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尤利安.谢苗诺维奇.谢苗诺夫写了本世界谍战小说上不朽的巨著《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塑造了一个睿智无比的苏联情报人员施蒂尔利茨，主人公和小说一起成为了谍战文学的巅峰。不得不说，谢苗诺夫先生写得太精彩，以致于后来许多人把施蒂尔利茨当作战争年代中的真实间谍，相当多的间谍学爱好者穷其精力寻找着这个主人公的原型。
而谢苗诺夫本人也说过，他创作的施蒂尔利茨的原型之一是著名情报人员诺尔曼.博罗津。他的父亲名叫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这个名字对近代中国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他曾经是被誉为中国“国父”的孙中山的苏俄顾问，在上世纪20年代，曾在中国掀起了大革命的浪潮。
老资格的kgb将军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孔德拉绍夫（中将，彼尔姆国立高尔基大学副校长）认为，秘密情报机关（指苏俄契卡对外情报部门）的创建者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科罗特科夫也是原型。
那么，真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吗
更确切地说，这位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和电影中的主人公有自己的原型吗？
其实，特工专家们给出的意见是一致的：不会有施蒂尔利茨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有。当然，一个俄罗斯人或俄罗斯化的德意志人可以尝试着冒充德国本地人，但是只能在初次审查前冒充很短一段时间，因为德国人那种机械化、高标准程序化，精准的人事审查部门，其警惕性在当时可能是最高标准的。
二战时期，苏联英雄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在德国后方活动相当成功，然而他主要的不是搞情报工作，而是搞破坏活动。他出没于德国各地，欺骗德国人，总能够在受到怀疑之前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他从没有长时间在一个地方，一个德国机构，还是高级核心机构待很长时间。
身为苏联公民的情报人员不可能在纳粹德国身居要职，因为他会不可避免地被人揭露出真面目。情报机关其实着重于“招募愿意为苏联效力的德国人”。
其实，在上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苏联情报机关的确在德国建立了一个间谍众多的大型情报站。
但1936年开始，苏联历史上最惨的“大清洗”开始了，苏联情报机关未能幸免进行大规模清洗。相当多在国外工作的情报人员被召回莫斯科。他们被逮捕后，有的遭枪决，有的被送进劳改营。
1938年12月，军队情报部领导人在向国防人民委员报告：“工农红军实际上失去了情报机关。作为情报机关基础的秘密间谍网几乎被彻底清除掉了。”
战争前夕在红军情报部供职的维塔利.尼科利斯基少将在回忆材料中有很多记述：在‘图哈切夫斯基案件’后展开的镇压活动沉重打击了军队，使军队到1941年也没能恢复元气。军事情报部门的中央机关到1940年没剩下一位有经验的工作人员。所有的人都被处决了。一些匆忙调来的新提拔的人成了我们的上司，但他们也被频繁地更换。当中央机关的一名军官在莫斯科被捕后，与他联系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情报人员就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怀疑。起初是不再相信他们的情报，接着就是把他们召回莫斯科并处决。
可见，给情报机关造成严重损害的不是敌人的反间谍机关，而是祸起萧墙。
尼科利斯基这样回忆：我们比较了解的是欧洲各国领导人的计划，而不是本国政府的意图。与德国缔约和苏联军队开进波兰令军事情报机关感到意外。我们没来得及把全部情报人员从波兰东部各州调往西方，因为我们所有重要的情报人员都在红军向布格河迅速挺进的过程中成了苏联的俘虏。在一场可怕的战争爆发前夕，这对情报机关来说是重大损失。战争爆发时我们的技术装备很差。无线电台是固定的，很重，只有长期在某个地区工作的间谍才能使用它们。而流动的情报人员则没有能及时保持联系的无线电装备。不过，这可以使他们避免遭到难以躲过的失败。战争爆发后，我们要求长期潜伏的间谍提供大量的情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常常连续几个小时坐在电台前工作。结果测向仪测定了他们的位置，于是他们成了反间谍机关的猎物。。。
1941年2月，红军情报部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大型会议。来自各军区的军官们在会上坦率地说：国家处在战争的边缘，而情报机关完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既没有无线电台和降落伞，也没有适合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使用的自动武器。
苏德战争的头几个月里，派往敌人后方的破坏小组和侦察小组只配备了手枪，因为没有自动武器。战争头一年夏季的撤退对情报机关来说是致命的。损失了所有的情报站、情报员和报务员。总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培训报务员。
尼科利斯基回忆中还有这样的记叙：我们起初甚至不知道如何找到有这种专业技能的人，因为战前没有这方面的登记资料。培训报务员要花4个月时间，可我们需要每天向德国人的后方派遣小组。战前也没有懂德语的人的登记资料。我们在全国寻找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学过德语的语言系和教育系毕业生。
