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综合频道近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特赦1959》，围绕“特赦”这一主题，讲述了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对战争罪犯进行改造和特赦的历史过程，通过对这些特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爬梳，再现了当年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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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3月1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决定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并给予公民权。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向黄维（前右）发特赦释放通知书。

1、青州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

随着北平和平解放，三大战役正式结束，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0余万人，俘获高级军官上千人，一场改造国民党高级战犯的新战役摆在了新政权面前。

电视剧《特赦1959》开篇就描述了这样一个情节，在台湾的蒋介石从报上得知他的学生和心腹爱将杜聿明、王耀武都还活着，并且以战犯的名义关在战俘营里。旁边的蒋经国向父亲报告说，国民党高级军官有数千人被俘，大部分都关押在战俘营中，但台湾方面并未掌握完全名单，也不了解具体情况。

杜聿明和王耀武究竟关在哪里？蒋经国所说的战俘营又是什么样子呢？

1949年春，正在香港的柳亚子、徐铸成、叶圣陶等几十位爱国民主人士在中共地下组织护送下，乘“华中轮”北上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协筹备会议。轮船在山东烟台港靠岸后，柳亚子一行参观了山东解放区，并在中共华东局常委兼社会部长舒同的陪同下，参观了华东解放军官训练团，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战俘营。

当时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驻地是山东青州（今山东省青州市），解放军官训练团也住在这里。华东地区国民党被俘和投降官员约有万余，青州这个团是第14分团，在这里学习的都是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军人是少将以上，文官是厅长或省市党部主委以上。

著名报人、《文汇报》主笔徐铸成在青州意外地遇见了老相识王耀武。徐铸成当时穿着一件旧棉袍，王耀武可能没认出来，等舒同依次介绍来宾姓名时，他发现了徐铸成，于是点头微笑致意。舒同在旁边看见，轻声问徐：“你们认识？”“是的，六年前在桂林交往过。”“那好，等一会参观他们宿舍时，你找他个别谈谈，了解一下他目前的思想状况。”

随后，徐铸成参观了被俘军官宿舍，一屋一盘大炕，室内温暖清洁，被褥整齐，桌椅齐全。王耀武自己单独住一间，陈设要好一些，有衣橱及桌椅。徐与王略事寒暄后，便问他生活习惯否？有无不舒服的感觉？王耀武的回答很实在，也很有意思，他说：“从我被俘到入团以来，他们从没有对我们责骂或侮辱，只是劝导我们好好学习。像我这样地位的共产党，要被我们捉住了，早没有命了。现在，人家如此对待我们，我们心中只有愧感。你问我生活是否吃得消？像我们这类人，过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寸草不拈的人，现在要自己劳动，自己铺床、洗衣，自己扫地，自己去打饭，当然不习惯。但仔细想想，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只为了剥削别人的劳动，自己享福么？想到这些，心坦然，安心学习了。”徐铸成把他与王耀武的这番谈话告诉了舒同，舒同笑着说：“他的思想倒开始通了。”后来陈毅也说王耀武是国民党里少有的明白人。

和陈毅、粟裕在淮海战役交手的杜聿明也关在青州，但他有反抗企图，所以没和王耀武等人在一起，而是另外单独关押。3月13日下午，解放军战士用卡车将杜聿明带来面见柳亚子等人，杜被俘时用砖击头部自杀未遂，这时头上还缠着白布，并且戴着手铐和脚镣。

柳亚子一行对杜聿明态度严峻，责问他为什么在淮海战役中施放毒气，他说是奉命而为，他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参访团还讯问了其他一些问题，杜聿明虽然不服气，但都作了回答。

主管华东文化工作的夏衍也曾到青州解放军官训练团参访，当时管教人员对于训练团内的国民党将军一律称“同学”，但有些战俘却认为这是共产党“虚伪”。夏衍听说此事后，专门对他们说：“战败一方被胜利一方捉去，称其为俘虏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为什么不称俘虏而称同学呢？那不是虚伪，而是体现了共产党人以改造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你们在这里不是受虐待，而是受优待，大家一起学习，共同探讨真理，研究中华民族怎样振兴，难道这不是学习吗？如果你们有人认为称同学是耍手腕，那么我们可以建议，今后不再称同学们，而是称俘虏们，不知各位意下如何？”夏衍幽默的讲话引得众人哄堂大笑，“同学们”都解开了心中的疙瘩。

