外表，没有任何的面孔。垂直性的修辞消失了，镜面的修辞也消失了。只留下一种黑箱，一系列对数字“二”的关注，哪怕建筑和体系一样从不只是克隆或毫无变化的基因复制的产物。 纽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自身整个历史中以如此巨大的忠诚来追随体系及其一切发展的当下形式的城市。我们必须假定，双子塔的轰然倒塌——它本身就是现代城市历史上的一个独一事件——预示了一种戏剧性的终结，总之是建筑和建筑所代表的世界体系的这种形式的消亡。双子塔深深地嵌在银行业和金融业的纯粹的计算机图像中，是数字的和虚拟的，某种意义上成了体系的大脑；偷袭双子塔的恐怖分子击中的是大脑，是体系的神经中枢。 全球化的暴力囊括了建筑，所以抵抗全球化的暴力就包括了摧毁建筑。在集体戏剧的意义上，我们说，4000名遇难者在这些高楼中死亡带来的恐惧是和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建筑中的恐惧分不开的——生活并工作在钢筋水泥的石棺里的恐惧。 这些建筑怪兽，就像蓬皮杜中心（beaubourg centre）一样，总释放出一种模棱两可的魅力，一种现代建筑的极端形式所普遍激发的吸引和厌恶相交织的矛盾情感；因此，暗地里总有一种隐秘的欲望要看着它们毁灭。而双子塔的情形里还有某种特别的东西：双子塔的对称（symmetry）和成对（twin-ness）。不可否认的是，在这克隆和完美的对称中存在着一种美学的质，一种对抗形式（form）的完美犯罪，一种形式的同义反复，它在暴力的回应中生成了打破对称性、恢复不对称性和独特性的诱惑。 双子塔的毁灭本身就遵守了结构的对称：一次双重的攻击，两次冲击被数分钟带有延迟感的间隔分开。第一波过后，人们还以为它是一起事故。只有第二波冲击的到来才确证了它是恐怖袭击。一个月之后的昆斯区（queens）空难，（法国）电视台守着旧剧本苦苦等待了四个小时，希望能“直播”第二次可能的坠机。可那并没有发生。所以我们就不知道它是事故还是恐怖行动了。大楼的倒塌是主要的象征性事件。想像一下，如果它们没有倒塌，或者只有一个倒塌：结果就会大不一样。全球权力的脆弱性就不会被如此醒目地证明。双子塔，作为全球权力的象征，用自身的戏剧性终结来表现权力，看上去就像自杀。看着它们自己使自己倒塌，好似内爆一般，我们不禁有这样的印象：它们是用自杀来回应飞机的自取灭亡。 双子塔是被摧毁还是倒塌？让我们明确一下：双子塔既是一个物理的、建筑的客体，也是一个象征的客体（金融权力和全球经济自由主义的象征）。［3］被摧毁的固然是一个建筑的客体，但它却是作为一个象征的客体而遭到定位并被摧毁的。我们或许会这样想，物理的毁灭导致了象征性的倒塌。可实际上，没有人，甚至是恐怖分子，指望过双子塔的完全毁灭。事实是大楼的象征性倒塌导致了其物理的毁灭，而不是相反的。 似乎担负双子塔的权力突然失去了所有的能量和弹力了；似乎不可一世的权力突然在一种过于强烈的努力之高压下崩溃了：一种总要成为独一的世界模式的努力。 所以双子塔厌倦了做一个象征，那是过于沉重的负担；这一次，它要倒塌，要在物理上全面崩盘。它们钢铁的神经爆裂了。它们垂直地倒下，竭尽全力，让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 象征性的倒塌发生了，继而在一种无法预料的共谋关系中，似乎整个体系都以其内在的脆弱性投入了自我清算的游戏，并因此投入了恐怖主义的游戏。权力的强大既合理又无情地增长了要毁灭它的意志。可不止如此，因为体系总是其自我毁灭的一部分。无数的灾难电影见证了这样的幻想：要用图像和特殊效果来驱魔。然而，它们施展的魅力却标志着行动从不会遥远——体系的排斥，包括内在的排斥，会随着体系的日趋完美和全能而愈发强烈。据说：“即便上帝也不能对他自己宣战。”占据了上帝位置的西方（神性的全能和绝对的道德合法性）却要自我毁灭，向自身开了战。 即便是在失败中，恐怖分子都成功地超越了其最深远的梦想：虽然偷袭白宫失手（而对双子塔的袭击却出乎意料地顺利），但他们却在无意中地表明，白宫并非绝对的目标，政治权力不再意味深长了，因为真正的权力在别的地方。至于双子塔的遗址上该建什么，那是不可解的难题：只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有什么东西可以等价于值得毁灭的事物——值得被毁灭的事物。双子塔值得毁灭。别的建筑作品则不然。许多事物并不值得毁灭或牺牲。只有享有声望的作品配得上这种命运，对它，毁灭算一种荣耀。这个命题不像它听起来那样矛盾，但它提出了另一个关于建筑的根本问题：我们应当建造的恰恰只有因为伟大而值得毁灭的事物。记得这句话，再看看周围，你将明白发生了什么。可没有多少东西经得起这种极端的臆想。 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了建筑的根本问题上——建筑家还从未提出过——建造或构筑是正常的吗？其实不然，而我们应当保留（建筑）事业的绝对成问题的特性。建筑——好建筑——的任务无疑是抹除自身，使自身消失。双子塔已然消失了。但它们给我们留下了其消失的象征，它们作为象征的消失。它们曾是全能的象征，却通过自身的缺席成为了全能性消失之可能的象征，一个或许更加强有力的象征。不管全球化的全能将会怎样，它必在某一刻遭受重创。 尽管双子塔消失了，但它们不曾被消灭。即便处于粉碎的状态，它们依旧留下一种强烈的在场意识。谁会听得其大名却又不去想象它们，想象它们在天际留下的印迹，从城市的每一点都瞭望得到？它们在物质空间里的终结把它们超度到了一个绝对的想象空间。世界贸易中心蒙受了恐怖主义的恩典已然成为了世上最美丽的建筑——世界第八大奇迹！［4］ ［1］在纽约的讨论会上，鲍德里亚是这样开场的：“言说一个绝对的事件具有一个绝对的困难。也就是说，我无法提供关于事件的一种并非解释的分析——我认为这个事件不存在任何解释的可能，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者其他人也好——而只能提供分析的替代品；一种分析或许和事件一样让人无法接受，但可以切中事件……我们说，象征性想象或多或少是同样的道理。” ［2］“空中限制，同样还有思想限制”（原注）。 ［3］“弱的意义上的象征，但还是一种象征”（原注）。 ［4］我将作一部安魂曲，某种意义上，它亦是一首赞美诗（原注）。 三、恐怖主义的假想 在假想的开头，我们或许误以为，9·11袭击只是全球化的不可逆转的道路上的一个事件或意外而已。这是一个终将令我们感到绝望的假想，因为某件非凡的事情发生了，而忽视它就等于承认，今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构成一个事件，我们注定要把全球化权力的完美逻辑演绎到底，这全球化权力能够吸纳任何的抵抗，任何的对抗，并因此而增强它自己——恐怖主义的举动是在加快一个独一的权力和一种独一的思想方式在地球上确立起霸权地位。 与这种零假想相对立的是最大假想，是为9·11的事件特征做最大的赌注——事件被定义为在一个普遍交换的体系内突然间创造出一个不可能之交换的领域：事件中心的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事件换取任何话语的不可能之交换。这便是其象征性的力量，就是这种象征性的力量在曼哈顿的事件里击中了我们所有的人。 根据零假想，恐怖主义事件是无意义的。它不应该存在，并且根本上，它不存在。这等于用这样的观念来看待事物：恶只是一种幻象，是善之轨迹的一个偶然变化——在这里，善的轨迹就是全球秩序和幸福的全球化的轨迹。理论总要把自身建立在恶本身的这种非现实性之上。 另一种假想：它是自杀的疯子、精神病人、某种不正当理念的狂热分子做出的举动，他们受到了邪恶力量的操纵，这邪恶的力量利用被压迫者的不满和仇恨来实现其毁灭性的暴怒。同样的假想——它更讨人喜欢，试图把历史理性赋予恐怖主义——是把恐怖主义视作被压迫的人民的绝望的真实表达。但这种论证本身是可疑的，因为它谴责恐怖主义是以一种根本上无能的姿态来表现全球化的悲惨。即便我们同意恐怖主义是全球化秩序之政见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一旦我们揭示出其失败和无意识结果（它无意中强化了全球秩序），它便无法成立。