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福仁

主演：韩艺瑟,金知硕,李相禹 ,柳贤庆,李相喜,安世河,申原昊,吴尚津,金仁诚,姜美娜,宋秀贤,金昌完,金美卿,金广植,车叙元,申世辉,李在均,张姬领,申东美,尹福仁
简介：《20世纪少男少女》（又名：20世纪少年少女 / 非欲望都市 / 性冷淡都市 / 20th Century Boy and Girl）是一部2017年播出的韩剧，由导演李东允执导，编剧为李善慧。该剧集主要演员包括韩艺瑟、金知硕、李相禹等。 剧情简介： 本剧聚焦于三位35岁的未婚女性的生活故事，描绘了她们之间的友情以及各自的爱情经历。这些角色是“母胎单身”，意味着她们从未有过恋爱经验。通过这些角色的经历，剧集探讨了关于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亲情、家庭的意义及邻居间的关系等主题。其中，司珍珍和孔志元是一对青梅竹马，他们既是邻居也是同学，在初期互有好感但因故分开，而在二十年后重逢。而司珍珍对Anthony则有着偶像般的痴迷，这段关系也贯穿了整个剧情。 剧中充满了怀旧元素，特别是对于香港电影文化的引用，给人以特别的感受。整体上，虽然剧情采用了较为传统的套路，但是其节奏控制得当，演员表现力强，人物刻画细腻，让观众能够感受到老套情节中的新意与温暖。它不仅仅是一个爱情故事，还包含了成长、自我发现以及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纽带。此外，剧中也有不少幽默的情节，比如第21集中喝啤酒的场景让人忍俊不禁。 这部剧在上的评分是7.4分，表明观众对其持有较为正面的态度，认为它是温馨且不造作的作品，适合喜欢轻松浪漫剧情的观众。

主演：郑丽媛,魏嘏隽,苏珠妍,申柱协,吴万锡,李圭成,徐正妍,张素妍,尹福仁
简介：　　讲述老练的学院教师徐惠珍（郑丽媛 饰）与时隔十年回来打乱她内心又胆大妄为的弟子李俊浩（魏嘏隽 饰）之间隐秘又甜蜜的现实罗曼史。

主演：池昌旭,南志铉,崔泰俊,权娜拉,李德华 ,南基爱,尹福仁,金弘波,金叡园,许俊硕,金亨奎,黄灿盛,洪锡天,李诗雅
简介：" 《奇怪的搭档》池昌旭 和 南志铉 继地铁 和 酒店 之后，此次是在检查室中又一次相遇。 将于5月10日开始播出的 sbs 新剧《奇怪的搭档》 今（1）日公开了卢智旭（池昌旭 饰）和殷凤熙（南志铉 饰）第三次相遇的剧照。 《奇怪的搭档》是 韩国 sbs 电视台于 2017年 5月 10日起播出的水木爱情喜剧，由朴善浩执导， 权基瑛编剧， 池昌旭、 南志铉、 崔泰俊、 权娜拉等主演。 该剧以检察机关和法庭为背景展开，主要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在与充满偏见的社会斗争过程中经历的浪漫成长故事。 怀着激动的心情第一天上班的殷凤熙在进入检查室的瞬间，发现自己的上司检察官是被自己曾经误会为变态、后来在酒店又看到了自己尴尬囧样的卢智旭，凤熙凌乱的表情，样子看起来十分好笑。 而另外一边，卢智旭则穿着蓝色衬衣打着领带带着眼睛，俨然一副专业检察官的样子，看到来实习的是殷凤熙，变现的一点也不吃惊。两人现在同处一室，也令观众们十分期待两人之后的发展。 剧组表示：“在新的空间，在不能预测的情况和事件中，两人的缘分将会怎样继续呢？在两人命运的红线连到一起之前，两人将会带来十分有趣愉快的相处过程，请大家多多期待和关注。” 此外，《奇怪的搭档》将接档《师任堂：光的日记》于 5月 10日播出。 get it k 记者 – 韩知希 / 图片 – sbs 《奇怪的搭档》/ 翻译 – 丹丹 copyright ? get it k，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主演：崔秀钟,金桐俊,池承炫,李诗雅,李敏英,白成铉,李元宗,孔政焕,尹福仁,金山浩,金赫,金俊裴,金应洙
简介： 公元918年王氏高丽建立后，积极向北扩张领土，与辽朝发生对立和冲突。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辽和高丽为争夺鸭绿江以东的渤海国故地爆发战争。最终大辽迫使高丽称臣纳贡，高丽则将边界推至清川江中上游至鸭绿江下游一线。 战争背景 辽丽登台 公元907年，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称帝，国号契丹，916年始建年号神册，兴起于木叶山的契丹族开始成为历史舞台的主角之一。公元926年（辽天显元年）阿保机灭渤海国，置东丹国，始与王氏高丽为邻。947年太宗耶律德光改号为大辽。 公元918年，泰封国大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国高丽，都开城，史称高丽。 公元936年（辽天显11年）王氏高丽灭新罗、后百济统一朝鲜半岛。王建冒充高丽这个国号的举动，充分显示其对高句丽故土的野心，在他大致统一朝鲜半岛后，即采取积极的北进战略。 " 高丽北侵 如果说在对待高丽国内豪族的问题上，王建采取了怀柔和推恩的策略，那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建在领土扩张上采取积极北进的战略，大肆拓展领土。 928年，辽太宗耶律德光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 大量内迁辽东，一时间广袤的渤海故地变得地广人稀。辽国对原渤海地区特别是对今朝鲜半岛北部女真地区控制减弱，高丽开始出兵与辽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开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争夺。王建经略北边的步伐一刻也未停止，到他统治的末期，高丽的北境已经远及今咸境南道的永兴和清川江的南岸，疆域大大超过了新罗。 在王建经略北境的全盘战略里，平壤的重要地位是值得一提的。自公元668年被唐军攻破以后，平壤逐渐荒废，王建以防御女真侵扰为由将平壤升格为西京，派遣从弟王式廉为长官驻守。在高丽王朝的早期，西京平壤的长官拥有很大的权力，他只需要对国王本人负责，其部下官员的任免完全由长官自己决定。与此同时，王建采取了移民实边的策略，将大量的人口从半岛的南部迁往北部。王建的这些措施增强了高丽北部的边防力量，大大拓展了国土面积。 高丽一面积极经营西京（平壤），一面于清川江以北筑德川，长青，安朔等城，将高丽与辽国之边界由大同江推至清川江，作为对辽的第一道防线；同时积极讨伐居住于鸭绿江沿岸的女真人，蚕食女真故地。为了防备辽国，高丽建立光军司，编成光军三十万。辽国则于东京设东京兵马都部署司，下设契丹，奚，汉，渤海四军都指挥使司，东京都统军使司与都稳祥司等部，重兵戍守。 关系绝裂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丽政权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意与契丹交好，曾于辽太祖九年(915年) 派遣使者赴契丹，向辽太祖进献“宝剑”。又在他建立高丽政权的那一年(辽神册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那时辽太祖也愿意与高丽交好，曾于神册七年(922年) 派遣使者赴高丽遗骆驼，马及毡等，高丽亦遣使报聘。然而，辽国与高丽的这种外交往来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双方的领土争夺所打破。 926年辽国灭亡渤海后，渤海故土纳入辽政权直接管辖范围。王氏高丽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自己扩张领土的机会更小了。 高丽为了扩张势力，主动吸纳渤海的遗民，自928年3月“渤海人金神等六十户来投”起，渤海人不断地涌入了高丽境内。其中比较著名的有，934年“渤海国世子大光显率众数万来投”，四年后“渤海人朴升以三千余户来投”，979年“渤海人数万来投”。 公元942年（辽会同5年）契丹再次遣使高丽，为修复国交做最后的努力。高丽流契丹使节三十余人与海岛，系其所赠之骆驼五十匹于万夫桥下，不畜而死。高丽李齐贤曾曰：“若契丹者，与我邻境，宜先修好，而彼又遣使求和。吾乃绝其交聘者，以彼国相与渤海连和，互生疑貮，不顾旧盟，一朝歼灭，故太祖以为无道甚，不足与交。所献骆驼皆弃而不畜。其防范乎未然者，有如此也。渤海既为契丹所破，其世子大充显等，领其余众数万户，日夜倍道来奔。太祖悯念尤深，至赐姓名，使奉其本国祖先之祀。其文武参佐以下，皆优沾爵命”。于是，辽国与高丽的关系彻底决裂。 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契丹与中原交恶。王建遣使后晋，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契丹，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占领渤海旧地。然不久王建卒，高丽遂罢其谋。王建临终之时，亲售训要，曰：“惟我东方，旧慕唐风，文物礼乐，悉尊其制；殊方异土，人性各异，不必苟同。契丹乃禽兽之国，风俗不同，言语亦异；衣冠制度，慎勿效焉”。 公元960年（宋建隆元年，辽应历10年，高丽光宗8年），北宋建立，高丽遣使贡方物，奉其正朔，以为策应。 辽国姑息 面对高丽的公开绝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与北宋建立“友好”联盟以及不断向北扩张领土等，辽国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时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经略中原，后继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时代，不但内乱不断，而且还要应付后周和北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无暇东顾，只好对高丽的北扩采取姑息态度，不愿用兵高丽，使自己腹背受敌。 战争过程 第一次战争(992年-993年) 公元985年（辽统和3年，宋雍熙2年），辽圣宗初立，萧太后临朝，主少国疑。宋拟乘势北伐，恢复幽燕。