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老昆明杂书馆故事（系列）
戈捍
一、故乡的“山茶”
那天，这台摆放在老昆明杂书馆“山茶牌”电视机的显像管中，反射出笔者模糊的影像时，我才忽然发现，曾经绽放了一个时代的“花火”，今天，还不如一面普通镜子更能清晰地照出自己的脸庞。
就算插上电源，那熟悉的生活，也将如同不再能收到任何一个节目的这台机器那样，早已消失不见。可即便纷飞而刺眼的雪花点本身，都像一幕老电影，能够把我带回那个纯真年代。
在昆明，说起“山茶牌电视机”，老一些的人都知道，是当时的知名国货。上世纪70年代，它是昆明最早的“三朵金花”之一，其中还有“白玫牌洗衣机”和“兰花牌电冰箱”。到了80年代，又有了“春花牌自行车”，“茶花牌汽车”，它们一起被称作昆明轻工业的“五朵金花”。那时，无论是拥有一台“山茶”电视机，还是成为“山茶牌”电视机厂的工人，都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
早在1968年，16岁的母亲就进到了最早一批昆明工人的演出团队。那是个特殊年代，母亲的工作仅是文艺演出，宣传革命思想，一个月拿六元钱补贴；发放服装；吃集体食堂，工作地点在昆明市工人文化宫。
1969年，演出团队迁到了今天的“c86山茶坊”，在曾经的“云南省政法干部学校”旧址上成立了“东方红像章厂”，母亲也成为一名像章厂的工人，专门负责给主席像章涂染颜色。这便是“山茶牌”电视机厂的前身。
1970年，“山茶牌”电视机厂成立，就这样，我的母亲便开始了生产电视机的工作，半年以后，工资变成一个月20元钱。母亲是“山茶牌”电视机厂里第一批工人，我就顺理成章成了厂里第一代工人子弟。没想到的是，也是最后一代……
我一直很纳闷，一个厂如何能从制作伟人像章转变成生产电视机，仔细琢磨后便懂，产品虽大相径庭，却也有相同之处，都具备宣传引领的作用。
我出生时，最初的住家是在厂里一条叫做“鸡街”小路旁的平房。家里4口人，父母、还有我和姐姐。一开始不明白“鸡街”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或许是因为那个年代，生活水平不高，家家户户都多少养几只鸡。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职工们调侃环境简陋破败，举步便是一地鸡毛的意思。
虽说生活条件不算好，可厂职工间的邻里关系那是真的没话说。大人们是哥们朋友，孩子们是兄弟姐妹，哪家有个什么事，厂里几乎人人都知道。平日里，人们在一起心闲地嚼舌头，也热心地相互帮助。
直到今天，我生命中最好的朋友，也是那会儿在厂区蓄水池边，喝了酒，滴了血，结拜了的兄弟。整个厂区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就像那时住在我家隔壁，身穿皮夹克喇叭裤，单身而洋气的大哥哥，成天用四喇叭录音机播放着的那首费翔演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
似乎在那个年代，人们不太会用“好看”的方式打扮自己的思想。道德也是朴实的素描插画，全以一种纯粹的品质，火热真诚地对待彼此。
“山茶牌”电视机厂，虽然不能同某些大型厂矿单位相比，可也为职工安排住房，拥有厂区自己个儿的幼儿园、食堂、小卖部、卫生所等。除了没有学校，厂里能够满足一个人一切生活所需，几乎就是个小社会。加上当时交通信息不便，所以，那时人们心里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厂子的大小。
我是在车间里，用生产电视的废旧材料，做着各种玩具成长起来。记忆中，母亲在我身边，永远穿着白大褂，与其他女工们一边聊家常，一边选配物料。
那时，厂里的孩子，不仅在本厂拉帮结伙，也会“勾搭”上较近的其他单位的孩子，比如旁边的化工厅和安全厅。其中很多同龄人，也都在同一所小学或初中就读。单位、厂矿、大院，是当时的我们所认知的全部社会结构。有很长一段时间，笔者甚至以为天下所有的小孩都和我们一样，说着同样口音的方言；父母相互认识；有固定的游戏、生活和工作场所；去每家串门时，犹如回自个儿家一样……
除了学习、打架、瞎胡闹以外，作为电视机厂的子女，也有区别于其他单位孩子的优越感，最大的骄傲就是家里拥有电视机。近水楼台先得月，当一群同学聚拢在我家看动画片时，就成了我最得意，最温暖的回忆！
在当时，全国很多地方，一个村也没有一台电视机。因为即便是有钱，电视也需要凭票购买。所以，那会儿亲戚朋友都想方设法拜托母亲，购买一张价值五百元的电视机票。记得母亲告诉我，家里一共就两张电视机票，一张用来买了自个儿家的电视机，而另一张，在那个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年代，免费送给了我的二伯……
