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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五角大楼的毒气面罩

1968年4月10日，一场听证会由于群众的喧嚣而中断，之后简被逮捕并被押上警车，送往地方警局。她按压指纹，拍摄了嫌疑犯档案照，并以骚乱行为、煽动骚乱、毁坏财物、妨碍政府行政等四项轻罪名被起诉，但每项罪名足以让她坐牢一年。这不是简第一次被逮捕。先前，她因反对越战的抗议被捕，这次则是因为反对兴建高速公路。这次抗争的对象与汽油弹、地毯式轰炸无关，只与高速公路出口、柏油路、建筑工人的工事、往新泽西是快了还是慢了几分钟有关。老天，都是些基础建设。

这条被抗议的公路叫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全长2.5英里，将曼哈顿下端两座横跨东河的桥连接到哈德逊河隧道。不过，这条公路从未存在。简的编辑杰森·爱泼斯坦回想起，倘若这条公路兴建了，情景将会是：

我住的这栋大楼会消失，不会有早上的马苏里拉奶酪，不会有中国城，不会有提供几千个初级工作机会的服饰业，不会有祖母们带着孙子上学，暖和的夏天晚上不会播放狄西嘉（de sica）的电影，没有苏活区的美丽铸铁建筑、鹅卵石街道、餐厅、艺廊、店家，及其价值数百万、数十亿的可抽税的财产。¹

至少在大体上，原本会被高速公路摧毁的曼哈顿下城的街道，今日看来一如往昔，而且变得更好。

人们如今经常谈论栖息地保护，保护自然资源、处女林、家庭农场免遭扩张的蹂躏，其中每一项都理所当然地被视为弥足珍贵，应该投注强烈的情感。对于反对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的人来说，他们的珍贵栖息地也面临风险，只是它不是一个“自然的”栖息地，而是人类双手的产物——一座缜密建造的城市的一小部分。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的新居民，例如来自凤凰城郊区或是堪萨斯农村的人，可能难以将这一区视为独特，更别说激发守护之心或情感联结。但是这片拥挤的城市景致是许多住宅、完整社群与世代相传企业的坐落之处，此外，从更宽广的角度而言，它蕴含了一种生活方式。

在《死与生》中，简花了相当长的篇幅谈论高速公路与车辆，尤其在“汽车侵蚀城市或是城市钳制汽车”这一章更是着墨许多：²

今天珍爱城市的每一个人，都深受汽车的干扰。

交通干道，还有停车场、加油站和可以开车进去的露天戏院、餐厅等，都是破坏城市的强大及持久的工具。为了适应它们，城市的街道被打破成为松散的都市蔓延，对任何徒步的人而言都显得不一致和空虚。

诸如此类，都是些在今日看来再熟悉不过而且不言自明的一连串罪恶。当时忠于自我的简，有勇气将话锋一转，写道：“我们太怪罪汽车了。”她接着带领我们返回1890年左右的伦敦，那是充斥着马粪、烂泥的地域，铁框轮胎摩擦花岗岩产生恶臭，“各种大小轻重的车辆嘎吱作响，呻吟着、哀鸣着，发出喀喀的声音”，形成一片超乎想象的喧嚣。简特别提到，这就是埃比尼泽·霍华德年代的伦敦，不难想象他会认为城市街道不适合人类。她写道：“停止对自己诉说有关19世纪街道对马车交通的适合与魅力的神话。”有内燃机的汽车甚至可被视为一股“将城市从它们有害的倾向中解救出来”的力量。简本身不开车，通常以步行、脚踏车、地铁或计程车在纽约移动，但是鲍勃开车，他们家也的确有车子停在格林尼治街的车库中，大多是在放假时使用。³

或许汽车本身不构成问题。但是简写道：“我们走偏了。”⁴我们将一匹马替换成“五六辆机械化交通工具，而不是用一辆机械化交通工具取代五六匹马”。车辆太多才是问题，车与专为车辆设计的一切以及它们占据的空间排挤掉了其他一切。车辆侵蚀了城市；简使用“侵蚀”一词，模拟美好事物消逝的状态：这边拓宽一条道路，那里是车辆呼啸而过的单行道，还有停车场、更多和更大的停车场、双层桥梁。而最后，就如同简所写的：“一条高速公路贯穿其中，最后形成巨大的公路网。”所以最后只剩下高速公路、汽车与停车场，曾经热闹非凡的市中心消失殆尽，沦落为“伟大而狭窄的污垢”。

