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2之饺子
7.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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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情简介
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王朝即将迎来统治内的最后一个冬天。正是这个冬天，一场流行性瘟疫在中俄边境突然爆发，以迅雷之势往京城蔓延……
此时，大厦将倾的清王朝，既要面对图谋东北主权的列强，又要全力以赴抗击瘟疫。然而偌大的王朝所能仰仗的，是归国两年，连国语都讲不流利的南洋华侨、陆军军医学堂帮办伍连德。
检疫、隔离、消毒……靠着伍连德开创性的科学防疫方案，在大家近乎绝望的坚持中，靠着防疫团队高达10％殉职率的血肉长城，一场数百年未见的鼠疫大流行，在不到4个月时间里，被以中国人为主的防疫队伍彻底消灭了。
梁启超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今天，我们不禁要问：百年前那场烈性传染病为什么与我们经历过的“非典”如此相像？为什么病毒在进步，而我们却一点也未曾改变？
我希望我们在回顾历史的时候，曾经有一个人，早在数百年前，以一人之力挽狂澜于既倒，肩负天下安危，为我们留下迄今为止对付突发性传染病的最佳手段。
01
1910年的夏秋之交，在东北边陲小镇满洲里草原上，成千上万的捕猎者已聚集起来。美丽的满洲里一直在用她的血肉供养着疲于生计的猎人与游民，然而在捕猎者的蹂躏下，这里的草原变得一片狼藉，“川谷流血,原野厌肉”,猎人们尚不知晓他们施加给自然的作用力，有朝一日，也会产生一定的反作用。
二十世纪初，旱獭（土拨鼠）的皮毛经过加工，其成色可与貂皮相媲美，因此市场需求量迅速增加，价值猛涨，一时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宠儿。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在满洲里甚至越过俄境疯狂捕杀旱獭。由此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很多人在毫无狩猎经验的情况下便匆匆加入到了猎獭队伍中。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自然界动物具有自然形成的防卫本能,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东北当地人及蒙古人大多都有捕杀旱獭的经验，知道染病的旱獭行动迟缓，步态蹒跚，遇到时避而不取，并且互相转告。而闯关东的山东、直隶等地新加入的猎人，不了解旱獭，遇到旱獭一律捕杀，甚至见到患疫行动迟缓的旱獭暗自庆幸，这些猎人把染疫的旱獭带回家，剥其皮，有些还食其肉，从而染上鼠疫。
在距离满洲里130公里的俄境大乌拉尔站有一个中国招工负责人叫张万顺，在边境以招工为业，人称“张把头”。由于条件简陋，招来的华工往往寄宿于破败的客栈，几十个人拥挤于一个大炕上，且天气严寒，门窗紧闭。
1910年十月初，张万顺所管理的工棚突然有人暴毙。俄国人知道后，见死状极像瘟疫，为断绝疫情源头，俄国人将木工驱逐出境，焚烧工棚及工人的衣物。
10月19日，有两位被驱逐的木工来到中俄边境的小城满洲里，寓居在铁路界内二道街张姓木铺内。
10月25日，两人突然相继死亡。同院的田家伙房住客金老耀、郭连印也遭传染同时身死。
一天之内，在这个不起眼的小店里，四个人一天内相继去世，且症状相同，发烧、咳嗽、吐血，很快死亡，死后全身发紫。
处在内忧外患中的清王朝，除应对各种起义和灾情，还要与列强进行周旋，像满洲里这样的边陲小镇，死去几个人，并没有引起官府的关注。在官府注册后，尸体被草草收敛。
谁也不会想到，一场持续六个多月，席卷中国北方造成6万多人死亡的大瘟疫，就此拉开了序幕。
02
11月7日,承德人马良、张志善为了做工谋生从满洲里乘火车到哈尔滨,寓居于滨江厅傅家甸的小旅店内。两天后,二人先后病亡,继而疫病迅速蔓延至全滨江厅,后又扩大到哈尔滨全城及周围22个县镇。
11 月 9 日的早晨，在哈尔滨秦家岗（南岗）马家沟中东铁路工人居住的房屋内发现有一名中国工人因患鼠疫而死亡，这名中国人就是三天前由满洲里来到哈尔滨的。
