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兰第一次让世界刮目相看，是在1939年被称为大象和蚂蚁之战的苏芬战争，刚经历了大清洗的苏军被打得狼狈不堪。时至今日，芬兰为国民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保障，教育全免，大学生每月领取680欧元。

与人们高福利养懒汉的设想相反，毫无后顾之忧的芬兰人勇于冒险和创新，“高税收、高福利”成为国家竞争力最强大的引擎，科技创新能力和国民幸福指数在全球首屈一指。

有人戏言，生在福利优越、风景如画、政府廉洁的芬兰，等于是中了彩票大奖。芬兰大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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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镜头对准人间天堂的阴影，那些失业、无家可归、孤独、自闭的人，在屠宰场、垃圾桶、火柴厂、贫民窟挣扎求生的失败者。观众惊讶地发现，原来芬兰也存在歧视、犯罪、人情冷漠、社会不公。

从26岁拍电影，考里斯马基就开始以干瘪的形式呈现丰富的内容，如同布考斯基的诗句，让受够了凌厉的剪切、特效、复杂的情感纠葛等视听轰炸的观众长出了一口气，仿佛在骄阳如火的沙漠痛饮冰啤。

这种有个手机就能拍的片子，要想在汗牛充栋的同类作品中脱颖而出，荣登艺术殿堂，难度不比拍一部魔戒小：投入少、门槛低，竞争更加激烈。

考里斯马基深受俄罗斯文化的影响，1983年的处女作《罪与罚》即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名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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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秋莎》、《红莓花儿开》的歌词作者、俄罗斯著名诗人伊萨科夫斯基，1943年4月19日在《真理报》发表的《歌》，被谱写成旋律优美、充满沧桑和浪漫气息的《灯光》，给《天堂阴影》、《薄暮之光》增色不少。

对于那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导演每一个克制、简洁的镜头都散发着人道主义的高贵气质，此起彼伏的冷幽默令人回味无穷。

喜欢导演的爱将马蒂·佩龙帕，喜欢他的发型、胡须，喜欢他说话、走路、沉默、忧伤的样子，就像邻居、同学、某个熟悉的陌生人，严肃时有一种莫名的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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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堂孤影》（1986）的情节发展、人物表演和场景简单到了极致，绝无半句废话，没有任何电影技巧的卖弄，普通芬兰人的爱情和友谊，与北欧坚硬、干冷的雪原一起原汁原味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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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给领导子女腾出位置，超市收银员遭无理开除（一年内3次因别人的原因失业）；男女主角因穿着寒酸，被高档餐厅拒之门外，只能在路边吃快餐。

《升空号》非常干脆，无产者没有祖国，别扯没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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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天才，这种神来之笔就是天才：工友泡妞上门借钱，穷得叮当响的父亲，打起了儿子存钱罐的主意。《火柴厂女工》（1990）可能是考里斯马基作品中最冷酷的一部，在舞会上坐冷板凳的女工，用薪水买了条裙子，父亲一个耳光就扇了过来：“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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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被玩弄、遗弃，再被家庭抛弃的女工，买了包耗子药回报这个比北欧冬天还冷的社会。考里斯马基镜头里的人物大多性格内向、面无表情，让惯于欣赏大喜大悲的观众很不适应。你能看到的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部分，考里斯马基的冰山艺术，就是通过冷幽默和人物细微的肢体语言，让你感受海水下面的冰山：奇崛、壮丽，美不胜收。

《波西米亚生活》（1992）与狗抢食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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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格勒牛仔征美记》 (1989)、《列宁格勒牛仔遇见摩西》（1994）被冻死的乐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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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云世事》（1996）的女主角下岗后，受身份、年龄歧视，贷款、就业无着，山穷水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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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过去的男人》（2002）焊工一下火车就被劫匪打得失去了记忆，伤还没好又被治安员敲竹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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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辛基最坏和最好的人都聚集在贫民窟，善良的邻居和慈善机构帮助焊工开始新的生活。不动声色的讽刺更有力量：《罪与罚》的警察，蠢得连屁股下面的凶器也发现不了，凶手投案自首，马上扑过去把人家打倒在地。

《薄暮之光》（2006）性格孤僻的保安詹，不幸中了黑社会的美人计。一个不起眼的细节意味深长：高傲、冷淡，被詹视若珍宝、甘愿相守一生的美人，在黑老大与弟兄们赌牌时，只是一个任劳任怨的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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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傻逼织毛衣没问题，织的过程中感觉到幸福，情何以堪？

带有感伤味道的《灯光》，越发衬托出詹内心深处的火热，在芬兰的这片天空下，他还没来得及学会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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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稳车，泰欣娜》(1994)因为一杯咖啡，辛苦劳作、逆来顺受的儿子终于开始反抗：

改变总是很难，但总得改变。

放眼世界影坛，惟有考里斯马基获得库斯图里卡的赞美：

“考里斯马基的人道观点让人难以置信，与这个歇斯底里的时代完全不同。在技术、数字堆砌的电影之外，的确存在着一个位置，给那些相信生命是个奇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