然而，在20世纪60年代，曼哈顿却并非如此。

有三座建于20世纪早期的吊桥连接着曼哈顿岛与布鲁克林。还有几座较小的桥横跨哈莱姆河（harlem river），连接到布朗克斯等地区。约莫在简搬到纽约的时候，哈德逊河下有两座隧道连接着纽约与新泽西，取代原先的渡轮网络。在1931年，位于城市北端的乔治·华盛顿桥启用，成为第三个横跨哈德逊河的连接桥。车辆通过曼哈顿东、西侧高速公路而纵贯奔驰。

但是这片路网几乎没有实际侵入曼哈顿内部，这正是差异所在。也就是说，这些驶过桥梁与隧道的汽车并没有进入高速公路，而是散布到毛细血管般绵密的城市路网之中，让这片23平方英里的地区保有质朴的一面，城市本身细致交错的肌理也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

从战争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纽约人的汽车持有率就像美国其他地区一样处于攀升状态。但是一旦你的轿车或卡车驶入曼哈顿岛，例如要前往新泽西或是到曼哈顿下城地区，你就会卡在街上，塞在人群、公车、计程车、卡车和推车之间，变成缓慢移动中的一点。对于在知识上、社会上、政治上等各方面都和简针锋相对的罗伯特·摩西而言，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会解决上述所有问题。⁵如果想要保持大都会中的交通与商业流动的话，就必须建造它。对于摩西来说，这一切昭然若揭。

这条高速公路将沿着布鲁姆街延伸，北端环绕格林尼治村，南端则围绕着“小意大利”，它在摩西意图抛弃19世纪城市的计划中存在已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摩西在布鲁克林的外围建造了外环公园大道，在那些外围市区原本完好如初的街区中开辟了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和跨布朗克斯高速公路，并以长岛高速公路连接市区，以布鲁克林—炮台公园隧道连接曼哈顿与布鲁克林。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即传闻要兴建的许多条跨曼哈顿的高速公路（包括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至今都尚未兴建。

在不同时期的规划中，这条新高速公路会经过布鲁姆街对面建筑物的后方，或是以高架道路的形式，以几种不同的高度从它们上方经过。在某些方案中，它则与住宅或是学校相连，甚至是在街面底下穿梭，与现有的地铁轨道、管线、电路、蒸汽管、水管的网络彼此盘根错节。更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设计随时间推进一直在变更，当简开始涉入此事时，这条路则确定会是个y字形、八线道、串接车辆的通道，从东河上的桥梁横跨到曼哈顿下城、荷兰隧道（holland tunnel）与新泽西。此方案也确定，这条高速公路会造就2 000人的居所、带来1万个工作机会——这是高速公路支持者提出的统计数字。

1961年10月，当地的房地产业者斯蒂芬·弗莱德斯（stephen freidus）写信给高速公路右侧周遭的屋主，告诉他们拆迁将无可避免，并建议他们必须“思考一下（他们）目前的空间需求”⁶。如果如他所预期的，屋主们计划在不久后迁移，则他很乐意帮忙。他热切地建议他们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或家里，并说：“（我）很乐意每周提供168个小时的服务。”弗莱德斯似乎是个精力充沛的人，然而可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他也写信给简的昔日敌人——纽约城市规划局的首长詹姆斯·费尔特谈到自己的计划，并补充道：“请不要把我看得太过分。”但这恰是费尔特对他的观感，费尔特表示：“你用的方法让我困扰，而且让你显得很没诚信。”⁷对此，弗莱德斯可能回应道：但高速公路是势所难免的。

简在1962年卷入那场反对高速公路的抗争之际，这一切似乎的确不可避免。当时她还在《建筑论坛》工作，已经出书，并且吓阻了西村城市更新计划这只万恶的“八爪章鱼”，成为当地知名人物。她后来回忆道，在那个时间点，“我终于可以好好做我的工作，完成我身为母亲与妻子的职责和事务。我的天啊，我不是正要开始更为平静地生活吗？”⁸后来，也许是在初春的时候，拉山神父（father la mountain）出现在她门前，问她是否能伸出援手。