12 月疫情至长春。
临近春节，山东、直隶等地在东北谋生的大量苦工，急于在年底前回关内度岁，纷纷返乡。鼠疫随着返乡的苦工沿着铁路迅速扩散。
1 月疫情至奉天、山海关、天津、北京、天津、烟台甚至武汉，又经南满铁路到大连、旅顺、丹东，转为海路到山东、上海等地。
仅仅三个月，疫情疾速向关内迅速发展，延伸至直隶、山东等地，染疫地区、死亡人数越来越多，顿时整个东三省都陷入了巨大的恐慌中。
最后东三省总督锡良紧急上报朝廷，他形容疫情“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东北各大重镇，接连发生神秘瘟疫的消息很快震动了朝廷。为了平息事态，清政府马上指派外务部右丞施肇基全权负责相关事宜。
在这里要特别强调一下施肇基，正是此人在1919年作为驻英公使，和顾维钧等五位代表出席巴黎和会并拒绝签字，展现了当时中国外交家的气节，也是他促成伍连德消灭瘟疫的积极因素之一。施肇基于1905年作为前往欧美考察各国宪法的帝国使节团团员，经过槟城时，结实了伍连德，而这次见面，为以后两人的通力合作结下了机缘。1907年，施肇基出任哈尔滨道台，于1910年奉调回京，晋升为外务部右丞，进入清政府外务部核心领导层。
这时，鼠疫发生后的日俄举动，更让清政府感到惶恐。俄国人在东清铁路沿线站点设卫生检查站,对中国人出站严格检验;并决定停售华人车票;将在铁路工作的华人全部辞退。
俄国人还用停放在火车站的空罐车暂作防疫室,将随时染疫的华人送入空罐车进行隔离,由俄国医生给予治疗。一开始,我国医生还能每天配给一些药品和食物,随着传染病人越来越多,以后每天不过给一次水和一小块面包而已。
罐车内狭窄拥挤,污秽不堪,染疫的人病上加病,只见送入,不见生还。尤为甚者,大街上遇有面赤发热、咳嗽气喘的华人,便被强行拖入罐车内隔离。一时间,居住在满洲里的华人魂飞魄散,惶惶不可终日。
疫情爆发时已近寒冬,俄国军人将大批华人游客围堵在东清铁路沿线各站的空旷之地,命令脱光衣服强行检查,并且常常勒令裸站数小时,连妇女也不放过。大批北上返乡的华工因没有经过检查统统被围在车站数日不准上车,冻死饿死者不可胜计。占据长春的日本人也对华人严加限制,并拒绝从满洲里和沈阳运送过来的难民进入长春。
03
就当时的东北局势来看，虽然东北地区当时拥有全国最密集的铁路网，交通相当便利，但是其中包括俄国所控制的东清铁路，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满铁路，这两条铁路早已成为这两个帝国控制远东的最好工具。
1905年日、俄战争后，东北地区名义上虽属中国，实际上日俄在南、北满划分了势力范围，并分别在大连、长春、奉天（今沈阳）、哈尔滨、满洲里等铁路设立了附属地，不仅都驻有军队，且成立市政管理机构，攫取了不受地方管辖的警察权、司法权、课税权、卫生监督权。因此在东北地区，俄国和日本的话语权明显超过了中国。
为了协调各方利益，由外务部官员出面处理这场神秘瘟疫，无疑是清政府最好的选择。此时，早年游历西方的施肇基很清楚他这次面对的将不仅仅是夺人性命的神秘瘟疫，俄国日本这两个贪婪帝国，肯定会利用这个机会扩大自己在东北的利益。
施肇基很快便收到了来自俄日两国的照会，他们以清政府无力控制疫情为名，要求独立主持北满防疫。
施肇基很清楚，若是让日俄两国防疫就涉及到军队和警察，因为必然要采取一些强制措施，设立检疫站，而这样产生的后果无异于将整个东三省的主权拱手相送。当时外务部和东三省总督府来往的电报中也在强调，要尽速办理，以免这个大权外溢，后患无穷。
与此同时，哈尔滨道尹于驷兴采取了抑制病情蔓延的防疫措施，在傅家甸组建了防疫站。但由于没有西医，没有检验设备（当时的哈尔滨连一台显微镜都没有），根本无法对肆虐的疫情和病源作出科学诊断。因此，疫情完全处于严重失控的状态。
地方官员们逐步认识到防疫的关键在于通晓西医的医生。然而东北地区医学不彰，中国人从事西医者寥寥，即使在哈尔滨这样较大的城市中，虽然官方统计的从医者人数不算少，但西医竟无一人，且庸医俗手滥厕其间，“实乏良士”。
东三省总督锡良于 12 月初曾从奉天派来2名中国西医和1名日本医生，之后也称已无医可派，但傅家甸的防疫仍无起色。无奈之下，主持哈尔滨防疫的滨江关兼吉林西北路道于驷兴和东三省总督锡良一面着力组建防疫所，一面布告市民，严加预防。同时急电清廷，报告疫情，紧急呼救，请求延聘出洋医士来哈协助。
