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世纪初，当日本人还在欣赏色彩斑斓的浮世绘时，美国舰队已经悄然出现在江户湾的海面，矛盾与冲突一触即发。回顾这段日本江户时代后期的历史，过往学者常把幕府的迂腐软弱当作是日本不得已走上明治维新道路的主要原因。而日本历史学者井上胜生在《开国与幕末变革》中指出，日本幕末“内忧外患”的叙事，其实是由日本近代精英塑造出来的危机感，而这种危机感恰恰是促使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关键，由此彻底颠覆了传统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评价。

作为“讲谈社·日本的历史”第九卷，《开国与幕末变革》于去年引进至国内出版。在下文中，作者从多个角度评述这本井上胜生的经典作，并认为这本作品打破了以往研究关注精英与维新政府胜利一方的局限，为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参考；而中国读者阅读此书，有助于加深理解日本近代转型的新旧交替中复古倒退与进步革新的力量角逐。文章原标题为“开国与改革多重协奏下的日本近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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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与幕末变革》，井上胜生著，杨延峰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1年5月。

开国与改革多重协奏下的日本近代转型

撰文｜瞿亮

（湘潭大学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东亚研究中心）

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中日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纠葛与联系。总的来说，前近代的日本以借鉴中国先进制度、文化为主，在“和魂汉才”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双重基调下，形成了以本国思想文化、特定风土为基轴，汲取、吸收中国文化、制度的“漏斗形”发展模式。而进入19世纪，在资本主义列强竞相争夺殖民地的弱肉强食时代，中日两国却因采取了截然不同的两种近代化转型方式，各自走上脱亚入欧、文明开化和艰难抵抗、师夷自强的道路。实际上，自明治维新以来，中国人一直在探寻日本这个同属东亚文明的国度为何会在近代转型过程中与我们有如此截然不同的选择，从黄遵宪《日本国志》、戴季陶《日本论》、蒋百里《日本人》，再到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文化、日本现代经济研究热潮，我们一直在通过探寻日本近代转型中的成败要素，来对应中国在各发展阶段应该规避的风险和教训，从这个角度来讲，近代转型以来日本的发展历程对中国而言也是一面重要的镜子。

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在近代国家建设中的得失成败，但发现仅关注这一时段的历史，难以对近代日本兼具近代与前近代的双重性及其在脱亚与入亚中徘徊有全盘性认识，也很难找到其由闭锁于东亚一隅的小国转变为搅动世界大势的庞然帝国的内在动因。近年来学术界和民间进一步上溯关注到日本这个在前近代并未耀眼的东亚国度如何实现迅速地近代化转型，如何发挥其前近代积蓄的经济、制度及文化传统能量，在列强纷争的19世纪占有一席之地。国内先后引进翻译了威廉·比斯利《明治维新》、詹森《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唐纳德·金《日本发现欧洲》、三谷博《黑船来航》、佐佐木克《从幕末到明治》、坂野润治《未完成的明治维新》等相关著述，中国的日本学界也对明治维新的双重性质、明治前后的国家构想、19世纪世界局势对日本国内的影响展开了新探索，推进了对19世纪日本近代转型期的再认识。而讲谈社日本史第九卷，由京都大学毕业、北海道大学教授井上胜生所撰《开国与幕末变革》，则从19世纪日本的内外双重变局出发，打破以往研究关注精英与维新政府胜利一方的局限，试图从幕府、虾夷地、西方列强、东亚周边国家及民众运动多方面角度，还原天下泰平幕藩体制内部瓦解的历程，审视和批判以往以萨长中心史观、皇国史观和为中心书写近代转型的不实之处，为重新认识日本近代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参考。

重新定位江户后期幕府的开国与改革

受明治以来《维新史》等强调近代日本迅速崛起和突出维新政府功绩的史著影响，“闭关锁国—佩里扣关—幕府屈从—尊皇攘夷—开国倒幕—王政复古”这条被建构的贯穿19世纪日本变革脉络，就成为关于江户幕府崩溃和明治维新的通识。江户幕府在这条被建构的脉络中，一直以内政上顽固守旧，外交上卑躬屈膝的封建势力面目示人。

