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那场突如其来的大雾，轮船也不会随便停航，假如不是儿子催着我回沪参加他的生日宴会，我也就不会急着出行，也就没有在申崇三线的公交车上与她相遇的可能了。一切都是巧合，也许是缘分。

因为轮船停航，那天的公交车特别的挤，当我赶到车站急着上车时，在我前面的一位妇女正提着一辆行李车费力地向着车上爬去，见此情景，我急忙俯下身来帮她一起抬起装满各种蔬菜的行李车，并一直送她到位子上坐好。这位妇女一面擦着额头上的汗水，一面不迭声地道着谢。

当她抬起头来看到我的一瞬间，突然发出一声惊讶的叫声，“这不是老同学吗”，而且还叫出了我的名字。当时我就被闹糊涂，见我一脸的茫然，她便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了她自己，“她说她叫余晓梅，我们是初中时候的同学，怎么?同窗三年的老同学都不认识了？”

余晓梅，这个多么熟悉的名字，经她一提醒，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记忆，倾刻变得鲜活起来了。

她是我们六九届的初中甲班同学，当年的她，长得亭亭玉立，面容娇好，而且品学兼优，能歌善舞。如果她不能评上校花，那么副校花，她绝对是不二的人选。

那个年代的中学生，男女交往绝对是大忌，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更谈不上有什么互动和交集了。但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歌咏大会上，她的一曲《红梅赞》，把我们彻底征服了。那激越抒情的歌曲，经她昂扬深情的演唱，让台下人听得如醉如痴，一曲歌罢，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此刻，在我们的心里，她就是一枝傲霜斗雪的红梅，就是一朵娇艳无比的梅花。

而另一件事情的发生，让我对她更加的刮目相看。那个年代，学校普遍组织起了文娱宣传队，如果余晓梅能参加学校的文娱宣传队，那是绝对的台柱子。然而，那个在批斗大会上勒令老师喝墨水、戴高帽的红卫兵头头邀请余晓梅参加宣传队的时候，却被余晓梅给一口回绝了。那个年代能参加宣传队，实在是一种政治待遇。可是余晓梅就是有点不识好歹，竟然这样的荣誉都不要，宁愿当一个贫民百姓。

那时的所谓宣传队，无非是宣传造反、打倒、砸烂、夺权等等。余晓梅拒绝参加宣传队，无非是不愿置身于这种是非之地，于其同流合污，浪费时间。在那个年代，一个十五六岁的初中生，能够看透这些，独善其身，实在是难能可贵。

我们的初中阶段，是在动乱中开始，在动乱中结束的，虽然上级也屡屡号召复课闹革命，但革命是闹了，可是课总是复不起来，大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上学如上外婆家，想去就去，想来就来。课本也没有正规的课本，一本伟人的选集，包涵了语文和政治，一本工农业基础知识，囊括了物理、数学和化学，再有就是几个代课的退伍军人带着我们做立正稍息。

课堂纪律也很混乱，经过革命洗礼的小将们，有着坚定的革命立场，较高的阶级斗争觉悟和分析能力，老师也不敢管。课堂上男的看小说，女的打毛线是正常不过的事，有的调皮的学生还会变着法子作弄老师呢。班里有个调皮的男生，拿了一本伟人的书，在课桌下面捧着装作看得津津有味，老师以为他在看小说，偷偷地走到他身后，一把抢过来丢到了教室外面。为此，老师还受了批斗。

在这种形势下，余晓梅显得特别另类，她没有虚度时光而是想法借来了整套前几届读过的旧书，如饥似渴地自学着，遇到不懂的地方，会认真地向老师请教。老师总是喜欢努力学习的学生的，象余晓梅这样的学生在我们班里是绝无尽有的，理所当然地受到老师们的青睐。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许多默默无闻的学生，一夜间便成了职业革命家，成了大批判的斗士。而余晓梅，却潜心在知识的海洋里遨游。她的这种表现，要是在运动初期肯定会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的典型。

时间就这样混着过吧，可是一个突然的消息把我们给震惊了。六八年的十一月份，学校宣布我们这一届要毕业了，虽说我们是六九届，但满打满算我们的在校时间还不到两年，而且还提前了一个学期。

我们这些家在农村的同学，虽然心里也有点失落感，但想到能回家参加生产队劳动，能为家里挣工分，减轻父母负担，也不失为是件好事。我们队里人多地少，一般不是农忙时，是不主张在校生参加生产队劳动的，现在好了，我们成了名正言顺的农民，谁也阻止不了我们挣工分的权利了。