东三省总督锡良面临问题，施肇基心里很清楚，他现在需要的是一名十分清楚细菌学的中国医官前往疫情的重灾区哈尔滨进行调查，以瓦解俄日两国的如意算盘。但是在那个时代，西方医学在中国才刚刚起步，能够独当一面的医生少之又少，到底谁才是对抗这场突如其来瘟疫的最佳人选呢？
施肇基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伍连德了。
04
伍连德，字星联，祖籍广东新宁（今台山县）。1879 年 3 月 10 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家庭。
他自幼聪慧，七岁考入当地英国公学，接受十年教育。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伍连德得知了南洋水师中的舅舅战死的消息，他在悲痛的同时也萌生了继承舅舅的遗志，为全世界华人效力的念头。
1896 年考取了英女皇奖学金，遂留学英国剑桥大学曼纽学院攻读医学。
1903 年获医学博士学位，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剑桥医学博士学位的华人，之后在英德法等多家世界著名的研究机构从事微生物等学科的研究工作。作为他的老师，曾经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俄国细菌学家梅奇尼可夫和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也对这个年轻人出色的医学才华赞誉有加。
1905 年伍连德回到马来西亚，在吉隆坡医学院从事热带医学研究，同年在槟城开设诊所。正是这一年，施肇基在槟城与他相遇。然而那时，伍连德还没有一个合适的契机，让他为全世界华人效力的机会。
时间到了1907年，这个契机才算真正到来。有一天，伍连德在槟城忽然收到一封来自大清国的精美信件，署名更是让他为之一振：清朝直隶总督袁世凯。大清国的封疆大吏给他写信，这让他很是惊奇！打开信件，伍连德发现原来袁世凯是亲自邀请他赴天津，就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这时的袁世凯在天津推行新政，致力于发展西医教育，伍连德作为著名学府的高材生，正是袁世凯所看重的，中国正需要接受过现代医学熏陶的年轻人才。
是留在衣食富足的槟城，还是远赴风雨飘摇的大清？伍连德思考许久之后，终于，胸中那股远方游子久存的报国之情，压倒了对眼前安逸的眷恋。于是伍连德毅然放弃已有的事业，只身前往一切都是未知的故国。
1908年，伍连德刚踏上中国的故土，便听到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消息——光绪帝与慈禧太后在不到24小时内相继殡天。袁世凯在政治上失势,借足疾回安阳养病。这无疑是件令人失望的消息，刚刚要大施拳脚的时候，突然失去了平台。
好在经友人介绍，伍连德见到了陆军部尚书铁良，并得到了他的赏识任用，袁世凯的任命维持不变。从上任陆军军医学堂帮办开始到鼠疫发生期间的两年时间里，伍连德做了许多的为国服务的工作，这里暂且不谈。
1910年12月的一天，还在天津陆军军医学堂里备课的伍连德忽然接到电报，让他紧急前往北京。事出突然，但伍连德并未多想，便搭上了第二天一早前往北京的火车。抵达之后，接待他的居然是一位在南洋碰过面的老熟人——施肇基。
他们最终相逢，稍许寒暄之后，过去、现在、未来就会一股脑地编织在两人的脑海中。他们的人生将紧紧联系在一起，像一根绳子一般，因一场鼠疫牵在一起。
施肇基话语清晰果决，先是陈述东北爆发鼠疫已有两个多月，多方各种防疫尝试均告无效，如今列强不断施压，东三省危在旦夕，北京也势如累卵，最后希望伍博士协助调查，以求解救苍生。
听完施肇基的陈述，伍连德大为震惊，关于鼠疫之事他也有所耳闻，但居然已经蔓延到了这种程度，是他此前所未能想象得到的。久居海外的他，没有想到中国的检疫制度会如此落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又会如此纠缠复杂。更令他担心的是，如果清政府方面不能有效地控制鼠疫，就一定会落下口实，让俄国和日本可以借口干预中国政治，甚至蓄谋出兵控制东北。
对于施肇基而言，伍博士是否会答应这个要求，他也心里没谱。毕竟这干系重大，虽然名义上是调查，但实则是去解决问题，需要顶住很大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东北已经是瘟疫弥漫险象环生，谁又会愿意甘冒风险去那里，何况是这位南洋长大，英国求学，而今前途大好的海外华人呢？