德富苏峰、和辻哲郎认为幕府锁国守旧致使错失雄飞海外良机，田口卯吉在《日本开化小史》中将德川幕府打上“禁锢人之天性、压抑人的欲望”(《日本开化小史》，1884年，第16-17页)的封建烙印，而《维新史》则痛陈江户幕府“内偷安耽享太平，外轻视外警”(《维新史》卷一，维新史料编纂事务局编，1939年，第393页)，“至列强持武威来临，顷刻周章狼狈......察觉执政情势之穷迫，择开国通商之途径，其轻举专断致使议论纷争扩大至极”(《维新史》卷一序言，第4页)，平泉澄将发动“安政大狱”的井伊直弼等幕府势力无视朝廷与列强签订条约视为专营自家私利、镇压爱国志士之举，认为这导致其面临尊皇倒幕时大势已去(《物语日本史》卷三，第613-657页)，连诺曼《日本维新史》也把江户幕府执政后期改革失败原因归结于封建派系斗争(《日本维新史》，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07页)。但井上胜生的该著却向读者展示了江户幕府开放且缜密，具有远识并通晓“万国公法”的国际规则，致力于近代化建设的改革先驱面貌。

序章开篇便强调了幕府主动应对18世纪末沙俄东扩在疆域版图上作出了积极调整。此前，阿依努等民族在虾夷地等北方地区倚靠海产品和毛皮自由生活，幕府意识到沙俄沿着堪察加半岛、阿留申群岛、阿拉斯加一路侵袭到达千岛群岛，得知沙俄成立俄美公司掠夺该地资源并与阿依努人围绕毛皮税展开争夺发生“得抚岛事件”后，改变原本宽松的“夷人制夷地”自治政策，主动将虾夷地列入直辖(《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6-18页)。这实际上已经将平安时代以来置于版图之外的虾夷地区纳入本国疆域范围之中，与江户后期知识分子“北方开发论”构想达成契合，也为明治时代设立北海道打下基础。这打破了近代日本塑造的幕府锁国偏安、闭塞无知、残害有识之士虚像，用事实证明面对沙俄早期威胁，幕府在第一时间就以积极主动姿态，利用漂流民、差吏的调查资料，逐渐运用近代“万国公法”先占有属地原则，成为近代日本岛屿与海域主权归属政策的先驱。

以往通说认为幕藩体制下的民众生活窘迫，无法逾越低下的身份等级，幕府对于农民的严厉处置和压迫致使幕末他们与豪商追随下级武士配合了倒幕运动。但该著指出，基于江户初期业已具有地方农户可向幕府直接诉讼的下情上达基础，以及后期幕府应允的一系列取消行会和自由贸易原则，使得农户、下级村官已具有了权利意识。天保改革以后之所以农民起义频发，也是因为农户通过有章法且破坏性不大的捣毁活动可以令幕府达成他们的诉求，即便起义失败对参加者的惩罚也相对较轻(《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60-77页)。相比长州藩严酷镇压处死奇兵队反叛者以及明治政府盘剥压榨农民而言，幕府相对宽松的对民政策给江户后期内外危机下的民众留下了多元表达(《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336-346页)和上下互动(《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73-74页)的空间，这与近代之后民众完全俯身于天皇制下充当“忠君爱国”式臣民截然不同。井上用丰富的史料力图究明即便在内外交困的江户时代后期，权力相对中空的幕政结构并没有将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不容置疑的绝对主义王权渗透至民间，这为民众的多层信仰和改世运动留下了空间，也给近代废除身份等级制之后人尽其才的教育革命积蓄了能量。

开国问题一直是日本近代史研究讨论的主线，常识认为美国佩里舰队“黑船来航”的外力叩开日本国门，幕府在列强压力之下被迫签订丧权辱国条约，对外问题令幕府丧失权威，加速了幕藩体制瓦解(信夫清三郎:《日本政治史二明治维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11-124页)。但井上胜生结合近来史料和研究论述证明，幕府不仅主动开国并力图维护国家利益不受损失，而且主导洋学事业为近代化开辟新的道路，幕府的维新事业为明治时代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修订条约打下基础。该著指出佩里执意以补给薪水为由催促开国并借人道主义向幕府施压要求扩大通商口岸时，无论是与力中岛三郎助和还是负责谈判的林复斋都根据荷兰获取海外情势，汲取中国鸦片战争教训，在比较锁国令“国法”与万国公法后，运用谈判、礼仪和酒宴等各种手段极力作出各种周旋，降低了损失并为幕府与各藩争取了应对时间。(《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64-187页)。而在沙俄普提雅廷和美国哈里斯以威逼利诱各手段进一步要求开国的压力下，幕府坚守有限度的开国底线避免与列强开战招致比清王朝割地、赔款更为惨重损失后果，最终致使日本虽开港但将列强船只活动限定在允许范围之内(《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02-211页)。井上胜生认为即便是井伊直弼签订系列条约之后，由于幕府的坚持与争取，通商条约中禁止了外国商社在居留地之外的经商行为，这种类似于而今的贸易保护壁垒，防止了英国为首列强的产品倾销，也为经营生丝、茶叶的豪商创造了进出口条件，这扭转了传统论调一味强调开国通商致使日本传统产业遭受毁灭打击并给社会带来不安的片面印象(《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74-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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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佩里舰队登陆图。