拉山神父是圣十字教堂⁽¹⁾的年轻神父，在小意大利区边缘服务一个贫穷的教区。教堂本身前侧是华美的砖造墙面，坐落在住宅区与商业区之间，面向布鲁姆街，就在高速公路的分叉点上。拉山神父眼见他的家园、教堂，还有如今大都已经向宿命低头的教友，都即将消失。这个社区的一部分已经被征收，其中包括教堂本身。像斯蒂芬·弗莱德斯这样的人正汲汲营营地借机牟利，而这正是一个社区早在重力锤开始撞击建筑前就已活力尽失的经典案例。

简能帮忙吗？

她第一个反应是：不，她没有办法。

但是她想帮忙。这条高速公路完全像拉山神父所说的，会是一场灾难，对于他的教堂、教友、布鲁姆街和整座曼哈顿下城皆然。高速公路只会摧毁小意大利区，它的上坡道和交流道会同时切割东西两边。格林尼治村也同样饱受威胁，布鲁姆街仅位于华盛顿广场南边七个街区之处。但尽管如此，“我非常抗拒参与另一场抗争，我想要专注在我的工作上”，简指的工作是撰写《城市经济》一书。⁹高速公路的抗争行动并不是她的工作。

然而她最后还是心软了。简在几年后向一位访问者说：“我没办法袖手旁观。”她并未参与这场公路抗争的最初几个阶段，当时是由拉山神父挑起大梁；她也没有参加抗争的尾声，那时她已经离开纽约。但是在最关键的抗争中期——大约在1952年到1968年之间，简深深涉入其中。¹⁰

对于简·雅各布斯来说，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的情况，此时是否大抵就像骨外科医生进行的第117次髋关节置换手术？毕竟，就如简后来所说的，拉山神父求助于她，是希望参与西村抗争的“一些有经验的斗士”能帮助他。神父是正确的，简在当时的确是个经验老到的街头抗争者和专家，已经确立起抗争的方法并完善地研拟构想。在某种程度上，对她来说，进行反对这条高速公路开发的抗争已经是得心应手的事，她将参与听证会、制定策略、动员支持者、经营媒体关系、提振人员士气。当然，她也会与在幕后操控全局的罗伯特·摩西再度交手。

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有挥之不去的阴影
害怕有一天推土机会拆除我们的房子
我们要毅然决然地让这个阴影永远消失
我们不要超级高速公路，我们要我们的社区

这些诗句来自“停建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联合委员会”所发布的《罗伯特·摩西请听着》（listen，robert moses）这首诗。这个委员会以布鲁姆街378号为据点，也就是拉山神父的教堂所在地。这首诗的作者是鲍勃·迪伦，他从1961年初就住在格林尼治村，当时还默默无名，也尚未发行第一张专辑。

简在联合委员会担任主席之一，他们不只面对来自摩西的反对，还有来自市政府许多政治与规划单位的阻力。詹姆斯·费尔特喜欢将被高速公路分割的社区称作“地狱百亩”（hell's hundred acres）。简忆及：“这听起来仿佛我们信奉没有火灾逃生设备的建筑与破败的生活环境。”¹¹

简与其他当地居民戴着毒气面罩出席了一场听证会。应该没有比这方法更能用来代表伴随高速公路而来的烟尘、污垢和肮脏的废气了吧？

在一场集会中，简告诉当地电视台的知名记者加布·普莱斯曼（gabe pressman）：“高速公路会将纽约‘洛杉矶化’。”¹²这引起了纽约市民的注意。

她也向刘易斯·芒福德求助。芒福德近期在《纽约客》针对简的书所发表的高明评论被一些人用来诋毁简，这也连带使简反对高速公路的主张受到质疑。简打电话给芒福德，并在他能说些什么来反对她之前就轻快地说：“这并不是关于《纽约客》的事。”¹³简说高速公路的事比她或是芒福德的自尊受损来得重要。芒福德是否愿意撰写反对信，并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听证会中宣读呢？当然好——芒福德这么答复，而且付诸实行。这篇文章的效果很好，大有裨益。