而那些城镇居民户口的同学，可就担足心了，因为他们毕业后的唯一出路是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他们将要离开父母，离开温暖的家，走向完全陌生的地方，用自己的双手去养活自己，有几个女同学还哭得十分的伤心。

余哓梅虽然是农村的，但她的表现令人匪夷所思，不知为什么突然发起了神经病（崇明人把精神病叫作神经病，以下同），疯了。疯了的余晓梅其行为出现许多的反常，她把从树根边捡来的野蘑菇当作面包硬要送给同班的女同学当早餐，还在头发上别了好几个彩色的发夹，经常坐在操场边呆呆地看天边远去的白云，劝也劝不回来。看着她眼光迷乱，语无论处，看来是真的犯了神经病了。

大家开始分析起她得病的原因，有人说她因为毕业了无法升学，接受不了这个现实，她是班里学习成绩最好、最努力的人，受了刺激。也有人说她是“花痴”，她长期暗恋着班里的一位男同学，现在毕业了，无法接受分离后的相思苦。还有人说她是遗传，因为她父亲也有这个病史。到底什么原因引起的神经病，最终也没有人去刨根问底了，因为两天以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回到农村的余晓梅，遭遇不是很好，因为她有神经病，团组织不发展她，民兵连也不让她参加。也就是说，所有的社会政治活动都把她排除在外，只能整日在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吃。

学校毕业后的第二年冬天，我和大队的七八位青年应征入伍了，出发的那天早晨，大队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党支部、团支部和民兵连，当然还有征应青年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送行的队伍浩浩荡荡。可是想不到的是，不是团员，也不是民兵的余哓梅也来了。她既不参加敲锣打鼓，也不手举欢送的标语牌，只是默默地跟在队伍中间。

我们到了二条竖河要上汽车，大队领导和我们一一握手道别，父母和兄弟姐妹反复嘱咐着我们，而此时的余晓梅站在路边高高的土坡上，脸上布满了悲戚之色，眼中流出的全是忧伤。

我轻轻地骂了一句，“神经病又发了”，可是一会儿我就后悔起来了，是不是她暗恋着的男孩也在我们出征的队伍里，唉，都是那场神经病给闹的，想想也真是个可怜的人。

自从离家后，很少听到有关她的消息，只知道她后来嫁人了，嫁到了上沙很远的地方。看来还是女人好混日子，象她这样有神经病的疯女人也是有人要的。

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了太多的沧桑，要不是她认出了我，并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我是绝对想不起来在我的生命里还有这样一位同窗。

交谈中，我知道了她生活的大概，她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儿，第二个孩子是儿子，是超生的。为此，丈夫被社办企业开除了出来，还罚了不少款。不过这样也好，那时刚刚分田到户，夫妻俩勤勤恳恳种着责任田，生活还算富足。

没有想到，祸起萧墙，一场肝炎夺走了她刚过而立之年丈夫的生命，家里的顶樑柱倒了，倾刻间这个家陷入了绝境。许多人劝余晓梅乘年轻，再嫁人组建个家庭。可是，余晓梅看到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看到年迈的公爹需要照顾，如果她走了，这个家庭就彻底散了。余晓梅决定守着，把两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丈夫尽孝，为公爹养老送终。

余晓梅不无骄傲地告诉我，她的一对儿女都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九十多岁的公爹前年故世了。她向我叙述这一切的时候，是那样的轻描淡写，好象是在讲述一个别人的故事，但我知道，余晓梅在这个故事里付出了多少的艰苦，多少的辛酸。多少个寒来暑往，多少个寂寞的夜晚，陪着孤灯清影，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我跟她说，现在好了，孩子们都成家了，何不找个老伴，陪着过日子，她羞涩地笑了，脸上飘过一片红色的云彩。她那羞涩的一笑，让我又看到了当年那个少女的余晓梅，那个青春靓丽的余晓梅。

分手的时候我们很是匆忙，甚至来不及互留联系方式，因为她要赶一班公交车。

望着她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心里充满了惆怅和怜悯，因为她得了那个病，我和许多人一样，曾经轻视过她，唾弃过她，对她的存在不屑一顾。但让我想不到的是，她是活得那么的累，那么的艰辛，而她的心地又是那么的善良，那么的有责任感。

余哓梅用一个女人瘦瘦的肩膀硬是扛起了一个破碎的家，她用一生的付出，培育出了一对优秀儿女。啊！可敬可爱的同窗，我突然觉得，她不可能是神经病，天下哪有这样善良的神经病，不过，她的身上倒是有一股疯劲，你用这股疯劲，诠释出了人世间的大爱。

老同学，我的同窗，愿你未来的日子能过得好一点，过得舒心一点，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