王耀武在山东的老搭档、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委庞镜塘的遭遇和王耀武差不多，他在济南战役的炮火中化装成难民逃跑，在临城被解放军便衣队俘虏，随之被送到青州。庞镜塘出身官宦之家，毕业于北京大学文学系，是战俘营里较有学问的人。到青州训练团后，庞镜塘一眼就看见了一副对联：“早进来晚进来早晚进来；先出去后出去先后出去。”横批是“你也来了”。后来他才知道，对联作者就是王耀武，王耀武比他早十几天“进来”，现在和他编在一个小组。虽然被俘，庞镜塘还忘不了经常做王耀武的“思想工作”。

杜聿明、王耀武和庞镜塘的情况其实就是国民党被俘高官的缩影。

2、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当时全国各地分布着为数不少的战俘营，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都像杜聿明、王耀武一样在这里学习、改造，这些战犯大概有千余人，情绪极不稳定，给看管单位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向中央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同志指示，对于这些战争罪犯，有病的治病，有伤的养伤，给予政治学习，参加劳动改造，待时机成熟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处理。周恩来总理了解到这些战俘营分属不同部门管理，政令不一，于是建议将战犯改造工作交给公安部门，要求罗瑞卿马上组织实施，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

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位于北京德胜门外，占地近百亩，原来是一座庙宇，清末被改造成顺天府习艺所，进入民国后改称宛平监狱，1914年再改为京师第二监狱。北平和平解放后，华北军区军法处接管了功德林监狱，用于关押被俘战犯和国民党高官，后来交给公安部管理，成为关押和改造战犯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最先“入住”功德林的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三青团创始人康泽和其心腹部下董益三，在1949年6月，两人就被关押到功德林监狱。

康泽虽是黄埔出身，却一直搞特务和三青团工作，是复兴社核心人物之一。抗战胜利后蒋经国染指三青团，康泽在明白人暗示下到美国考察，回国后出任第十五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在襄樊战役中被俘；董益三抗战期间曾任军统局电讯处副处长，战后到美国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与在美国考察的康泽结识并成为好友。康泽到十五绥靖区任职后，点名董益三担任绥靖区情报处长，据说当时康泽握着董益三的手说：“我们现在是同事，将来也是同事。”果然，这对好友在功德林成了“同事”，后来经过改造又先后获得特赦，到全国政协担任了文史资料专员，最终还是同事。

1950年，功德林又迎来了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黄维（国民党第12兵团司令）、文强（徐州“剿总”前进指挥所副参谋长）、宋瑞珂（整编第66师师长）、杨伯涛（第18军军长）等几位国民党高级将领。这几人中，除了宋瑞珂外，其他人都是淮海战役中被俘的，其中以杜聿明和黄维最为知名。在电视剧《特赦1959》第一集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教导大队副大队长胡大树在火车站执行交接战犯任务，许多在淮海战役中被黄维燃烧弹烧伤的解放军战士围住战犯，要黄维出来。对解放军充满敌意的黄维站出来承认是自己下令用火攻掩护部队突围的，这在军事上没有任何问题。胡大树安慰受伤的战士们，黄维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处罚——这段故事讲的就是黄维等人从各地被送入功德林学习改造的那段历史。

黄维是黄埔一期出身，深得蒋介石和陈诚喜爱，属于国民党军队中的嫡系将领。黄维性格倔强，被俘后拒不认罪，直到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时才被释放。据原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回忆，黄维在功德林对那些“靠拢政府”的积极分子一向看不惯，所以常常遭到众人批评。有一次他挨批之后，故意在纸上写了“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几个字，黄维所在小组的学习组长看后勃然大怒，上去打了他一耳光，黄维马上还击，但随即被人拉开。