1962年12月12日，纽约市评议委员会一致否决了高速公路的最新计划。在市长小罗伯特·f.瓦格纳宣布结果时，现场爆发了“一阵热烈的欢呼，大家开始相拥与亲吻”。根据当地政治人物、和简一同担任联合委员会主席的路易斯·德萨尔维奥（louis desalvio）所说，那是“最棒的圣诞节礼物”。简将报纸刊出的这场胜利的报道寄给在弗吉尼亚的母亲，并于信中潦草地写着：“我们赢了！这真的太棒了！”兴建计划中止了。

但兴建计划并未彻底受挫，简与居民仅是赢得了一些喘息的空间。高速公路的支持者将重新集结，而就像简参与过的许多公民抗争一样，这场激烈而磨人的抗争将一直持续下去，横跨好几个年头。这种事会逐渐消磨你、扭曲你的生活、使你愤怒；这的确让简愤怒，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后期尤其如此。

1965年7月，有人希望将简在《财富》刊出的那篇文章收录于一本城市更新的读物中，想征求简的同意。简在原信件底部潦草地写道：不，没法答应。“这个构想让我非常不安。在这样的脉络底下纳入那篇文章，会颇为曲解我在城市更新方面的立场与想法。请不要将我的文章纳入书中。”¹⁴最后，简似乎是请《财富》帮她拒绝的，这无疑是更为委婉的方式。

稍早之前，简参与在华盛顿举行“城市与高速公路”的座谈会，¹⁵在她之前发言的讲者是哈罗德·格雷（harold gray）。根据格雷的个人简介，他从1934年举办国家高速公路使用者大会（national highway users conference）以来，“整个成年生涯”都在高速公路运输界工作。格雷认为，新的州际公路是一种理想的运输模式，意味着安全顺畅的驾驶，不被红灯和塞车阻挡，将车流从当地街道上疏导开来，为建筑工人创造工作机会，透过向高速公路受益者抽取的汽车与燃料税来负担运营。格雷说道：“在美国，每个母亲的小孩都希望能拥有、操作和修理自己的车子。汽车代表典型的美式生活。”

轮到简上台的时候，她表示：“我会非常没礼貌。我现在很愤怒，而且非常不同意刚才听到的格雷先生的言论。”简表示，他说的是一连串的陈腔滥调。高速公路的使用者支付了公路所需的全部经费，这并非事实。谁支付因车祸受伤的人的医疗费用、打官司的费用，还有应该有其他要务在身的警察管理交通的成本？空气污染呢？汽油税并没有用来支付上述任何一项费用。

让我们来看看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简继续说道：“在纽约，也就是我居住的地方，我们争取停建的这条高速公路将使1万个工作机会消失……其中大约有6 000个是非洲裔与波多黎各裔居民的工作，他们在求职上举步维艰。”高速公路对城市有益？那纽瓦克（newark）又怎么说？纽瓦克有无数条高速公路，但几乎很难说这座城市从中得到了任何利益。另一方面，格雷认为经济发展仰赖“更多的汽车——这是很可怕、很糟的想法……是殖民式的思考”。简将之比拟成种植单一作物的悲惨殖民地，为殖民母国提供咖啡、油或是花生，但从未获得丁点长期利益。“要成为一个倒退的城市或国家，没有比那样更快的方式了。”不——简用类似（当时只写了一点的）《城市经济》的论调说道，“你必须持续发展、添加新的事物”，而非依赖单一作物或产品，更别说是汽车。

简先前经历了保卫西村免于人行道缩减，以及反对城市更新和兴建高速公路的命运的长期抗战，这使她内心累积出深刻的悲观和义愤填膺的情绪，也使她对类似的社会不公义十分敏感。她说，在昔日的华盛顿，你可以就行人、汽车、大众交通等任何议题进行争论，也可以谈论“构想、哲学，并就事论事地交换不同意见”。而今，情况已经改变。简说高速公路的倡议者“不再诚实地行事，这项高速公路计划中牵涉很多的欺瞒，而我认为它很可能是禁酒时期以来最腐败的方案”。简后来回顾当年支持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的许多纽约市民团体时，论定其中几个团体已经“腐败沉沦”了，而其中包括简直指其名、原本令人尊敬的艺术协会（municipal art society）。

在1962年的暂时胜利之后，反对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的抗争确实平息了一段时间。但不久之后，支持高速公路的阵营中加入了新的成员——纽约州公路部门官员暨州长尼尔森·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也出现了新的反对者，包括艺术家和历史古迹保护主义者。