这是阿伦塔蒂·罗伊（arundhati roy）提出的观念，他既谴责霸权，又谴责恐怖主义是它的孪生物——体系的魔鬼孪生物。那么，想像一下，如果恐怖主义不存在，体系也会把它创造出来。为什么不把9·11看成是中情局（cia）的一个噱头呢？ 再一次，这等于说一切的反抗暴力最终和现存秩序达成了共谋。行动者的意图及其行动所担负的风险，全都变得不值一提。它把行动化约为行动的“客观”后果（9·11的地缘政治学后果），不从自身力量的视角来看待行动了。那么，到底谁在玩谁？谁在玩别人的游戏？在这里，恐怖分子趁体系之便而获利，为自身谋取权力；两个敌手沿着平行的轨道赛跑，不同于阶级斗争和历史战争中发生的事情，他们从不真正地相遇。 我们应该更进一步：不是关于恐怖主义和世界秩序之间“客观”共谋的假想，我们应该提出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假想，关于权力和反对权力的外部力量之间深刻的内在共谋的假想，关于一种内在的不稳定性和软弱性的假想——这种不稳定性和软弱性在中途遭到了恐怖主义行动暴力的侵扰。没有这种关于秘密共谋和勾结倾向的假想，我们便无法理解恐怖主义，无法理解克服恐怖主义的不可能性。 如果恐怖主义想要凭借一己之力，在正面的交锋中破坏全球秩序，那么，它就不免显得荒唐：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力量关系都是如此地不平等，而全球秩序早已是无以复加的混乱和反常的所在了。在这额外的混乱下，一个人甚至要冒着警察和安全控制体系不断强化的风险去行动，就像我们在两边所见到的。 或许，这才是恐怖主义的梦想：一个永恒的敌人。如果敌人不复存在，要摧毁它就愈发地困难。一个恒真式，无疑，恐怖主义是恒真的，而它的结论是一个矛盾的三段论：如果国家真地存在，它会把一种政治意义赋予恐怖主义。既然恐怖主义没有政治意义（尽管它有其他的意义），这就证明：国家不存在，国家的权力也是可笑的。 那么，恐怖主义的秘密讯息是什么？在一则阿凡提的故事里，我们看见他每天骑着驴、背着麻袋穿越边境。每当麻袋被检查的时候，里头什么也没有。于是，阿凡提继续骑着驴穿越边境。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问他到底在走私什么。阿凡提问答说：“我在走私驴。” 同样地，我们会怀疑，在恐怖主义行动的所有表面性动机（宗教、殉道、复仇或策略）背后，被走私的到底是什么？很简单，通过貌似自杀的举动，他们完成了死亡的不可能之交换，用死亡的象征性礼物来对体系发起挑战，死亡的礼物就是一个绝对的武器（双子塔似乎领会了这点，因为它们用自身的崩塌来回应）。 这是统治的假想：恐怖主义最终没有意义，没有目标，无法被其“真实”的政治和历史结果所度量。而矛盾的是，正因为它没有意义，它在一个持续浸透着意义和效能的世界中构成了一个事件。 统治的假想认为，恐怖主义在其引人注目的暴力，在伊斯兰和美国之外，作为全球化进程中心的一种根本对抗而出现了，它是一种力量，无法被化约为对世界的一种必要的技术与精神实现，也无法被化约为走向全球化既定秩序的不可逆转的运动。 一种与体系的死亡力量扭斗在一起的反作用力。这力量抵抗着一种完全溶于循环或交换的全球性。一种不可化约的独一性的力量，随着体系施展霸权，它变得愈发地暴力——直至9·11这样的断裂性事件：9·11不解决对抗，而是在象征性的维度上，助了它一臂之力。 恐怖主义并没有发明什么，也没有开创什么。它只是将事物带向极端，带向爆发点。它加剧了事物的某一状况，加剧了某种暴力和不确定性的逻辑。体系自身通过一切交换的投机性扩张，通过它四处强加的随机而虚拟的形式——高效的生产，漂移的资本，强制的流动性和加速度——制造了一种普遍盛行的不确定性原则，而恐怖主义把这一原则简单地转译为彻底的不安全性。恐怖主义是非真实的和非现实的？但我们虚拟的现实，我们信息和交流的体系也是如此，长久以来，它早已超越了现实性原则。就恐怖而言，我们知道它已经无处不在场了，在体制化的暴力（精神和肉体的暴力）中，在同疗法的行动中。恐怖主义只是让所有悬浮的因子结晶。它把最后一击投向了双子塔所代表的权力、解放、流动和算计的狂欢，并在同时暴力地摧毁了效率和霸权的极端形式。 所以，在全球权力的废墟和瓦砾上，我们只能绝望地发觉自身的形象。 实际上，我们从废墟中看不见任何东西——就连仇视一个无形敌人的符号也找不到。在这里流露的只有美国人民对自身的巨大怜悯——星条旗，纪念信息，对遇难者和后现代英雄（消防员，警察）的狂热崇拜。这种怜悯是那些想要和上帝独自在一起的人们的民族激情，他们宁愿看到自身被上帝而不是邪恶的权力所击败。“上帝保佑美国”变成了“最终，上帝击败了我们”。他们惊慌失措，但最终还要对这种使我们沦为祭品的神性关怀抱以永恒的感激。 道德意识的推理是这样的：既然我们是善，那么，击败我们的就只有恶。但对那些自视为善之化身的人来说，如果恶是不可想象的，那么，击败他们的就只有上帝。如若不是因为德性和权力的过度，不是因为善和权力的不可分割所代表的过度，他们又因何遭受惩罚？他们因为在善和善的化身中走得太远而遭受惩罚。可这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不悦，也没有阻止他们毫无忧虑地继续为善。他们因此而发觉自己离上帝更近，并因此对恶的存在更加深刻地一无所知。 怜悯的孪生物是傲慢（它们像双子塔一样孪生相配）。你为自身的不幸而悲伤，但同时，你又自视为最佳者。我们得到了最佳者的权利是因为从这一刻起，我们是受害者。这是完美的托辞；这是受害者的整个精神保健学，它将所有的罪感一扫而尽，并允许我们把不幸当作信用卡来使用。美国人缺乏这样的创伤（他们在珍珠港遭遇的是一种战争行动，而不是象征性的攻击）。就一个民族而言，对苦难的理想颠倒最终会伤害它的心灵以及它在补偿苦难后在一切善的意识上施展权力的自由。科幻小说的开头梦想了一个情境：人们预感到某种黑暗的力量要击垮他们，但它仅仅在他们的无意识中（或心灵的其他隐秘处）存在。突然，它通过恐怖主义善意的恩典而变成现实了！恶的轴心牵引着美国人的无意识，而之前只是一种幻想和梦想的东西通过暴力成为了现实！它完全源自一个事实：他者，和恶一样，是不可想象的。它完全源自设想他者（朋友或敌人）之根本他性，设想他者不可调解之外在性的不可能。（对他者的）拒绝根植于对自我在道德价值和技术权力中的完全认同。这就是自以为是美国的美国，它睁大了怜悯的眼睛，却毫无他性。 明言之：美国在这里只是一个讽喻，或者是任何无力承受对立之幽灵的权力的普遍形象。除非他者是一个白痴，精神病人或怪胎，否则，他者怎么会想要变得不同，变得不可救药地不同，而没有一丝想要跟随我们普遍之福音的欲望呢？ 这便是帝国的傲慢——在博尔赫斯（borges）的寓言（镜人［1］）中，失败者被流放到了镜子里，他们被迫在镜子里反射征服者的影像。（但有一天他们开始与征服者的形象越离越远，并最终打破了镜子，对帝国发起了又一次的攻击。） 在菲利普·穆雷（philippe muray）《亲爱的圣战分子》（dear jihadists）的讲话中，也有一个同样的被放逐到镜子中的情形［2］：“我们制造了你，圣战分子和恐怖分子，你终将成为相似性的囚徒。你的激进主义是我们传授的。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我们对一切漠不关心，包括我们自己的价值。你无法杀死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死去。你以为你在反抗我们，其实你无意识地站在了我们一边。你已被同化。”或者：“你干得不错，但你只是在杀死你自己作为独一性的力量……你以你的行动重新进入了你所诅咒的全球化游戏。” 一份关于我们的正在死亡的文化的悲惨本质的宣言，同时也是一份关于任何对文化的暴力反抗的失败，或相信文化正在死亡的失败的宣言。可怜的反叛者，可怜的无辜者！“我们应该击败你，因为我们比你更加死气沉沉！”但这不是我们在讨论的同一个死亡。当西方文化目睹了其全部的价值一个接一个地灭绝后，它就以最糟糕的方式从外部转向了自己。我们的死亡是一种灭绝，是一种毁灭；它不是象征性的赌注。我们的贫乏就在于此。当一种独一性把自身的死亡投入到圆环中时，它就逃避了这种缓慢的灭绝，它自然而然地死去。这是一个赌注加倍的巨大游戏。独一性在自杀的同时也让其他人自杀——我们会说，恐怖主义的行动真正地让西方“自杀”了。一种为了死亡的死亡，，尚无法被象征性的赌注所美化。