1987年，厂里为职工分配了新建的楼房，那时刚7岁的我，也随父母搬进了新的家属楼，住家在第七层楼。对我来说，住进“高楼”的几个印象：能够站在当时城里还未安装“防盗笼”的阳台，看到滇池那边的“睡美人”；伙同也搬入另一个单元第七层的“结拜”兄弟，嘻嘻哈哈地站在阳台上冲着楼下撒尿！
住进了楼房，对我来说，记忆最深的是父亲从原先的养鸡改成了养鸽子，每天都看着他开心的放飞鸽子，然后又见他皱着眉，焦急等待归巢的“宠物”。昆明养鸽子不戴鸽哨，不像北方，漫天地发出为人间添愁的鸣响……
为了养鸽，时常要帮助父亲，把几十公斤重的玉米、火麻子，还有花生，从一楼扛运至顶层。“步伐可以慢，也可以停，但要匀速……，任何时候，腰杆都要挺直……，不要轻易卸下肩上重物……，累的时候学会如何呼吸……，负重而行，坚持，再坚持一会儿！”这便是父亲曾传授于我负重爬楼经验的话语。没想到在今天，成了帮助我作为一名男子汉，面对困境，勉励自己的信条！
后来，和所有那些曾经人员臃肿、生产方式落后的国有厂矿单位一样，“山茶牌”电视机厂也开始走下坡路了。虽说厂里有很多人不愿接受，可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很让人欣慰的是，直到倒闭，电视机厂从未拖欠过职工的工资。逐渐的，在厂区里生活了一代或两代的职工家庭搬走了，剩下的熟人越来越少……
除了电视机厂，周边的一切也都在改变，我已不再能从七楼远眺到“睡美人”；天空中少有家鸽飞翔；不再会因为家里有台电视机就感到得瑟；那些厂矿职工内心里的世界，早已漂洋过海，不再只有一个厂子的大小……
“山茶牌”电视机厂，虽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如今已变成了昆明气质迥异的新型文化空间——“c86山茶坊”。我一直以为：它可就像一个英雄，圆满完成了所属年代交给他冲锋向前的任务。落幕后，在新时代彰显出了榜样的力量，以更加夺目的光继续照耀这座城市。就如同，在今天，在此刻，我擦拭着老昆明杂书馆里的每一本书、每个老物件上的尘埃时，我知道，它们仍旧会闪烁出最初的光，再次鼓舞很多人，再次鼓舞着我！
当又一次走进电视机厂曾经的厂区，笔者已从厂矿子弟变身成一位父亲。我的孩子虽不是厂矿子女，却也在某种缘分的驱使下，回到了“我的故乡”。能够和他讲述这片“故土”带给我的童年，我的青春。这份温暖，让我感到无比自豪！
仿佛是过往与当下的接续，就像一个关于前进而继续闪光的故事。在前行的路途中，有停止、后退、消沉，更有加拼命的追寻。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不停顿地向前。充满感动，充满热情。今天的“厂区”，对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来说，更像是整座城市，整个国家，那里的人有梦，有理想，有憧憬！
那天，又一次送孩子来“c86山茶坊”学习，当我站在曾经踩踏过的老厂房水磨石的地面上，翘首等待孩子放学时，阳光照在了我的身上。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了那个曾经蹲在角落里玩耍、膝盖处打着补丁、正抬起头向我微笑的少年……
二、手作纸门帘的情愫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产物，它们承载着很多人的欢乐与痛苦，似乎也代表着一代人的过往，过去的时代留给我们的都是回忆。如何延长过往的回忆？我以为：老物件能够来代替。
岁月带走了太多太多曾经的心心念念，时光一去不返回，往事只能回味，老昆明杂书馆的每个老物件都有故事，岁月易逝，经典留存。经常有市民扶老携幼前来参观，仔细观看，动情抚摸，停下脚步，面对眼前依然有温度的物件，拍照留念。岁月虽然流逝，但留下了记忆，它们不仅只是怀念，更是一种传承，一段时光追忆，一种力量延续。它们留下了人生的回忆……
一天，在那挂有上世纪80年代特色的手作纸门帘前，一位50多岁的老嬢默默发呆，目不转睛，站了许久，似在遐想什么。出于好奇，我上前询问。尚未开口，只见她眼眶浸着泪水，嘴角不时抽搐。问其原由？嬢嬢姓王，一位退休老师，讲了自己的往事。
那年，她和要好的小姐妹去北京旅游，在回昆的绿皮火车上，她和他对面而坐，邂逅相遇。他是画家，一直在画她，当把画稿送给她时，她折服了，痴迷了，也知道了彼此住昆明。两周后，她认定了遇到真爱，他就是她的真命天子。随后就是谈婚论嫁，随后就是准备嫁妆。
那个年代，时髦的手作门帘是必须的。她和小姐妹们一起动手，无数的回形针用作“骨架”，然后剪裁彩色挂历纸，将它们小心翼翼地剪成长4厘米、宽3．5厘米的等腰三角形纸条，再将纸条正面向外，从宽端开始，逐个紧卷在回形针骨架上，两端稍细，中间略鼓，呈纺锤状，用胶水粘牢纸条尾端。这些单个“半成品”由回形针骨架环环连扣，连成了一条五彩斑斓的彩链，每条彩练连接了近50个“纸珠粒”，约有1.8米长，长度比两米高的门稍短5～8厘米。最后，把48条彩链等距地集中固定在一个木条上，再稳稳地钉在门框上端，一挂漂亮的门帘做好了。2400多颗彩色“纸珠粒”，也把姑娘对美好生活的憧憬沁入心田。朴素的婚房门上，条条彩练下坠，犹如晃动的流苏，进出门时，轻轻撩起，哗哗的响声，仿佛是时光流淌的旋律，总能在心头荡漾开来。
