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讲一位深谙道家思想的人物是郭子仪。

郭子仪是平定安史之乱的首要功臣之一。在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中，郭子仪指挥或参与指挥了攻克河北诸郡之战、收复两京之战、邺城之战等重大作战；安史之乱后，他计退吐蕃，二复长安；说服回纥，再败吐蕃；威服叛将，平定河东。他戎马一生，功勋卓著。史书称他“再造王室，勋高一代”，“以身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

郭子仪功绩之高，地位之高，可以从他儿子跟郭暧曾跟皇帝的女儿升平公主吵架看出来：升平公主嫁给了郭暧，郭媛就是驸马了。一次郭暧和升平公主发生了口角，骂道：“你仗着父亲是皇帝吗？我父亲不稀罕当皇帝！”公主大怒，回宫告诉父亲。唐代宗道：“他说的没有错，郭令公要是想当皇帝的话，天下就不是我们家的了。”并命公主回家。郭子仪得知后，将郭暧关起来，自己去向皇帝请罪。代宗道：“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阿家阿翁’，子女夫妻间的事，不用理他。”郭子仪回来后，将郭暧杖打数十。

下面就讲讲郭子仪“功遂身退”的几个故事：

其一：广德二年（764年）十二月，唐代宗任命郭子仪为尚书令，郭子仪恳辞不受。代宗又命五百骑兵持戟护卫，催促他到官署就职，郭子仪仍不肯接受任命，上奏道：“太宗皇帝曾任此职，因此历代皇帝都不任命，皇太子任雍王，平定关东，才授此官，怎能偏爱我，违背重要规定。而且平叛以后，冒领赏赐的人很多，甚至一人兼任几职，贪图升官不顾廉耻。现在叛贼基本平定，正是端正法纪审查官员的时机，应从我开始。”代宗皇帝无奈，只得应允，并将他辞谢的事迹交给史官，命令记入国史。

其二：回纥人请求卖给唐朝一万匹马，而朝廷因开支不足，准备只买一千匹。郭子仪道：“回纥人立有大功，应报答他们的支持，而且国内也需要马，我请求缴纳一年的俸禄，帮助出马钱。”虽然唐代宗没有同意，但仍得到别人的称赞。

郭子仪一生辉煌却为人低调，不争利益，也是少有的活到八十五岁的功勋卓著、位高权重的人。郭子仪不仅自己功成名就且得以善终，还被封为一等公爵代国公，其儿子孙子也多有建树，《新唐书》称郭子仪”八子七婿，皆贵显朝廷：

儿子郭晞，曾随郭子仪收复两京，战功卓著。历鸿胪卿、殿中监、检校工部尚书兼太子宾客，封赵国公；

儿子郭暧，历任殿中监、检校左散骑常侍、太常卿，初封广阳县男，进封清源县侯，后袭封代国公；

儿子郭曙，曾任司农少卿，后在朱泚之乱中立有战功，擢升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封祁国公。

唐穆宗生母是郭子仪的孙女，尊为皇太后，谥号懿安皇后。

当然，郭子仪不仅仅有“功遂身退”的故事，还有“以德报怨”的故事，在后面对应章节再讲。

前面讲的故事都是位极人臣的，是“功遂身退”“万物作而弗始也，生而弗有也，为而弗恃也，功成而弗居也”“圣人后/退其身而身先”的范例，但还不是最典型的范例。最典型的范例应该是那些有道的领导者——皇帝。

第一个要说的皇帝是开启“文景之治”的皇帝汉文帝刘恒。汉文帝依靠道家的智慧，执政期间天下大治，并为汉朝奠定了三百年基业。

这位流芳百世的帝王汉文帝，他名叫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由薄姬所生。由于薄姬身份特殊，在当时刘恒是没有受到重视的，刘恒八岁时被册封到西北边陲的代国为代王，所以八岁时的刘恒就已经离开了父亲，远离了政治中心。如果按照一般的历史进程发展，刘恒是没有可能当上皇帝的，但历史就是喜欢给世人开玩笑，似乎有意考验大汉朝。在公元前195年吕后（吕雉）篡汉后一下子杀死了刘邦很多个儿子，就剩下刘肥、刘恒和刘长没遭到毒害，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其吕后没有动手迫害刘恒呢？究其原因有这么几点：一是刘恒的封地与中央距离遥远很难有所作为；二是刘恒的地盘狭小，人丁稀少，底子薄弱，对中央构不成威胁；最重要的就是第三点，刘恒在母亲薄氏的熏陶下以道家的思想来展示给吕后看，自己始终保持得非常低调、谦卑，吕后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里，所以逃过了这一劫。公元前180年吕后离世，此时的大汉朝廷掀起了一股政治风暴，吕氏一族被朝廷重臣陈平、周勃等携手诛灭，接下的问题便是由谁来继承皇位。