沿着布鲁姆街与其周边地区，连绵的街廓上林立着五六层楼高的建筑物，其中有许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它们的雕花外墙不是用普通的砖块、混凝土或石头铸成，而是用铸铁。多年来，许多工厂坐落其中，厚厚的木头地板承载着缝纫机、印刷机和车床的重量。这些建筑建造于电力照明问世之前，宽大的高拱形窗户让光线透入原本昏暗的室内，高挑的天花板则腾出空间来架设盘根错节、用蒸汽驱动的高架传动带。¹⁶

在昔日的纽约，这些地方被称为“改装的工业空间”（loft）¹⁷，而今，随着市内制造业的衰落以及产业从中迁出，新一批的纽约客对它们产生了兴趣——艺术家与雕刻家被没有隔间的室内、充足的自然光与高挑的天花板吸引，挑高的设计提供了足够容纳大型画作与雕刻作品的空间。它们是理想的工作室，而某些艺术家也居住其中——这在当时是非法行为，分区法规对于居住在工厂的人并不友善。但是艺术家们仍继续住在那里，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善于刻画牛仔、小马快递（pony express）员等古老西部代表人物的雕刻家哈里·杰克逊（harry jackson）就以布鲁姆街一个改装的工业空间作为工作室，并和简成为朋友。在杰克逊的鼓吹之下，他们成为声言反对高速公路的新战力。

和他们属于同一阵线的还有倡导保护历史古迹的玛戈特·盖尔（margot gayle），她也是简的朋友。¹⁸艺术家们当时已经抱着失去工作室的心理准备，然而这代表它们所在的、拥有铸铁墙面的那些无可取代的建筑物也将一并消失。戴着白色手套和珍珠项链的简在1963年抗议拆除宾州车站的活动中失败了，那一场灾难激发了一波保护历史古迹的运动。若要阻挡又一场新的灾难，并且拯救布鲁姆街、默瑟尔街（mercer street）以及主街上的壮丽古建筑，就必须阻止高速公路的兴建。

在1968年4月10日的晚上，一场反对曼哈顿下城高速公路抗争史中别具意义的听证会在位于下东区的苏华德公园高中（seward park high school）礼堂举行：高速公路当时在纽约州交通局的支持下又起死回生。¹⁹当时，简与其他几百人一起出席听证会。讲台上展现了关于这项伟大计划的精彩描绘。主持这场听证会的交通局规划工程师约翰·托特（john toth）坐在台上桌子的后方，同一张桌子的另一端则坐着一位记录会议的记录员。这名讲台边上的女子，将成为整场风波的主角。

每位讲者靠近立在讲台边缘的麦克风，背对政府官员、面向观众演说。简认为这样的安排象征了官员们兴趣缺缺，因为他们已经打定了自己的主意。高速公路的支持者很快就被台下的高声质问逼下台。发言的时间限制没有一定的节奏，或者毫无来由。根据简的说法，现场就像“疯人院”一般，“主席让人觉得他仿佛任凭场面乱成一团，好像他的任务是要让大家发泄怒气，而不是主持一场严谨的听证会”。中场休息之后，许多人选择回家，但约有上百人依然留守。“不可思议的计谋又开始了。”

一度有人大叫，请简上台发言，另一个人递麦克风给简。简说道：“我就像其他讲者一样面向观众，说我们只是在自言自语。”官员一点也没有假装自己在聆听的感觉，他们只是要“交差了事”，必须“回报上级”，说人们反对兴建高速公路。简建议，为了用一种无法言传的力量来传达这个信息，愿意的人请走上台进行抗议。

托特告诉简：“你们不能上来。下去！离开讲台！”

“我们要穿越讲台，再从另一边下台！”简如此回应。

“逮捕这个女人！”托特对执勤的警员下令。

此阵骚动之中，旁边这位看似温和的速记员慌乱起来。在简的记忆里，速记员站起来，用一只手把速记机紧紧抱在胸前，并挥动另一只手，赶走她周遭的动乱人群。有人听到她说：这是一台全新的速记机，是她的个人财产，所以想保护它。她觉得受到威胁。简写道，“当她像一个独臂的职业拳击手一样挥舞手臂的时候”，机器的纸带开始“像一长串的五彩纸屑般卷动而出”，在整个讲台上散开，“人们开始把它从地板上捡起来，丢到空中，就像舞者一般……真是太超现实了”。