穆雷说：“我们已经毁掉了我们的世界，你还想要什么？”然而，恰恰是我们已经毁掉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将继续被毁掉。被象征性地毁掉。这根本不是同一个事业。虽然我们已完成了第一步，但只有他人才能够去做第二步。 甚至在复仇和战争中，我们也可以看见同样的想象之缺失——无法把他人当作完全成熟的敌人的同样的无能，同样的魔幻解决：消灭他并随意地抹除他。 把伊斯兰教（在西方世界）当作恶的化身是在成就它的荣耀（在此过程中也成就了某人自身的荣耀）。但我们无法那样来看清事情：当我们（在西方世界）说伊斯兰教是恶的时候，隐含之意是说伊斯兰教不够完美，是令人厌恶的，而它是暴力的是因为它是令人厌恶的，因为它把自己当作一个被羞辱的受害者，蕴育着自己的不满而没有欢快地到新的世界秩序中取得自身的位置。伊斯兰教是出于绝望地倒退的和原教旨主义的。但如果它变得充满敌意，那么，它就必须被降低为无能。简言之，伊斯兰教不是它应该所是的东西。那么，西方又如何？ 存在着一种无法深思如下时刻的同样之无能：这些“狂热分子”可以完全自由地委身，而不会有任何盲目、疯狂或被操控的形式。我们掌握着鉴别善恶的垄断权，故而，唯一“自由和负责任”的选择不得不和我们的道德律相一致。这就意味着把任何针对我们价值的抵抗与暴力都归为意识的盲目（可这种盲目从何而来？）。“自由和开明”的人必然会选择善，这是我们普遍的偏见——同时也是一个矛盾的观念，因为一个人一旦获得了这种被指派给他的“理性”选择，他最终就无法再做出自由的选择了（精神分析就擅长对这些“抵抗”做出解释）。 希利滕贝格（lichtenberg）在这一点上告诉了我们某些更加古怪、更加本原的事情——对自由的恰当使用是滥用，是过度地使用。而这就包括为一个人自身的死亡及他人的死亡担负起责任。这就是把“懦弱”一词应用于恐怖分子的荒谬所在了：他们因为被选为祭品而懦弱，因为使无辜者牺牲而懦弱（当我们并未指责他们借此之利来换取天堂之门票的时候）。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该试图超越无条件地尊重人类生命的道德命令，并且设想我们应该在他人和自己身上尊重一种并非生命并且超过了生命的东西（存在并非一切，存在只是事物最微不足道的部分）：一种命运，一种原因，一种自豪或牺牲的形式。一种远远超越了存在与自由的象征性赌注——我们无法承受它的缺失，因为我们把它变成了一个普遍的人道主义秩序的拜物教价值。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一种出于完全自主和“意识之自由”的恐怖主义行动。现在，象征性义务下的选择有时变得深深地神秘起来——在罗曼德（romand）的例子中，他过着双重的生活，杀死了全家，不是害怕被揭露，而是害怕家人在谎言败露时遭受深刻的失望。［3］自杀不会把罪从记录上消除；它只是把耻辱转移到他人身上。何处是勇气，何处是懦弱？自由的问题，一个人自己的自由和他人的自由，不再把它自身强加在道德意识的观念上，而一种更高的自由必定允许我们把它舍弃于滥用，或把它牺牲。奥玛·卡亚姆（omar khayyam）说：“宁要一个套着爱之枷锁的自由人，也不要一千个被囚禁的自由俘虏。” 我们看到，这几乎是对统治辩证法的一种颠覆，对主奴关系的一种矛盾的颠倒。在过去，主人被暴露于死亡面前，他可以拿死亡做赌注。奴隶被剥夺了死亡和命运，他注定要生存和劳作。今天，事情又如何？我们，掌握权力的人，逃避着死亡，得到了全方位的保护，完全占据了奴隶的位置；而那些摆布着自身之死亡，不把生存作为特定目标的人们，则象征性地占据了主人的位置。 另一种反对——这一次考虑的不再是动机，而是恐怖主义行动的象征性要旨。在9·11袭击，在对全球化胜利逻辑的暴力挑战中，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强烈意义上的象征性行动吗（也就是说，它是否表明了一种价值的颠倒和变形）？例如，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caroline heinrich）的说法，恐怖分子在以一个价值体系和更高现实的名义来攻击拟像和非差异的逻辑的行动中，已经接受了一种新的同一性逻辑。她说：“在对抗非差异逻辑的过程中，恐怖分子试图为某些失去了意义的事物恢复意义。”对我们而言，真实（the real）就是如此——也就是一种能指的幻象——而恐怖分子是在用从过去挖掘出来的新赌注和新价值来取代它。 菲利普·穆雷批判道：“我们已经清算了我们的所有价值；那的确是我们全部历史的意义，而你给我们带来了你幽灵的价值，你幽灵的身份，你的‘全部’，将它设立在一个崩溃的世界上。”恐怖分子用“拟像”的能指（双子塔、市场、西方的强力文化）来取代真实的能指。他们反抗完整交换的非人性，再一次开创了一种真相的形而上学（卡洛琳·海里希因语）。如今，关键不是对拟像泄恨，而是对真相本身泄恨。攻击拟像没有意义，如果这意味着回归真相。攻击虚拟没有意义，如果这意味着回归现实。 尽管如此，根据卡洛琳·海里希因的说法，恐怖分子自身还是处于彻彻底底的拟像（simulation）当中：恐怖主义行动是由模型（model）生成的。它甚至成了模型先于真实的标志性例子（好莱坞导演被当成了反恐策略的顾问）。进而，他们的行动在每一个方面都被体系的技术装置模式化了。一个和体系玩着一样游戏的人，又怎能宣称他颠覆了体系的目标？ 这是一个强烈的反对，但只要它局限于恐怖分子的宗教和原教旨主义话语（恐怖分子实际上是以更高真理的名义用这些话语来争夺全球体系），它便还是化约论的。因为使恐怖主义行动成为一个象征性行动的“可逆性的最小化侵入”并不在话语，而是在行动本身当中。恐怖分子通过一种行动对整个现实的体系发动了袭击，这个行动，在其犯罪的时刻，既没有真实的意义，也没有对另一个世界的所指。它的目的只是通过它自己的武器来削弱体系——这体系对自身的价值也漠不关心。相比于体系的技术性武器，恐怖分子所欣赏并产生了决定性效果的重要武器正是体系中心的无意义和冷漠。 反转并颠覆权力的策略既没有借助道德或宗教冲突的名义，也没有借助“文明碰撞”的名义，而是作为全球化权力的纯粹而简单的不可接受性的结果而出现。 此外，为了觉察全球秩序的这种不可接受，没有必要成为一个伊斯兰教徒，或诉诸更高的真理。不论伊斯兰教徒与否，我们都共享这一根本的反对，而这个权力自身的中心也有许多断裂和紊乱（脆弱性）的迹象。这就是恐怖主义行动的“真理”。恐怖主义行动不指向其他的真理，更不用说原教旨主义的真理了（取消原教旨主义的真理资格无疑是更好的）。 恐怖主义接受的是某种无法在差异和普遍交换的体系内交易的东西。差异和非差异可以实现完美的互换。构成事件的东西不存在等价物。处于某种超验真理中的恐怖主义行动也没有等价物。 当卡洛琳·海里希因把涂鸦和恐怖主义进行对比时（因为涂鸦空无所指并利用零度能指把符号本身还原为荒谬），她还没有意识到她是如何地正确。涂鸦实际上就是一种恐怖主义行动（它同样以纽约为发源地），不是通过身份宣言——“我是某某，我存在，我住在纽约”——而是通过它对城市墙垣和建筑的涂画，通过对符号本身的暴力解构（披着涂鸦纹身的地铁穿梭于纽约市中心的方式和恐怖分子驾驶波音飞机撞向双子塔的方式是完全一样的）。 问题是关于真实（实在界）的问题。根据齐泽克（zizek）的说法，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激情是对真实的末世论激情，是对已经丧失或正在丧失的客体的怀旧激情。［4］所以，恐怖主义最终只是对现实的这一凄惨要求的回应。 对菲利普·穆雷而言，圣战分子的恐怖主义只是濒临死亡的现实的最后挣扎，是行将就木的戏剧性历史的后果，历史的瘫痪恰恰是因为它即将死去。但这种对真实和历史之秩序的召唤本身就是一件哀伤的事情，因为与它相对应的是一个更早的阶段，而不是当下整体-现实的阶段，即全球化的阶段。在这一阶段，没有什么否定性能够提供一种回应。面对全球化秩序的这种“整体”攻势，唯一的回应来自于一种独一性的侵入，这种独一性就自身而言，与真实毫无关系。 关于9·11的最新的也是最古怪的一个版本是认为，9·11是一起国内恐怖主义密谋（中情局，原教旨主义极右派，等等）的产物。当怀疑投向了针对五角大楼的空袭，乃至针对世贸大楼的空袭时，这样的命题就出现了（如梅桑［thierry meyssan］的《9/11：弥天大谎》［9/11:the big lie］）。 