宋遣监察御使韩国华出使高丽，欲共谋契丹，高丽王王治“迁延未即奉诏，国华谕以威德，王治许发兵西会”（次年，宋辽爆发燕云之战）。为了避免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虽当时高丽与辽之关系不睦，辽仍遣使赴高丽请和。当下高丽虽未敢妄动，辽决意先发制人于当年7月“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虽此次征伐因“辽泽沮洳，道阻而罢征”，但辽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决议展开更大的征伐。 公元992年（辽统和10年，宋淳化3年）12月，辽东京留守萧恒德率领大军东征高丽，声称“大朝(辽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高丽君臣震动，除于诸边城军镇部署军力抵御外，特遣侍中朴良柔为上军使，内史侍郎徐熙为中军使，门下侍郎崔亮为下军使，帅三军出战，成宗王治亲征督战。 公元993年（辽统和11年，宋淳化4年），当高丽大军进抵安北府时，辽军克蓬山郡，俘高丽先锋军使尹庶颜，高丽成宗王治遂遣侍中朴良柔奉表请罪求和。当下辽的主要敌人是宋，对高丽的讨伐只是为了避免高丽与宋合谋，形成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在达到威慑的目的后，辽军遂退。 后高丽又遣中军使徐熙来朝，请赐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辽与高丽约定，高丽“奉辽正朔”，向辽称臣纳贡并与宋断交，辽则赐高丽女真故地。高丽得到了其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第二次战争(1010年-1011年) 公元1004年（辽统和22年，宋咸平7年），宋，辽缔结檀渊之盟。辽已无后顾之忧，高丽的噩梦开始了。 公元1009年（辽统和27年，宋大中祥符2年）辽承天太后崩。公元1010年（辽统和28年，宋大中祥符3年），高丽西京留守康肇弑主诵，立王询，是为高丽显宗，史称康肇之变。当年8月，急欲摆脱承天太后阴影的辽圣宗以此为名，吊民伐罪，以树立个人威望。圣宗亲率40万大军，以皇弟齐王隆佑留守京师，北府宰相萧排押为都统，北面林牙僧奴为督监，东讨高丽。辽今欲毕其功于一役，从根本上解决高丽对辽东部边境的威胁。高丽对渤海故地野心勃勃，屡通中原图谋不轨，又筑城屯兵边上。 11月，辽军渡过鸭绿江，高丽则以康肇为行营都统使，李立与张延为副统使，率军30万迎战。康肇退保通州，分三营拒辽军。辽右皮室详稳耶律敌鲁率军出击，大败高丽军，康肇及李立被擒，不屈被杀。辽军又克郭州，肃州，饮马清川江。高丽王询上表乞降，圣宗听从耶律瑶质之见－－“待其势屈力穷，纳之未晚”。辽军继续南下，连陷霍，贵，宁等州。大军直抵高丽都城开京，又遣乙禀攻西京（平壤）。高丽显宗王询弃开城而逃，避难平州。辽军入开城后，遭到高丽偷袭。由于战线拉得太长担心高丽反扑，辽撤退。 辽圣宗以皇弟齐王隆佑为东京留守，并于鸭绿江夹江口筑来远城，以燕京骁猛，置两指挥，建城戍守，直属东京都统军使司辖下，强化对高丽的防御。 " 第三次战争(1014年-1019年) 公元1012年（辽开泰元年，宋大中祥符5年）3月，高丽遣蔡忠顺使辽，乞称臣如旧，辽招王询亲朝。王询遣田拱之奉表称病不能朝。次年6月辽圣宗遣中丞耶律资忠使高丽，索还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高丽拒之，并扣留资忠。 辽遂于公元1014年（辽开泰3年，宋大中祥符7年）命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率军讨伐高丽。辽军架桥于鸭绿江，夹桥筑东西城，攻之，未果；又兵围兴化城，不克。圣宗遂命北府宰相刘慎行为都统，枢密使耶律世良为副都统，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督监，再率大军来伐。辽大败高丽，斩敌将郑神勇，高积余，克定远，兴化二城。又于郭州大破高丽军，斩首万余，俘获无数。大军直至南海，然此时耶律世良卒，辽军遂退。 公元1017年（辽开泰6年，宋天禧元年）5月，辽命枢密使萧和卓为都统，汉人行宫都部署王继忠为副统，伐高丽，此役辽军大败。遂与次年十月，再命东平郡王萧排押为都统，殿前都点检萧屈烈为副，东京留守耶律八哥为督监率军十万伐高丽。高丽以平章事姜邯赞为上元帅，大将军姜民瞻副之，率军二十八万八千三百迎战。姜邯赞伏重兵于兴化城，欲以逸待劳，一举歼灭辽军。但萧排押出其不意，迂回包抄，绕过兴化城，直趋开京。此举虽然达成战役上的突然性，然而由于辽军先天不足，攻城能力太差，面对高墙坚城的开京无能为力，乃大掠而还。辽军与姜邯赞所帅之高丽军在茶，陀二河遭遇，辽军诸将皆欲使高丽渡两河而后击之，都监耶律八哥独以为不可，曰：“敌若渡两河，必殊死战，此危道也，不若战于两河之间。”萧排押从之。及战，高丽以强弩夹射，相持未决，忽风雨自南来，旌旗北指，高丽兵乘势攻之，辽师大败。天云，右皮室二军溺毙者甚众，遥辇帐详稳阿果达，客省使酌古，渤海详稳高清明，天云军详稳海里战死。此役辽军惨败，可作为得胜一方的高丽连年征战已元气大伤，无力亦无勇气再战。 公元1019年（辽开泰8年，宋天禧3年）8月战端再起，辽遣郎君曷不吕等率诸部兵会大军同讨高丽，高丽立即遣使乞供方物，求和。更于次年释放耶律资忠，并上表请称蕃纳贡，辽遂允其请。 虽无法收回鸭绿江以东女真故地，辽于鸭绿江东南岸设保，定二州（今朝鲜平安道西北部），并以定远军，怀远军，保宁军戍守，加上来远城一改鸭绿江天险为高丽所制之局，以此二城控扼高丽。终辽之世，此二州为辽之东门。 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唐玄宗诏旨以大同江为界，南属新罗，北属大唐，是为《开元乙亥界约文书》。高丽时代，经过高丽外交和武力的不懈努力，终将边界推至清川江中上游至鸭绿江下游一线。 交涉过程 交涉过程内容介绍 辽圣宗以高丽称臣纳贡以及与宋断绝外交关系为条件，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高丽在其地建“六城”等。后来，因为高丽没有遵守自己的承诺,辽朝又出兵收取江东六城，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东南岸修筑“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作为进攻和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战后，高丽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一步请求“收回”保州，辽朝始终未允。金朝建立以后，高丽仍请求“收回”保州，后经双方反复交涉，金朝仍以高丽称臣为条件，将“保州”之地赐给高丽。从辽、金与高丽的“保州”交涉中可以看出，辽、金注重“仁义”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名分；高丽注重“智者”外交，在土地和名分的问题上，更加重视土地等实际利益，并最终获得了实惠。 “保州”是辽朝(契丹) 准备第三次进攻高丽之时在辽朝控制的鸭绿江下游东南岸修筑的一座州城，位于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一带。战后，高丽曾屡次请求毁弃保州并进而请求“收回”保州。“保州”问题逐步成为高丽与辽朝乃至以后的金朝交涉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辽金与高丽关系的发展和变化。 " 辽朝赐给高丽土地 唐朝后期,随着中央政权对地方控制的减弱,地方藩镇势力和民族割据势力乘势兴起,并纷纷自行建立政权。916 年,耶律阿保机正式建立契丹政权。918 年,生活在新罗境内的王建,也乘机起事建立了高丽政权。 王建在正式建立高丽政权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有意与契丹交好,曾于辽太祖九年(915) 十月,派遣使者赴契丹,向辽太祖进献“宝剑”。又在他建立高丽政权的那一年(辽神册三年,918 年) ,派遣使者向契丹进贡。那时,耶律阿保机也愿意与高丽交好,曾于神册七年(922) 派遣使者赴高丽“遗橐驼、马及毡”等,与高丽建立了平等的外交往来关系。然而,契丹与高丽的这种外交往来关系并没有保持多久,很快即为双方的领土争夺所打破。 原来，唐朝君臣一直认为高句丽之地, “周为箕子之国，汉家玄菟郡耳! 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 遂于唐总章元年(668) 出兵灭亡了高句丽(此时高句丽已改称高丽) ，将原来高句丽政权所辖地区全部变成唐朝直接管辖地区。随后，新罗乘渤海政权建立、唐朝对原高句丽之地控制减弱之机，出兵攻取百济及原高句丽部分地区，“置尚、良、康、熊、全、武、汉、朔、溟九州”。到了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新罗圣德王三十四年,735 年) ，唐玄宗又“敕赐”新罗“ 江(今大同江) 以南地”, 于是，唐朝与新罗始以江流域为分界线。渤海政权建立以后,“南边以泥河(龙兴江) 为界为(与)新罗接壤。南边西部的边界,随着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离，唐王朝在大同江流域及其以北势力的削弱，渤海一度将势力伸入大同江流域的一部分地区”, 即渤海与新罗的分界基本保持在大同江流域至龙兴江流域。 辽太祖天赞五年(926) ，契丹出兵灭掉渤海，将原来渤海控制地区纳入辽政权直接管辖范围，这对于正在积极进行领土扩张的高丽来说，大为不利。因此，高丽对契丹灭亡渤海大为不满，两国关系迅速恶化。据《高丽史》记载,高丽太祖二十五年(942)“契丹遣使来遗橐驼五十匹。王(高丽太祖王建) 以契丹尝与渤海连和,忽生疑贰,背盟殄灭,此甚无道,不足远结为邻。遂绝交聘,流其使三十人于海岛,系橐驼万夫桥下,皆饿死”, 公开与契丹绝交。同时,高丽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且遣使后晋,试图与后晋联合共同夹击契丹,以便顺利向北扩张领土。