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老太在村里一直受人羡慕，她生了两个高大健壮的儿子——高明和高亮。按照邻居们的说法，这叫“日后有靠”了。然而，当两个儿子三十多岁时，她突然发现这“靠山”并不“牢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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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惹的祸，亲兄弟争了二十多年

李老太的丈夫高老汉在世时，老两口在自家宅基地上建起了一南一北两处近300平方米的住房。北屋修建时，两个儿子均出了几万块钱。后来，儿子相继成家，但仍和父母同住。1995年，高老汉去世。此后，弟兄俩便为房产分割问题争执不断，甚至无暇照顾老母。

2002年2月，在镇法律事务所的见证下，母子三人签订《分家及赡养协议书》约定：南屋由李老太和长子高明共同居住；北屋由次子高亮居住；李老太的赡养由高明、高亮共同负责。

不过，高明此后一直在外打工，处理家庭事务和照顾母亲的担子大多落在了高亮的身上。在此期间，高亮领取了北屋的房屋所有权证和土地使用证。

十年以后，2011年初，李老太所在的村子拆迁。先拆的是南屋，所得补偿款以李老太的名义购买了两套安置房，面积分别为80、60平方米。高明得知大怒，他认为，分家时白纸黑字明确此屋有自己的份额，且将要拆迁的北屋自己曾出钱修建，也应当拥有一份利益。于是赶回家中，与母亲和弟弟大吵大闹，要求重新分割家产。

之后，母子三人又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李老太名下的两套安置房，60平方米的归高明所有，80平方米的归高亮所有；由高亮领取两证的北屋，高明享有其中60平方米的所有权，其他产权归高亮所有。

2014年6月，高家的北屋也要拆迁。按照通行做法，除了证照面积119平方米之外，拆迁部门对另外搭建的150平方米面积也酌情给予了补偿，补偿款共计180万余元。

那段日子，为办理拆迁手续和搬家，高亮几乎忙脱了形。可没等他喘口气，高明黑着脸出现在面前：“补偿款还想捂到啥时候？！”

两兄弟又开始新一轮的争执，老母亲的吃饭问题不再有人问津。经过长时间的“拉锯”之后，一份签有两兄弟大名和盖着村调解委员会公章的《协议书》终于“出炉”：“高亮一次性补偿高明39万元，其余补偿款归高亮所有，今后高明不得再提以前的经济或往事。”

签了协议，我就不能打官司？老大三次提起诉讼

2014年左右，李老太和高亮将60平方米安置房、39万元补偿款交到了高明手中。就在两人以为这场“房祸”终于了结之时，2017年11月，法院的开庭通知突然现身。原来，高明认为自己拿到的39万元只是产权证面积之内的补偿款，而证外150平方米面积的补偿款自己也应有份。

“白纸黑字写着，还闹？”法庭上，高亮拿着2014年7月4日的调解协议，质问亲哥哥。

“协议又没说产证外的补偿款不能分割！”高明却是理直气壮，拳头敲得咚咚响。

法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而高明不能证明在签订最后一份调解协议时，他不知晓39万元为全部补偿款分割份额。据此认定，该协议包含了所有拆迁利益分配，驳回其诉讼请求。

高明不服，上诉至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审理后与一审法院持相同观点，驳回上诉。高明又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该院认为一二审判决并无不当，驳回再审申请。

不过，“房祸”仍未结束，一份《民事监督申请书》寄到了扬州市人民检察院。高明认为：“拆迁前我拥有房屋近300平方米，现在却只有60平方米的房子和39万元补偿款，这太不公平。我要和高亮换一下，我拿80平方米的房子和150万元现金。现申请检察院抗诉，对法院的判决实行监督！”

高明申请监督案，其三次提起诉讼的缘由——2014年7月4日与弟弟高亮签订的调解协议，无证据证实其存在无效情形，故仍应尊重其效力。近日，扬州市检察院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送达给高明。高明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理亏，与弟弟重归于好。至此，亲兄弟闹了20多年的一场住房风波终于平息。

【点评】遵守调解协议，是契约精神的体现

“目前，因调解（和解）后当事人反悔而引发的申请检察监督案件呈增多趋势。对此，我们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保证当事人的申诉权利，二是综合判断协议效力。”扬州市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主任茆小松感触颇深。

他说，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法院救济先行，检察监督断后”的权利救济“路线图”，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对强化诉权保障、促进纠纷最终解决和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当事人的监督申请，只要符合受理条件，检察机关均应受理并依法审查。

但是，受理不等于支持。调解（和解）协议的本质，是各方当事人通过己方权益让渡，求取利益平衡和纠纷速决而达成的一种合同。对其效力的判断，应适用《合同法》相关规定。只要不存在《合同法》第52、53条规定情形，即应认定其有效。在协议未依法被确认无效或撤销、变更前，各方当事人均应依约如期履行。

（文中涉案人物均为化名）

通讯员 梅静 杨民

记者 林倩雯

编辑 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