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创/深圳商报首席记者 魏沛娜

12月12日下午，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广东省作家协会、深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花城出版社联合主办，深圳市作家协会和深圳市文联文艺创作室共同承办的吴君作品研讨会在深圳市文联九楼会议室举行。来自北京、广州、深圳等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吴君文学作品举行深入研讨。研讨会由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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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青年作家中的领军人物

作为深圳本土作家的重要代表，吴君创作出一系列深刻反映时代生活的长中短篇小说，展现了一个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作品几乎涉及到了深圳的每次重大社会变迁，对于当下的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现实、如何表现时代有着样本性的意义。其主要作品有《我们不是一个人类》《亲爱的深圳》《皇后大道》《万福》及影视和舞台作品，并有作品译成英、俄、阿拉伯、蒙等语言。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邱华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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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个人作为编辑和小说家同行的角度来看，吴君的作品呈现了很大的变化。在我最早看到吴君的作品时，她写的是过去成长的作品，当时她写的不是深圳，而是过去带来的记忆更多一点。平时在交流的时候，我说怎么还没有对深圳进行描写。慢慢的，我发现吴君的创作找到了他乡是故乡的感觉，是对深圳的挖掘。我非常喜欢吴君收录于“深圳当代短小说8大家”系列图书中的短篇小说集，这本小说集呈现了吴君书写深圳的非常棒的短篇小说艺术风貌，让我对吴君的创作充满了信心和期待。这次读了《万福》，我觉得这部小说非常有烟火气，对人情世态的纠葛包括里面一些情感上的重新组合关系呈现得非常独特，同时小说的名字非常好。吴君从写作开始到现在的《万福》，一个作品呈现几个层次的含义，我觉得非常不容易，非常了不起。

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李一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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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是一位对时代环境中的现实世界具有深刻穿透力、省察力，具有鲜明审美特征和艺术品位的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优秀作家。吴君的作品的主人公多是从异地乡村到深圳打拼的小人物。他们厌倦和逃出贫瘠的土地，作为外来的闯入者厕身于一个热气腾腾、市声嘈杂的都市，他们原本以为可以由此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如原罪一样身份的烙印，常常使他们难以立足城市、融入城市，为此他们开启了在异乡艰难的命运跋涉，其中既有不懈的自强，艰苦的兑变，奋力的抗争，也有狡黠的算计、同类的争斗，尝尽生活苦涩的滋味和命运挣扎的况味。一条连接乡村与都市，故乡与他乡的脐带，营养了吴君的文学世界。

吴君的笔触不仅在景观层面上揭开大都市中底层人民生活的处境，而且在情感人性和心理层面展示主人公的精神困境，在乡村与城市、故乡与他乡、个人与他人、个体意识与集体无意识中，在人与自我的交会、融合、碰撞、矛盾中，在生活的波折和命运的捉弄中，描绘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与热切、亲近和隔膜、依靠与逃离诸种样态，写尽主人公心绪的迷乱与枉然、心理的焦虑与折磨、精神的撕裂和痛苦以及灵魂向高贵的摆渡。吴君的作品传导出的不是对主人公奋斗生活的庸颂，她的作品既寄寓深沉的同情，又涵蕴温和的批评。有多少恩泽，就有多少苦难；有多少碾压，就有多少慈悲。面对都市小人物的存在境遇，吴君赋予人物以深切的人性关爱和人道关怀。有痛彻的泪光，有温情的抚慰，有自觉的代言。

然而，吴君并没有停止于同情，隐藏作品深处的还有批评，对主人公虚伪、算计、丧失自我甚至勾心斗角等等劣根的批评。吴君的批评是站在受苦人命运立场和基点上满含同情泪水的批评，温情脉脉的批评，怒其不争的批评。她对人生问题严肃的思考，对世道人心细腻而犀利的剖析，提升了作品的深度和层次。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忠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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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的作品书写了急剧变化的年代人的命运和情感冲突，写出变化中小人物的困境的矛盾，而且我在吴君作品中看到了浓烈的深港味，这个味道的书写不仅是吴君文学的标志，还是极其重要的深圳文学的标志。不光是语言，还有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很多深港人在这些方面和内地人是不一样的。吴君无疑是目前深圳中青年作家中的领军人物，是深圳40年文学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作家。