到了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为了削弱耶律倍的势力,将渤海遗民(东丹国民) 大量内迁,辽朝对原渤海地区特别是对朝鲜半岛北部女真地区控制减弱,高丽开始出兵与辽朝控制下的女真人展开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的争夺。高丽为了在领土扩张斗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北宋政权建立之后,频繁与北宋交往,试图与北宋建立联盟,以便共制契丹,实现其北扩的目的。面对高丽的公开绝交、流放契丹使者、大量招诱渤海遗民、与宋建立“友好”联盟以及不断向北扩张领土等,契丹曾一度十分震怒,但那时由于辽太宗耶律德光正忙于经略中原,后继者世宗、穆宗和景宗时代,不但内乱不断,而且还要应付后周和北宋试图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的北伐,无暇东顾,只好对高丽的北扩采取姑息态度,未能对高丽用兵。 统和元年(983) ,辽圣宗即位,在辽穆宗和景宗时期挫败后周和北宋的北伐、内部趋于稳定的形势下,开始有意对高丽用兵,以遏止高丽的北进。据《辽史》记载,辽统和元年(983) 十月,“上将征高丽,亲阅东京留守耶律末只所总兵马”;统和三年(985) 七月, “诏诸道缮甲兵,以备东征高丽”,八月“以辽泽(辽河) 沮洳,罢征高丽”。其实,辽圣宗以辽河泥泞不通“罢征高丽”,不过是个借口,因为那时宋朝正想利用辽圣宗幼小继位、其母萧太后控制朝政之时的所谓“主少国疑”之机,大举北伐,以收复燕云十六州等地,辽圣宗完全是为了避免发动征伐高丽战争之后所形成的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才下诏“罢征高丽”。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成宗五年(辽统和四年,986 年) ,契丹遣厥烈来请和, 也说明这一问题。正由于辽圣宗主动派遣使者赴高丽请和,宋朝遣使请求高丽出兵联合进攻契丹的愿望才没有最后实现。 辽圣宗在挫败了北宋雍熙三年(986) 的“雍熙北伐”以后,开始着手解决高丽北进的问题。统和十年(992) ,辽圣宗以东京留守萧恒德(字逊宁) 为主帅,大举征伐高丽。萧恒德率领80 万大军,越过鸭绿江,直取高丽的蓬山郡(今朝鲜龟城西) ,声称“大朝(指辽朝) 既已奄有高勾(句)丽旧地,今尔国侵夺疆界,是以来讨”。说明,那时的辽朝已经将原渤海占有的高句丽领土视为自己的领土,认为高丽北进收取原高句丽的部分领土是对辽朝领土的侵犯,因此率兵来攻。 高丽听说辽朝大举来攻,十分害怕,甚至有人主张“割西京(今朝鲜平壤) 以北与之,自黄州(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位于大同江下游) 至岭(即慈悲岭,在今朝鲜黄海北道黄州的凤山至瑞兴之间) 画为封疆”,意欲将黄州至岭以北领土全部遗弃契丹,高丽中军使徐熙不同意,说:“自契丹东京(今辽宁辽阳) 至我安北府(治所在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位于大同江中游) 数百里之地,皆为生女真所据。光宗取之,筑嘉州(今朝鲜平安北道博川一带) 、松城(不详,当在嘉州附近) 等城,今契丹之来,其志不过取北(此) 二城,其声言取高勾丽旧地者,实恐我也”。认为契丹此次进攻高丽主要是为了收复被高丽攻占的女真之地,并不是要全面收复高句丽旧地,因此,徐熙反对割地逃跑,建议出兵迎战,并亲至辽营与萧恒德谈判。 萧恒德说：“汝国兴新罗地，高勾丽之地我所有也，而汝侵蚀之，又与我连壤而越海事宋，故有今日之师。若割地以献而修朝聘，可无事矣。”萧恒德在这里明确指出：第一，高丽是新罗的继承者，不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只能占有新罗之地，原高句丽之地为渤海所继承，辽朝灭亡渤海，理应从渤海手中接管原来的高句丽之地。第二，高丽既然与契丹接壤,就应该和契丹建立友好关系,可高丽不但不与契丹建立友好关系,相反越海事宋,意欲与宋联合夹攻契丹,是对契丹不友好的表现。因此,契丹特发大兵来攻。萧恒德表示,如果高丽退出所“侵蚀”的原高句丽之地,与宋朝断交,遣使向契丹“朝聘”,契丹即可退兵。 徐熙听了萧恒德的话，回答说:“非也。我国即高勾丽之旧也，故号高丽，都平壤，若论地界，上国之东京(今辽宁辽阳) 皆在我境，何得谓之侵蚀乎?且鸭绿江内外亦我境内,今女真盗据其间,顽黠变诈,道途梗涩甚于涉海。朝聘之不通,女真之故也。若令逐女真还我旧地,筑城堡通道路,则敢不修聘”。高丽虽然兴起于新罗之地，但其并不以继承新罗之地为满足，还想继承原高句丽之地，因此宣称自己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其意不外是为进取原高句丽之地寻找借口。徐熙正是按照这样一种继承理论进行推论，认为不仅朝鲜半岛北部原高句丽之地应该归属于高丽，就是包括东京(今辽宁辽阳) 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也应该归属于高丽。徐熙这样说,不过是打着高句丽继承者的旗号,为本国争取利益而漫天要价。实际上，他并没有索取包括东京在内的鸭绿江以北地区原高句丽之地的打算，只是说女真人生活的“鸭绿江内外”都是高丽“旧地”，并说，高丽没有及时向契丹“修聘”，就是由于女真的阻隔，如果能够驱逐女真，将鸭绿江东之地交给高丽,高丽就会向契丹称臣纳贡。显然,这是徐熙在和萧恒德谈判时所提出的最高要价。 由于这时契丹正在经营中原,与宋朝争夺燕云十六州的斗争还没有结束,急欲拆散宋朝与高丽的联盟,于是,萧恒德便在高丽愿意向辽朝称臣纳贡并与宋朝断交的前提下,答应将“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给高丽,与高丽达成了和议,撤兵北返。 统和十一年(993) ,高丽成宗“遣朴良柔奉表请罪”,辽圣宗按照盟约规定,“诏取女直鸭绿江东数百里地赐之”。 随后,辽圣宗派遣使者,正式册封高丽成宗王治为“高丽国王”,高丽开始使用契丹统和年号,正式向契丹称臣纳贡,同时断绝了同北宋的宗藩关系,高丽由“事宋”改为“事辽”。其西北地区的势力也推进至清川江流域及其以北地区。 辽朝修筑“保州” 辽朝赐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是有条件的,一是高丽必须向契丹称臣纳贡,二是高丽必须与宋朝断绝关系。高丽在与契丹签订盟约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土地之后,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的承诺。首先,高丽与契丹签订盟约之后,确曾一度按照盟约的要求,与宋朝断绝了关系,可很快又与宋朝秘密往来,遣使如宋,“自陈国人思慕华风,为契丹劫制之状”, “仍请归附如旧”, 请求像以前一样与宋朝建立宗藩关系。其次,高丽虽然与契丹签订了盟约,但对契丹并不信任,他们在得到“鸭绿江东数百里”赐地之后,即率兵驱逐女真,修建了兴化(今朝鲜义州西南) 、铁州(今朝鲜铁山) 、通州(今朝鲜宣川西北东林) 、龙州(今朝鲜龙川) 、龟州(今朝鲜龟城) 、郭州(今朝鲜郭山) 六城, 以防御契丹,且“至者无时”, 并没有按照臣下属国的要求经常前往契丹朝贡。后来,高丽大臣康肇(兆) 废弃穆宗另立显宗，也没有像臣下属国一样向契丹请示并求得契丹的册封。再次,高丽与女真虽有矛盾,但为了对付契丹,高丽除了挑拨女真与契丹的关系以外,又暗中拉拢女真以便壮大自己的势力。辽圣宗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大为恼火，遂以高丽筑城, “贰于己”为借口, “遣使求六城”，高丽新立国王显宗王询“不许”六城。辽圣宗遂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 ,以高丽大臣康肇擅杀国王诵另立国王询以及高丽“东结构于女真,西往来于宋国”等事为借口,发动了第二次征伐高丽的战争。 辽圣宗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先胜后败,“帐族卒乘罕有还者,官属战没大半”。辽圣宗不甘心失败,又以高丽显宗王询不亲自来朝为借口,于开泰三年(1014) 发动了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的战争。 据《辽史·高丽传》记载,开泰三年(1014 年) 五月,辽圣宗“诏国舅详稳萧敌烈、东京留守耶律团石等造浮梁于鸭渌江,城保、宣义、定远等州”, 作为征伐高丽以及控制高丽的军事重镇，准备第三次大举征伐高丽。朝鲜史书《高丽史·地理志》记载, “义州,本高丽龙湾县,又名和义。初,契丹置城于鸭绿江东岸,称保州。文宗朝契丹又设弓口门,称抱州(一云把州) ”。《新增东国舆地胜览》、《大东地志》所记与《高丽史·地理志》记载相同。据此可知,保州,也称“抱州”或“把州”,确为契丹所修建。 辽朝在开泰三年(1014) 发动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初,就修筑了保州城。保州应该是高丽在辽朝赐其“鸭绿江东数百里地”所建“六城”之外由辽朝重新修筑的一个州城,因为辽朝第二次大规模征伐高丽,大败而归,并没有收复“六城”,各种史书也没有说契丹攻取“六城”中的某一城之后将其城改建为“保州”, 后来高丽与辽人交涉时也没有说保州是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中的一部分。我们再从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初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即进入其地,并能够比较顺利地修筑保州城分析,保州之地应该不在辽朝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内,或者是在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之前就已在辽朝手中。 