面对神秘瘟疫，伍连德欣然接受了施肇基的邀请，代表清政府出任中国医官。这一年，他刚刚三十一岁。
05
在1910年的平安夜，伍连德冒着严冬凌冽的寒风，带着一只显微镜及一些细菌研究的基本工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伍连德抵达哈尔滨。
哈尔滨的天气异常寒冷，在零下几十度的冰城，哈气一出口便结成冰碴。此时，神秘疫情其实已在哈尔滨流行了一个多月。而在傅家甸，这里聚集着闯关东来的两万多人，这里也是东三省疫情蔓延最为严重的地方，哈尔滨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傅家甸每天死亡人数竟达几十人。全家染病，满门暴毙已不鲜见。
有人叙述当时情景道：“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更为悲惨的是有位母亲眼见几个儿子相继病死后，痛不欲生的她也投井身亡，人间悲剧处处可见。
整个傅家甸此时弥漫着一股恐慌的气氛。由于人们极度恐惧，再加上当时天寒地冻，大量死于鼠疫的尸体没人收敛掩埋，以至于上千具尸体堆积在河边，“实缘疫气所至，朝发夕毙，前仆后继，官绅商民，无中外贵贱，日惴惴焉如临大敌”。
开始的时候，因瘟疫死去的人，公家给一个小棺材，以后连棺材都做不起了，死的人越来越多，到处是横挡竖卧的尸体，这样的现在在傅家甸马路上随处可见。
面临着巨大的死亡压力和恐慌，人们纷纷力求自保，各种迷信活动盛行，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黄巾教，又名黄天道教，到处煽动愚民入教。入教者发给黄布一幅，缠在头上，声称入教既可避免瘟疫。民间还广泛流传《鼠瘟宝卷》之类的投机性的迷信宣传品。
在社会陷人恐慌的同时，又伴随着大量谣言的迅速传播。遥言既是社会恐慌的产物，又反过来对恐慌推波助澜。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诸如瘟疫是日本人在水井里投毒造成的、官府借防疫焚烧活人、中俄将要开战等等流传甚广。
由于鼠疫流行,交通断绝,使商业大受影响,“各商铺已倒闭不少矣”。而当时的燃料“秫秸每百捆由九角涨至一元三四角,而木柴亦因之增长矣”。
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关税的征收:“哈尔滨自办防疫以来,每月花费皆在一二万元上下,每次皆由关税拨给。惟现在满洲各处税关无可抽收出入口货物。”
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柴米价值日益昂贵”,居民苦不堪言。此外,许多城市也都出现了商铺倒闭、粮食涨价、生活必需品匮乏、人民生活窘迫的情况。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这些歇业教师和歇业工人的生活也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总之,此次东北鼠疫影响是巨大的,不仅造成了数万人民的死亡,还直接导致了市井萧条,各行歇业,商业不振,清王朝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
更让人忧心的是哈尔滨的公共卫生，街道巷里污秽淤堵，百姓衣着脏垢油亮，“每届冬令，寒暑表降至零下四十度，居其地者大率丛集于票陋之室，肩摩足抵，人气熏蒸，一经疫症传染，辄至不可收拾。”
在长期钻研细菌学的伍连德看来，要平息这场神秘瘟疫，首先就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在作怪，而这就必须借助解剖来确定。但是很快，伍连德却无奈的发现他的调查手段在这里却很难实行。
在1910年的清朝，解剖完全处于一个禁区。在当时的中国，“死者为大”的传统观念盛行的情况下，解剖尸体那绝对是一件离经叛道的行为。尽管每天死去的人很多，可伍连德却很难找到一具可以让自己解剖的尸体，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仅仅不到两天，事情便有了转机。
1911年12月27日，伍连德到达哈尔滨第三天，防防疫组织接到电话报告说，在这个傅家甸一处客栈，有一个日本籍的女店主，突然死亡了，死前症状就是咳嗽吐血，伍连德激动地立刻就带着他的手术器械，和他的助手林家瑞赶去病人所开的客栈。