深圳市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张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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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上个研讨会已经过去了8年多，这8年多的时间，吴君的创作有了较大的变化，难能可贵的是，在深圳这座急速发展有些浮躁喧嚣的移民城市里，她写作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坚持写作的初心没有改变，始终耐住寂寞，不断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风格。

为记录改革开放40年深港双城同根同源，相互成就，深度互补的关系，文联安排吴君多次深入渔民村、万丰村、凤凰古村、钟屋、香港屯门等地实地采访，以小人物为切口，写出反映改革开放40年特区巨大变化的《渔民村的村天》；反映香港青年再出发，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商机，香港同胞欣喜回家共话未来的长篇小说《万福》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反映深圳原居民，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华丽转身的长篇小说也已完成。

吴君还是全市影视改编最多的一个作家，充分体现出我们深圳市文联专业干部的素质和能力水平。

广东省文学院院长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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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吴君算是同龄人，又都是写小说的，我们的成长背景，对于青少年时代的记忆，读的书，唱的歌，可能小时候玩的玩具都是一样的，这些都是写作的重要因素，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这一代的写作。所谓一代作家，从这个意义上，我和吴君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代作家。

但是另一方面，吴君的写作又是区别于她的同代人的，她的这种差别性，彰显了她作为一个作家的独特存在。吴君的小说，我觉得最可贵的一点是，她亲近外部世界，她深入人群、关注人群，尤其是对她不熟悉的阶层，对她不熟悉的人和事，比如边缘人、底层、小人物，她都有书写的热情，并投入了一个作家的理解和同情。我觉得这一点，我对她是很佩服的。就是说，她的小说带有她这代作家少有、难能可贵的社会属性。对于深圳的书写，可说是她的一个文学母题。她来深圳的时间当然比较早，可是我觉得，一个作家与一个城市的关系，有时是很神秘的。像我在广州生活了那么多年，至今还有一种疏离感。但吴君和深圳的关系是很契合的，她书写了另一个深圳，一个丰富的、热闹的、同时也是孤独的深圳。在这一点上，她为深圳的文学书写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一个除了“打工文学”之外的新的文学空间。

吴君的小说，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她的故事能力非常强。写故事，是一个小说家的基本素质，但遗憾的是，当代作家有很多没做好，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觉得写故事是一种能力，而这个能力，吴君是与生俱来的，而我必须要靠后天努力。我希望吴君在以后的写作中，能坚持自己的心性，发挥自己的优长，把自己的文学特点扩大化，做到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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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爱的深圳》到《万福》

在多年的写作过程中，吴君的作品不断受到文坛的肯定和赞赏。其作品曾获中国小说双年奖、百花文学奖、北京文学奖、广东省鲁迅文艺奖、中国70年70部优秀有声阅读作品奖等。其长篇小说《我们不是一个人类》入选《长篇小说选刊》获评为2004年度国内五部好长篇之一；《亲爱的深圳》入选中国百年百部中篇正典、改革开放四十年文学丛书；今年初出版的《万福》登上了多个书榜和排行榜，收获诸多关注和赞誉，并在日前入围第五届长篇小说年度金榜（2020）。

花城出版社副总编辑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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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亲爱的深圳》到《万福》，我觉得吴君已经从深圳的外来者和观察者真正地成长为深圳的亲历者和书写者。她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围绕深圳的主题，写深圳的人和城市，在某种意义上，吴君对这个城市的关注已经和创作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割，她从以短篇小说见长到长篇小说写作渐入佳境。

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张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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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深圳特区建设四十年之际，《万福》的问世，恰逢其时，不同凡响。