如果它完全是不真实的呢？如果它完全是编造的呢？如果一个命题是不真实的，它就应该被考虑，就像每一个意外的事件值得被怀疑一样：我们自己总在要求一个根本的事件和一场彻底的骗局。邪恶阴谋的幻想到头来往往是真实的：我们已数不清有多少由秘密的团体和机构策划的挑衅的谋杀行动、袭击和“意外”了。 在我们或许应该一无所知的真相问题之外，这一命题更为重要的一点再一次揭示了，统治权力才是一切的煽动者，包括以错觉绘画的形式呈现的颠覆与暴力之效果。而最糟糕的事情是，我们是犯罪者。这无疑不会给我们的民主价值带来任何的伟大荣耀，但向无名的圣战分子们承认这个使我们遭受挫败的权力依旧不失为上策。随着波音飞机在洛克比的坠毁，技术失败的论调在很长时间内都和恐怖主义行动联系在一起。虽然承认一个人自身的缺陷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承认其他团体的权力依旧是更为可取的（这还不排除邪恶轴心的妄想狂指责）。 如果这样的神秘化被证实是可能的，如果事件完全是一场骗局，那么，它就不会有任何的象征意味（如果双子塔是从内部被爆破的——撞击还不足以让它们倒塌——那么，说他们是自杀就更不可能了！）这将是纯粹的政治阴谋。即便这一切都是极端分子或军人的某些小派系的所作所为，它依旧是一个标志（就像俄克拉荷马爆炸案一样），象征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内在暴力，象征了一个社会要促成自我灭亡的隐晦倾向——就像中情局和调查局（fbi）高层之间的不和所表明的，它们相互中立了情报，给了恐怖分子以成功的前所未有的机会。 9·11将伴随着某种暴力提出现实的问题，而幻想的阴谋论只是这一问题的想象的副产品。因而，这一理论或许已遭到了各方的强烈抵制。因为它是反美的，并替恐怖分子赦免了罪行吗？（替恐怖分子开脱意味着解除他们对事件的责任，这就回到了一种轻蔑的视角上：伊斯兰教徒绝不可能完成这样的壮举。）不，它遭受抵制是因为其“否定”的一面解释了回应的暴力。现实的否定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的。与现实本身搏斗是最可怕的事情。总之，需要挽救的是现实的原则。“否定主义”才是头号的大众公敌。［5］其实现在，我们很大程度上已经生活在一个否定主义的社会中了。没有什么事件是“真实”的了。恐怖袭击、审判、战争、腐败、民意检测——如今还没有什么不是舞弊的或不可决定的。政府，当局和机构，是这种从真相和事实之原则的恩典中堕落的第一批牺牲品。怀疑蔓延着。阴谋论只是把某种滑稽的插曲加到了这种精神紊乱的情境中而已。因此，我们迫切地需要和这种正在蔓延的否定主义作斗争，并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来如今已奄奄一息的现实。尽管我们拥有一系列压制和威慑的装置来抵抗物理的不安全和恐怖主义，但还没有什么能够让我们从精神的不安全中幸免。 进而，一切的安全策略只是恐怖的扩展。这才是恐怖主义的真正胜利，它把整个的西方都带入了安全的困扰，带入了永恒恐怖的隐秘形式。 恐怖主义的幽灵强迫西方自己恐吓自己——地球上的警察网络俨然成了一场冷战的普遍紧张的等价物，成了一场将自我铭刻于身体和道德观念之上的第四次世界大战的等价物。 所以，世界的领导人近来齐聚于罗马，商讨对策；他们都宣称要终结冷战。但他们甚至都没离开机场一步。他们留在停机坪上，四周是装甲车、铁丝网和直升机——新冷战的符号，一场武装安全的战争，一场遏止不可见之敌人的永恒战争。双子塔的毁灭并没有从政治或经济上阻止全球体系。这里讨论的是别的东西：袭击的震撼冲击，其成功的不可一世，以及随之而来的公信力的丧失，图像的崩溃。体系的运作依赖于它能够与自身的图像相交换，像双子塔那样映射自身，并在理想的能指中找到等价物。这恰恰让体系无懈可击——而被撞毁的正是这样的等价物。在这个意义上，虽然它像恐怖主义一样细微得难以捉摸，但它依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 ［1］in “fauna of mirrors”,the book of imaginary beings(harmandsworth:penguin,1974),pp.67-8［英译注］. ［2］philippe muray,chers djihadistes(pairs:mille et une nuits,2002)［英译注］. ［3］emmanuel carrere,the adversary:a true story of muder and deception,trans.linda coverdale(london:bloomsbury,2001)［英译注］. ［4］slavoj zizek,welcome to the desert of the real!(london and new york:verso,2002),p.5.（需要指出的是，鲍德里亚在写作期间尚未阅读齐泽克的这本著作，只是接触到一份更为简单的会议文献。齐泽克文本中“真实的激情”一词来自于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当时尚未出版的著作《世纪》［le siecle］）（英译注）。 ［5］法语的“否定主义”（negationnisme）在英语中通常是指“大屠杀否认”，尽管这里明显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来使用的（英译注）。 四、全球的暴力 今日的恐怖主义不是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或狂热主义之传统历史的产物。相反，它是全球化的当下伴侣。为了确定其主要的特征，我们有必要指出全球化的一个简明谱系，尤其是它和独特（the singular）、普遍/普世（the universal）的关系。 “全球”与“普世”之间的相似性一种误导。普世化不得不涉及人权、自由、文化和民主；全球化则关注于技术、市场、贸易和信息。全球化似乎是不可逆的，但普世化似乎和它相反。至少，从西方现代性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并且其他文化也无法与之相匹敌的的一套价值体系，似乎正隐退而去。任何想要普世化的文化都会丧失其独特性并就此消亡。在被我们所强行同化的文化身上，恰恰发生着这样的事情。这对我们自身的文化而言也同样成立，尽管它宣称具有普世的合理性。唯一的不同在于，其他文化因为其独特性而消亡，是优美地死去。我们则因为丧失独特性和消除一切价值而渐渐灭亡，是丑陋的死亡。 我们相信，任何价值的理想目标都是要获得普世化。但我们并未真正意识到如是要求带来的致命危险。它远非令人振奋的行动，而是所有价值趋向零度的颓势。在启蒙运动中，普世化被视为一种终极的成就和进步的历程。今天，普世化却悖谬地通过缺席才得以存在，并被表述为一致向前的逃避，旨在获得最小限度的普遍价值。这正是人类权力、民主和解放在今日的命运。它们的扩张实则是其最无力的表达。 普世化因全球化而迅速消逝。交换的全球化终结了价值的普世化。这标志着普世价值标准化的胜利。首先并首要地被全球化的是市场，是交易和一切种类商品的多样化，是货币的永恒流通。在文化上，全球化提供了一系列混乱的符号与价值，提供了实际上是色情的形式。的确，全球化就是色情的，它借助网络来传播一切又什么也不传播。不需要任何性的猥亵行为，你所面对的就是一场全球互动的性交。并且，作为这一切的结果，全球与普世之间将不存在任何区别。普世已被全球化，而人类权力的循环就如同其他任意一种全球商品（例如石油或资本）一样。 从普世到全球的变迁促成了一种持续的均质化，但也促成了无尽的分裂。移位而非定位取代了集中化。离心化而非疏散化已经取代了中心化的位置。类似地，歧视和排他并不是全球化的偶然结果，而毋宁是全球化本我逻辑的产物。实际上，全球化的表象使我们怀疑，普世化是否还未遭受自身批判性群体的否认？在一些官方话语或大众道德情感之外，普世化与现代性是否真正存在过？这实际上或许就是机遇。在这里，在已破裂的镜子的碎片中，所有的独特性又重现了。这些我们曾以为陷入了危机的独特性终究免于一死，一度丧失却又再次复活。 随着普世价值失去其权威性与合法性，一切开始变得疯狂。