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前言
1982年9月，开国上将王平与萧克、宋时轮、陈锡联一起退居二线。
尽管王平已经退离一线岗位工作，但之后又担任中顾委常委达10年之久，成为开国将军之中最德高望重的前辈。
而纵观王平一生的任职经历，你会发现王平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从事政委一职最多，新中国建立以后，王平担任过志愿军第二十兵团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委（1957年春）、军事学院政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总后勤部政委，一共担任了长达20多年的政治主官，成为担任大军区政治委员时间最长且跨大单位任职最多的开国上将。
可王平将军绝不仅仅只是擅长政工工作，而是一名军政全优的高级将领，尤其是在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王平将军所建立的丰功伟业，时至今日依旧为人所津津乐道……
两次改名，三次入党
王平将军有过两次次改名的经历，最后一次更是得到毛主席批准。
王平将军原名叫王惟允。
尽管王惟允这个名字确实具有书香气，但王平将军本身出身是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1907年，王平将军出生于湖北阳新县，他出生时母亲便撒手人寰，完全是靠姐姐抚养长大，为了给他喝奶，姐姐不辞辛苦的带着他在全村找奶喝，这才就下了他的命。
可因为家里实在是太穷了，穷到连饭也吃不起。
王平将军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因为穷，两个哥哥患病后得不到医治，早早地便去世了，两个姐姐后来也卖给人家当童养媳。
幼年时的王平饥一顿饱一顿地活了下来。
1926年，年仅18岁的王平在本乡参加了农会，这才感觉获得了新生。
王平将军所在的阳新县，是全国有名的烈士县，1927年时阳新县有人口60万，而到了1937年锐减至37万，一直到新中国建立，阳新县人口也才39万人。
从1924年到1926年，阳新县在外地入党入团的年轻人陆续回到了家乡，在当地建立了早期的党组织。
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地方积极领导农民运动，以配合革命军北伐，但遗憾的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因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而失败，无数党员以及革命群众遭到血腥屠杀。
中共阳新县县委书记罗伟于1927年冬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始终坚贞不屈，被国民党当局处以极刑——五马分尸。
罗伟在踏上刑场时，依然保持大义凛然的姿态，还大声吟诵着在牢里写下的绝命诗：
“……革命者不怕死，前赴后随。生是革命人，死是革命鬼，生和死、死和生，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关头就是这一回。”
也许是受这些人的影响，王平也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鉴于王平的表现，阳新县三溪口镇党组织决定批准王平入党，并由三溪口镇工会主席、共产党员鲍顺成介绍王平加入中国共产党，原本约定在7月举行入党仪式，但因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王平与鲍顺成失去了联系，原定的入党仪式没能顺利进行。
尽管大革命失败，但王平在家乡又参加了同年会、同学会，继续从事革命运动，1929年王平被告发，差一点被捕，好在逃脱的及时，得以幸免于难。更幸运的是，也是在这一年3月，王平经三溪口镇中共党员樊镇玉等人的介绍，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0年1月中旬，经鲍顺成引荐，王平遇到了已在第5纵队担任副官的鲍顺成。经批准王平参加了红5军第5纵队，
不过刚加入红军，王平就遇到了一件不顺心的事儿，原来王平所在部队的连长是广东人，一念王平的原名“王惟允”，舌头就打结，念来念去，念成“王翁翁”。
每次一点名，王平的名字总是引起队友的嘲笑。
时间一长，王平干脆直接找到连长，要求改一个名字，连长余钧也是个粗人，出于简单，连长直接给他改名叫“王明”。
这么一来，点名的时候再也没有人笑话王平。
不过王平加入红军之前便已经是一名党员，但因为无人证明，也没有介绍信，队伍认定他还不是党员，这让王平非常苦恼，但思索再三，王平还是决定，重新提交一份入党申请书。
王平本来就是以党员的严格要求来要求自己，理所应当地入党。
尽管是比原来入党推迟了一年，但王平很高兴，这代表党组织并没有不信任他。
王平识文断字，具备初步的文化水平，在部队中充任文化宣传员，当时部队中大部分战士都是穷苦农民出身，斗大的字不认识的一箩筐，见王平识文断字，都拿他当师傅，也因为善于从事政治教育工作，王平在红军时期便历任各级政委。
红三军团第三师教导大队政委、第六师十六团政治处主任，陕甘支队第二纵队第十一大队政委、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