吴君是一个以写实讲述深圳故事见长的小说家。她以往的作品，重在描写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创业者奋斗故事，由此揭示出一座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繁华背后普通人的命运。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吴君的小说，通常会突出外来者的理想与现实生活的差距所产生的内心矛盾，展示外来者融入当地社会的内心历程。然而，在长篇《万福》里，作家的思想立场发生了大转变，她的视角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关注的对象正是生活在基层的深圳百姓。这也是正是作家基层深入生活的重要成果，她已经深刻认识到“民生问题”。在今天，没有比“民生”更要的发展理念了，没有比“民生”更大的政治了。抓住了“民生”，就抓住了根本，就抓住了作品主题。跳开“文化冲突”看深圳，读深圳，得到的会是更深刻，更为实在，也更为进步先进的思想。长篇小说《万福》就是在这样的思想基调中，展开的对文学深圳的叙述。

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贺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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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的作品比较注意写生活细节，在吴君的作品中，无论是从外地来深的打工者，还是深港两地的往来，她都能将视野聚集于人。吴君作品的落脚地始终在人，我觉得这一点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作家对人的关注不够，只是仅仅把小说写成一个故事而已，达不到一个深度。吴君的作品包涵比较深刻的人文关怀精神，对人物的命运与遭遇有一种比较强的理解和认同感，这也是她作品的一个特点，她的内心对人物有一种关爱、善良的情怀。

从叙述角度来说，写深圳的地域性不好写，因为外来人口比较多。但是吴君的小说比较注意写生活细节，呈现出一种比较写实的小说特点。虽然小说不能够满足于写故事，但是故事是很重要的基础。今天的文学作品要达到一定的市场影响，故事还是很重要的。尽管吴君的故事比较生活化，矛盾不是特别激烈，比较平淡，但是她善于在生活中挖掘故事，能够把生活细节和地域性结合起来，呈现出地域性的细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面。

广东财经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江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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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吴君的写作中，她一开始就是不单看小人物，还把个人的东西与人物融合在一起。这一点可能是出于吴君一种天然的平民角度，或者是她天然地没有精英式傲慢。吴君能够写深圳，能够在深圳选择原住民来写，而不是深圳最强大的外来人。她是很温和低调地看城市的变化，既有通过原住民和城市生长之间的关系，同时又有城市对于深圳人的塑造。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吴君还是应该要继续深入。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丛治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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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的小说写得好看，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美德。但是不仅于此，吴君的小说还有更为重要的价值。我此前写过一篇谈论《万福》的文章，谈到这部小说的三个层次：其一，吴君写出了历史的变迁所造成的错位与尴尬；其二，吴君写出了历史中的人性格之复杂和拧巴；其三，吴君其实写出了历史作用于人的最深层的东西，那就是具体的历史经验成为人的某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这才是历史中人的性格何以那么复杂和拧巴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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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福》写出了时间的复杂性，但是如果把《万福》和吴君的其它一些写深圳的小说放在一起，就成为拼图的一块，共同构成了吴君笔下这座城市空间上的复杂性。吴君写了一批以深圳具体地名为标题的中短篇小说，非常精彩。一方面，她用这些地名拼出了一个纸上的深圳，让我这个基本不算来过深圳的人，也对深圳有了具体的认识，走在深圳的街头感到熟悉和亲切，就像过去经深圳去香港，看到那些在港片里经常出现的地名而感到熟悉和亲切一样。但绝不仅如此，吴君其实对这些地点的选择颇具匠心，让这些地点具有某种文化标识的意味。这其中有深圳最早的福利房小区，有深圳正在改造的城中村，也有本省人聚居的颇有小镇气氛的所在，他们各自代表了深圳的一个面向，让这座作为改革开放窗口的城市在她的笔下不仅仅是一个符号，更有了蜿蜒曲折的街道巷陌和百态人生，让这座城市真正成为一座有内容的城市，她真正将深圳在文化和文学的地图上展开了。