据此可知,辽朝在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的辽朝东京道东南部与高丽西北的分界应该在宣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与义州之间) 、保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 、定州(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东) 及其以东一线,宣州、保州、定州以北属辽朝,以南属高丽。高丽在积极向西北地区拓展的同时,也积极向东北地区拓展,至高丽德宗以后,高丽已将其东北地区领土扩展至高丽定州(治所在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与辽属定州不在一地) 一带,并开始修筑千里长城,西起鸭绿江入海口,东至高丽定州都连浦(广浦) ,中经威远、兴化、静州、宁海、宁德、宁朔、云州、安水、清塞、平虏、宁远、定戎、孟州、朔州14 城,以及耀德、静边、和州等地。即以千里长城为界,定州以北地区归属辽朝控制的女真,以南归属高丽。 可见,辽朝据有保州之地,不过是占有原来渤海之地,并非是占有高丽之地。如果说是侵略的话,也只能说是契丹对渤海的侵略,不应该说成是对高丽的侵略。然而,不少史书将辽朝占有保州之地说成是对高丽的侵略。我们以为,这是由于以下一些原因造成的。 首先,辽圣宗赐给高丽“鸭绿江东数百里地”之后,又出兵收取,被一些人视为不义行为,因而被人们视为一种侵略。 其次,当时,契丹虽然声称由高丽继承新罗地,由契丹继承原高句丽之地,但很少有人响应。那时,宋朝与高丽关系很好,而与契丹正处在争夺燕云十六州等地的斗争之中,宋朝与契丹可谓仇敌之国。宋人知道,他们不可能像唐朝一样,坚持高句丽“近在提封之内”,因为原高句丽之地大部分已为契丹所有,他们不但无法占有原高句丽之地,甚至连北方的燕云十六州等地都收不回来,因此,他们不敢声称原高句丽之地应该由宋朝来继承。既然宋朝不可能继承原高句丽之地，那么，宋人应该支持谁来继承高句丽之地呢? 毫无疑问，如果宋人承认契丹继承高句丽之地，只会壮大契丹的力量，对正在与契丹进行斗争的宋朝来说，没有一点好处。倒不如承认高丽继承高句丽之地，那样的话，既可以加深与高丽的“友好”关系，进一步取得高丽的支持，又可以削弱契丹的势力，何乐而不为呢！于是，宋人便积极支持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的观点。正由于此,在宋人所修史书之中，高丽是高句丽继承者的观点就成了勿庸置疑的定论。宋人的观点对后世影响很大，后来的史书几乎众口一词,均认为高丽是高句丽的继承者。元人所修《宋史》、《辽史》、《金史》都是按照这种观点写的。按照高丽应该继承高句丽之地的观点，辽朝占有保州之地也就是占有了原来高句丽之地，自然就成了一种侵略行为，高丽收取保州之地也就成了收回原有“旧地”了。这就是后人多将辽朝占有保州之地说成是对高丽侵略的主要原因。实际上则与史实不符。 辽朝与高丽交涉 辽朝修筑鸭绿江浮桥及保州等城,占据了进攻和控制高丽的有利位置，高丽深感不安, “欲发兵焚毁”, 终未成功。后来,辽朝第三次大规模征伐高丽虽然失败,“生还者仅数千人”, 但保州之地并未割给高丽，仍然控制在辽朝手中。为此,高丽一直耿耿于怀。 辽圣宗太平六年(1026) 曾派遣御院判官耶律骨打出使高丽,请求“假途,将如东北女真”,高丽虽与辽朝议和,但仍“不许”契丹借道前往女真地区。太平九年(1029 )辽东京舍利军详稳渤海人大延琳起兵反辽,建立兴辽国,高丽虽然拒绝大延琳关于出兵共同反辽的请求, 但却以道路梗塞为借口, “与契丹不通”, 停止向契丹朝贡。辽朝平定大延琳叛乱以后,即遣使高丽,令高丽前来朝贡。高丽显宗虽然派遣使者金哿出使辽朝祝贺契丹打败大延琳收复东京(今辽宁辽阳) ,但迟迟不来朝贡,后于显宗二十二年(1031) 五月与世长辞。六月,辽圣宗也离开了人世。 高丽德宗即位以后,大臣王可道向高丽德宗建议说:“契丹与我通好交贽,然每有并吞之志,今其主殂,驸马匹梯叛据东京,宜乘此时,请毁鸭绿城桥,归所留我行人,若不听,可与之绝”。高丽德宗采纳了王可道的建议,开始对辽朝采取强硬态度,于其即位当年(1031) 十月,“遣工部郎中柳乔如契丹会葬”,又派遣“郎中金行恭”等祝贺辽兴宗“即位”,以辽所修筑鸭绿江浮桥及保州等城构成对高丽威胁, “表请毁鸭绿城桥,归我被留行人”。十一月,金行恭返回高丽,说“契丹不从所奏”,高丽德宗遂停止向辽朝派遣“贺正使,仍用圣宗太平年号”, 拒绝使用辽兴宗的景福年号,单方面宣布与辽朝断绝关系。辽景福元年(1032) 正月,契丹派遣“遗留使”将辽圣宗生前的遗留物送往高丽, “至来远城”,高丽“不纳”,同时,高丽积极进行备战,意欲用武力夺取保州等地。面对高丽的不友好态度,辽朝鉴于先前多次进攻高丽均告失败的教训,未敢大动干戈,但也采取了强硬措施,将高丽德宗元年(1032) 派往契丹的“李礼均等八人”全部扣“留不还”。双方矛盾再次激化,边境地区不断出现小规模冲突。高丽想用强硬态度迫使辽朝毁掉鸭绿江桥和保州,但由于高丽势单力孤,高丽靖宗即位以后,逐渐改变了对契丹的强硬政策,开始谋求与契丹恢复和好关系。 重熙四年(高丽靖宗元年,1035 年) 五月,辽以来远城长官的名义向高丽兴化镇送去一篇牒文,称高丽一直向契丹称臣纳贡,后因大延琳反辽,高丽不再来朝;现在大延琳已被平定多年,可高丽不但不来朝贡,反而“累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而欲碍奇兵”。称高丽此举如果“激怒于雷霆,何安宁于黎庶”,对高丽提出质问和恐吓。高丽以宁德镇长官的名义回牒辽朝,书中虽然对“累石城而拟遮大路,竖木寨而欲碍奇兵”等事进行了辩解,但明确表示高丽这样做“非欲以负阻皇化”,不是要与辽朝作对,表明了高丽意欲重新与辽和好并向辽朝贡的意向。辽朝接到高丽回牒,于重熙六年(1037 ) 又向高丽宁德镇送去一牒,说“欲载修于职贡,合先上于表章,苟验实诚,别颁俞命”。于是,高丽便于靖宗三年(1037) 十二月,派遣殿中少监崔延嘏等出使契丹,表示“当遵太后之遗言,固为藩屏。抚小邦之弊俗,虔奉阙庭;更从文轨以输诚,永效梯航而展礼”,重新“乞修朝贡”。辽又于重熙七年(1038) 正月派遣马保业等人出使高丽,“复寻欢盟”,双方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高丽主动请求使用辽朝重熙年号,靖宗也接受辽朝“高丽国王”的册封,高丽德宗以来一度中断的藩属朝贡关系再次确立起来。 高丽虽然与辽朝重新恢复了和好关系,但高丽仍以为辽朝所修保州等城对高丽是个威胁,遂于靖宗五年(1039) 二月再次派遣户部郎中庾先出使辽朝,以辽所修筑保州等城堡影响农耕为借口,请求“罢鸭江东加筑城堡”。辽兴宗以鸭绿江东所筑城堡“盖边隅之常,备在疆土,以何伤! 朕务守成规,时难改作”为由,婉言拒绝了高丽有关毁弃保州等城的请求。 " 高丽多次请求辽朝毁弃保州,均未能如愿,高丽文宗九年(1055) 又以辽朝在保州设置弓口门(向敌人射箭的有孔的门) 和邮亭(驿舍) 等事为借口,再次派遣使者致书辽朝东京留守,请求辽朝“还前赐地,其城桥弓栏亭舍悉令毁罢”。此次高丽遣使不像以前一样仅仅请求毁弃鸭绿江浮桥和保州等,又进一步提出了“还前赐地”的问题,即高丽开始将保州之地说成是辽圣宗时赐给高丽的土地,后来被辽朝侵略和占有,理应还给高丽。由于此次高丽请还保州,仅仅是上书辽朝东京留守,没有上书辽朝皇帝,东京留守绝不敢替皇帝做主,毫无疑问,高丽的请求也 会不了了之。高丽文宗十一年(1057) 四月,高丽文宗对大臣们说:“去年遣使请罢弓口门外邮亭,时未撤毁,又于松岭东北渐加垦田或置庵子屯畜人物,是必将侵我疆也,当亟请罢之”。高丽文宗认为辽朝在保州修建弓口门、邮亭和在保州附近开垦田地、设置庵子,是在做侵犯高丽的准备,欲再次遣使请求辽朝毁弃保州并收回保州等地。当时,大臣们意见不一,中书省的官员认为辽朝即位不久的道宗皇帝刚刚遣使前来册命高丽王和太子,高丽尚未遣使回谢,不宜在这个时候别有所请。高丽文宗遂决定,“先遣使谢册,继行奏请”。后来文宗是否向辽朝“奏请”, 《高丽史》没有明文记载,但据《辽史》记载,高丽文宗确曾遣使向辽道宗“乞赐鸭绿江以东地”,辽道宗“不许”, 说明此次会议以后,高丽文宗确曾派遣使者出使辽朝,请求辽朝将保州等地赐给高丽。 由于高丽不像以前一样仅仅提出毁弃保州的问题,而是进一步提出了领土要求,也引起了辽朝的注意。据《高丽史》记载,高丽文宗二十九年(1075) 七月,高丽接到“辽东京兵马都部署奉枢密院子,移牒请治鸭江以东疆域”。也就是说,辽朝在高丽不断提出领土要求之后,提议与高丽共同勘察和划定鸭绿江以东边界。高丽接到辽朝划界的通知以后,立即派遣知中枢院事柳洪、尚书右丞李唐鉴等前往鸭绿江以东辽丽边界地区,“同辽使审定地分,未定而还”。 大约是由于辽朝不承认保州等地是辽圣宗时赐给高丽的土地,双方争议较大,这次划界未果。辽朝和高丽的“保州”纠纷问题,虽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但双方都注意维持现状,保持友好往来关系。到了辽大安二年(1086) ,辽又提出在鸭绿江东保州等地设置榷场的计划,大约是高丽害怕在保州建置榷场以后会影响高丽的稳定,所以不同意在保州建置榷场,于宣宗三年(1086) 五月派遣尚书右丞韩莹等出使辽朝, “请罢之”。后来,高丽又以为辽朝计划在保州建置榷场是对高丽别有所图,于宣宗五年(1088) 二月,派遣中枢院副使李颜等,以“藏经烧香使”为名,前往“龟州(今朝鲜龟城) 密备边事”。九月,高丽宣宗再次派遣太仆少卿金先锡等“如辽乞罢榷场”。 辽道宗对高丽的请求表示谅解,遂取消了在保州建置榷场的计划,保证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后来,高丽在静州等地设置军营,增加驻军,大约与高丽害怕辽朝在保州驻军会影响高丽安全一样,辽朝也害怕高丽在静州驻军会影响辽朝的安全,遂于乾统元年(1101) 派遣使者赴高丽“请罢静州关内军营”,高丽仿照“大安中辽欲于鸭江置亭子及榷场,我朝(指高丽) 遣使请罢,辽帝听之”的前例,也接受了辽朝的请求,罢去静州关内军营。 辽朝后期,两国虽然都能采取一些互让政策,维护两国的和好关系,但保州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很好解决,高丽意欲得到保州之心不死,到了金人起兵反辽以后,保州又成了高丽与金人交涉的一个重要问题。

主演：尹均相,郑惠成,金熙元,都基硕,姜新孝,崔元英,林玄植,全国焕,金英弼,尹有善,朴成根,吴承勋,金东沅,张铉诚,尹灿荣,申怡濬,全晟佑,崔代勋,全卢民,尹福仁,