该著虽然通过各种史料与证据表明幕府通过与列强的外交斡旋和有限开国手段积极应对殖民危机，但也指出天保以来历次改革因为权力内部失衡、难以统合民众和财政流失致使最终失败，认为这最终导致引领实现近代化的主体转向天皇朝廷和萨长为首的维新政府。天保改革力图限制町人经济和市民娱乐活动防止奢侈消费，并且将业已流动的农户限制在本村庄以确保上缴年贡，这种试图扩大财政收入，重建武家威信的措施反而加剧了幕府与商人、豪农、下级武士的对立，是其内部失去控制力的发端(《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24-132页)。在沙俄、英国多次侵犯领海，打破锁国令以来的“祖宗之法”时，幕府尝试调动各藩参与海防事业企图强化中央集权，但由于建设炮台、派遣船只和巡防人手需要大量资金，幕府无力承担巨额财政开支将重担转交各藩，招致各藩联合其地方农户的集体反对，海防事业难有作为(《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33-142页)。对外问题已经凸显各藩与幕府的紧张对立，幕府为排除非议并将贯彻祖法的权力基于自身，处置、打击了大批异见人士，蛮社之狱致使高野长英、渡边华山相继受死后，看似加强集权却适得其反，迎来水户德川齐昭以攘夷为由力图影响幕政，也失去了部分有识之士的人心(《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19-第222页)。

围绕将军继承人产生的派系斗阵加剧了幕府内部的分裂，阿部正弘、川路圣谟、岩濑忠震、水野忠德等以开国促海防的幕府核心层与岛津齐彬、山内丰信等改革派大名联合拥立水户藩一桥庆喜，打算争取朝廷认可和雄藩参政，开展制度上大刀阔斧改革(《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22-第224页)。而井伊直弼等却联合谱代大名力推纪州藩庆福，在庆福成为将军取得政治斗争胜利后，井伊直弼担任老中之后不仅压制处置一桥派，令幕府失去了大批稳健开明之士，而且不顾朝廷反对私自签订条约的举动也招致失势的改革派与志士借攘夷之名声讨施压，难以维系威信(《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237-241页)。井伊发动安政大狱处死吉田松阴、桥本左内，反而令长州藩站在了倒幕第一线，也促使萨摩藩大久保利通、有马新七、松方正义等人团结起来与岩仓具视接触迈出“王政复古”第一步，樱田门外之变不仅昭示着井伊失败身死，也将主持内政外交的合理性和主动权拱手让给天皇朝廷和尊皇攘夷派(《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241-244页)。

该著对幕府改革与开国的重新定位，一方面改变了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幕府的印象，一方面也表达出在内外危机时代政府着力主导改革，首先需要内部权力的集中和团结一致，在允许各方势力参与的新体制下开展各种近代化举措。否则，松散的权力、贫弱的财政、难以调度的军事力量和涣散的人心会加剧内外危机，旧制度的改革者也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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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武士》剧照。

解构皇国史观和萨长中心论

塑造的尊皇攘夷运动

明治维新确立了天皇专政体制，而为了从历史上找寻合理合法依据，保守主义的尊皇论者和政治精英们为了强化天皇政权和长州、萨摩等西南强藩在“王政复古”和“勤王倒幕”中的历史合理性，将幕末时期天皇和公卿塑造为强硬对抗西洋列强的贤君能臣，并将西南强藩的尊皇攘夷运动构建为明治时代的国家精神底色。

