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2015-08-06 14:56:26

吴宇森执导的史诗巨制《太平轮·彼岸》正在上映，让66年前的那场悲剧再次呈现在世人眼前。

1949年1月27日，在舟山群岛附近的海面上，太平轮与建元轮相撞，两船先后沉没，近千名旅客和船员葬身大海。太平轮所属公司是太平船务公司，但从1947年起，太平轮基本上租给了中联公司。

我的父亲周庆云当时是中联公司的董事兼财务部经理，我的家庭因此受太平轮沉船事件影响长达3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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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者家属包围了我家

1月28日早上，中联公司作出紧急决定，一是雇船赴失事现场营救，二是接待好遇难同胞的家属，商量后事处理事宜。1949年2月26日，中联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周曹裔与难民家属代表达成赔偿协定，每位难民家属由中联公司赔偿70石大米，分三期付清。第一期抚恤金3月2日发完，折合金圆券1.61亿元。由于华联、安联两轮在台湾遭扣押，中联公司再也没有新进资金，第二、三期抚恤金尚需4亿元。这种情况下，中联公司的其他四名董事失联。我父亲决定留下来，代表中联公司支撑这幢即将倒塌的大厦。

又过了两个半月，遇难旅客家属包围了我们家，从100多人急增到300多人，他们在门口派人站岗，任何进出的人，都要盘问原因及抄身，父亲对难民家属说：“我是财务经理，全权处理公司收尾工作，我全家人都住这，一天也没离开过。公司这段时期支出巨大，账上钱不多，我正在想办法，请你们给我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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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民家属坚持要留在我家里。我家是一幢别墅，坐落在泰兴路的张园内，靠近南京西路。难民家属吃、住都在一楼和二楼朝西的房中。十多天的谈判中，父亲委托舅舅苏独梅找一家小旅馆，留作后用，舅舅自己掏钱给我们在淡水路兴业路口的大成旅社里租下一间房间，我们全家后来在那里住了两个多月。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一番，打算变卖一切家产来解决赔偿费用。统计清楚赔偿人数后，我父母把难民家属代表请到自己房间。难民家属走进房间后，大吃一惊，因为我父母将全部家产放在桌上，房产证、俗称“大黄鱼”（10两重的金条）5根，“小黄鱼”（1两重的金条）80根，首饰、包括红木家具在内所有家具的记录情况，一辆小汽车的车牌号，床上堆着所有衣服、棉被；床边堆着大量箱子，各房间的桌椅及沙发全部放在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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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说：“这些家产变卖后，基本上够了，加上公司账上的一些钱，可以凑足赔偿金，现在请你们见证一下，由我和你们一起变卖，钱由你们收下，分发给每位家属，将收条给我。”由于台湾的难民家属已返台，赔偿协议基本上落实了。就协议讲，赔偿金额将近80%。后来父亲知道，台湾的难民家属，由周曹裔将两艘轮船抵押给国民党政府后做了赔偿，因此，赔偿工作基本结束。

父亲曾是中共地下党员

我们家的变卖财产金额将近2亿元。难民家属接受父亲安排后，也同意父亲先发工资给我家的保姆和司机。我们全家净身出户，舅舅帮我们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前夜，父亲邀请舅舅到我们住的大成旅社，二人彻夜长谈，父亲讲了自己的经历。

原来父亲周庆云1924年初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上半年，他接受共产党宁波地区组织的委派，与另外三人一起主持宁波地区店员公会，积极宣传共产党政策。1924年下半年，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宁波地委的候补委员。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父亲被转移到上海，在上海大区共产党领导人赵世炎身边任秘书兼会计。在复杂斗争岁月，父亲多次在赵世炎引领下，去周恩来办公地点汇报工作。1927年7月2日，由于叛徒的出卖，父亲和赵世炎一起被捕，后来赵世炎被秘密杀害，父亲被判刑12年。两年后，经宁波商人们保释和大律师愈慧殊的帮助下，父亲在宣布脱党后，出狱获释。解放后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兼秘书长的史永同志说，父亲出狱后还帮助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父亲出狱后去了统税局工作，后来遇到也曾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周曹裔，便辞职和他一起合办茶叶公司，继而又一起筹建中联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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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完太平轮难民家属的赔偿后，父亲失业了，为了维持全家人生活，父亲向亲友借了很多钱，他在一本账册上记录了一笔笔借款情况。但俗话说，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父亲没有工作，没有收入，后来借钱也难免屡屡碰壁。