而作为女性作者，吴君尤为值得重视的还有一个方面，那就是她非常擅长在家庭关系中讲述故事。但是她讲家庭、婚姻与爱情，并不是停留在两性关系上，更不是借此来抒发一己的小情绪，而是让城乡、阶层等多种矛盾，在一家之内的方寸之地彼此对话和碰撞，从一个家庭映射出整个城市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所造成的观念差异乃至于冲突。现代城市的基本生活单元正是由夫妻、孩子构成的有别于传统中国大家族的家庭，在此意义上，吴君是写出了这座城市的内部。表层的地理标识、广度上的文化拓宽与深度上的内在精神，共同构成了吴君的深圳书写，这对于深圳的意义比对于吴君的意义更大。过去很多人说深圳是有经济没文化，可是吴君告诉我们，文化是有的，难度恰恰在于这文化太复杂了，难于言说，不过吴君把它说出来了。一座城市的文化当然客观存在，但是需要作家去挖掘、书写和留存。一个人没有去过北京和上海，但是对北京和上海是有概念的，很大程度上北京和上海的形象正是来自于老舍、王朔、张爱玲、王安忆等作家对这两座城市的书写。多少年之后，即便北京已经不是老舍笔下的北京，但是那时代的人与物，将在老舍的文字中永存。深圳太新了，以至于没有来过深圳的人，对深圳的印象是模糊的；深圳变化太快了，以至于十年前来过的人，也可能在这里感到惊叹和陌生。在这个意义上，吴君的书写恰逢其时，尤为重要。某种意义上，她对深圳的书写，的确可以和老舍对北京的书写、张爱玲对上海的书写相提并论。

中国艺术研究院传记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元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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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深圳几乎都是通过吴君的作品，因为她的每一部作品都提到一个坐标，坐标背景下的人和事，如果把吴君放到文学史来看，可能对文学史意义的阐述具有经典意义。吴君不但写城市的地标，她也有虚构的地标。吴君是一个在风格化实践中很有意思的作家。她现在风格化的表现是把深圳地理坐标完全地文学呈现，从而依托文学坐标不断地把城市扩展。我们有一个概念叫空间再造/空间扩大。吴君的书写让深圳地理空间的坐标和文学的坐标两者之间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互补。

吴君以前都是讲故事，故事情节把人与环境，人的身份、变迁反映出来，但是我发现到了《万福》这部长篇的时候变化非常大，一是格调大气了，表现十几个人物的生离死别、爱恨情愁。时间长、人物多、主题多元；她把小说中十几个人物编制成一个网中的各个点关联，这和以前聚焦某个具体的人物、事件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人的变动都牵扯到关系网的变动，让时间停止，空间放大。小说无论向外还是向内都体现了极大的张力。

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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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的《小户人家》是写小人物的，或者说，是写小市民的。但深圳的“小市民”与当年北京大杂院和上海里里弄的“小市民”不一样，他们不是深圳的原著居民，因为，深圳真正的原著居民个个都腰缠万贯成了“大市民”，但他们也不是真正的“外省人”，真正的外省人，要么成就一番事业成为“中产”甚至大款，要么一事无成回了内地，没有成就一番事业却仍然留在深圳成为“小市民”的，恰恰就是黄培业、曾海东这样的“本省人”。因为他们是“本省人”，所以即便没有成就一番事业也只能留在深圳，成为深圳“小市民”的重要群体。

感谢吴君！终于让我们看到描写深圳“小市民”的作品了，不然，深圳的文学又要让人暗笑了。因为，一座“一线城市”，哪里能缺少描写“小市民”生活的小说呢。小说，就是“小声说说”，与报告文学记载大人物大事件不同，“小说”就该把笔墨对准小人物，对准“小市民”，对准城市的微观和枝梢末节。