这段时间汉朝的政治、经济、社会很是混乱，为了稳住大局，经过众人的详细考察，他们都觉得刘恒的性格宽厚仁慈且名声较好，具有典型的道家思想作派，认为能够给社会带来稳定，于是乎派出使者请刘恒回去当皇帝。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故事可以体现出刘恒对道家思想的领悟，那就是刘恒带着自己的部下来到长安城外的渭桥边上时，太尉周勃（太尉是全国最高军事长官，执掌天下军政事务）早早率领了一班文武百官前来接驾，看到刘恒来时周勃及文武百官立刻下跪，而此时的刘恒见状也即刻下跪回拜，这一回拜就是道家的精神“谦德”，因此刘恒被赢得了美誉，获得大臣的称赞，这就是道家的精神。

刚刚登基的刘恒，皇帝宝座并不稳固，还有很多的隐患。首要的问题便是西南边境的南越王赵佗，赵佗趁大汉朝内乱之机便自称为皇帝，还窥视中原。刘恒曾数次将如何处理赵佗的事在朝堂上与众臣商讨，其中主战派一度成为处理这一事件的主流观点，但刘恒认为以大汉朝现在的实力胜败未可知，如果汉朝再次内乱，那么天下将分邦离析，不可收拾，最后刘恒只得再次运用道家学说的精髓来解决这个问题。汉文帝仅靠一封书信便解决了这个难题，消弭了一场大战，拯救了无数生灵。

仔细分析汉文帝给赵佗所写《赐南越王赵佗书》这封信的内容，可以从中领略到刘恒的道家思想：

【原文】

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朕，高帝侧室之子也。弃外，奉藩于代。道里辽远，壅蔽朴愚，未尝致书。

高皇帝弃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临事，不幸有疾，诸吕擅权为变，不能独制，乃取他姓子，为孝惠皇帝嗣，赖宗庙之灵，功臣之力，诛之已毕。朕以王侯不释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

乃者闻王遗将军隆虑侯书，求亲昆弟，请罢长沙两将军。朕以王书，罢将军博阳侯。其亲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问，修治先人冢。

前日闻王发兵于边，为寇灾不止，长沙苦之，南郡尤甚。虽王之国，庸独利乎。必多杀士卒，伤良将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独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为之也。

朕欲定地犬牙之相制者，以问吏。吏曰：‘高皇帝所以界长沙者，王之地也。不得擅变焉。’今也得王之地，不足以为大，得王之财，不足以为富，服岭以南，王自治之，虽然王之号为帝，两帝并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争也。争而不让，仁者不为也。愿与王分弃前悪，终今以来通使如故。故使陆贾往驰谕告王以朕本意，王亦受之，毋为灾矣。因以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遗王，愿王听乐消忧，存问邻国。

【译文】

作为皇帝，我在这里诚信慰问你南越王劳心劳意很辛苦啊！（句话不仅摆明了双方的地位——我是皇帝你是王，你我是君臣关系，你是我的下属，我不承认你自称的皇帝，并且显得亲切）

皇帝我只是高祖皇帝的一个不受重视的儿子，被丢弃边塞的儿子，我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以前道路崎岖，不便书信往来问候，不好意思哈！（言外之意：以前交往少了，不好意思啦，以后应该多多交往，减少隔阂。）

朝廷经过汉高祖离世、吕后篡权等一系列变故，最后在祖宗在天之灵和众功臣的帮助下，诛灭了吕氏一族乱党。一众王侯大臣硬是要我坐上这个位子当皇帝，我是不得不当这个皇帝，皇帝我现在已经登基即位了。(言外之意：我能够当上皇帝是顺应天意，是大家的选择，是众望所归哦)

听说你在给隆虑侯写信说你在到处找你的家族及同宗兄弟，还请求撤回长沙的两位将军。皇帝我已经准许了你的要求撤回了将军博阳侯，你在河北真定的亲人、兄弟，我都已经派人观照、问候，任命他们当官，并予以重重赏赐，还重修了你父母祖先的坟墓。（言外之意：你的要求我都已经准许了，还对你亲人、兄弟都很好，重修了你家祖坟，对你够意思，同时你也要掂量掂量，你的亲人、兄弟以及祖坟都在我的控制之下哦，你不要乱来，不逼我对你亲人、兄弟以及祖坟不利哦！）

我听说你在我的边境一带发兵作乱，不断搞强盗劫掠活动，长沙国百姓被你搞的很苦，南郡百姓更是痛苦不堪。即使是大王的南越国，难道就能在战乱中只获利不受害吗。如果我们双方打起来，必然使许多士卒丧生，将吏伤亡，造成许多寡妇、孤儿和老人，得一分利益而丧失十分好处，皇帝我是不忍心做这样的事情啊。（言外之意：打仗对你有什么好处呢？打起来你得不到什么好处，害处却是一大堆。你不要一意孤行，到时候搞得你治下的百姓都很讨厌你啊！）

