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门格勒的消失》并非又一部猎奇式罪行陈列，而是一场冷峻到令人窒息的心理追踪。影片以近乎人类学观察的镜头语言，跟随门格勒从战后欧洲的地下网络，一路逃亡至南美腹地：先是阿根廷，在庇隆政权默许下过着体面生活；后因以色列特工追捕风声日紧，仓皇转入巴拉圭——一个对纳粹余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法外之地；最终，他遁入巴西圣保罗郊外的潮湿丛林，在化名“沃尔夫冈·格哈德”的身份下苟延残喘，直至1979年溺死于海滩，尸体三年后才被确认。
奥古斯特·迪赫的表演堪称惊悚级克制。他没有咆哮，没有忏悔，甚至没有一丝颤抖。门格勒始终穿着熨帖的白衬衫，修剪整齐的指甲，用流利的西班牙语与邻居寒暄，给当地孩子看病——仿佛那个在奥斯维辛记录双胞胎眼球颜色、注射染料、缝合活体器官的恶魔，只是另一个平行宇宙的幻影。这种日常化的邪恶，比任何狰狞面孔都更令人脊背发凉。
影片最震撼的段落，是门格勒在简陋木屋中翻看旧日实验笔记。泛黄纸页上密密麻麻的数据旁，竟贴着一张双胞胎女孩的合影——她们曾是他“最爱的实验品”，如今早已化为灰烬。他凝视照片良久，然后平静地将其夹进一本农业手册，转身去给邻居接生。那一刻，观众才真正理解影评人所说的：“每个人的终战时刻不同。” 对世界而言，二战1945年结束；对受害者，创伤永无终结；而对门格勒，战争从未停止——他一生都在逃亡，却从未真正面对自己。
导演谢列布连尼科夫拒绝煽情，用135分钟构建一座道德迷宫：当正义缺席，时间是否真能冲淡罪恶？当恶魔老去、病弱、孤独，我们该给予的是审判，还是任其湮灭于热带雨林的腐殖土中？影片结尾，门格勒在泳池边踉跄跌倒，水波荡漾，倒影扭曲如鬼魅——没有枪声，没有法庭，只有沉默的海水吞没了一个本该被千万次处决的灵魂。
这不是一部让人“爽”的反纳粹电影，而是一记沉闷却精准的解剖刀，剖开历史最不愿愈合的伤口：邪恶未必咆哮，它可能正坐在你隔壁的咖啡馆，微笑着问你要不要加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