暨南大学文学院讲师唐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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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的小说是我这两年内越来越重视的一类小说，她那种不温不火讲故事、老老实实写深圳人日常生活的小说，往往比那些观念性特别强的小说更有嚼头。可能很多年轻人，包括我刚开始喜欢上小说的时候，都是特喜欢读那些思想气质明显、观念感强烈的作品，尤其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一类风格突出的作品，但是现在越来越觉得，那一类作品虽然可以用它们的思想抓住我们的眼球，但真正深入到作品中去，由我们读者、评论家自己发挥的空间其实是很少的，这就局限了小说之为文学作品的意义层次。相反，像吴君这一类小说，我们刚开始可能很难直接感觉到作品的思想特征，但是她把人物命运、生活现实呈现出来，这本身就包裹了很丰富的内涵，可以从中挖掘、提炼的思想意蕴是非常丰富的。前面很多老师讲了很多观点，而且很多是差异性很大的观点，这本身就说明了吴君小说的复杂性。

我根据自己的阅读，结合前面老师们的发言，想就《万福》这个长篇小说补充几点我的阅读感受。我觉得《万福》是一个过渡性作品，既是吴君的过渡性作品，也可以是文学史、文学理论意义上的过渡性作品。文学史意义上的过渡性可以分成三个方面，其一是家族小说问题。《万福》是一个介于传统家族与当代家庭之间的小家族故事。我们对于家族小说，很多时候会联想到现代小说，像茅盾、巴金、老舍等等，包括当代的张炜、张洁，他们写的家族都是传统中国的大家族，普遍也是乡土小说性质，但是当代城市小说方面，像《万福》这里面有很多兄弟姐妹这样的家庭式家族，还是比较少作家去写的。严格讲它算不上家族小说，但比较起很多七零后八零后九零后作家笔下的小家庭式城市题材小说，它肯定可以视作家族小说。当然，这种过渡不仅仅是“家族”的大小问题，而是家庭大小与城市发展这个大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渡性”特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小家族”如何被城市发展撕裂，也可以看到“传统小家族”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现代小家庭”的，这是城市文学很值得书写的内容。

第二个方面是人物性格层面的过渡性。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万福》人物介绍中对阿珠的介绍，作者只介绍说她是陈炳根的同学、初恋女朋友，却没有写上她是潘寿良的妻子。这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很可能就说明在吴君这一代人的潜意识中，前女友、初恋最重要，作者无形中就把情感偏向了这个“前任”。但是在我的阅读过程中，包括我很多更年轻的学生理解潘寿良、阿珠、陈炳根三人关系的时候，情感明显是偏向潘寿良的，介绍阿珠时往往会介绍说她是潘寿良妻子，起码不会漏掉这个介绍。这种人物情感关系上的“误差”，会不会是一种时代性文化观念的过渡性表现？其实，在我看来，潘寿良这种人物他完全没必要自卑、谦让，他的付出是很伟大的事，他在阿珠、在陈炳根面前可以没有丁点的愧疚感。延伸一下，潘寿良这种忏悔性人格，起码是类似情感关系中的潘寿良角色这类人物的人格，很可能以后再也不会是忏悔型的了。文化的变迁，带来的是不同代际作家的情感观念的变化，自然而然会表现在小说的人物塑造方面。这就可以说明，《万福》的潘寿良这种人物性格，很可能也会是文学史意义上的一种过渡性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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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方面是小说叙事结构层面的过渡性特征。这是从结尾来看的，《万福》的结尾是“大团圆”，这个结尾我们读小说读下来其实会感觉到有点突兀，它好像是刻意安排上去的大团圆结局。这种理解仅仅是从小说叙事逻辑来看可能是一个小说的一个叙事问题，是一个缺憾。但从文化层面来看，这个“大团圆”的结局就特别有时代感了。这种时代感表现为我们今天所处环境的文化结构和现实语境等等。就文化结构而言，我们今天已经不是一个重解构的时代，而是一个建构的时代，所以小说叙事会慢慢强调“和解”。“大团圆”的结局就是和解的最好表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新世纪前十年里，那些现代、后现代性特征明显的小说，它们的结尾往往是突出撕裂感、悲剧性、虚无化，强调的是给人震撼感。但如今我们逐渐摆脱了这一类特别西化的情绪需求，而是回到一种中国传统、本土化的情感结构。这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变化，引起的是小说家叙事结构的调整。在吴君《万福》里，这一调整就显得特别清晰。我觉得这种文化转型带来的叙事结构变化，或许也是当前中国小说的过渡性特征表现。