06
12月27日凌晨，伍连德开始了他抵达哈尔滨后的第一次科学调查。为了避免与傅家甸的民众发生冲突，他事先下令安排彻底隔离这家客栈，不准任何人靠近。
通过解剖，他很快便确定了这个日本女人的死因。是肺部炎症窒息而亡。他熟练的从女尸体内提取了部分病变组织样本，并小心翼翼的放入容器中，之后便快速的离开了这家客栈。而清朝民间的第一例尸体解剖，也就这样匆忙的完成。
接下来便是严谨的求证工作。当时没有实验室，医学条件极其简陋，既没有恒温箱也没有精密仪器，他们在租用总商会的一间房子里，用高倍显微镜检查玻璃片上的血液，伍连德找到了这次东北大瘟疫的真正元凶——鼠疫杆菌。
鼠疫以其传播速度快，死亡率高而闻名，尤其是十四世纪，以举世闻名的黑死病，在两年之内把欧洲变成一个死亡之地。两千五百万欧洲人死于这场旷世罕见的灾难。而几个世纪后，恐惧的人们还是不清楚这种病症究竟如何发生的。直到一八九四年，科学家分离出鼠疫杆菌。至此，人们才开始了解这个神秘的死亡来客。
当时的科学家认为，散播鼠疫杆菌的杀手来自老鼠身上的跳蚤，携带致命鼠疫杆菌的跳蚤叮咬人后，能够迅速引发腺鼠疫或败血症鼠疫，而感染者除了发热咳嗽，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四肢出现黑色肿块，这种肿块无法消除，几天内，病人就会在巨大的痛苦中死去。而当时的人们相信要控制鼠疫蔓延，只有灭鼠。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炎热的气候，适于携带鼠疫杆菌的跳蚤生存，可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哈尔滨，鼠疫杆菌是怎么传播开来的呢，速度还是如此之快，来自老鼠身上的跳蚤，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呢？
就在伍连德苦苦寻找线索的同时，垂涎于东三省巨大利益的日本，也向东北防疫伸出了自己的触手。在日本医生的倡导下，捕杀老鼠的防疫方法，成为了在日本控制区内最主要的防御工作。而这也被俄国所效仿。于是一场声势浩大的捕鼠运动开始了。
捕鼠的情况各地有所不同，其中以奉天最为积极。为了鼓励人们捕鼠，奉天的防疫机关出钱收购死鼠，一开始每只给铜钱七枚，仅奉天城内即捕获老鼠25374只。后来因老鼠越来越少很难捕到，每只死鼠的价钱上涨到二角洋钱。奉天警务局为了居民更多的捕鼠，“特订购捕鼠器 500具，按户口发给，以期迅速扑灭疫气。其价值即以鼠抵换。”
在日文中，鼠疫被译为“百思笃”，随着老鼠被大量捕杀，一些精明的日本商人也仿佛看到了扑灭这场瘟疫的曙光。他们甚至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来兜售药物，同时夺取中国防疫权的声音也此起彼伏。但是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大大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哈尔滨，每天因为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数，并没有因为捕杀老鼠而下降，反而大大增加了，有时甚至达到了每天死亡50人的高峰。而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博士称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3万只,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所以“由此可得今日三省所流行之百斯笃疫,非由鼠族传播之证据”。但经过解剖所有在东三省范围内捕捉到的老鼠,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死亡却仍然在继续。没有特效药，鼠疫几乎染之必死。没有科学的防疫措施，中国很有可能变成第二个中世纪的欧洲。
伍连德此刻无疑是在与鼠疫这只恶魔进行生死较量，哈尔滨这座危城已经十万火急，容不下任何耽搁。
07