随着日本帝国的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政策略见成效，大隈重信满怀自豪通过《日本开国五十年史》宣传倒幕维新的改革伟业，甚至到战后国家重建稍有起色时，吉田茂《激荡百年史》依然盛赞以天皇为中心的维新政府带领民众激发了社会活力并令日本走向强国之路(《激荡百年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第8页)。战后马克思主义学者分析日本资产阶级政权确立过程，也突出强调以萨长为首的西南强藩结合以孝明天皇为首的皇室公卿以“尊皇攘夷”为旗号开拓出自强独立道路，最终推翻幕府建立维新政权建立亚洲首个近代独立的民族国家(井上清:《日本历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93-204页)。中国晚清以来的志士寻求救国图存方案时，也将萨长主导的日本明治维新模式视为对外抵抗列强的典范(《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98页;《黄遵宪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6页;《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7-18页)。但该著认为无论天皇朝廷还是西南强藩，他们起初并没有近代民族主义式的抵抗外来列强意识，孝明天皇是在对抗摄家鹰司孝通干预其政事中采取了攘夷立场，而长州和萨摩也仅仅是借尊皇和攘夷为名谋取政治活动主动权，岩仓具视不过是出于重新回到权力顶峰目的借天皇之名发“王政复古”诏令，朝廷与西南强藩抗击列强的行动要远低于争权夺势、谋求利益的内斗。

自《禁中并公家诸法度》颁布之后，天皇与公家集团的国家性机能限定在改元、授官、祭祀和祈祷性活动上，几乎没有参与实际政治和外交权限(《天下泰平》，文汇出版社，第28-36页)。但自佩里叩关之后，幕府为了排除强硬攘夷派的阻挠，争取更多开国支持，老中阿部正弘主动向朝廷上呈美国国书企望在朝廷应允批准的形式下与各强藩合作。但孝明天皇拒绝批准条约和决不妥协的态度，就为改革派雄藩大名提供了联合朝廷向幕府施压进而贯彻他们主张的路径(《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216-225页)。而孝明天皇在条约问题上明确表态与太阁鹰司政通对立抗衡，打破了自德川家光时代以来幕府通过包括关白在内的五摄家监视、控制天皇和朝廷的格局，使得公卿逐渐聚拢在主张攘夷的天皇帐下，加强了朝廷内部的凝聚力(《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226-235页)。而正是孝明天皇在对外问题上显示出与幕府开国截然不同的强硬态度，也致使无法参与幕政的水户、长州、萨摩藩士以及原本被排除在朝廷核心权力层之外的岩仓具视，以王政复古和尊皇攘夷为旗号，撬动权力底盘掌握实权(《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226-235页)。

而当德川庆喜主政，笼络公武合体派、英法列强和孝明天皇开展步骤有序的新政时，岩仓具视和萨长两藩再不能坐视朝廷大权旁落和攘夷势头陷入低谷，该著还甚至列出岩仓毒杀不肯倒幕孝明天皇并假借睦仁幼帝之口发布王政复古政变密诏(《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326页)。可见，井上胜生认为天皇、朝廷最初不过借攘夷为名行参政之实，他们只是凭借神国优越论和国体论来笼络幕政权力层之外的强藩、志士，并没有从海外情势实际情况出发，为日本寻求合理对抗列强的方案。而当孝明天皇违背岩仓具视和萨长意志令重新夺回政权良机消失时，他们甚至替换孝明拥立幼帝，为彻底贯彻倒幕夺权扫清道路。从这个意义上，企图以攘夷夺权的朝廷反而被萨长和岩仓具视等公卿裹挟，为近代之后元老和藩阀主导政治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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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剑鬼爪》剧照。

全书多处致力于揭穿《维新史》塑造的萨摩、长州尊皇攘夷神话，认为萨长主导的倒幕维新之所以成功并不在于他们比幕府具有更长远、稳健的国家构想和更有利于日本的外交手腕，而是它们藩镇改革以来长久把持专属贸易、聚敛财税、举贤任能和改变策略争取同盟所致。具体到萨摩而言，自天保至安政时期藩内打破身份等级制度任用调所广乡进行税制和债务改革减少了财政负担，并通过黑糖专卖制度和走私贸易获取巨额利益，兴办工厂和购买武器(《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226页)。正因为萨摩具备雄厚的硬实力，无论岛津齐彬借攘夷参与幕政还是岛津久光主导公武合体，萨摩都始终距离朝廷、幕府的权力核心最为接近，成为影响攘夷与开国势力走向的最大砝码。而当德川庆喜的开国举措和列藩公议政治体制令萨摩利益极大受损时，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领衔立刻调转车头与幕府决裂走向萨长同盟并左右了倒幕时局(《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316—319页)。井上还指出尽管发生过萨英战争，但影响萨摩政治动向的并非攘夷而是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比19世纪的萨摩在政治中居于核心位置，长州起初被排斥在幕政之外。经过能力主义居优位的人事改革，聚拢了村田清风、周布政之助、木户孝允等对藩政“精勤专一”的贤才《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55-160页)，利用长井雅乐“航海远略策”从贸易中获取实利，为藩内的军队建制打下基础(《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48-251页)。