皇帝我本来准备调整你犬牙交错的边界，就此问官吏，他们报告说：“这是高祖皇帝制定的长沙国以南的土地分封给你来管理，不能擅自变更啊”（我接手以来本来要整理内政的，搞好我们边界上的问题，其实这国土本来就是我们刘家的，我哪敢随便就丢了啊）。

现在我如果夺取了大王的土地，国家也没有大多少；夺取了大王的财富，国家也没有多多少钱（这些土地、财富本来就是我刘家的）。五岭以南地区，我还是委托你去自行治理。虽然大王也自称为皇帝，但两位皇帝同时并立，相互之间没有一位使者用以联系，这是两力相争；彼此只是力争而不谦让，这是仁人所不会做的。我愿意与大王共弃前嫌，从今以后，互通使者往来，恢复原有的良好关系。”

所以，我赶紧派遣陆贾前来，向南越王你谕告皇帝我的本意，你应该接受，不要再引发战祸了。托特使带去用丝绵做的衣服，厚的五十件，中的三十件，薄的二十件，赠送给南越王你。希望您把这当成好消息，消除疑虑，尊重邻国。

据历史记载，刘恒在写这封书信的同时。也在军事上有所布置，最后赵佗也回了一封书信给刘恒表示愿意取消皇帝番号，归附大汉朝。

汉文帝主政后，在民生方面采用道家思想进行治理，减免赋税，将国有资产让利于民，这些都为汉朝的强盛打基础。据历史记载刘邦时期全国人口总计1300万，而到了文景时期全国人口达到2500万左右。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汉文帝轻徭薄赋，但结果却是大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国库钱太多，余钱长期不用堆放在那里，以至于串钱的绳子都腐烂断掉了。这正是“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

《史记·孝文帝本纪》记载，汉文帝在位23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宫室”就是宫殿建筑，“苑囿”就是皇家园林以及供皇室打猎游玩的场所，“狗马”是供皇帝娱乐使用的动物、设施，“服御”是为皇帝服务的服饰车辆仪仗等。这些都是封建社会帝王讲排场、显威严、享乐游玩必不可少的，皇帝们大都十分重视。然而文帝当皇帝23年，居然没有盖宫殿，没有修园林，没有增添车辆仪仗，甚至连狗马都没有增添，但凡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

古代皇帝住的宫殿，大都要修又大又漂亮的露台。汉文帝也想造一个露台，他找到工匠，让他们算算要花多少钱。“召匠计之，直百金。”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文帝听了后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就是说，百斤黄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产业，我继承了先帝留下来的宫室，时常担心有辱于先帝，还建造露台干什么呢？

文帝的穿衣很是朴素，“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今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古书中常见到“绨”这个字，绨是厚缯，质地较粗，也就是粗布袍子。汉文帝不仅自己穿粗布衣服，后宫也是朴素服饰。当时，贵夫人们长衣拖地是很时髦的，为了节约布料，即使给自己最宠幸的慎夫人，也不准衣服长得下摆拖到地上。宫里的帐幕、帷子全没刺绣、不带花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作出榜样。

北宋文学家吴垧在《五总志》中，还记载了汉文帝刘恒“履不藉以视朝”的故事。草鞋最早的名字叫“屦”，由于制作草鞋的材料以草和麻为主，非常经济，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平民百姓都能自备，汉代称之为“不藉”。汉文帝时，已经有了布鞋，草鞋已经沦为贫民的穿着，而汉文帝刘恒以“履不藉以视朝”，就是说他穿着草鞋上殿办公，作了节俭的表率。

《史记·孝文本纪》还记载文帝下令：“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就是说，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墓冢，就是要就是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

司马迁在《史记》中高度评价汉文帝说“德至盛焉”“岂不仁哉”！

汉文帝这一系列言行，正是“功遂身退，天之道也”的典范。历史上的“文景之治”时期是在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41年，这一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一个少有的盛世，汉文帝的这些举措为大汉朝奠定了300多年的基业，可以说道家的思想功不可没。

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道德经》也是如此。《道德经》年代久远，由于传抄的错误和人为的改写，导致现有《道德经》版本众多，再加上古文与后人文字的差异，就更加剧了对《道德经》理解的不同。特别是后来流行的几个版本由于人为改写和传抄错误，内容本身已经不能很好地自洽。以前我在读《道德经》时经常会有读不懂的地方或者有心存众多大疑问的地方，直到读到马王堆出土的帛书甲乙本《老子》，才解开了很多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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