不仅仅是政治工作做得好，王平也是一员猛将。
红军时期王平长时间担任红十一团政委，在他的领导下，红十一团以敢于打硬仗闻名。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广昌保卫战，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将红军压制在城内，就在敌人即将冲到指挥部前，本是预备队的红十一团在王平率领下杀到敌人面前，打退了敌人进攻，这一战红十一团伤亡惨重，两个营被打残，有的连队仅剩下二三十人，但没有人叫苦。
就连彭德怀也盛赞：“这是红军政治思想觉悟的最高体现，是政治工作高度发挥作用的结果。”
整个长征途中，红十一团作为红三军团的前卫或后卫，参加了夺取娄山关、四渡赤水的战斗，尤其是参加了夺取与保卫遵义的作战，王平一路上负担均负担了主要作战任务，战功赫赫。
然而令王平最不高兴的是，他的名字与当时“左倾”冒险主义者王明同名。
毛主席赞誉王平：“蜀汉镇北大将军”
王平第二次改名“王明”以后，确实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但后来也遇到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那还是在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以后。
那一年，兴国县成立了红六师，中革军委下令，要求红三军团抽调一部分干部到兴国整训六师，王平也奉命参加了整训工作，但到了兴国报到后，红六师却在军团发来的整训干部名单中，没有找到王平的名字（当时叫王明）。
没办法，带队的师政治部主任曹其灿只好先安排王明到师政治部组织科当科长。
事后才了解到，原来是译电员在翻译时出了错误，名单上面原本写着“王明任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汪玉明任十八团政治处主任”，但译电员漏了“王明”的名字，直接译成了汪玉明任红六师十八团政治委员。
没办法，木已成舟，军团与王平重新商量，考虑让他改任十八团政治处主任，尽管职务比原来低了一级，但王平却很高兴，革命工作无高低贵贱之分，在哪儿都是干。
可让王明更不痛快的事情又来了。
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全军上下开始批判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每次一开会，王平的屁股上就跟扎了钉子一样难受。
王平找到张爱萍，要求改个名字，张爱萍拿来《三国演义》，里面有个蜀汉大将王平，足智多谋，建议他改叫这个名字。
不过尽管如此，但战火纷纷的情况下，王平没来得及向全军说明。
就这么一直顶着“王明”的名字，王平到了陕北。
1936年12月下旬，王平结束了在红军大学的学习，拟调任红二十七军政委，临行前毛主席找他与贺晋年（红二十七军军长）谈话。
贺晋年拉着王平一起，到毛主席住处汇报完工作，就准备离开，毛主席看着王平支支吾吾，于是就问了一句：“是不是有什么困难？”
“没有什么困难。”王平见毛主席询问，于是主动提到：“我想改个名字。”
“改名字？”
毛主席略感诧异，不过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幽默地对王平说：“叫王明这个名字很好嘛，国际代表。”一句话让王平十分窘迫，他抬起头对毛主席说：“正因为这样，别人老拿我开玩笑，所以我要求改名！”
“那行吧。”毛主席点点头：“你想改成什么名字？”
王平之前与张爱萍就商量过，将名字改成与蜀汉大将王平同名，毛主席一听也十分高兴：“好啊，蜀汉镇北大将军王平！”说话间主席顺手从笔架上取下毛笔，手书任命：
“任命贺晋年为红二十七军军长，王平任二十七军政委。毛泽东”
1937年1月，中央军委以红81师为主，与陕北、关中一个地方图案，再扩编红二十七军。
红二十七军成立之初确实十分困难，人员粮饷奇缺，自西安事变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形成，红军即将被改编为八路军，上级下令，要求红二十七军由富县赶到正宁，接替黄永胜的红2师驻防。
一道命令下来，让贺晋年、王平一下子发了愁。
当时红二十七军下辖只有军部直属队以及两个团，但全军加起来也只有一百元，从富县走到正宁，要在国统区走三天，这点钱连粮食也不够买。
贺晋年、王平厚着脸皮向中央打报告，请求批示给红二十七军三千大洋，没有三千给两千，没有两千给一千也行。
“没有，我一块钱也没有。”
毛主席幽默地回答了他们的话，尽管风趣，但党中央在当时也确实是困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已经在和国民党谈拨款的问题，但国民党军巴不得红军打光了，谈判一事并不太顺利。
“没有怎么办呀？”
王平一脸的愁苦。
“那就想办法嘛，一个人想不到就两个人想，两个人也想不到就三个人想还想不到就睡觉，睡起来再想。”
贺晋年、王平想了个办法，在驻地打土豪。
当时驻地有个联保主任，自家有个土围子，专门用来囤积粮食，当然他囤积粮食也往外卖，但唯独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先交钱，后给粮食，而且不能进土围子，只准在吊桥上接，不然他们的人就开枪
王平派了个战士去买粮食，刚走上吊桥，联保主任的人就开了枪。
红军抓住把柄，正告这位联保主任：“我们是抗日军队，你打枪就是汉奸，帮助日本人打我们，该当何罪?”