情报机关也没有自己的适合空投侦察和破坏小组的飞机。直到1943年才建立了第105航空大队，而此前是赶上什么样的飞机，就用什么样的飞机空投这些小组。这导致许多失败和悲剧。有些小组在空中就报销了。
尼科利斯基回忆：我们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因为我们利用了德国人那里的混乱状况。占领军司令部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居民登记和建立地方警察局。而我们毕竟是在自己的土地上活动。我们的谍报人员在占领区10次中有9次会得到当地人的帮助。一块面包总会给的，当然，如果他们有的活。在占领区来了德国战地宪兵队和盖世太保之后，在出现了德国人建立的警察局和开始镇压帮助游击队员的人之后，开展工作就变得困难了。
侦察小组的损失如此之大，使人不由得产生一些疑问：这些损失合算吗？军队情报机关搞来的这些情报值得让人为它们去冒几乎是必死的风险吗？
值得。否则我们就无法作战。有时候达到目的的手段是非常可怕的，然而没有情报机关就无法赢得战斗的胜利。。。尼科利斯基同样也对此有过自己坚定的评定。
斯大林在这关键性的几年里不断改变特工部门的结构。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被分成两个机关，其中一个是独立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时而又合并成一个机构。军队的反间谍机关时而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时而隶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而又重新隶属于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情报机关也未能逃脱接受改组的命运。
尼科利斯基回忆说：斯大林在1942年底下达了一个命令，‘解散“军队-战线”环节的间谍情报机关，因为此类机关充斥“双重间谍”和奸细，而且其领导人是没有文化的指挥员。将所有情报人员转给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派低级军官去充实部队。’我是在斯大林格勒接到这个命令的。这里已经建立了一条新战线，而且我们费了很大劲儿刚刚为它组建好情报机关，可这个命令让我们的全部工作都白费了。一些集团军和方面军的指挥员纷纷给斯大林写信，请求恢复情报机关。后来终于下达了恢复军队情报机关和建立总参情报部的命令……
然而，过了很长时间都可以感觉到1942年底对情报机关的打击所带来的后果。被派到部队中去的职业情报人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在新的军官积累经验的时候，谍报人员不断死去，军队得不到十分重要的情报。
斯大林对情报机关的感情也许就是一个屠夫对手上的屠刀的认识而已，他借用它来清洗所有异己分子，甚至哪怕是眼光中看不惯的人。又借叶若夫（前内务国安领导人）之手几乎把情报机关彻底毁掉了。
驻柏林情报站到1938年仅剩下了3个工作人员。其中一个还不会讲德语。
直到1939年，在梅尔库洛夫领导国家安全总局之后，驻柏林情报站才开始恢复，但是新一代情报人员已不可能取得过去的那种成就。
建立起了一个很大的间谍网，然而谍报人员水平都不高。这样的谍报人员只知道他所供职的部门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能力看透政府领导人的想法和意图，而恰恰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苏联间谍机关得不到来自希特勒身边的第一手情报。莫斯科不知道德国领导人实际上在想什么和说什么，因而常常进行种种推测，结果也常常犯错误。
尽管如此，却还任命梅尔库洛夫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副手波格丹.科布洛夫的弟弟、毫无情报工作经验的阿马亚克.扎哈罗维奇.科布洛夫担任柏林情报站领导人。科布洛夫既不懂德语，也不了解德国的情况。
德国反间谍机关发现了这一点，于是把几个能讲俄语的双重间谍陆续成功地安插到了他的身边。这些间谍实际上为帝国安全总局工作。科布洛夫轻易地就上钩了。
希特勒也参与了这场很重要的游戏。他亲自审查准备提供给科布港夫的情报。
德国人通过他向斯大林提供了令人放心的情报：德国不打算进攻苏联。梅尔库洛夫把这些情况向斯大林作了汇报。经验丰富的梅尔库洛夫并不相信这些，但出于恐惧和保命，他也只能向那位喜怒无常的统帅报告了他想听到的东西，而这些都是十足的假情报。
许多间谍是有左派信仰的人和反法西斯人士，他们认为苏联是与希特勒作斗争的盟友。另外一些间谍则要求拿钱来买情报。工作是按协议进行的，送来的情报越多，得到的钱就越多。结果为假情报花的钱更多一些。
还有一个问题是，莫斯科不能够正确地分析获得的情报。斯大林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的分析能力，更喜欢自己下结论。他要求梅尔库洛夫把间谍报告的原件放到自己的办公桌上。因此，梅尔库洛夫用不着在情报机关中建立情报分析处。
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多次出现有悖专业的场景：情报人员告诉政治家应该做什么。而实际苏联当时的风气正好相反：政治家们作决定，情报人员为这些决定寻找根据。
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斯大林及其心腹相信能够与希特勒进行长期合作。因此，在梅尔库洛夫拿来的情报机关特别报告中，斯大林只看他想看到的东西。
几年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有过这样的传闻，施蒂尔利茨的真正原型是一个叫维利.莱曼的德国人。他是盖世太保成员，自1929年起用布赖滕巴赫这个名字为苏联情报机关工作。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由尤利安.谢苗诺夫秘密负责，他把德国人改成俄罗斯人。
当kgb的二战档案部分解密后，发现布赖滕巴赫的人事卷宗并未修改。