为了在内外时局中发挥作用，长州才借攘夷牟取政治资本，而从久坂玄瑞到“天诛”党的极端主张和暗杀措施都力图借勤王旗号与幕府对抗(《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59-268页)。井上批判长州的恐怖主义刺杀和违反万国公法袭击美国商船属于鲁莽之举(《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59-268页)。他还指出高杉晋作组建奇兵队虽然声称草莽崛起招募农、商入伍接受严格有素训练，但其实施严酷的镇压处刑和灌输神风观念进行集体洗脑令其倒幕活动具有不光彩一面(《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305-314页)。从井上的文脉可以看出，创建日本近代陆军前身的长州奇兵队，从草创阶段开始就带有严苛的压迫性质和对内暗杀、对外袭击的极端主义色彩，近代日本陆军的种种专制、侵略极端活动是在其延长线上的进一步扩大。

纵观朝廷和萨长两藩19世纪的发展动向，攘夷只是他们排斥幕府、自身进入权力决策核心层的方式，尊皇也不过是聚拢人心、号令天下的手段。在对外问题方面，朝廷和萨长采取的激进攻击策略和压迫手段相比尽量避开冲突为渐进改革争取时间的幕府而言更为逊色。而对待民众上，也并未如《维新史》所言通过宣扬不屈民族气节和崇高攘夷理念令广大农民、商人加入其中。从井上的论述可以看出，以往史著强调的萨长和朝廷尊皇攘夷运动作为东亚早期民族主义崛起的意义并不凸显，其“救国济民”性质也大打折扣，这与近年来中国学界研究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正负双重效应相吻合(杨栋梁:《明治维新与权威重构》，《世界历史》,2019年第2期，第1—16页;武寅:《明治维新给世界双重震撼》，《南开日本研究》,2018年，第3-9页;宋成有:《明治维新若干问题的再思考》，《日本学刊增刊》,2019年，184-186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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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刺客》剧照。

19世纪多重势力

协奏视角下的新旧交替观

井上胜生该著另一大亮点是突破了传统史著聚焦于佐幕开国和尊皇攘夷两大势力的角逐，将物产资源、北方少数民族、周边国家、西洋列强、各阶级民众也纳入近代转型视野，而在多重势力相互作用与影响下完成的日本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疆域版图、对外关系等方面新旧交替，不只具有进步性，其相比江户时代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小觑。

物产资源是19世纪各国角逐东亚的重要动因，也是导致幕藩各势力改变路线的关键。该著开篇就指出包括而今库页岛、千岛群岛、北海道在内的虾夷地盛产毛皮和各类海鱼，其本身可观的贸易利润和副产品带来的农业价值，牵动沙俄和幕府加剧在该地的角逐。原本在松前藩半自助半管理的“商场知行制”下，阿依努原住民进行有限有节地开发与活动，通过肥料、鱼类、毛皮贸易，阿依努人在环绕霍克兹克文化圈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当遭遇无论是和族还是沙俄威胁时，阿依努人都会牺牲巨大代价与之反抗，未失去其民族活力(《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6-12页)。但幕府和俄国双方意识到该地重大经济价值后，都加大了开发与争夺，沙俄趁机反复向幕府施压要求其开国，致使幕府直接将其纳入版图，阿依努为首的北方民族失去了自主性，对原住民而言新旧交替让他们被迫绑定到日本近代国家的发展轨道上，不再享受自由静谧支配原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资源(《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6-12页)。

棉花和生丝是豪农豪商利用开国契机崛起的重要物资。该著通过数据和图画史料分析得出，自18世纪起日本近畿地区的手工业者就逐渐雇佣劳力进行纺织生产，随着规模不断扩大，已经培养出娴熟的纺织工人和进行系列机械革新，只是因为以米粮实物为主的年贡经济和有限贸易政策，如此成熟的产业局限于国内市场((《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5-43页)。到了横滨成为通商口岸后，豪商和冒险商纷纷云集于港口，他们趁美国南北战争和欧洲蚕种匮乏之际大量出口棉花和蚕种，涌现出垄断格局并吸引幕府和三井豪商投资，这为明治时代以纺织业为首的“殖产兴业”打下了坚实基础(《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5-43页)。井上认为有了以上工业基础加上对外通商条约中保留了“民族贸易壁垒”，幕末时代的工商业已经具有抵抗外来产品和资本的实力，并不像传统论调声称开国通商使日本传统产业遭受毁灭性打击(《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79-280页)。这也从某种程度上解释为何幕末时代虽与印度、中国一样被迫开国，但新旧政权交替不到二十年时间内就建立了政府主导型工业体系。