王嬢嬢说：那时的生活朴实也充实，我们习惯了动手去创造，习惯了从简单的材料中汲取无限乐趣。用自己的双手制作门帘，虽然耗时耗力，却拥有了不可替代的意义，更何况是自己嫁妆之一。纸门帘不华丽，却耐用而漂亮，正如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单纯而真诚。
结婚前夕，手头很紧，她失眠多日，后来敲开学校财务的门，借到了40元钱，解了燃眉之急。老妈买回搪瓷盆、牙缸、皂盒、友谊牌雪花膏；她用剩余的钱，买些瓜子和喜糖；学校的老师送来了一对红色玻璃花瓶，两束塑料花。
那年，她做了新娘，就像实现了一个梦想，感觉真好。但是，婚后生活就像划过的火柴，擦亮之后，“刺啦”一声，伴随着轻微的刺鼻味，便是耀眼的亮光，随着慢慢燃烧，就再也没了光亮。他不拘小节，不爱干净，不擅交往，他崇尚自由，喜欢无拘无束，觉得婚姻束缚了他。心中美丽的憧憬一切，只能照亮内心的黑暗，却不能驱赶那无望的绝望。含着泪，他们离了婚，但她带走了家门的钥匙。
她不再管他了：蓬乱的头发，几点休息？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她都不再管了。只是一如既往地去收拾房间，清理垃圾。他也习惯她间断地光临，也比在婚姻中更浪漫地爱她，烛光晚餐、远足旅游、……，恋爱和婚姻中没享受到的，后来实现了。除了大红的结婚证变成了墨绿的离婚证外，他们和夫妻没什么两样。
后来，他成名了，无数的画稿变成了无数的钞票，她帮他经营，帮他管理，帮他消费。日子就这么过着，直到他被确诊为癌症晚期。弥留之际，他拉着她的手问她，为什么有一生无悔地陪伴。她哽咽地说：爱要比婚姻长得多，婚姻结束了，爱却没有结束，所以有了守侯。
一挂纸门帘目睹了沧桑，见证了流年。多年之后，再看着它，像是在看一场老电影，勾起过来人曾经的回忆，也向后来人诉说着光阴的故事。最为扎心的瞬间莫过于阴阳两隔时，尚能从对故土、故人、旧物的怀念中获得一丁点儿慰藉，却发现，回不去的曾经，回不去的岁月，确有忘不掉的他！
王嬢嬢又一次撩起那纸门帘，依然哗哗作响，双眸中流露着眷念，门帘上的每一颗纸珠都沉淀了时光痕迹，每一声响动都是对过去的怀念。时过境迁，物是人非，纸门帘是岁月的见证，更是信念的守候，睹物思人，亲人早已淡出视线，老物件则留有他们的影子，愈发清晰开来……
老昆明杂书馆里的老物件，都承载着岁月，都有回忆、故事和感情。总是厚重的让人沉思，让人忍不住要上手抚摸。看似一文不值的东西，对有些人来说是有价值的，一件旧物不止藏着一段故事，也留着一个念想，关于亲情、关于友情、关于爱情……
听完王嬢嬢的故事，我对杂书馆的这挂纸门帘，当然还有各种老物件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无论世界怎样发展，技术怎样进步，机械生产品的冰冷，永远无法取代手工制品上存留的指尖温度，手工制品永远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它们会随着时代的演变而生成新的模样，但记忆中的门帘仍会随风摇晃，随风摇晃。有些东西旧得生锈、泛黄，可还是能让人感慨万千，舍不得扔。它代表着回不去的旧时光，寻不回的故人。
每件旧物都代表一个时代、一段岁月，对于经历过的人来说，是一辈子抹不去的记忆，那段曾经陪伴我们的时光里，有快乐、有辛酸，有温暖的亲情，有简单的友情，有纯洁的爱情，也有平平淡淡的生活……
岁月悠悠、情也悠悠！老物件携带着生命中的重要回忆，是过去和未来的过渡，也可成为新生事物的基础。让我们一起惜旧成新，开启崭新的一天，继续向前，一直向光。
三、司机老王开火车
2023年6月的一天，有位王姓师傅来到老昆明杂书馆，捐赠了一些父亲留下的老物件，其中有一个外观呈弧形的铝制饭盒。
看到这个物件，似曾相识，仔细思忖，想起了当年京剧《红灯记》里《粥棚脱险》的桥段：地下党交通员李玉和携带密电码，与柏山游击队派来的“磨刀人”接头，简陋的粥棚，有人喝粥，有女孩卖烟。李玉和一手提着号志灯，一手提着饭盒，沉着地走上台前，唱道：
破烂市我把亲人访，饭盒里面把密件藏。
千万重障碍难阻挡，定要把它送上柏山岗。
他把号志灯挂在柱子上，等待接头人。磨刀人举手捂耳，唱出生活里常听到的那句吆喝：“磨剪子来……戗菜刀……！”李玉和见到他左手戴手套，盯住号志灯看，俩人对了眼神。刚要说话，警笛声响，日本宪兵冲到粥棚，磨刀人用眼神与手势暗示：“我来对付他们，你赶快避开！”他敏捷地推倒磨刀板凳，把宪兵引到身边，李玉和从容地把稀粥倒入饭盒，掩盖了密电码。鬼子进行搜索，李玉和从容地把腰形饭盒盖打开给宪兵看，机警地躲过搜查。落幕时，聚光灯照着李玉和的笑容，预示胜利脱险……