母亲靠卖血养活家人

母亲回忆说，1949年10月下旬，家里的日子最难熬，有一天，家里剩下的米只够烧一顿稀饭了，父亲又硬起头皮出去借钱，但没有借到，身心俱疲地回到家。母亲于是开始去医院卖血来养活全家。母亲比父亲小11岁，加上过去生活富裕，身体底子比较好，母亲要求医生多抽一些血，每次至少抽400cc。母亲拿到钱后，买了菜和肉匆匆赶回家，她撒谎说是一位朋友借钱给她。父亲感激地望着母亲，我们兄弟几人很高兴，不但吃饱了饭，还吃到了肉。

后来母亲卖血时结识了一位张阿姨，经她介绍，我们家离开大成旅社，租住了连云路42弄57号房，一住就是22年。从大成旅社搬走后，一直到1950年9月，家里的开销大部分来自母亲卖血换来的钱，有时，母亲相隔10天就要卖一次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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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9月下旬，全国喜迎第一个国庆日，我们家也迎来喜事——父亲找到了工作。在父亲战友邱定方的介绍下，上海永生五金厂丁老板邀请父亲去他厂里担任厂长。从此我们家走上正轨，母亲停止了卖血，父亲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1957年，家里来了5个不速之客，他们是太平轮事件中的难民家属。听完他们的来意后，父亲向他们讲述了当时赔偿的过程，并告诉他们，自己失业期间借了好多债，尚未还清。难民家属却不领情，他们说，每人只要再补偿500元，就离开这里。最后闹到派出所。派出所的领导严肃地告诉这五人，赔偿事宜早已了结，你们不该再来索赔，周庆云家里也十分困难，这是他倾尽家产全力赔偿造成的。他儿子上学，也是我们政府帮助解决学费的。但为了照顾难民家属，父亲决定向工厂预支付3个月工资，再卖掉唯一家具五斗柜，凑齐500元给他们。在派出所的调停下，他们五人也同意这个方案，并保证以后再也不来打扰我们家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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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不忘叮嘱还清债务

1958年底，上海市政府传来消息，首都北京在建国十周年时前，要完成十大标志性建筑，而配套建设的工厂要尽快搬迁到北京，上海永生五金厂的主要产品是建筑锁具，也要搬迁北京。1959年1月初，父亲带着筹建工厂的首批成员，乘坐火车去了北京。出发前，母亲一直反对，因为她清楚父亲的病情。但母亲的反对和医生的警告，没有阻挡住父亲。

沿途坐火车的劳累，加上兴奋，又喝了一杯啤酒，下火车后，父亲面色发白，胸疼难忍，连喘气都困难，同去的同事立即打电话向北京市政府求救，北京市政府派了副市长万里同志的轿车送父亲去医院，在医院门口，父亲还没抬上担架，轻轻说了一声：“我没听医生和妻子的话”，便离开了人世。

父亲去世后，成绩优异的大哥周琪雄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去工厂当了学徒工。厂里每月发73元的抚恤金，但文革开始后不久，工厂造反派断了我们的抚恤金。母亲又开始卖血。停发抚恤金的5年里，母亲带我们去菜场捡菜皮，讨一些人家倒掉的豆渣，回家烙饼吃。直到1972年6月，父亲的抚恤金才得以重新恢复。母亲于1975年6月30日因脑溢血去世，终年59岁。抢救母亲时，医生问：“这位老太太，怎么血管萎缩得这么厉害，连输液都输不进去。”得知母亲靠卖血来养活子女时，医生哽咽地说：“你们母亲卖血太多了，加上营养不良，贫血严重，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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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刚住院时，把所有子女叫到床前，关照了两件事，一是让我们兄弟姐妹要团结，互相帮助；二是请求我们子女帮她和父亲还清此前借别人的钱。说完，我母亲泪流满面，希望子女们别怪罪她和父亲。我们兄弟姐妹牢记母亲临终嘱托，终于在1982年3月将所有债务还清。以太平轮沉船事件起，到我们还清债务，总共用了33年。

1982年清明节，我们兄弟姐妹全部来到父母坟前，点上香烛，供上糕点果品，敬上酒。与以往不同，我们没有烧玉箔，而是把账册一页页撕下，又将还债时人家签收的纸条一张接一张烧掉。我们深情的哀思伴着浓浓的黑烟，朝着天庭方向，缓缓地飘了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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