当普世信仰在文化思虑中被作为唯一可能的价值时，宣称拥护差异的普世文化还能把诸独特性合并成差异的模型，这对如是信仰而言是很容易的。但现在它们没法再这么做，因为全球化的成功传播已经根除了一切差异的形式和过去倡导差异的那种普世价值。通过这样的行为，全球化导致了完全非差异的文化。从普世化消失的那一刻起，一个无所不能的全球技术-结构就开始了独裁统治。但这一技术-结构，如今不得不在涵养自身的普世化尚未缺席的情形下，去面对自由的、猛烈扩张的新独特性。 历史将机遇赋予了普世化。今天，即便一边是毫无其他选择的全球命令，而另一边是引发暴乱的漂浮的独特性，解放、民主和人类权力的概念依旧看似恐怖。它们持留为过去普世化的幽灵。普世化曾致力于提升一种由超越性、主体化、概念化、真实和表象所塑造的文化。相反，今日虚拟的全球化已用屏幕、神性、数字和毫无深度的时-空连续体取代了普世化概念。（至少）普世化还保留着对世界、身体或过去进行本质性指涉的空间。一种辩证的张力或批判性运动，其实体就存在于历史或革命暴力当中。但对批判性否定的驱逐却为另一形式的暴力——全球暴力——打开了大门。这一新的暴力是由技术效率和确定性的霸权，组织化整体，完整循环和一切等价交换所塑造的。此外，全球暴力终结了理性的社会法则（这是与启蒙运动和普世化紧密联系的理念），同时也终结了行动者的法则，行动者的命运曾与批判性对抗及历史性暴力紧密地相连。 全球化是致命的吗？有时候，其他文化而非我们的文化更能逃避非差异交换的致死性。今天，普世化与全球化之间的批判性视点在哪里？我们已经抵达这一不可逆的视点了吗？何种眩晕将推动世界去消除那一个理念？而同时，又是哪种另外的眩晕要强迫人们无条件地认同那一理念？ 普世化即是一种理念。当它在全球化中得到认同的时候，它作为一种理念就消退了。它选择自杀，选择自身的终结而迅速消失。由于人性取代了上帝死后留下的空位，人性便是自我的神性，人已成为了唯一的尺度并且至高无上。然而这种人性并无任何终极性。由于缺少宿敌，人们实际上不得不制造花样繁多的非人化位移，以从中创造出敌人。 这正是全球暴力所从出之处。它是一个系统的产物，该系统能够发现否定性和独特性，包括独特性的终极死亡在内的任何形式的踪迹。它是社会的暴力，其中，冲突不被允许而死亡也不得认可。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终结暴力本身的暴力，力求建立一个消除一切与自然相关的东西（不论是身体、性、生育还是死亡）的世界。或许不该称之为全球的暴力，而应说是全球的病毒。这一暴力形式实际上就是一种病毒。它通过传染而运转，通过连锁反应而前进，并一点一点地摧毁我们的免疫系统和抵抗能力。 然而游戏远未结束。全球化并未取得完全性的胜利。为了对抗这种消解性和均质化的权力，异质性力量——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显然是对立的力量——正在四处兴起。在对全球化不断增长的强烈反应，以及对全球化社会与政治进行抵制的背后，我们发现了一种对否定性的并非简单怀旧的表达。我们发现了一种强制的、关于现代性和进步的修正主义，一种对全球技术-结构和全球物体系的拒绝，这个全球化的物体系承担了一切文化的等价原则。这种反应可以采取某些暴力、变态和非理性的形态，至少在我们传统的启蒙思维的视域里，它们可以被感性地视为暴力的、变态的和非理性的。这一反应可以采取集体化伦理、宗教和语言学的形式。它也可以采取一般情感爆发甚至神经错乱的形式。无论如何，把如是的反应草率地痛斥为平民主义、保守主义甚至恐怖主义都是错误的。一切具备此类性质的事件，近来都急切地投入到了对全球化抽象的普遍主义的抵抗当中，这其中也包括伊斯兰自身对西方价值观的反对（这是因为伊斯兰是众多价值中最具力量的争论，并在今日被视为西方世界的头号敌人）。 谁能够击垮全球体系？当然不是反全球化运动，它把减缓全球化的无管制进程作为了单一的目标。这一运动的政治影响或许很重要，但其象征效力只有微乎其微的价值。这种运动的反面不过是统治体系能否轻松地保持内在控制的问题。肯定性的选择并不能击垮统治体系，但既非肯定性又非否定性的独特性却可以做到。它们呈现为一组不同的象征性命令。它们不服从价值判断或政治关系。它们既是最好的也是最坏的。它们不能在集体之历史行动的意义上被正规化。它们反对任何独一的统治思想。然而它们并不将自身表象为一种独特的反对主义。简单地说，它们创造了自己的游戏并制定自我的法则。一些语言学的、艺术的、肉体的或文化的独特性是特别精巧的，但其他，例如恐怖主义，却是暴力的。恐怖主义的独特性是为其他文化的独特性报仇，这些独特性为了对抗独裁的全球权力而付出了灭绝的代价。 在这里，我们不是要讨论“文明的冲突”，而是讨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对抗，这种对抗发生在非差异的普世文化与一切在所有领域内都始终保持变化的事物之间。从全球权力的视角（其信仰的基本要义就像一切宗教的正统学说一样）出发，任何差异和独特性的模式都是异端。独特性力量要么加入全球体系（自愿或被迫）要么就被灭亡。西方（或曾经的西方，在其丢失自我价值很长一段时间以前）的使命是依据残酷的文化等价原则来驯服一切文明。一旦一个文明丧失其价值体系，它就只能通过攻击他者文化的方式来寻求复仇。除去政治或经济目标，战争——如阿富汗战争——的目的就是将野蛮状态正常化并将所有区域连为一体。它要征服反动地区，在地理与精神的双重意义上把任何野蛮的、持续抵抗的区域殖民化、驯化。 建立全球体系是一种强烈嫉妒的结果。这种嫉妒是一种非差异的低级文化对拥有更高等级的文化的嫉妒，是觉醒了的、得到强化的体系对更高强度的文化环境的嫉妒，是去神圣化的社会对献祭仪式的嫉妒。依据统治体系，一切反动形式都是实际上的恐怖主义。（依照这一逻辑，我们甚至可以说，自然灾难都是恐怖主义的形式。大的技术事故，像切诺贝利事件，既是恐怖主义行动也是自然灾难。博帕尔、印度的毒气泄露以及其他技术事故，都可被视为恐怖主义行径。所有坠机事件都可以由恐怖组织宣称负责。非理性事件的主要特点在于，这些事件可以归咎于任何人或被赋予任何动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把任何事情，甚至寒潮或地震，设想为犯罪。这并不新鲜，1923年的东京地震中，成千的朝鲜人遭到了杀害因为他们被认为对灾难负有责任。在一个强烈转型的体系，如我们的体系中，一切事物都具有不稳定的相似效力。一切都趋向那个自称是绝对可靠的系统的崩溃。就我们的视角来看，我们处于理性的和纲要化的系统的控制之下，我们能够想到的最坏的灾难实际上就是系统自身的绝对稳固性的表现）。看一看阿富汗，事实是，在这个国家自身内部，我们所认为的一切“规训”的自由及其表达——从音乐、电视到看妇女面孔的权力——都被禁止了，这个国家采取了与我们所说的文明（不论借助何种宗教原则）完全相反的方式，无法得到“自由”世界的容纳。现代性的普世维度是无法被拒绝的。就西方及其双向模式的视角而言，在其独特的思维方式中，不把现代性理解为善的显然的根源或人性的自然理念都是一种犯罪。同样地，当我们价值与实践的普遍化受到某些个体的怀疑（他们流露出他们的怀疑，并因此立即被视作是狂热分子）时，这种怀疑也成了一种犯罪。 惟有一种强调象征义务的逻辑可以解释全球化与普世化之间的冲突。为了理解世界其余部分对西方的仇恨，我们有必要反转视角。非西方世界人民的仇恨并非基于西方偷走了它们的一切而不曾归还这样的事实，而是由于这一事实，即它们接受了西方的一切却从不允许回赠。仇恨不是因为掠夺或剥削，而是源于耻辱。正是这种仇恨能够解释9·11的恐怖袭击事件，那是一种耻辱的行为对另一种耻辱的回应。 全球权力所能遭遇的最坏事情并不是被袭击或毁灭，而是蒙受耻辱。全球权力在9·11中受辱，因为恐怖分子施加给全球体系的东西是体系本身无法偿还的。军事报复只是一种物质回应。然而，在9月11号，全球权力被象征性地击溃了。战争即是对这一挑衅的回复，但不是一种象征性的挑战。象征性的挑战在他者因偿还而蒙羞时就被接受并移除了（但这一情形在他者被炸弹炸飞或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里时并不奏效）。象征义务的基本法则规定，任何形式的统治都是以对应者及其偿还的完全缺席为基础的。单向度的礼物就是那种权力行动。而善的统治，善的暴力，恰好就是能够只给予而不许回赠的。这也是处于上帝的位置所意味的事情。