笔者询问王师傅这饭盒的由来？他侃侃而谈：这个表面坑坑洼洼、底部已有些发黑的铝制饭盒，是父亲曾经用过的老物件，它的外形像猪腰而被人们叫做“腰子饭盒”。铝饭盒里有夹层，上层稍浅，可以盛菜；下层较深，用来装饭，饭菜分装，很是实用。生活艰苦的年代，这种便捷的饭盒对于铁路人是十分重要，特别是那个蒸汽机车的年代，“腰子饭盒”是火车司机出乘跑车时的“标配”。火车司机会提前将一片旧闸瓦放进机车炉膛烧热，到了饭点将其取出，把“腰子饭盒”放在上面加热饭菜。
王师傅喝着杂书馆用搪瓷茶缸泡的特有“高碎茶”，悠悠地讲了他父亲即“司机老王”的故事：
司机老王是昆明人，但在盘溪铁路局过了大半辈子。解放前，他曾在越南人开的咖啡店打工，新中国诞生后，店铺关门了，他就到昆明市教育局当炊事员。半年后，响应国家号召，应征入伍，在解放军驻河口某部当兵。1957年，他转业被分配到昆河铁路的芷村车站，干货物装御；一年后，调到盘溪机务段，1958年开始，司机老王在机务段从司炉做起，先后当副司机、司机、司机长。蒸汽机车的生涯伴随着他，一干就是30年。1988年，身体不适，提前退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铁路局工作很吃香，坊间称其为“铁老大”，姑娘们找对象，大多首选“铁路三员（元）”：中共党员、乘务员、工资60元。司机老王达到“三员（元）”条件，而且火车司机地位很高，高于乘务员好几个档次，正所谓“离地三尺三，赛过活神仙”，找对象简直就不是问题。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在铁路医院工作的她，27岁那年，老王结婚了，他们先后生了3个娃娃。近水楼台先得月，娃娃长大后，都在铁路上工作，他们的配偶也在铁路系统，一大家子，名副其实的“铁路之家”。
刚开始时，他是干司炉。车头有蒸汽锅炉，开动时需要烧水，产生蒸汽，由此产生动力，车头后面都拖挂着“煤水车”，贮满了燃料和水。车上没有自动进煤装置，火车不停，锅炉就得不间断地烧煤，铲煤成了苦差事，司炉就是干这活。锅炉风门由两片钢板组成，每3秒开合一次，司炉铲煤后，须在转身的同时，把煤炭准确送进正好开启的风门，随后再躬腰转身，双手紧握大铁铲，铲煤、转身、送煤，一气呵成，动作很机械，循环反复。春夏秋冬，天天如此，特别是上坡时，他们和火车一道，气喘如牛。
后来，司机老王终于能开火车了，但也不轻松，要求政治思想过硬，身体好，五官要好使，眼睛要看清路况，耳朵要辨明有无异常声音，鼻子要闻有无异味，神经高度紧张，随时注意处理突发事件。他的右半身要伸出窗外探路，因此，司机老王右半身经常风吹日晒，雨天经常是湿的。后来，更换内燃机车，可没多久，司机老王就退休了，因此，他工作的绝大多数时间，主要都是在“昆河铁路”上开蒸汽火车。他所在机务段是主要行车部门，米轨蒸汽机车驾驶组由司机和司炉组成，司机每月供应32斤粮食，司炉42斤。火车头的驾驶室温度在50℃以上；蒸汽机车每6000千米检修一次，开了60000千米就要进行大修。
火车司机很辛苦，除了固定上班时间外，有时会临时抓差，必须随叫随到。司机老王出门上班时，随身必带“司机四件套”，可以说是当时的标配：怀表，看时间必用；腰子饭盒，装满一天的饭食；一把小锤，检查车况之用；一支钢笔，用于填写火车时间表、行程表。
那些年，国家困难，生活艰苦。开火车是特殊岗位，每次收车回家，“劳动布”的工作服都是脏兮兮的，他老婆都要把脏衣服拿到石板上铺开，用刷子“唰唰唰”地刷洗，很辛苦。家中娃娃记忆最深的，是司机老王的那个腰子饭盒，它曾经带回来美食、希望和快乐。家庭经济挺困难，老王和老婆节衣缩食养娃娃。他跑货车时，老婆就把腰子饭盒里装满饭菜，吃饭前将饭盒放在蒸汽机上热一热就吃了。跑客车时，只要准备空的腰子饭盒就行了，客车上有客餐，乘务员只花不多的钱，就能得到一餐有肉有油水的饭菜。老王常常饿着肚子回来，把在客车上打到的乘务人员饭菜省下，带回来给娃娃吃。每当他跑客车，娃娃们就早早地期盼着爸爸回来。娃娃中间，小老三爱耍小聪明，每当司机老王跑客车的日子，他就早早地在下班必经道口候着，等见到司机老王，他就能最先吃到爸爸带回来的饭菜了。
开蒸汽机车会遇到困难和风险，比如，火车会在隧道里打滑；如果遇到下雨天，烟子又大，开不动火车，司机就会呛晕在隧道里，只能等待救援人员开着轨道车的到来。昆河铁路上的拐弯多，直线少，有的线路弯道特急，最小曲线半径只有80米，是典型的山区铁路。据专家介绍，准轨铁路曲线半径是400米，最小的地方350米，现在的高速铁路要达到1600米。而昆河铁路是80米呀！如果坐在车厢里，从过道看后面，常常看到车厢左右摆动，人们称为“龙摆尾”。特别是从前的蒸汽机车，弯道半径最小的地方，前面车厢的人可以在车窗外与后车厢的人大呼小叫呢。另外，火车行进时，常常还会有树枝横打进来，吓得乘客低头躲避，躲不开的就会被着实地抽一下。