那么老鼠与跳蚤是否是真正导致这场鼠疫爆发的最终源头呢？如果不是，伍连德从日本女士身上发现了鼠疫杆菌，又从何而来呢？伍连德发现，这次在东三省流行的鼠疫实在太过蹊跷，似乎所有的鼠疫病人所表现出来的症状都与以往的鼠疫不同，而他们却比以往鼠疫病人死亡的更快。既然老鼠已经被排除了嫌疑，那么这么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如此迅速的传播速度到底是什么在背后作祟呢？
突然一个细节让焦灼的伍连德有了一个大胆至极的想法。流行于傅家甸的鼠疫，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死者都曾处于密封的房屋之内，而且是一家一家的集体死亡，死因也都是肺部感染引起的窒息。
如果鼠疫杆菌并非是通过跳蚤与人的身体接触传播，那么空气传播会不会是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它有没有可能是被病人从空气中吸入，通过呼吸器官蔓延至肺部，从而造成严重的肺炎，以至于死亡的。如果这种鼠疫杆菌真的能通过空气传播，那么它的杀伤力无疑也比以往鼠疫更为巨大。
透过这一现象，伍连德敏锐地意识到，这次哈尔滨鼠疫明显和此前席卷欧亚的腺鼠疫不同，是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鼠疫。
获准使用政府专线的伍连德，立刻起草了一份电报告，他自斟句酌异常慎重。他将这次在东三省流行的鼠疫称为肺鼠疫，是通过飞沫传染的。他向朝廷主张立即停止捕鼠的防疫措施，并彻底封锁哈尔滨，切断鼠疫流通之道。
与此同时，颇受朝廷信赖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梅斯尼也来到了傅家甸调查鼠疫，然而让伍连德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法国教授却对他关于飞沫传染与肺鼠疫的说法表现的不屑一顾。
法国医生梅斯尼，本来是一个法国军医。1908年，唐山发生过小规模鼠疫，梅斯尼曾经带着学生参加过防疫。所以他自认为自己有一些防治鼠疫的经验。
伍连德首先跟他介绍了他到哈尔滨来以后的工作，包括他发现鼠疫杆菌，最重要的预防措施就是把病人隔离，以及他主张用口罩防护。没想到梅斯尼不以为然，认为伍连德经历不如自己丰富，后来根本听不进伍连德的话，甚至站起来对伍连德咆哮，要求由他来主持领导这次防疫。
离开了梅斯尼房间，倍感失望的伍连德，随即便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有料想到的重要决定。他草拟了一份发给北京的电报，说明与梅斯尼的会面情况，并提出在封锁哈尔滨的前提下，梅斯尼可以取代他担任哈尔滨防疫总指挥的职务。
原来就在数天前，伍连德造访过，在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俄国铁路医院，在这家医疗条件最为出色的医院中，竟然没有采取任何的防护措施，医生进入病房时，只穿一件白色的长袍，带着白帽，却不带口罩。就连疑似鼠疫感染者的病人，医护人员都表现的没有任何戒心，他们的做法让伍连德特别惊讶。
这一幕深深的触动了伍连德，他十分清楚，现在整个哈尔滨就如同这个没有隔离措施的俄国铁路医院，没有任何屏障来阻止鼠疫在人群中散播。
如果自己的推断正确，那么接下来他面对的，必然是鼠疫更大范围的扩散，必须要马上封锁傅家甸，封锁哈尔滨。而其中最至关重要的就是停止日俄铁路营运。但是这样做也必然引起日俄两国的强烈反对。
于是孤立无援的伍连德决心孤注一掷，他准备接受梅斯尼取代他的位置，并希望在自己的劝说下，备受法国外交使团支持的梅斯尼能够接受自己的观点，利用法国人的力量，迫使俄国日本停运铁路。
在那封发给朝廷的请辞电文最后他写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对哈尔滨采取必要的隔离措施。”
08
然而就在伍连德等待北京回电的短短一天时间里，鼠疫开始全面爆发。哈尔滨每天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五十人以上，而更让他焦急的是，由于迟迟没有实施隔离，天津甚至北京都已经有零星的鼠疫病例。
眼看着中国春节迫在眉睫，在傅家甸闯关东的人，即将大规模返回山东。如果没有任何组织措施，任凭鼠疫南下，局势将一发不可收拾。与此同时，担心自身安危与利益的驻华外交使团也纷纷向紫禁城施压。
身在北京的施肇基在回忆录中如此叙述：“瘟疫逐渐南行。旅华洋人闻之恐慌，各国人士皆畏与华人往来。”