以往研究对比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成败时，多关注中日政府和知识分子取舍西方文明。井上胜生该著认为列强在日本的殖民化步伐渊源先于中国，为幕府和维新政府提供了发展机会。沙俄自18世纪后期起就频繁要求幕府开国，但距离遥远加上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牵制，零星地威胁和开国诉求对日本实际影响尚小，还促使幕末民间和官方通过强调俄国外患扩大了开发和吞并北方的野心(《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08-112页)。美国佩里舰队首先通过军事威胁打开日本国门，但在满足了为捕鲸船只提供薪水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打开其商品通往太平洋地区的窗口之后，由于南北战争和南方重建其对日殖民步伐也减缓(《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96-199页)。英国虽然也加入开放日本通商口岸行列，但太平天国运动、克里米亚战争需要利用日本为其提供助力，而法国则协同英国限制沙俄同时，与幕府进行武器和技术人员交流(《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190-196页)。因此，井上胜生认为，相比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付出巨大代价而言，幕府广泛获取列强侵华情报作出主动妥协，以及萨长等强藩利用列强军火商牟利本质大量购置武器，使得幕末日本殖民危机并不如《维新史》强调的那么剧烈(《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285-286页)。而当列强意识到攘夷战争并干预倒幕运动时，维新势力具有实力的舰炮和民众参与的新式军队已足以排除外来干涉与列强谈判解决国内政权更替问题。

而自天保以来，生活受到豪商和武士挤对的小百姓和佃农不断进行有组织有章法的直诉和起义，井上通过图画资料证明江户时代后期的底层民众并非被动、盲目(《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77-98页)。而在奇兵队宣传的打破身份等级和改善境遇之下，部分民众原本温和有序起义逐渐卷入攘夷和倒幕的流血牺牲中，由于民众诉求和攘夷志士在目标上的分歧，致使加入奇兵队许多士兵不满待遇而脱队和起义，长州采用极为严酷的镇压方式才有所收敛，但各种捣毁起义一直持续到自由民权时代(《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306-310页)。尽管如此，民众活动尚且未被统一思想所统合，幕末的民众反而是以多元宗教和捣毁起义的方式进行“改世”运动，未如同近代天皇制确立之后接受皇国思想熏染的民众那样一致地支持并投入战争(《开国与幕末变革》，文汇出版社，第306-3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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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的轻卫兵》剧照。

结语

在战后民主化、近代主义语境下，欧美和日本学者关注到江户时代历史发展具有一种异于欧美近代化的发展路径，尤其是箱根会议之后，思想史学界逐渐肯定江户时代与近代世界的对接性和连续性。如丸山真男突出了其类似于西欧主客二分、合理主义和民族主义(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子安宣邦则认为“作为方法的江户”构建了与西欧和明治日本不同的另一条近代路径(子安宣邦著，丁国旗译:《江户思想史讲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8页)。受到此学术思潮影响，历史实证派亦通过大量史料证明江户时代已经发展出成熟的都市、绚烂的市民文化、发达的学术体系和文教水平。而井上胜生该著则是在此延长线上，认为19世纪的日本自身孕育着近代的因素，对幕府在开国后的外交作出正面评价，反而对朝廷和萨长等雄藩仅为谋求政治主导权的攘夷和倒幕进行了批判。实际上，这与三谷博主张幕府是近代化先驱(三谷博《黑船来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67-274)，佐佐木克揭示破约攘夷与夺取政权关系(佐佐木克:《从幕末到明治》，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105-117页)有类似之处，这反映出战后日本史学界进步人士在反思明治以来脱亚入欧、富国强兵和对外扩张政策时，赋予了江户幕府异于帝国日本发展路径的意义。但是，近代尊皇论、国体论、主权疆域意识和扩张思想的雏形亦形成于江户时代后期，井上略去了本居宣长、本多利明、佐藤信渊、吉田松阴等对近代日本国家意识产生关键作用的人物及主张，是本著的一大遗憾。但正因为像井上这类著述的翻译出版，让中国读者们看到旧制度、旧统治者的维新面，更期待有新的研究著述来揭示日本近代转型的新旧交替中复古倒退与进步革新的力量角逐，揭开决定新旧力量变化那个“通奏低音”的面纱。

文/瞿亮

编辑/李永博

校对/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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