或者是处于统治者的地位，他允许奴隶生存以继续为之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相关生存的象征性配对物，实际上，奴隶唯一能做的回应就是反叛或死亡）。上帝曾经还允许献祭的空间，根据传统的命令，通过献祭的方式来回赠上帝、自然或其他的超验实体是可能的。这就确保了人类和其他事物之间的象征性平衡。然而今天我们不再拥有可以回赠的，偿还象征性债务的对象。这就是今日文化的绝症。并非礼物是不可能的，而是配对的礼物丧失了。所有的献祭形式都被中性化和移除了（留下的只是对献祭的可笑模仿，可以在当下各种牺牲的实例中瞧见的）。 我们因而处在了只能接受并且总是接受，不是来自上帝或自然，而是以技术机械论方式实现的普遍交换与满足的不可救药的境地。一切在实际上都能够给予我们，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拥有了获取一切的权力。我们就像那些奴隶一样，生命虽然得到了赦免却依旧为无法偿还的债务所限制着。这一情景还要在延续一会，因为它正是经济贸易里交换的基础。总会有这样的时刻，根本性的法则重现了，消极的回赠不可避免地应答了积极的转送；对被奴役的生活、被保护的生存及存在的饱和状态的一种暴力的清洗作用将会发生。这一反转可以采取暴力的公然行动的姿态（例如恐怖主义），但也可以是一种关键的让渡（这更符合我们的现代性特征），一种自我仇恨，一种忏悔，换言之，是一切以不可能之回赠礼物的强化形式出现的否定性激情。 我们对自我——作为怨恨的隐晦目标——的不满是我们现实、权力、舒适的剩余物，是普世的有效性，是明确的成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为那些被驯化者准备的宿命。这也是恐怖分子对我们文化感到厌恶的地方（这解释了他们得到的声援和其得以发挥作用的魅力）。恐怖主义的支援并不只来自被羞辱和被损害的人们的绝望，同样还来自由主义全球化赋予特权者的不可见的绝望，来自我们自己对无所不能的技术，对压迫性的虚拟现实，对网络与程序之主宰的盲目服从，它们可能重绘了全人种持续退化的进程——所有人类都已被全球化了（毕竟，人类对其他物种在地球上的霸权难道不是想象西方对其余世界之统治的一面镜子吗？）。这种不可见的绝望，我们不可见的绝望，在其成为我们一切欲望之认识结果的时候就已是无望的了。 因而，如果恐怖主义来自于现实的这种过度，来自现实的不可能之交换，如果它就是某种给予的结果，那么，这种给予没有任何可能的配对物或偿还，如果它就产生于激烈的文化冲突，那么，一种把它当作客观的邪恶而加以克服的幻象就会产生。由此，在荒谬和无意义中，恐怖主义乃是我们社会自身的审判和惩罚。 责任编辑：伍勤

主演：Luke Perry,Tia Carrere,Peter Fonda
简介："《超新星纪元》 《超新星纪元》 前言 《超新星纪元》小说的作者是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和这本《超新星纪元》一起推荐给你的，还有英国作家戈尔丁的《蝇王》，之所以要把这两本小说放在一起解读，是因为这两本书的故事背景设定是几乎一样的，就是：如果这个世界突然有一天没有大人了，决策权完全交到孩子手里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呢？两本书的结局也都是悲剧，孩子们都搞砸了，世界最后变成了地狱。 那面对同样的故事设定，我们来看看中国最好的科幻作家刘慈欣给我们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收获？在讲小说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刘慈欣和他创作科幻小说的一个特点。 刘慈欣是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也是亚洲第一个获得雨果奖的作家。到目前为止，他一共出版了三部长篇科幻作品，分别是《三体》《超新星纪元》和《球状闪电》。这三部长篇科幻小说有一个共性，可以总结成——他用写历史的方法写科幻。 首先，这三部小说都有很强的社会性，讲的都是因为某一个和科学有关的大事件，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和人类的走向。我们知道，一般来说，一个作家如果写一段大历史，比较主流的办法是选这段历史的某一个局部来写，比如只写一段特定的时间，或者只写一群特定的人，或者只写一个封闭的小环境。但刘慈欣的选择是：在所有的时间，在所有的场景下，写所有的重大的事件和所有的重要的人物。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刘慈欣找到了一种独特的叙事方式。他经常设定一个生活在未来的人，然后通过这个人回望往事的视角，给我们讲一段人类的历史。而且这个未来的叙述者一般是一个纵览过全局的大人物，是个重要历史的见证人，这个人能站在全知的视角上，帮人类总结经验和教训。比如说，整个《三体》的第三部，就是主人公程心的一本回忆录。 而这部《超新星纪元》，也是用这个办法完成叙事的。整本小说，是用一个未来历史学家的口吻写的，这个历史学家是在2030年，回望过去30多年的历史。所以，这就让我们读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时，找到一点读司马迁的《史记》的感觉，有时候小说突然能扎到一个特别具体的情景里，描写一个细节，有时候又能快速拉到一个鸟瞰的视角，描写一个大场面，有时候还加入自己的点评和总结。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对于那些喜欢知识增量的读者来说，是非常过瘾的。因为它能让明明是虚构的东西读出非虚构类作品的感觉，获得非虚构内容的收获。 这本《超新星纪元》，给我们的收获点也很多，我们就按照情节顺序给你捋一遍，在音频的最后，我会试着把所有这些收获点，总结成一个核心收获。 第一部分 我们就先来看看大人和孩子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故事的大设定。故事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地球受到了一种特殊宇宙射线的照射，人类在被照射之后，基因会发生突变，一年之后，所有人类就会全部死掉。但不幸中的万幸是，科学家发现，13岁以下的孩子，他们的基因是可以修复的，修复之后什么事也没有，完全可正常生活。等于说，在地球上，落下了一道生死闸，13岁以上的人，一年之后必死无疑，13岁以下的孩子，将来会接管整个地球，小说就是从这开始的。得到这个噩耗之后，大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们用这一年时间，要把这些孩子比我们大人差的那一块补上来。那孩子到底比大人差在哪呢？除了身体比较弱小之外，小说里给出的回答是三点，分别是：1.没见识；2.没技能；3.没知识。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没见识，这个指的是孩子们对这个世界缺乏基本的了解，对很多大事情没有基本的概念。第二点，没技能，指的是孩子们缺乏具体的工作技术，像开飞机、开火车、做外科手术，这些技能孩子们不会。第三点，没知识。这个泛指一切有用的知识和信息，大到像e=mc 2这样的物理知识，小到一些非常具体的信息，比如说某一个仓库的钥匙放在哪个抽屉里了，这些信息孩子们都不知道。 所以，整部小说就分成了两部分，前半部分是大人们填平这三个差距的努力过程，而后半部分是前面的努力是怎么失败的过程。 首先，大人们做了一个判断，认为时间紧任务急，让全体孩子在一年内，全都变得有见识、有技能、有知识，怕是来不及了，只能把这三块东西分别交到不同人的手里，也就是：让一小部分孩子有见识，让绝大部分孩子有技能，而把知识呢，交给一台电脑。所以，大人们一共做了三件事。 第二部分 下面我们来看看大人的三个努力。 大人做的第一件事，是找到领袖，也就是让一小部分孩子填补大人和小孩的第一个差距——见识。 小说主要描写了发生在中国的故事。首先，中国一共有2000万个13岁以下的孩子，中国政府通过各种严苛的挑选，最后选出了8个最适合当领导的孩子。