贺晋年与王平直接找上了国民党富县地方政府的县长问：“红二十七军要买粮上抗日前线，他打枪是什么意思，你管不管。”
县长一见红军的军长、政委一下子过来，吓得直打哆嗦。
贺晋年、王平两人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说的县长无地自容，后来同那个联保主任商量，那名联保主任也害怕了，只好认罚，不仅拿了500担粮食出来，还外搭了5000块钱，三方签约，不许抵赖。
王平高兴地给毛主席打电话汇报情况，电话那头毛主席哈哈一笑：“钱你们不能全带走，你原来不是说一千元也行嘛，剩下四千给延安送来，我们这里也没有钱用哪。粮食你们能带多少就带多少，剩下的全给中央，我派人来接收。好不好?”
王平一听慌了：“主席呀，那可不行，我们只留一千元，太少了解决不了当前的困难。”
“那你们带两千好了。”
毛主席笑而不语。
贺晋年与王平一起，向党中央上交了3000元，极大地缓解了党中央困难的局面。
老成持重的开国上将
新中国建立以后，王平还担任过志愿军第20兵团政委，与兵团司令杨勇一道指挥作战，1957年又担任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政府，负责在朝鲜的善后工作。
1955年9月，王平被授予上将军衔。
从朝鲜回国后不久，王平就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政委，并历任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政治委员。
1972年，毛主席赴南京视察，在江苏省大会堂接见了地方负责人以及部队师以上干部。
毛主席一手拉着许世友，一手拉着王平，和时任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裕宁等人一起走上了主席台。
“团结起来，努力奋斗，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1977年，王平任武汉军区政委两年后，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任政委。
王平调任总后勤部任政委时，总后有许多复杂的问题亟待处理，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张宗逊将军因病不得不进入休养，而原任政委郭祥林调任西北某军区，当时的总后勤部是由第一副部长张震将军主持。在总后勤部整个领导班子都不健全的情况下，王平配合张震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79年11月，王平调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更是直接参与到军队重大问题的决策中，洪学智任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后，两人相互配合，共同扶持，为军队后勤的现代化建设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尤其是建议中央军委解决各级后勤主要领导参加同级党委常委的问题，得到了军委主席邓小平的肯定。
与洪学智不同的是，到1982年9月，王平与萧克、陈锡联、宋时轮主动申请退居二线。
尽管已经离开一线岗位，但王平依然担任了十年之久的中顾委委员，为祖国的军队建设问题继续谏言献策。
王平无论是在过去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为国家培养了很多各方面的人才。
原中顾委委员、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刘杰，抗战时期曾与王平将军一同共事，视王平将军为一生知己，1985年刘杰卸任河南省委书记后，当时王平刚从南方归来，不顾年事已高，执意在郑州下车看望，1986年春刘杰定居北京以后，以后逢年过节、中顾委开会，刘杰时常前去探望，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
1986年11月，“湘鄂赣边区鄂东南革命烈士陵园”建成，湖北省委、省政府决定在阳新县举行盛大的落成仪式。
而王平作为阳新县人，闻听这个消息以后，不顾自己已经是年近八旬的高龄，亲自驱车前往，想到如今新中国已经建立，各方面的成就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当年那些为祖国前赴后继牺牲的烈士们泉下有知，必然也会感到无限欣慰。
随着年事已高，王平将军的身体每况愈下。
1996年，刘杰同抗战时期的老战友李宝光（曾任晋察冀边区民主妇联主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书记、河南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一同去看望王平。
尽管老将军身体已然衰弱，但是闻听老战友来看望，还是兴致勃勃的坐起来，拉着两人一同谈论了当年的往事，每念及此，不由的感慨光阴易逝。
等刘杰再去看望老将军的时候，王平将军已经不大精神了，夫人范新民也告诉他：“近来时常陷入昏睡，偶然醒来已经不大认得人了。”
刘杰闻言，颇有些伤感，他们只能把带去的鲜花放在床头，或是隔着玻璃看望。
1998年2月8日下午4时42分，王平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刘杰与李宝光两位战友，时隔一年后写下与将军的回忆文章，并深情的说：
“王平同志没有像战胜武装的敌人一样战胜夺取他生命的病魔，他终于结束了人生的辉煌历程离我们而去，他用毕生心血创造的丰功伟绩，他的崇高的道德风范，必定会永留人间，永世长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