火车钻山洞时，乘客更感不舒服，隧道窄小，车厢与山洞石壁距离只有30～49公分，通风排气不畅。车头煤烟浓烈，灌满各节车厢，乘客只得捂着鼻子大咳一气。等火车出了山洞，相互看来，尴尬而笑，脑门上、鼻翼间，布满了细小微粒煤尘，黑色斑斑，污烟遍身，好像刚刚扫过烟囱似的。
苍茫滇南山中，火车从山脚爬到山顶，确实不易，铁路修成螺旋状，火车一圈圈盘山绕行，尽管后来蒸气机车的动力加大了，所拉车厢也在增加，但有些路段很难牵引。有的时候，火车尾部还会再加一个蒸气机车头，前面拼命拉，后边使劲推。司机老王回忆：车速很慢，在危险路段跑25（时速）公里，安全地方跑40（时速）公里。如此车速，也就有了“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的笑谈。
一些胆大的伙子为了炫耀胆量和机敏，竟能跳下车去，与火车同步慢跑，然后又爬上车来，享受着同龄人倾慕的眼光和赞美。更有甚者，站台上卖煮米线、炒饵块的小贩上车售卖，待乘客吃完时，火车已驶出站外很远，他们竟能手拿托盘，拎着碗筷，跳车返回，人不跌跤，碗不摔破。车速之慢，可想而知。这些举动常常气得司机老王吼叫不已，会捡起煤块打将过去，以示警告。
说到胆大，就得算那些男娃娃和买不起车票的山民，他们乘车往往不买票，自称是“混车坐”。特别是动乱年代，与众不同的乘车方式是不坐车厢，而坐在车顶。如此乘车，乘务员逮不着他们。车顶上，或几人相拥，或一个独坐，既可观赏四周风光，又避免了车厢内拥挤闷热，但会“吃”更多的煤烟。如此惊险经历，会使小伙子们激动不已，车顶上大呼小叫，回家后兴奋得整夜难以入睡。当年昆河铁路上有这样的顺口溜：“蛇形的铁路，爬行的火车，英雄的司机，玩命的乘客。”
对司机老王而言，火车就是他的生命，有着深厚感情。开了30年的火车，从开蒸汽火车到内燃火车，先后带了20多个徒弟。“饭盒周围这些发黑的印记，就是父亲在锅炉旁加热形成的。” 王师傅说：那时，一到午饭时间，大家就轮流加热饭菜。虽然条件艰苦，但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听完王师傅的“司机老王开火车”的故事，再次抚摸“腰子饭盒”，心中感慨颇多。那些看似平常不起眼的物件，每一件都有故事，无不与那个时代人们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它们是见证，见证了那个时代的一种生活；它们更是情怀，诠释了那一代人的智慧与乐趣。
腰子饭盒真的是社会时代的象征。对很多“老铁路”来说，它里面装着满满的家庭记忆，虽已淡出人们视线，但曾经见证过老一辈铁路人几十年如一日，默默付出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仍激励着新一代铁路人为铁路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打开了旧物，想起了故人；翻开是故事，合上是回忆。回头看看，谁也不是原来的自己。我们时常回忆过去，不是那时有多美好，而是那时我们正年轻！
四、民国情书：旧时光里的爱情
老昆明杂书馆的邮品档案中，我翻阅到一封由云南沾益寄至昆明的信函，信封为西式实寄封，收信地址：“昆明象眼街第七十三号”。收信人栏：“郭钟芬先生 玉展”。寄信人栏中未留下详细姓名，仅仅只是书写了俩字：“内详”。从信封上所透出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传统书信的称谓和用语：
其一，收信人“郭钟芬先生”，字面直观，当为女性。中国传统称谓中的“先生”一词不只局限于男性，女性若被称为“先生”，那意味身份较尊贵，也用于对知识分子阶层的尊称，比如冰心先生、杨绛先生等。其二，“玉展”一词，是书信中敬称受信者展阅之词。其三，所谓“内详”，表示收信者拆阅便知，一般用于熟人或知交之间的书信往来。从这三个信息推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寄信和收信者均有一定的文化水平。
信封背面销发地戳：“云南沾益”内外虚线中文三格戳，时间：“卅八（1949）十月十四”；落地戳为内外虚线中英文三格戳，时间：“卅八（1949）十月十六”，邮程两天，沾益到昆明全程160多公里，但信函在邮路上走了两天，可见当年交通很不便。若在今天，可能用时只需1小时又50分钟，当下交通快捷通畅。
信封内有一封“民国情书”，字迹娟秀，玉笔银钩，情真意切，其中隐藏着旧时光里的爱情，内容如下：
亲爱的瑜：
当我呼出了这一行字时，你能知道，我体内每个血液是多剧烈的沸腾着吗?
每一時刻，我都疯狂的想念着你，最使我念着的，当然:是那甜蜜而热烘的嘴唇，和清明锐（悦）耳的声音。
在前晚的说话中，我听到了有许多人最近对你诉说的话。瑜：“人言可畏”，为了你的事业与前途。我愿忍下了痛苦的“思念”，以后不再常来找你啦！
请原谅我吧。 祝
愉快
芬 1949.4.22.