简突然意识到，这卷纸带，这像古老象形文字般绵延的速记符号是这场听证会的唯一记录。听证会需要正式的记录，若没有它，这场听证会等于从未真正发生。“大家听着！”她记得自己当时向众人高呼，“没有记录，听证会就不存在！我们结束了这场虚假、骗人的听证会！”

简要离开时，一名警官拦截下她，并在托特的指示下将她逮捕。简上了警车，被送往警察局。

随后，在法院举行的一场相关听证会中，法庭请简表明自己的身份。

“我是囚犯。”简回应道。

一名警员拍拍她的肩膀，提醒她：“别这么说，亲爱的。请说我是被告。”

在之前的12月，简和最受瞩目的社会评论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一同在一场反战示威中被捕。²⁰当天在曼哈顿下城的刑事法院大楼拍摄的照片显示，28岁的桑塔格看起来像往常一样时尚，把牛仔裤塞在小牛皮长靴里。仔细研究这张照片的威廉·伯尔（william bole）写道：“在她身旁有个似乎并不属于这张照片的女人。那是简·雅各布斯，留着银白色的刘海，穿着可能十年前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流行过的羊毛外套，戴着厚重的黑框圆形眼镜。”²¹简在白厅训练所（whitehall induction center）前面的人行道上沉重地跪下，这里是新兵被征召入伍的地点。最后她承认自己犯了一桩轻罪，然后被释放。

在苏华德公园高中被逮捕后的次日，简写信给89岁高龄的母亲，说道：“我又被捕了！你的女儿可能会是监狱常客，或者不论如何都是行为不检者。”²²

确实，简总是有点不守规矩，与此同时也总是带着欣悦之情：她写给巴茨纳女士的信中流露出一股不以为然的态度，并非羞耻或懊悔。然而，苏华德公园高中事件终究不是轻松的笑料。简忆起，在之后的一场听证会上，“检察官举证历历，把我说成是一个暴民”，²³而法官似乎相信检察官的说法，这是简第一次担心自己命运未卜。她当天下午回到家：“我感到非常沮丧，而且很害怕。当我回到家时，孩子们都在上学，而我的丈夫正在上班。我走进家门，颓丧地坐在餐桌旁，感到非常绝望。我几乎可以听到从我后方传来监狱的关门声。”

后来，奈德回到家，将书本丢在桌上，听母亲说在法院发生的事，然后坐下来对她说：“你知道吗？身为一个53岁的女人，你过着非常刺激的生活。”

简一扫阴霾。她回忆道：“突然间，我整个人感觉好了一千倍。”

几个月后，简透过承认自己的轻罪使对她的这些指控减免为一次性的妨害治安行为。²⁴要遗忘高速公路的议题得花上更长的时间，然而那天晚上在苏华德公园高中发生的事件足以作为整个20世纪60年代后期动荡美国的写照：民主的骗局受到质疑，政府的操作陷入喧嚣和抗议之中。

到1966年11月，简出席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的“如何在社会上运用权力”座谈会时，还是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时代已经消磨了她的心志，使她不再平静，而是更愤怒、更愤世嫉俗。“在1966年的这个美国，我告诉你，要了解权力的唯一方法就是亲身去做。你的学习方法主要是透过挫折和探寻挫折的原因。”简谈到她母亲在她小时候这么教她：“当一个男孩拿到一根棍子，他的思考就从棍子的另一端流失。”简继续说：“权力是手中的一根棍子，美国持有它。而作为一个国家，我们的思考正从棍子的另一端流失。”²⁵