简介：（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从嘉兴南湖上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的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不改、本色依旧，团结带领亿万人民踔厉奋发、笃行不怠，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经常讲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这是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关系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兴衰成败。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通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谈到“窑洞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一百年来，党外靠发展人民民主、接受人民监督，内靠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勇于刀刃向内、刮骨疗毒，保证了党长盛不衰、不断发展壮大。”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的新境界。”百年风霜雪雨、百年大浪淘沙，我们党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关键在于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不放松，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勇于自我革命是党百年奋斗培育的鲜明品格，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将“坚持自我革命”列为党百年奋斗的十条历史经验之一。踏上新的赶考之路，面对长期而复杂的“四大考验”，面临尖锐而严峻的“四种危险”，我们党作为百年大党，如何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永葆青春活力，如何永远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如何实现长期执政，是必须回答好、解决好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勇气和刀刃向内的坚定，坚决割除毒瘤、清除毒源、肃清流毒，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全面从严治党是党永葆生机活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的必由之路。只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使命，勇于自我革命，不断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有害因素，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原体，我们就一定能够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历史川流不息，时代考卷常新。当好“窑洞之问”的答卷人，于“新的赶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绩，我们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这场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二）2012年11月15日，人民大会堂。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作出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庄严承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应对世情国情党情变化的必然选择。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深沉的忧患意识、高度的历史自觉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以坚定决心、顽强意志、空前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 ——“管党治党不仅关系党的前途命运，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到什么阶段，全面从严治党就要跟进到什么阶段，坚持严字当头，把严的要求贯穿管党治党全过程，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管党有方、治党有力、建党有效。” ——“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民族复兴伟大梦想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党紧跟时代前进步伐、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因利益而结成的政党，而是以共同理想信念而组织起来的政党。建设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首先要从理想信念做起。” ——“要把监督贯穿于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把完善权力运行和监督制约机制作为实施规划的基础性建设，构建全覆盖的责任制度和监督制度。” ——“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 ——“加强纪律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 ——“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从根本上解决主体责任缺失、监督责任缺位、管党治党宽松软的问题，把强化党内监督作为党的建设重要基础性工程，使监督的制度优势充分释放出来。”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不能有任何喘口气、歇歇脚的念头。” …………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战略思想，充分展现了非凡理论勇气、卓越政治智慧、强烈使命担当，为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用“十个明确”概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方针，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 十年磨一剑，利刃开新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打了一套自我革命的“组合拳”，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了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在全面从严治党上，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经过坚决斗争，我们党刹住了一些多年未刹住的歪风邪气，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解决的顽瘴痼疾，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化解了党面临的严重政治风险，正本清源、拨正船头，保证全党沿着正确航向前进。党通过前所未有的反腐倡廉斗争，赢得了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人民衷心拥护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全党高度团结统一、走在时代前列、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动。实践充分证明，自我革命就是补钙壮骨、排毒杀菌、壮士断腕、去腐生肌，不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全面从严治党是锻造全党、凝聚人民的战略抉择，探索出依靠党的自我革命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径。 数字反映变化。2020年底，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95.8%的群众对全面从严治党、遏制腐败充满信心，比2012年提高了16.5个百分点。全面从严治党顺民意、得民心，以实际成效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信赖。事实证明：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革命性锻造，就不会有今天这样一个高度团结、坚强有力的中国共产党，就不会有在困难面前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党群关系，就不可能在国际风云变幻中赢得历史主动！ （三）百年大党为什么能够开辟自我革命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以“六个必须”对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伟大实践作了精辟概括。 “必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向”。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历史反复证明，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中央坚强有力领导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从政治上看，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来执行，从根本上扭转了落实党的领导弱化、党的观念淡漠状况。实践证明，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把党的领导落实到管党治党、治国理政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能推动全党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必须坚持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淬炼自我革命锐利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强基固本、凝心铸魂，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教育人民，要求全党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锤炼共产党人信仰信念的钢筋铁骨。实践证明，不断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我们这个风华正茂的百年大党就一定能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斗志，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在复杂严峻斗争中保持政治本色。 “必须坚决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严明纪律整饬作风，丰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径”。党性、党风、党纪是有机整体，党性是根本、党风是表现、党纪是保障。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破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率先垂范，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特权行为，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实践证明，以滚石上山的劲头、爬坡过坎的勇气，保持定力、寸步不让，深化整治、见底见效，就能一步步实现弊绝风清、海晏河清，我们党就能以好作风、好形象赢得民心、赢得主动。 “必须坚持以雷霆之势反腐惩恶，打好自我革命攻坚战、持久战”。腐败是社会毒瘤，是党长期执政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我们党以“得罪千百人，不负十四亿”的使命担当去疴治乱，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不敢腐的震慑充分彰显，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自觉显著增强。实践证明，保持反腐败政治定力，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不断深化标本兼治，就一定能不断实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的战略目标。 “必须坚持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力凝聚力，锻造敢于善于斗争、勇于自我革命的干部队伍”。勇于自我革命，关键要有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好干部标准，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强化政治功能，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树立加强基层建设的鲜明导向，推动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实践证明，坚决纠正一些基层党组织虚化弱化边缘化问题，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就能把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不断转化为制胜优势。 “必须坚持构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规范体系，为推进伟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我们党历经百年沧桑依然风华正茂，奥秘就在于具有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强大能力。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构建起党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营造了尊崇制度、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推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实践证明，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使全面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不断以勇于自我革命的精神打造和锤炼自己，就一定能以中国共产党之治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 “物有甘苦，尝之者识；道有夷险，履之者知。”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这“六个必须”，深刻阐明了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政治方向、科学内涵、实践要求、方法路径，是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成果，为我们在新的伟大征程上始终坚持自我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指明了前进方向、明确了基本要求，必须长期坚持、全面贯彻。 （四）“党正是在克服这些错误的斗争过程中而更加坚强起来”，这是1945年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的深刻总结。“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1981年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明确的我们党必须采取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这是2021年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鲜明宣示。 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百年来，在黑暗中诞生、在苦难中成长、在挫折中奋起、在奋斗中壮大，中国共产党一路风雨兼程，自我革命精神一以贯之，具有极强的自我修复能力，成为永远打不倒、压不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顽强奋斗，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落后时代、跟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史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坚持“两个务必”，高度警惕并着力防范党员干部腐化变质，坚决惩治腐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坚持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着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组织不纯问题，着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 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深入推进管党治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对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达到新的高度。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以“九个坚持”作出精辟概括。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扎实有序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贯彻到管党治党全部工作之中，确保党牢牢把握反腐败斗争主动权，才能以党永不变质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和党的建设各方面，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才能推动伟大事业不断向前。 