此事汇报到管理所负责人那里，负责人非常生气，认为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违反政策行为，严肃批评了学习组长，不论黄维干了什么，也不应该打他；同时指出，黄维利用这种方式对待别人的批评也是不对的。事情的处理出乎黄维意料，从此他也慢慢接受了别人批评，功德林里随便打人的事也绝迹了。

1956年，全国各地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被集中送到功德林，王耀武和庞镜塘也在其中。由于他们两人为人谨慎，表现不错，并且从不发牢骚，所以被管理所领导指定担任了学习委员和生活委员。庞镜塘书香门第出身，家中藏书无数，诗词书画无一不精，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根据庞镜塘的特长，管理所安排他当了图书管理员，这也算是人尽其才吧。

沈醉也是1956年到功德林的，他原来关在重庆第二监狱，原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长篇小说《红岩》中特务头子徐鹏飞原型）、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等都在这里。这些人在西南一带杀过不少人，重庆方面怕出麻烦，决定先将王陵基、徐远举和廖宗泽送到北京功德林。就在这时，沈醉等人在住处散步，被当地群众认出后扭打，于是管理所又将沈醉、原云南绥靖公署副主任孙渡、四川军阀刘文辉的参谋长王靖宇和原江阴要塞司令孔庆桂等4人送到了北京战犯管理所。

沈醉到功德林后，发现原来传言被共产党镇压的杜聿明居然还活得好好的，顿时吓了一跳，以后才知道杜聿明身上的多种疾病都是在功德林治好的。后来沈醉又陆续在此看到不少国民党报纸上刊登过“已被共产党枪决”或者“杀身成仁”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才知道自己被蒙蔽了很久。

3、功德林里的第一次特赦

1959年9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对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9月17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采纳了通过了《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罪犯的决定》；根据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日发布了《特赦令》，《特赦令》规定，对于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关押已经满10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这个命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执行。

消息传到功德林，这些被改造了10年之久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欣喜若狂。据沈醉回忆，当时他们正在郊外的秦城农场劳动，刚刚收工还没有吃晚饭，徐远举到管理员办公室拿报纸，第一个看到了特赦的消息。沈醉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徐远举）特别放大嗓门，用他那地道的湖北大冶口音高声宣读：‘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当特赦两个字读出后，大家的心便像被什么强大的吸力吸住了似的。”

沈醉还在书中记录了一件趣事，当徐远举大声念报时，原国民党晋陕边区挺进纵队司令宋清轩突然高声喊道：“这下好了，我可以和老婆在一起了！”随后脱掉上衣，赤膊向远处树林里狂奔乱跳。宋希濂大声喊他回来，他却一直重复喊着，越跑越远。这时文强追了上去，此公个高腿长，边跑边喊：“刚才老徐读的消息是假的！”文强之所以这样喊，大概是想学《范进中举》里的胡屠户，但也没有用。最后文强追上宋清轩，一下拦住他，他才慢慢清醒过来。

在这期间，电影制片厂和一些新闻单位经常到功德林来拍摄。他们走了之后，大家议论纷纷，认为国庆节前肯定能回家，但一直等到9月30日也没有特赦的消息。10月1日清晨，王耀武在院子里喊大家起床，早饭后乘大客车到天安门广场观礼。当阅兵式开始，解放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车隆隆驶过天安门广场时，在场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将领都低下了头，原来面前这些武器和装备很多都是从他们手里夺去的。

功德林的这些国民党前要员们又盼了两个多月，终于等来了好消息。1959年12月4日，管理所召开了热烈的特赦大会，礼堂正中挂着“特赦战争罪犯大会”的横幅，左边是“我们的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右边是“劳动改造与思想改造相结合”。这次特赦的战犯全国共有33名，其中功德林管理所10名，分别是杜聿明（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宋希濂（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王耀武（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郑庭笈（第49军军长）、曾扩情（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陈长捷（天津警备总司令）、邱行湘（第206师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周振强（浙西师管区司令兼金华城防司令）、卢浚泉（第6兵团司令）和杨伯涛（第18军军长）。

功德林第一次特赦虽然让留下来继续学习改造的其他人员内心有些失落，但也看到了希望。（王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