中国人自古最懂纸短情长，这是刻在血液里的沉静雅致。哪怕寥寥数语，也满是浓情蜜意，儿女情长。有共同话语的人，知你所知，懂你所懂，能够尊重你，站在你的角度想问题，与之相处，让人觉得如沐春风，倍感舒适。
然而，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看到爱情的甜蜜与热烈，同时更多的是品味到了无奈，它在书写一段民国恋情。乱世里，爱情微不足道，摆在生命面前，像风一样的轻。两情相悦仿佛又很重，就算情书沉睡了75年的光景，今天再读此信，仍觉得伤感和遗憾。
细读几遍这封似乎带有“绝情分手”的情书，笔者在品尝那五味杂陈的爱情。在那个时代，风花雪月不踏实，被命运愚弄、被世俗把玩才是常态，个人的情感哪怕再怎样的铭心刻骨，在流言蜚语淹没中、在炮弹坠落的瞬间，在痛彻心扉中破裂，压根小到看不见。
这封情书颇有蹊跷，仔细分析，能看出些许端倪：
信封收信人：“郭钟芬”，但信件开头却称之“亲爱的瑜”，且落款人是“芬”。另外，从信封背面的“邮政发地戳”显示，寄信时间：“卅八（1949）十月十四”，但信函留下的时间却是“1949.4.22.”。信封与信函内容如此相异，尤其是时间相差168天。其中必有原由。笔者揣测与分析，大胆地得出以下推断：
1949年4月22日，那位叫郭钟芬姑娘写信给“亲爱的瑜”，信中首先倾述了恋人曾经的甜蜜和姑娘的痴情：“当我呼出了这一行字时，你能知道，我体内每个血液是多剧烈的沸腾着吗?”“每一時刻，我都疯狂的想念着你，最使我念着的，当然:是那甜蜜而热烘的嘴唇，和清明悦耳的声音。”
随后，笔锋一转，讲述了姑娘的担忧：“在前晚的说话中，我听到了有许多人最近对你诉说的话。瑜：“人言可畏”。最后是无可奈何，说出撕心裂肺的绝情之语：“为了你的事业与前途。我愿忍下了痛苦的‘思念’，以后不再常来找你啦！请原谅我吧。”
至于那位叫“瑜”的男子干啥工作？一段恋情竟然会影响到他的“前途”？我们不得而知。时隔5个月又24天，经过168天的挣扎与煎熬，“瑜”可能真的是“哀莫大于心死”了，无望之中，痛下了分手决心，于是将郭姑娘给他的信塞进信封，原件退回，而且无言，并未留下心回意转的只言片语。
如果结局真像笔者推断，那么这段始于甜蜜的爱情就带点悲剧元素了，尤让人觉得感伤。1949年，那是个分崩离析的年代，旧时代的大厦将倾，人渺小，情更是虚无。最后，虽是落花人独立，何曾微雨燕双飞？黑暗而混乱的世道里，没人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哪怕是相爱的自由。枷锁是无形的，战争是无奈的，连性命都无暇顾及，有情人支离破碎才是常态。
都说民国爱情，十有九悲，这话不假，哪有那么多倾城之恋？更多的只是被迫的离散。我们无法了解到信中的两个恋人究竟遇到怎样的状况？也无法得知最终结局如何？两个人的相遇肯定是种缘分，一个惊艳了时光，一个温柔了岁月，谁和谁的相遇，上天早已安排好了：有缘之人，相隔千山万水也能遇见；无缘之人，近在咫尺眼前照样擦肩。但是，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缘来缘去皆是天意，缘深缘浅皆是宿命，聚散不可知，去留不由人。
更何况，那些年的一切都很慢，路途很远，车马蹒跚，书信里晕染着淡淡的墨水气息，寄信人、邮差和收信人，情书在三者手中辗转，等一个未卜的归期。那些年的爱情也很慢，如同本文所示：沾益到昆明，160公里，一封信要等两天才能收到；如是天涯海角，时日可想而知。那个叫“瑜”年轻人不经意的一个转身，就在“芬”的摇曳身姿里沦陷，他们的爱情应该是纯粹而美好的，或许开头千难万险，结局千差万别，甚至差强人意，但我相信：在那个慢节奏的年代，恋人相爱的心是相同的，一生也只够爱一个人。
聚有聚的原因，散有散的理由；缘深的陪伴，缘浅的分散；相欠的或许就会相见，不欠的反而不见；前世的交集，今生的联系，不管遇见谁，都有各自的使命。相伴一生也好，相随一程也罢，一个“随缘”，既是心态，也是宿命。
离开的人，别怨恨，微笑着放手，真心祝福，命运教会了懂得珍惜；
留下的人，别冷漠，用心地呵护，悉心照顾，命运教会了如何去爱。
阅读这封“民国情书”，笔者有太多感慨，于是写了如下文字并刻在木板上，悬挂于老昆明杂书馆的“喜事馆”：
情操的见证
爱是一种契约，明知道这是一生一世的承诺，为了互相拥有，也情愿做出许诺。
做人总要信，因为信才会看见，总会由一点一点的坚持而成真。
答案很长，准备用一生的时间来回答你。
准备要听了吗？我们都要好好吃饭，好好活着，彼此注视。
文章到此，应该收笔了，但意犹未尽，笔者再对这份邮品档案作出两点补充：
其一，信函寄递是“卅八（1949）十月十四”。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宣告成立14天了。但信封背面则贴着民国时期的“民滇普5 孙中山像‘滇省贴用’改作半开银圆”邮票，面值1角2分（上海大东一版，金圆50元，墨绿），同时也盖销了民国的邮政日戳。这是因为当时云南尚未解放。
就在这封信函寄出56天后，1949年12月9日夜间10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卢汉顺应历史潮流，率领滇省军政人员通电全国，在昆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12月10日，上述“滇省贴用”邮票停止使用。正是滇省特殊情况，此种邮票仅存世8个月，由于时间不长，流通不广，现存邮品不多，故较为珍贵。
其二，邮品的收信地址“象眼街”，仅凭这个街名就有故事。象眼街，位于五华区境东南部，护国街道境内。南北走向，南起威远街，与端仕街相连，北至原来的长春路（今人民中路）。长229米，宽14.4米，沥青混凝土路面，城市3级支路，双向两车道。
如此街名，定与大象结缘。民间传说：从明代开时，缅甸、老挝等国都向中国皇帝进贡大象，云南府署设置“象房”供其歇息与中转，房舍高大自不待说，园林宽敞，有水池有草地有树林，大象可自由走动，贵胄在此娱乐。明清两代，北京有习俗，每年六月初伏，会在护城河内为宫廷所养的大象洗澡。清代文人屈大均《洗象行》：“玉河六月河水长，朝廷旧典赐洗象。”西南边陲的昆明也有样学样，到了六月初六，大象披红挂绿走出象房，前面旗鼓队鸣锣开道，称为“象奴”的饲养员牵引大象，鱼贯而行，要去盘龙江里“洗象”。若按直线距离，象眼街到盘龙江，最近处当在今天桃源街到南太桥这一段。百姓不易看到这些大家伙，这天就早早来到江边，看大象如何洗澡？看象奴长得啥样？大象训练有素，沿江岸一字排开，等得号角吹起，就载着象奴依次入水“沐浴”。大象戏水煞是精彩，围观者会把铜钱扔进水里，这些大家伙能用长鼻子从水底捞出，交予主人。接钱后，象奴致谢，大象会卷起长鼻子，频频点头，以表敬意，还会用鼻子吸出清水，喷向人群，很是热闹。明代，昆明有竹枝词：