北京东交民巷外交区团内，亦限制华人入内。而俄国和日本这两个虎视眈眈的恶邻，接下来的举动，也让清政府更加惶惶不可终日。
俄国人开始在中俄边境增兵，日本人的南满铁路沿线相继派出军队。如果瘟疫控制不住，日俄两国趁机揽过防疫权，中国将失去更多的权益。
在发出电文后的三十八个小时，北京终于传来答复。电告：梅斯尼的职务已予解除，伍医生可照常继续其防疫工作。
原来由于伍连德早年的剑桥学习背景，施肇基寻求到了英国外交大臣的帮助，最终迫使支持梅斯尼的法国使团承认伍连德才是领导哈尔滨防治鼠疫的最佳人选。
1911年1月4日，伍连德梦寐以求的后援力量陆续赶到。十多名从其他地方赶来的医生，相继加入到伍连德的阵营之中。他总算有了一支可以调动的防疫队伍。获得增援后的伍连德信心大增，他决议首先找到鼠疫的传染源，有效遏制鼠疫的蔓延。
很快，伍连德想起了自己最初解剖的那个日本女尸。一个不同寻常的线索终于展现在了伍连德的面前。
由于伍连德在她的肺部发现有有鼠疫杆菌，而且发现这个日本女店主和一个皮货商，他们俩是在一起居住。而皮货商，经营的是貂皮，还有旱獭皮。所以说，最后发现是在旱獭里边，就是旱獭的皮毛里有鼠疫杆菌。
鼠疫杆菌的携带者在潜伏期里面，上了火车，火车经过哪里，病原体就会经过哪里。携带者随时可能死到火车上，或者死到他逗留的某个地方。由于死亡原因不详，所以和携带者一接触，就会有人被传染得病。
就在伍连德为揭开了神秘瘟疫之谜而兴奋不已的时候，他突然收到了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鼠疫专家梅斯尼医生，由于接触了鼠疫病人不幸感染鼠疫，性命危在旦夕。直到这时，梅斯尼才相信确实如伍连德所说，这次鼠疫是通过空气传染。六天后，梅斯尼在失落和悔恨的情绪中，离开了人世。
最有希望对抗鼠疫的专家竟死于鼠疫，这个消息犹如一枚炸弹沉重的投向哈尔滨。上百份中外报刊连篇累牍不断报道，一时间传遍世界。
整个东三省陷空前恐慌，官员与洋人包括之前拒绝伍连德的各国领事，聚集在临时防疫总部，他们将希望寄托于伍连德。
09
1911年1月14日，得到空前支持的伍连德经过交涉，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停驶。
1月19日，俄国控制的中东铁路停止客运。
至此，把瘟疫控制在哈尔滨的第一步战略目标终于达成。
随后，俄国铁路局最高指挥长官霍尔瓦特将军依照约定为伍连德调进来一百节空车厢。这些分割成小单元的车厢，通风好。易于消毒，很快便成为铁路线上的最佳隔离所。关闭的学校，撤空的客栈。一律被防疫组织租用，每天医务人员下班后，必须进入消毒室。与此同时，伍连德向官员们发出一个重要指令，所有的医务人员都要求戴口罩，避免飞沫传染。
当时防治鼠疫口罩，又叫“伍氏口罩”，因为给当时的老百姓和患者使用，既方便又实惠，口罩比较宽，也比较结实，对于鼠疫防治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伍连德的指挥下，将傅家店分为四区，每区由一位医药大员主持，并选聘足够的助理员，从事挨家挨户的检查工作。一旦发现患疫病人，马上将他送往防疫医院，并隔离其亲属，安置在从俄国铁路局借来的货车里，以防传染给别人。
为了加强疫情控制，将原来从事检查工作的警察撤出，改由医药专业人员担任。从长春调1600名步兵来哈尔滨，实行严格交通管制，尤其是对流动人口。征募600名特别警察，在医生的监督下，做些辅助的防疫工作。
制订居民行动规则。每区居民必须在左臂上佩戴政府发给的证章。这种证章分为白、红、黄、蓝，分别代表一、二、三、四区的居民。居民只能在本区范围内行动，如想去其他区，必须申请特别通行证。驻军也必须遵守这一规则。凡城外的士兵，没有特别通行证不得进入或离开城市。
每区驻有1位医药大员，2位助理员，4个学生，58名卫生侍役和26个警察。此外配备12辆马车，用作运送病人和死者；担架16副，用来抬送病人。城外有1200名兵士，城内有600名警察，都为实施这些防疫措施而齐心工作。
伍连德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扮演了庞大组织的‘总司令’角色，对医生，警察、军人，甚至地方官吏下命令。”他指挥的三千由各类人员组成的防疫大军，夜以继日地战斗在鼠疫防治的第一线上。这一切充分反映了伍连德所具有的出色的组织才能。
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也由于伍连德对疫情的科学判断，采取措施的得当和防疫工作组织得有条不紊，从而取得一些国家的信任和配合。这时的俄国当局对防疫工作表现得颇为合作。