回到之前的1962年，詹姆斯·费尔特抱怨简与她的西村抗争伙伴们的行为显得政府部门人员仿佛言行不一、无法信赖，甚至不能指望他们信守承诺。当时是在约翰·肯尼迪总统遭暗杀之前，这种质疑公部门的立场并不多见，不过后来的六年期间，人们对权威的态度丕变。人们不再信任，整个美国似乎笼罩在一股谎言和腐败的氛围之中。马丁·路德·金的暗杀事件在全美城市激起暴乱。在苏华德公园高中听证会前两天，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枪杀身亡。一切都无理可循。黑人与白人泾渭分明，而政府和老老少少的百姓几乎各说各话，美国社会立基于破裂而摇摇欲坠的柱子上。就在几年前，当简被邀请到白宫做客时，仍然可能把这个国家视为以符合道德或至少是以合法的方式行事。然而，越战的毒药如今渗透了美国社会，挟其死亡的人数、烧毁的村庄，以及身穿印着被鄙夷的“军武”字样的白上衣、绑着细细的系带被送往东南亚赴死的年轻人——这个国家的社会凝聚力遭到了扭曲和损耗。在这个时刻、这种局面中，简和她的许多朋友把对当权者直言以及被逮捕视为必须而尊贵的，甚至是一枚荣誉勋章。

1967年4月，简、当年12岁的玛丽、西装翻领上戴着花的鲍勃，一起参加了纽约联合国广场上的和平游行。简与其他知名人士公开联署，试图阻止将一部分的联邦税收挹注到战争之中。她和她的家人签署了请愿书，参加守夜和集会，反对在纽约的那些掌权者，反对这场可憎的战争。在那个圣诞节即将来临的时节，有一次，简到梅西百货为鲍勃和孩子们添购冬季内衣套装。“是打猎还是钓鱼要穿的呢？”体育用品销售员这么问。简回忆当时自己是这样回应的：“‘这是在抗议时要穿的’——我这么说，而且甜甜一笑。”²⁶

1967年10月，华盛顿特区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反战示威游行。在林肯纪念堂的购物中心聚集了10万名抗议者，他们从那里穿过纪念桥（memorial bridge）、越过波托马克河（potomac river），抵达下令发动战争的五角大楼。空气中弥漫着革命气息。对某些人来说，反战的意见是社会上不着边际的空谈，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则是非常严肃而迫切的议题。当示威的规模和范围愈趋明确的时候，政府动员了武装部队，部署在五角大楼的周围。

以当时的语言形容，对于聚集在五角大楼外面的许多人来说，那是一番“唤起激进意识的经验”，那个时刻让人清楚体认到，善意要求的改革和节制是不够的，而且这个体制此时彻底腐败，需要更大、更坚定或者更决定性的东西来抗衡。简当天也在五角大楼。她和据说有2 500人的成排武装士兵对峙，他们戴着头盔和防毒面具排成阵列。“他们看起来像是群聚在一起的某种可怕的昆虫，一点也不像人类。”士兵推倒示威者，并且逮捕了600多人。“我很愤怒，他们竟然从我的身上踩过去——从一个美国人身上踏过去！”²⁷

简从五角大楼回来之后的几天，收到一位《纽约时报》的编辑发给她的电报。

可否请你为《纽约时报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将发表的“公民不服从评论集”撰写500字的文章？……越来越多美国对越南政策的国内评论家加倍主张放弃为反对而反对的抵制，更确切地说，就是指放弃公民不服从的举动。²⁸

她对此有何见解？她有很多话要说。“对于在越南发生的事，公民不得不不服从。”她写道。美国在战争中已经是输家，而在这种情况下，现在还参与了“比战争本身更恶毒和可憎的事：屠杀、使人挨饿、摧毁和令人颠沛流离”，这不是为了任何目的，只是为了延后承认失败。

她接着说，这场战争“是一番直接用我们年轻人身躯作为养料且贪得无厌的事业”。

九个月后——简在苏华德公园高中被捕两个月后——和她同名的22岁侄女，也就是弟弟吉姆的女儿小简即将成婚。²⁹她在新泽西伍德伯里的费城郊区长大，就读当地的高中并在1964年毕业。后来，她就读位于长岛花园城（garden city）的艾德菲大学（adelphi college），有时候她会打电话给姑姑简，问是否可以搭火车去拜访她。她记得，“简总是留一张床让我睡，有时候我甚至会带我的朋友一起去”。年轻的小简不时造访在哈德逊街的那间屋子。她与吉姆和奈德很亲，和简也很亲。如今，她要结婚了。

婚宴请帖已经寄出，雅各布斯一家人当然受邀，但简和鲍勃回信说，他们无法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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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十字教堂（church of the most holy crucifix）：现为圣李乐伦小堂（chapel of san lorenzo rui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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