都是聪明、坚毅、善于解复杂问题的超级优秀少年。接下来，国家领导人对这8个孩子展开了一场特训，用了一种叫“五感俱全洞见法”的培养方法。小说对于这一段描写得很有意思，我来给你描述一下细节。 第一个情景。这天，国家总理亲自陪着这几个孩子来到了一个火车站，在火车站里，大人已经事先摆满了几百个火车皮，每个火车皮里都装满了食盐。然后，总理带着孩子站在高处，对着这好几百个火车皮的食盐问大伙：孩子们，你们猜，这么多盐，够我们首都的人吃多久呢？有一个孩子一看这么多，说吃五年？总理说不对，答案是：只够吃一天。孩子吓坏了，说怎么只够一天的呢？总理说没错，这就是你们的第一课：你们要知道，运营一个国家远远比你想象的要困难很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你们就跟着我，我来教你们怎么管理这个国家。在未来，你们几个就负责内政。好，这是第一个情景。你看，为了培养未来的领导人，国家就这么下血本，总理亲自当老师。 第二个情景。这天，国防部长陪着一个男孩来到一间军事参谋室里，屋里全是国家最高级的军官。国防部长说，孩子，为了教会你什么是战争，就在离这里不远的地方，我们国家的军队搞了一次实弹演习。现在，敌军已经向我们发起了进攻，你就是最高指挥官，请问，该怎么办？ 男孩也很进入状态，他想了一会说：我认为，首先要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国防部长问：很好！那你怎么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呢？男孩又想了一会说：我想到战场上，找一个最高的山顶，登高观察！国防部长说行，咱们走，我们陪你去。所有高级军官就都陪孩子去了。结果一到山顶，男孩就傻了。他才发现真实战争和他想象得完全不一样，没错，山顶上视野确实很好，但是一眼看过去，有的地方在冒烟，有的地方在爆炸，偶尔在树丛里开过一辆坦克，偶尔天上划过几架飞机。说白了，谁是敌人谁是自己人都判断不了，更别说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了。孩子傻了，在那一瞬间，他才知道，原来真实的战争是这么回事。总参谋长说：孩子，现在你懂了，这才是真正的战争。战争要求你必须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做出判断。这就是你的第一课。以后，我们来教你怎么保卫这个国家，在未来，你就负责国防。 通过这两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大人们就是在用这种极端而高效的办法，快速提升孩子的见识。这个方法可以总结成下面这句话：在一个你五感俱全的时刻，制造一个洞见瞬间。 首先，要让孩子打开所有感觉，也就是打开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去体验真实的世界。你想，一个孩子突然看到那么多食盐、闻到战场的硝烟、听到爆炸声，那对一个人建构底层认知的塑造作用有多大。这就是那句诗说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个年轻人可能站在山头上1分钟，就对很多事情有概念了，比如什么是经济、什么是战争、什么是政府，这几个特别难解释的区域的认知就都亮了一些，这是你背多少书都学不会的。这是第一点，创造五感俱全的环境。 第二点，刚才描述的那两个场景，结论都不是大人硬塞给孩子的，是通过制造一个洞见瞬间，让你自己顿悟的。这样的结论是在大脑里自己生长出来的，是属于你自己的认知。 所以说，我们看，这种五感俱全洞见法是非常优秀的教育方法，它唯一的缺点就是——成本太高。但这可是培养中国的未来啊，成本不是问题。接下来，这8个孩子就在国家领导人的陪同下，用这样的强度培训了一年，可想而知他们的进步会有多快。在大人对未来的设计里，这8个孩子就是国家领袖，负责提供视野和高层决策，解决孩子和大人的第一个差距——见识不足的问题。 接下来，大人们要解决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让绝大多数孩子有技能。只有一年时间，大人必须让360行，行行都有人继承。接下来的一年时间，不管是医院、工厂还是军营，全都变成了学校。只要你一推门，基本都能看见一个大人在唠唠叨叨地给一帮孩子上课。所有课程都是一个目标，就是教你怎么实操，教你怎么干活儿。说白了，就是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全民蓝翔技校。经过一年的突击学习，孩子们基本上算是出师了。医院里，手术台上的主刀大夫12岁；在核电站里，总工程师12岁；军队里，战斗机驾驶员12岁。虽然都不算有经验吧，但是每个孩子对自己的这个技能起码是熟悉的。大人们看到这个情况，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那第二个问题，技能问题解决了。接下来，知识问题怎么解决呢？大人们想，孩子们的学习负担已经够重的了，就别再让他们死记硬背了。大人们就给孩子留下了一台名字叫大量子的人工智能电脑。大量子一共有三个功能，首先它是一个超级信息库，同时还有搜索和智能语音助手的功能，它还可以直接实现人机对话。天下任何问题，大量子无所不知。比如你问，大量子我想喝水。大量子马上能告诉你，你在什么位置，你几分钟之后出发，到哪坐什么车，到什么超市的第几个货架上，从521瓶水里取走一瓶。你看，这个大量子就这么厉害。有了大量子，孩子们就约等于什么都知道了。大人们在设计好了大量子之后，把它交给了8位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所以这下知识存储的问题也解决了。 这些准备工作做完之后，大人也稍微放心了一点。你看，年轻的国家领导人有见识，绝大多数民众有技能，大量子有知识。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心走了呢？一年时间到了。在最后一个成年人去世之后，世界启动了一个全新的纪年方式，因为当初那个害死人致命的射线，是一个超新星发出来的，所以叫超新星纪元元年。从此，世界翻开了新的一篇。 第三部分 接下来，我们看看这个世界是怎么崩溃的。 最先崩溃的，是绝大多数孩子的速成的技能系统。超新星纪元刚刚开始一小时之后，世界就乱套了，世界各地的发电厂大多数都停转了，85%的铁路和公路系统中断，民航系统100%瘫痪，到处是爆炸、火灾、撞车，整个世界乱成一团。这不对啊，之前不说都训练得好好的？是，孩子们虽然学会了基本的操作，但是，他们并没有处理特殊情况的能力，只要碰到一个小意外，马上就傻眼了。而且，孩子们没有能力把故障控制在自己的领域内，一遇到问题，每个人都马上把这个故障传递给其他工种。所以，孩子们的世界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下了。 这里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个孩子们掌管的世界，是没有经过试运营和调试的。它第一次正式运行的时候，大人就已经不在身边了，就好像一个技术团队把系统搭建好了之后，就直接撤了，完全没有日后的运营维护，那这个系统肯定是要崩溃的。第二，每个孩子掌握的技能都太单一了，导致整个系统的容错率很低。因为孩子上的都是速成班，每个孩子都只知道自己这个岗位的垂直信息。可能你会说，不对，难道不是应该分工细化一点吗？大家都只懂自己的这一亩三分地，这不就正对吗？其实不对。请注意，我们平时说某人很懂一个领域，指的不是他只懂本领域之内的事，别的全不懂。恰恰说的是，他非常懂他的这一行，以至于对那些周边领域他也都很懂，这样你就能解决工作中所有可能的问题，你这才能叫很懂某个领域。而现在，孩子们的技能都没有交叠重合的空间，而行业之间的交接地带，还偏偏是最容易出问题的，而这个世界，没有一个通才型的工程师能处理这样的问题。所以，整个社会技能系统崩溃，是必然的结果。大人们整整一年的专业技能培训，在超新星纪元开始10小时后，就宣告失败。 接下来失败的，是领导团队。那支经过一年时间精心培养的8人明星领导团队，几乎是一点用也没起到，因为他们完全被架空了。他们发现自己的政令根本下达不下去，各地的政府都中断了。