盘江轻荫夹绿槐，香车笋轿锦成堆。
千钱更赁楼窗坐，只为河边洗象来。
洗澡完毕，开始上路，向京城进发。相传在盘龙江洗过澡，可保大象路途无病。清代中期，缅甸贡象行至此街中段劝学巷岔口处，忽然下跪，长久不起，模样虔诚与敬畏。人们认为大象是吉祥瑞兽，为纪念此事，在大象下跪之处用浅红、淡黑、灰白三种石头镶嵌成大象的头部形状，约三尺见方，宽额大耳，长鼻小眼，可爱至极。民间还有更神奇传说：若是农历六月初六这天恰逢“小暑”节令，初升太阳光线斜射角度奇异，正好照在象眼，这“瑞兽”瞬间显得更有灵性，一对象眼忽闪忽闪眨动，甚是传神。老街名字由此而得。
一封民国情书，引出这些故事，谁是谁的谁？谁又和谁天长地久？这辈子真的好短，信中的“芬”和“瑜”，很可能说好了要过一辈子的，可惜走着走着就变成了曾经。
再读情书，有了这般慨叹：珍惜眼下每一分钟，珍惜身边每一个人，珍惜还活着，把该做的事做好，把身边的情抓牢。千万别想着来生再续前缘，下辈子你不会遇见我，我也不会遇见你。百年之后，尘归尘，土归土，什么爱恨情仇一笔勾销，什么荣华富贵都是浮云。
五、西南联大社会实践档案解读
“云纺博物馆”曾赠予笔者一份1941年的信函档案影印件，全文如下：
迳（敬）启者，蔽校社会学系学生十余人，由李景汉，李树青先生率领，拟于五月廿四日星期六午后四时前来参观。籍聆 教益，届时敬希惠予指导为荷。
此致：
裕滇纱厂金厂长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印）
五月廿一日
这份信函档案为单位专用公文信笺，信笺天头印有朱红色“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用笺”字样，格式为红框竖排。档案文字为竖写楷体，蜡版油印。钤有“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印”方形朱红篆字印章，长、宽直径均为2厘米（见图1）。另外，查阅《万年历》得知，档案中所提“五月廿四日星期六”的年代为“1941年”，当天的农历为“四月廿九”。信函仅78个汉字，确道出那个烽火连年的联大往事。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北京、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4月，又西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5月4日开始上课，设立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联大荟集了著名专家、学者和教授，师资充实，在昆办学8年，毕业学生约2000人。
国难当头，联大师生用一腔热血报效国家，为国分忧。正是爱国情怀的原动力，8年期间，他们对祖国文化与教育自信、坚守与坚持。教师循循善诱，谆谆教诲，呕心沥血，授业解惑传道，辛勤耕耘，立下不可磨灭的功勋；学生发奋学习，孜孜不倦，潜心求学，刻苦钻研，涌现出大批人才，成为国家栋梁。
联大校训：“刚毅坚卓”；校风：“民主自由，严谨求实，活泼创新，团结实干”。特殊年代的艰难环境中，师生以自由严谨的治学态度，正气凛然的气节，完成了伟大壮举，一批中国近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学者从这里走出，一连串闪光的名字代表了中国当时最高的学术和文化，承载了当时高等教育的全部希望和重担。
本档案中所提到的“社会学系”，是联大文科类重要的学科部门，研究对象包括社会分层、社会阶级、社会流动、社会宗教、社会法律、越轨行为等。它与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并列于社会科学领域。社会上所涉及的事情都是该系学习与研究范围，诸如社会运动与变迁、家庭、人口、心理、消费、经济、宗教……。当时，该系教授着重就让学生思考：这些社会事物为何出现？现状如何？起到什么作用？有何问题？
社会学系领军人物正是本档案中所提及的两位教授：李景汉和李树青。
李景汉（1895.1.12～1986.9.28），北京通县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社会调查专家。主要从事社会田野调查调查与研究。1917年赴美留学，主修社会学及社会调查研究方法。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获加利福尼亚大学硕士学位。回国后，1926年，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社会调查部主任、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讲师。1935年～1944年，历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调查组主任、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李景汉为中国社会调查研究和社会学教学做出了贡献，进行过大量社会调查，其中在河北定县所作调查，是中国知识分子运用西方社会学方法，进行实地调查的典范，是中国首次以县为单位的系统实地调查。他任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教授同时，还兼任云南省政府社会处《昆明市志》顾问；《呈贡县志》主编。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著《中国农民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财经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经济学院教授兼调查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顾问等职务。