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实践告诉我们，只有保证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引导党员、干部把对党忠诚体现在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才能确保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落地见效。 坚持严的主基调不动摇。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提高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坚持纪严于法、执纪执法贯通，执纪必严、违纪必究，才能以严明的纪律确保全党目标一致、团结一致、步调一致。 坚持发扬钉钉子精神加强作风建设。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持之以恒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以优良作风带动社风民风向上向善，才能以好作风好形象创造新伟业。 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实践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才能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 坚持纠正一切损害群众利益的腐败和不正之风。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人民群众感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才能以全面从严治党实效筑牢党的执政基础。 坚持抓住“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实践告诉我们，只有落实领导干部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抓领导、领导抓，推动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一贯到底，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才能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形成全面覆盖、常态长效的监督合力，才能把监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这“九个坚持”，是对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规律性认识深化和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进程中极不寻常、极不平凡。党面临形势环境的复杂性和严峻性、肩负任务的繁重性和艰巨性世所罕见、史所罕见。正是因为坚持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实现党的全面领导和长期执政能力的整体性提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砥砺前行，战胜了一切艰难险阻，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历史伟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走过苦难辉煌的过去、走在日新月异的现在、走向光明宏大的未来，今天，一个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正领导中国人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逆转地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五）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远影响着世界。 放眼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历史，没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像中国共产党这样深刻地、历史性地推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们的国家才彻底改变积贫积弱的面貌、向着现代化目标迈进，我们的民族才彻底从沉沦中奋起、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我们的人民才彻底摆脱备受剥削被压迫的地位、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没有辜负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成就和贡献，不仅是历史性的，也是世界性的。我们党领导人民不仅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而且成功走出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 回望历史，我们党为什么能够在现代中国各种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脱颖而出？为什么能够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党始终保持了自我革命精神，保持了承认并改正错误的勇气，一次次拿起手术刀来革除自身的病症，一次次靠自己解决了自身问题。这种能力既是我们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党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所在。“不私，而天下自公。”我们党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这是我们党敢于自我革命的勇气之源、底气所在。 实践充分证明，正是伟大自我革命精神激发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奋斗动力、伟大斗争精神，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伟大成就，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趋势和格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 从全球看，执政党如何应对执政考验，是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难题。一个政党取得政权后，因地位的改变、权力的腐蚀和利益的诱惑，往往会丧失进取精神和斗志，滋生消极怠惰情绪和腐化腐败现象，最终失去执政资格。西方政治理论武断地认为执政党不可能自我约束，开出的“药方”是实行两党制、多党制，但带来的是党派之间互相倾轧、纷争不断。有些人吹捧西方多党轮流执政、“三权鼎立”那一套，不相信我们党能够刀刃向内、自剜腐肉。中国共产党勇于自我革命的实践给了他们响亮有力的回答。我们党推进自我革命，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这不仅破解了自我监督这一国家治理的世界性难题，也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纵观各国政党，真正像中国共产党这样能够始终如一正视自身问题，能够形成一整套自我约束的制度规范体系，能够严肃惩处党内一大批腐化变质分子的，可以说少之又少。从查处高官巨贪打“老虎”，到惩治基层腐败拍“苍蝇”，从“天网”“猎狐”推进反腐国际追逃，到加强巡视、审计利剑高悬……世界上那么多执政党，有几个敢像我们党这样大规模、大力度、坚持不懈反腐败？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依靠制度优势、法治优势的反腐败之路，书写了人类反腐败斗争历史新篇章。正如外媒评价，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成绩是“足以同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解决温饱问题、极大消除贫困相提并论的一个巨大贡献”。 大舸中流下，青山两岸移。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一个勇于自我革命、永葆生机活力的执政党，正继续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目标进发，继续向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前景进发，继续在人类的伟大时间历史中创造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时间！ （六）一个政党最难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 “我们党历经百年、成就辉煌，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赞扬声很多。越是这样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千万不能在一片喝彩声中迷失自我。”