但这名化名布赖滕巴赫，真名为维利.莱曼的盖世太保官员确实是地位最高的苏联间谍，但他的命运很悲惨。
1938年，在斯大林毁掉了苏联设在德国的情报站之后，与布赖滕巴赫的联系就中断了。他在两年里根本无法帮助苏联，因为没有人和他接头。1941年初，终于重新接上了关系，但是因德国进攻苏联又中断了。
1942年，不知是因为绝望，还是因为愚蠢，竟然把布赖滕巴赫毁掉了。情报机关把一个训练没有完成的间谍空投到了战线的另一边，并把与布赖滕巴赫接头的暗语告诉了他。盖世太保马上就抓住了他。这个人供出了并不是施蒂尔利茨的布赖滕巴赫。
战争爆发前，苏联虽然在德国重建了庞大的情报网。在德国空军、外交部、经济部、盖世太保和国防企业中都有它的间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柏林有一个强大的秘密组织，领导这个组织的是后来非常著名的反法西斯人士哈罗·舒尔策-博伊森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他们交际广泛，提供给了令梅尔库洛夫感到自豪的宝贵情报，但实在说，今天的历史回头看，大都劳而无功。
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在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拥有秘密活动小组，但大多数是从事破坏活动为主。
苏联间谍提供了许多情报，尤其是在战争的头几个月里。不过，他们很快就开始遭到逮捕。这常常是由于莫斯科犯了错误，而盖世太保恰恰利用了这些错误。
与红军情报部一样，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要求及时提供最新的情报，然而联络却是个最薄弱的环节。报务员们常常一工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无线电台被德国人测定了位置，情报人员一个个被捕。
苏联在战争期间最珍贵的情报，恐怕还是著名的“拉姆扎小组”佐尔格的情报，以及盟国提供的情报共享，其中，来自中国的情报功不可没。
盖世太保的头子是海因里希.米勒。苏联演员列昂尼德.布罗涅沃伊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出色地扮演了这个人物。生活中的米勒并不是如此招摇的人。但他是个业务婉熟的警察，干起事来既有条理，又严肃认真。
柏林那条似乎是施蒂尔利茨曾经在那里工作过的一条街。德国首都的帝国安全总局大楼没剩下什么，遗留下来的只有已成废墟的当年负责警卫的党卫军分子使用的门房。大楼已经彻底拆掉了，在原址上建起了一座悼念盖世太保的受害者的博物馆。博物馆有地下展室和大量令人毛骨惊然的照片。
现在甚至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德国反间谍机关所在地。虽然德国秘密警察人数不多，特别是与庞大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和除奸部的军事反间谍机关相比显得很小，但它效率很高。真正的盖世太保其实人员并不多，在1944年有32000人，战前人数更少。例如，1937年在杜塞尔多夫这个有400万人口的城市，盖世太保的当地分部有291人。在约有100万人口的埃森市，仅有43名盖世太保分子。
盖世太保的情报人员也不是很多，在一座大城市里通常有几十个人。当然，相当多的人自愿做细作和眼线。他们通过向盖世太保告密的手段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自己的自尊心。
盖世太保的力量并不在于穿黑色制服或者穿着黑色皮风衣的人有多少，而在于令人恐惧地感觉到这些人无所不能，无处不在。德国人相信，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无法避开盖世太保的眼睛。
同苏联一样，纳粹德国也有军事情报机关（帝国军事情报局）、反间谍机关（盖世太保）和隶属于帝国安全总局的政治情报局。帝国军事情报局局长是威廉.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政治情报局局长是年轻的党卫军将军瓦尔特.舒伦贝格，奥列格.塔巴科夫在影片《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中扮演了他。他们两人外表甚至都很像。
德国的军事和政治情报机关比苏联相应的机关小得多。无论是在战前的年代里，还是在战争期间，德国情报机关都没有取得特别值得夸耀的成果。德国人在苏联领土上几乎完全没有间谍组织。德国人曾企图通过空投间谍来弥补这一点，但是没有成功，因为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被抓住了。
苏联反间谍机关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得比情报机关强，直到战争进入尾声双方才打成平手。盖世太保跟踪探出了苏联情报机关的所有秘密情报站，这样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整个间谍网。不过，苏联情报机关仍继续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梅尔库洛夫的人不是从敌人那里，而是从盟友那里搞到这些情报的。
尤利安·谢苗诺夫在写《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部小说以及后来写同名电影剧本时，对苏联情报机关在纳粹德国的工作了解得不多。没有让他接触秘密文件，其实他也不需要这些文件。他想出来的东西比生活中真实的东西还要好。
尤利安.谢苗诺夫是伟大的的作家。拍摄了电影的塔季扬娜.利奥兹诺娃则是一位毫不逊色的导演。人们相信有施蒂尔利茨这个人。将谍报人员在战争中的正义性无可争辩的拔高到了无与伦比的高度。
这就是艺术对生活的刻画，却不是生活的本来。
无论如何，向残酷岁月中，反法西斯的“春天瞬间”中的人们，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