其次，要处理全国那么复杂的情况，别说8个人了，就8万人也不够，每个地方的具体情况都在高速变化，等你把情况问清楚，那边黄花菜都凉了。所以，这8个孩子的认知能力就算再强，他们也没有办法实现中央对局部的控制。整个国家就像一个高位截瘫的人一样，大脑是能高速运转，但是连一个手指头都动不了。 我们看，故事进行到这，大人前面的两个努力都失败了。接下来，那个叫大量子的超级电脑，算是起到了一些作用。眼看世界一团混乱，8个人的领导团队做的唯一有用的事情，就是给大量子开放了最大权限。让大量子接手这个世界，大量子接手之后，它就像电影《黑客帝国》的matrix一样，同时用电话指挥无数个孩子处理各种问题——到哪去灭火，到哪儿去疏散，哪里有吃的——在这个没有大人的世界里，大量子就变成了唯一大人。 10天之后，混乱渐渐平息了。但是，世界不是恢复正常了，而是很多断水断电的地方干脆就被放弃了，在大量子的调度下，孩子开始聚集到少数正常的区域去生活。但是再往后，大量子的局限性就出现了，因为它就只能帮孩子们救个急，面对具体的生活，还是需要孩子们自己来做决策。这个时候，孩子们没有见识、对世界没概念的缺点就开始暴露了。这些孩子过去就是纯粹的小傻孩，过去一年临时抱佛脚学了一些技能，但是价值观和世界观都没有形成，他们根本无从判断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首先，孩子们凭感觉认为，情况没有大人之前说的那么严重吧？好像我干不干活儿也差不多啊。这是因为世界人口锐减，人均资源变多了。而且大量子把很多重要设施，比如说发电厂都接管了，省得在孩子手里出错，所以给孩子们造成了一种错觉，就是我们其实可以不工作的。所以，孩子们的世界观来了一个大反转，他们从一些谨小慎微的技术工人，一夜之间变成了一群混世大魔王，开始各种狂玩。超市、玩具店、宠物店、游戏店全被孩子们洗劫一空。但是，这么玩能坚持多久呢？几个月之后，孩子们在把所有好吃的都尝了一遍，把所有的游戏都通关之后，突然觉得空虚了，真没劲，干啥都没劲。然后他们的世界观就又来了一个反转，小说里把这个时期称为“沉睡时期”，这个时期里，大家就啥也不干，每天就是睡觉。 那这时候，国家的领袖们心里着急啊，他们知道这样的状态是不行的。但不管用什么办法，也叫不醒大伙儿，因为任凭你说破大天，眼皮长在我脸上，我就是想睡觉，你管得着吗？所以整个世界因为认知的差别，就被撕裂成了两部分，忧心忡忡的领导层和浑浑噩噩的普罗大众。那怎么办呢？各国首脑一起开了一个会。会上大家决定，要一起做点什么事来振奋民众的精神。最后的决定是，举办一届奥运会吧！举办地点在南极。而为了更刺激，大家不比体育了，直接比军事。这次奥运会，说白了，就是让几大国家的军队，上战场真枪真炮地打仗。 比赛的方式就是各国分组对战。比如坦克大战，就是两边的坦克列队，一二三，然后开炮互射，还有军舰互射、步兵拼刺刀、飞机凌空格斗，所有规则全一样，都是打到参赛一方死光为止。这个规则听上去非常可怕，但没想到，规则一公布，全世界的孩子都表示支持。因为孩子们对战争是什么根本没概念。孩子的反应是，什么？更好玩更刺激吗？那就搞呗！结果，这场奥运会真的办起来了，各国的军队在南极集合之后，所谓的比赛开始了。孩子一开始还是好奇的，但在战斗开始的第一个瞬间就直接吓傻了，比如在坦克中弹的那一秒，大家的反应都是，啊，我的妈呀，战争这么可怕。但可能就在下一秒，这个孩子就已经直接阵亡了。 后来，比赛开始渐渐失控了，你想，平时小孩一推一搡都可能当真，这么真的流血死人，怎么能不急眼呢？最后比赛变成了一场血肉模糊的大乱战。最后，其中一个国家因为嫌美国不守规矩，直接朝华盛顿发射了一枚400万吨当量的氢弹，华盛顿地区被炸成一片平地。人类避免了那么久的核战争，最后到底在地球上上演了，这颗核弹把全世界都炸醒了，各国首领们又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结束这场战争。所以，这场奥运的结果就是，在赛场上死了50万人，氢弹炸死了几十万人。 这时候，我们再放眼看看这个世界。地球就变成了一个工业瘫痪、政府停摆、民众绝望、遍布仇恨的废土世界。故事进行到这，就进入了最后一个段落。在小说的最后，作者直接把时间快进了30多年。这个烂摊子怎么收场，后来又发生了，全部略去不说了。 刚才说的，所有这些故事，都是一个生活在2030年左右的历史学家，在回顾历史。这位历史学家当年是一个12岁的孩子，他全程见证了超新星纪元这30多年的荒诞历程。在2030年，人类已经殖民到了火星上，可能是地球环境已经毁掉了，也可能人类成为了横跨太阳系的星际文明了，书里没有具体交代，总之这位历史学家是生活在火星上的。不过，从这一段的人物对白和上下文来看，2030年的人类已经从幼稚和疯狂里走出来了，当时的社会充满了反思、沉淀和忏悔，而且科技很昌明，人类的这艘航船，算是回到正轨了。 在故事的最后，这位历史学家给他的孩子讲起了当年的故事。不知不觉的，他的眼泪夺眶而出。整部小说到这就结束了。 第四部分总结 如果让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小说，这是一个大人们希望在一年时间里，让孩子们迅速变成大人，但是最后失败了的故事。 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表面上看，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很多理由，像技能不能速成、见识不能共享、中枢系统对局部的失控、孩子的界观不稳等等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可能都导向一个根本原因。这个根本原因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被清零了。 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保存信息和文化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实体保存，像刻在石头上的字、装订成册的书，还有电子数据。在小说里，这部分知识是没有中断的，但是另外一种东西被彻底清零了，就是整个社会文化的传承。打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比方，社会的文化传承就像是一个饭店里的那锅老汤，是人类的传统、文化、善恶观、世界观在一起炖了那么多年的总和。这锅老汤里有陈年的老食材，也接纳新食材，它才是整个社会最有效的教育培训机制，是它在默默地用小火炖着，把一代代年轻人熬煮成成年人，是它降低了社会的波动性，保持主流价值体系没有大的起伏。 如果人类社会是这锅汤的话，那国家领袖就相当于大厨，负责烹调这锅老汤。而人类的知识结晶，就是餐厅里这锅老汤的配料单。而年轻人，就是这家餐厅新来的实习厨师。年轻的厨师在刚上手的时候，火候肯定掌握不好，甚至会在汤里放一些不正确的食材，但没事，老汤有很强的容错能力，它的主体味道不会变。但《超新星纪元》的故事设定，相当于发生了两个大变化。首先，大厨们集体死亡，而且最要命的是，这锅老汤被倒掉了，煮了这么多年的老汤没了，锅空了，整个社会文化系统被一锅端了。整个餐厅只剩下年轻厨师和一张配料单，那这个餐厅就很危险了。 而整本小说，其实就是这帮年轻厨师花了30年时间，重新再熬一锅汤的过程。最后，是因为社会重新建构了底盘和文化基础，人类才算站稳。所以，问题不是出在年轻人身上，也不是出在成年人的教学方式上，而是出在社会文化被清零上。一旦这个东西改变了，别说是孩子，就是成年人也控制不了局势。每当社会的文化基础发生重建后，往往会迎来一次阵痛，不到万不得已，这锅老汤不要重熬，这就是《超新星纪元》这本小说给我们的启示。 这时候，我们更能理解音频最开始说的，刘慈欣是在用写历史的方法写科幻。你看，他借着科幻的设定，给我们演绎了一次人类有史以来最最彻底的清零，让我们看到了最最可怕的浩劫。小说讲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故事，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历史多次重申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