文学史意义上的过渡性特征，意味着即将到来的小说形态会发生很大变化，这值得我们关注。吴君小说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过渡性特征，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当然，《万福》作为吴君小说，它的过渡性特征，也说明吴君接下来的作品会更值得期待。我个人就特别期待看到吴君下一部长篇，我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更多启示。

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洪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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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君已经开始被历史化，她被写进《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而且占了很大的篇幅。我这段时间在看1982至1992年《特区文学》的刊物，有两个维度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一个是特区文学形象的建构，一个是港澳台与华文文学的推介与传播。由于城市地理位置的原因，特区文学有一个地缘意识，这个地缘历史隐藏在中国意识之中，同时又面向世界意识。

吴君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来深圳，和深圳这座城市一同成长起来，她的书写也呈现出地缘意识，并且展示出深圳城市地理空间的复杂性。这个空间包含了三重维度：首先是深圳的内部空间，而内部空间又分成无数小的空间，其次是深圳与香港对照的空间，最后是深圳与乡村对照的空间。这三重空间参差错落，错落有致，仿佛“盗梦空间”一般。然而，这仅仅是表层的意思。她的作品所表达的深层意思是，城市的地理空间实际上不仅是物理属性，还包括政治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文化属性等，实际上要揭示的是城市化与全球化的问题，这其中包含了阶级、民主、平等、文明等诸多问题。深圳城市内在的空间对比是对快速发展的新型城市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批判，例如作品《关外》《华强北》。深圳与香港的空间对比是有一种时间上的变迁，是一个对于全球化的空间的关照，例如作品《皇后大道》《万福》。从深圳和乡村的二元比较来讲，深圳一开始绝对不是一个现代都市，而是一个现代性的发生地，它与乡村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例如作品《出租屋》《亲爱的深圳》。所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关于吴君部分的标题是“新人民性”，吴君在为人民代言，尤其是对社会底层的人民。

吴君

“既然已经重新回来，我就要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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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写作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由于各种原因停了下来，在场的有朋友见证过我远离文学的十年，那是心向往，而不能至的岁月。直到2000年左右由于被广东省作协召唤又回到了队伍中。有人说写作是有文运的，我深信不疑，因为除了个人的努力，还需要有来自各方的支持。这些年，我得到过许多朋友的支持，甚至有的可能只是你要撑不下去时听到的一句话。所以我也常常用同样的方法去鼓励那些爬坡上坎中的作家们。上周日，就在这个会场，我记得彭名燕主席讲到自己写到崩溃时，李兰妮主席给予她的各种支持和鼓励，这件事情，让我特别难忘。写作这个旷野上，常常是空无一人，而来自各方的鼓励都是宝贵的，包括今天的研讨，也是为我加油。直到现在，有人说，你怎么还要参加省作协的签约，是的，我想既然已经重新回来，我就要写下去，被各级作协督促着，关爱着，这样的写作是温暖的，是有使命的。感谢花城出版社，让这部《万福》成为全国的“万福”。

这些年，尤其是本届文联作协，我得益于他们的包容和坚定支持，我才在马拉松的路上没有掉队。文艺创作室是一个有着光荣历史的地方，走出过许多大家、名家，我为能成为他们最后一个到来的新成员而感到荣幸。因为能够重新回来，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严格，也比过去用功，到现在为止写出近百篇长、中短篇小说，还有两部电影，一个电视剧。写作道路上得到过许多领导和老师们、文友们接力般的支持，在此我铭记在心，更不敢辜负。

审读：谭录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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