李树青，华裔美国社会学家。原籍辽宁凤城。1935年，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毕业。1940年，任教联大社会学系，还在经济系开设土地经济学课程。 1943年，在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兼课。面对抗战时期社会变动的问题，撰写一系列学术论文，编入《蜕变中的中国社会》一书中。1945年，到美国马里兰州立大学，研究人口及土地利用问题。他用制度学派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的结构与变迁，提出社会制度是社会学的研究主题。他从社会学的传统、主题、方法等角度，认为该学科是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应注重人与人的行为。1982年，他应邀回国探亲和讲学，在北京大学及华中理工大学社会学系，作了《人文社会学与行为科学》专题报告。
抗战时期，在战时非正常教学情形下，联大改变原来教学模式，学以致用，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思考与探讨所学科目，教授认真传授研究方法，包括如何进行抽样问卷？如何从事田野调查？如何参加社会实践。
师生们把研究方向和角度直接面向社会，一竿子插到了市井、农村、医院、厂矿，甚至军队，进行实地教学，学生身临其境，设身处地，耳闻目染，亲历实践，以此获取知识，同时也弥补了当时设备缺乏、资料不足的艰难状况。本档案就是一份社会实践商榷函，协商联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前往“裕滇纱厂”，参观、调研及社会实践。
1937年，时任云南经委主任的缪云台主持建成“云南全省经济委员会纺织厂”，厂址在昆明南郊、环城公路外侧的凤翥村玉皇阁旁。纺织厂开工后，规模有限，产量不多，云南当局决定继续扩充纺织业。1938年8月，省经委、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方协商集资，设立“裕滇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厂址在先前纺织厂旁边。1939年6月1日，正式破土动工；同时派员赴上海，购买英国制造纺织机器设备。
1940年6月，裕滇纺织厂（亦称“裕滇纱厂”，以下简称“裕滇厂”）正式试车生产，厂长金龙章。裕滇厂主要生产粗纱，专供土法织布厂作为生产原料，产品迅速在市场畅销。该厂的开办，使得云南外汇流出减少，提高了滇省土法织布厂产品竞争力，工厂富裕电力还可供应耀龙电力公司，补充昆明电力，一举三得。裕滇厂是当时云南首屈一指的纺织企业，其生产确保了抗战军需，解决了民生需求。当时，昆明拥有的纺织纱锭位居西部地区第3位，占11%。
本档案中“裕滇纱厂金厂长”值得一提。金龙章（1903～2000），云南永仁人，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国麻省理工电机工程专业深造，学成归国，任上海西门子公司电机工程师。
1935年，缪云台为筹建云南经委纺织厂，到上海购买纺织机械，他与金龙章相识，对这位滇籍技术人才大为赏识，多次登门拜访，力邀回滇，建设家乡。回滇后，金龙章历任裕滇厂厂长、云南纺织厂厂长、云南省政府委员，省参议员、耀龙电力公司总经理、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副总经理。
这位高学历的“海归”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制度应用到工厂生产和运营，所以，裕滇厂的机器设备全是进口，我们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出，裕滇厂设备一流，相当先进，规模宏大，今人看来，亦啧啧称道。（见图2、3、4、5、6）
裕滇厂管理层的见解和格局让人眼睛一亮，整个企业达到当时的国际化标准：开创了云南的8小时工作制；工人有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障；开设工人补习学校，聘请西南联大老师教授算术、语文、历史；聘请云大外语教师教英文。女工极少识字的年代，这些可谓卓越创举。
金龙章与联大有着不解之缘，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迁来之时，作为清华校友，他有独特情怀，热心地给予帮助。当时，南开大学王赣愚教授先行一步，调往云南大学教学，同时也是联大的“先行官”，金龙章给予了大力帮助，尽心与有关部门联系，就用地、建校、建宿舍，安置家属等事宜做好安排，使得迁校准备工作如期就绪，联大顺利开课。
金龙章是清华大学昆明同学会会长，与联大诸多先生皆为知交。作为云南重要的企业，裕滇厂是联大学生参观学习、社会实践的之地，不仅有社会学系，机械系、化学系的学生都以该厂为实习基地。
更难得的是，1943年1月1日，云南留美预备班成立。缪云台任班主任，清华大学秘书长、西南联大总务长沈履，裕滇公司总经理金龙章担任副主任，云南经委纺织厂和裕滇厂拨付352万国币，购得17.5万美元，作为留学生的费用。1945年6月，金龙章护送着40名云南学生，由印度经加尔各答转孟买乘船， 两个月的辗转，8 月 2 日，到达美国纽约，分别进入麻省理工学院、康奈尔大学、理海大学、密歇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高校学习，为云南培养了人才。
通过对这份档案的解读，我们有了深层次的认知：
云南具有得天独厚的社会学条件，蕴藏了丰富的人文资源，保留着较完整的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形态。联大的教授随时代进步，解剖自己，提高自己，发挥各自优势，开拓新的教学领域。社会学系不断地开出新课程，增添新内容，取得了20世纪40年代本学科的学术成就。这种不断进取的精神、旺盛的学术活力，促进了教学质量提高，对学生有极大吸引力，也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教学与科研实践紧密结合，二者相互推动与提高，开拓出新的教学领域，有了新的教学成果。
对于中华文化，联大师生进行了传承和发扬，面对艰难困苦，不屈不挠；面对侵略者，誓死抗争，用自己的心血创造出一项又一项重要研究成果。犹如傲然气节吹响提振民族精神的号角，也留下了宝贵的文化与精神遗产。国难当头，联大的师生不忘授学，不忘读书，极其艰难的条件下，造就出国家的栋梁之才。
参考资料：
云南省档案馆编：《档案中的西南联大》。云南民族出版社，2016年11月版。
《云南辞典》编辑委员会编辑：《云南辞典》。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5月版。
（彩龙社区：戈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