2021年11月11日，在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通过之际，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告诫全党。新的赶考之路上，唯有常怀远虑、居安思危，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确保党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人民的主心骨。 更好肩负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毫不动摇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时期，我们党正带领人民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形势环境变化之快、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对我们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前所未有。我们深知，越是接近民族复兴越不会一帆风顺，越充满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要把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场伟大社会革命进行好，我们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继续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着眼面临的风险挑战，必须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虽然全面从严治党已经取得历史性成就，但还远未到大功告成的时候。在党长期执政条件下，各种弱化党的先进性、损害党的纯洁性的因素无时不有，各种违背初心和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无处不在，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政治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党面临的风险挑战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一以贯之、持之以恒，不能有差不多了该松口气、歇歇脚的想法，不能有打好一仗就一劳永逸的想法，不能有初见成效就见好就收的想法。 把握党的建设自身规律，必须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特别是党风廉政上的一些问题具有反复性和顽固性，稍不注意就会反弹回潮、前功尽弃。腐败和反腐败较量还在激烈进行，并呈现出一些新的阶段性特征，防范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成伙作势、“围猎”腐蚀还任重道远，有效应对腐败手段隐形变异、翻新升级还任重道远，彻底铲除腐败滋生土壤、实现海晏河清还任重道远，清理系统性腐败、化解风险隐患还任重道远。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腐败现象就不会根除，我们的反腐败斗争也就不可能停歇。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今天，我们党更大了，党的队伍更大了，党的事业更大了，我们肩负的责任也更大了，人民对党的要求也更大了、更高了、更严了。当此“船到中流、人到半山”之际，决不能滋生已经严到位、严到底的情绪，容不得半点骄傲自满、歇脚喘气的念头，必须把党的自我革命进行到底，“加油、努力，再长征！” （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 新的赶考之路上，让我们永葆自我革命精神。任务越繁重，风险考验越大，越要发扬自我革命精神。全党要回答好“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这个基本命题，铭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继续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发挥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不断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 新的赶考之路上，让我们保持自我革命定力。全面从严治党是背水一战、没有退路，只能进攻向前、决不能停顿松懈。我们要胸怀“国之大者”，保持头脑清醒，增强政治定力，准确把握新时代新阶段的特征和要求，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决不能因为成绩而骄傲自满、因为困难而犹豫不前，而是要以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逢山开道、遇水架桥，做到难不住、压不垮。 新的赶考之路上，让我们增强自我革命勇气。我们要从党的性质和根本宗旨出发，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以“君子检身，常若有过”的态度来检视自己，不掩饰缺点、不回避问题、不文过饰非，有缺点克服缺点，有问题解决问题，有错误承认并纠正错误。对那些影响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问题，对那些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的问题，对那些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必须拿出义无反顾、动真碰硬的勇气去解决，努力在革故鼎新、守正出新中实现自身跨越，不断给党和人民事业注入生机活力。 新的赶考之路上，让我们砥砺自我革命能力。绳短不能汲深井，浅水难以负大舟。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和政治能力，提升管党治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化水平，切实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实效性，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能胜强敌者，先自胜者也。”回望过去，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都证明，什么时候我们党自身坚强有力，什么时候党和人民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面向未来，我们要葆有“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意志、“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独有英雄驱虎豹”的非凡气概、“弄潮儿向涛头立”的胆魄能力，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奇迹！ （八）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一座新的精神殿堂巍然矗立于天地之间。来自海内外的观众络绎不绝，人们在这里探寻中国共产党从弱小到强大、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制胜密码和长盛不衰的活力基因。 百年来，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特别是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成功实践，为跳出历史周期率提供了“第二个答案”。百年来，我们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致力于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天下为公，人间正道，这是我们党具有历史自信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党在中国执政并长期执政的历史自信，也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的历史自信。 前行路上，既有无限风光，亦有乱云飞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也绝不是一马平川、朝夕之间就能到达的。习近平主席在二〇二二年新年贺词中指出：“我们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在风险挑战中转危为安，在激流险滩中奋楫向前，仍然要靠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 百转千回，百炼成钢，百年风华正茂；千山万水，千磨万击，千秋伟业在胸。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定历史自信，不忘初心使命，勇于担当作为，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以伟大社会革命促进伟大自我革命，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奋力实现既定目标，不懈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资料来源：人民日报 来源： 北京文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