伍连德的做法随即被广泛推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伍连德真正成为中国近现代医学史上防疫的第一人。而这个举动在世界医学史上还是头一次。伍连德或许不会想到，八十多年以后，中国的大地上爆发了同样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的“非典”疫情，而关键的隔离、消毒等防疫手段，正和他当年所做的如出一辙。
110年后的今天，当冠状病毒来袭的时候，我们依然也在做着相同的事情。
然而，尽管采取了各种防御措施，这次蔓延至整个东三省的鼠疫，却仍然疯狂肆虐。令人震惊的是，在防御工作已经全面开启之后，每天死于肺鼠疫的人数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在惊人增加，每日死亡人数超过了一百五十人。
到了1月28日，183人。一个从没有出现过的最高数字出现了，而此时死亡也在时刻威胁伍连德以及他的防疫队，其中有一半医务人员殉职。
医务人员中死亡人数比例较高的是当地中医、急救车司机和辅助工人（其中包括医院杂役、在居民区逐屋检查的巡视员和掩埋尸体的劳工）。这些人平常与患者和病死者亲密接触又不曾接受过专门的防疫训练。而死亡人数较多从业者是士兵和警察，他们是维护社会秩序与戒严任务的执行者，与疫区有着深度的接触。每一天都有同事殉职，而每一天都有更多的人舍生忘死地冲了上去。但是隔离实行了将近1个月，鼠疫的流行趋势越来越严重，日死亡人数持续升高。
恐惧绝望的情绪瞬间笼罩在哈尔滨的上空。此刻的伍连德很清楚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恐惧和绝望会压垮整个哈尔滨民众的防疫之心。但是要从哪里下手才最为合适，伍连德把目标转向了哈尔滨城北的坟场。
由于疫情加重，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许多没有及时入土。哈尔滨的冬天，零下三十几度，地上积雪厚达2米，掘地埋尸很困难，结果在傅家甸的郊区是排了一公里长的尸体。
必须尽快找到处理这些死难者遗体的办法。因为任何途经这里的人，都会被眼前的惨象惊呆，并丧失防疫的信心。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就像一个储藏鼠疫杆菌的大冰柜，如果老鼠或其它动物接触到这些尸体，再由动物传染给城里的人，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可是这片冻土连一个浅坑都难以挖掘，等春天解冻才行土葬就太迟了。
伍连德在墓场查看，一排排待葬的“长队”让他触目惊心。现代研究表明，引起鼠疫的鼠疫杆菌一般在温度0℃-45℃就可生长，以30℃最好。鼠疫杆菌耐寒冷，在冰冻的尸体中可生存数月在液中能活3个月以上。它对热敏感，55℃的温度15分钟即失去活力，直射日光下3-4小时即死亡。
如果不能深埋，也许可以火葬。这个大逆不道的想法，不由得让伍连德惊出一身冷汗。中国人历来崇奉祖先，一直采用土葬，数千年来形成的习惯，牢不可破。谁要把父母遗体用火焚毁，那简直是莫大的亵渎。
用施肇基的话说：“死亡甚多，无棺木为殓。只有火葬之一法，但风起未开，民间反对甚烈”。自行焚毁几千具尸体，谁能断言家破人亡的几万民众，不会燃起抵制火葬的怒潮呢！风雨飘摇的王朝能同意这个违反纲理伦常的请求吗？伍连德没有一点把握。
这时伍连德想到了一个办法。他知道在封建王朝的最高权威是皇帝的圣旨，只要得到皇帝的圣旨就能使百姓顺从。于是他与当地官绅商议，亲眼目睹坟场恐怖场景的官商士绅开始联名向朝廷陈情，而伍连德已暗中做好了计划。如若朝廷不准奏，他将冒险抗旨火葬。
在发出火化尸体的电报，三天后，朝廷终于恩准了对肺鼠疫死者进行集体火葬。
10
1911年1月31日，中国春节的大年初一。
这一天，哈尔滨正式开始火葬被肺鼠疫夺去性命的中国死难者遗体。200名雇工把棺木与尸体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每一百具为一堆，尸体间杂入木柴，共分成二十二堆。堆好后，浇上煤油，以助燃烧。火葬结束后，将所有骨灰埋入一个新挖的土坑中。原来长达一里的棺木与病尸，经一天的火化，竟像魔术一般变得荡然无存了。
中国区里24000人口已经死了四分之一，新年之即却被瘟神所笼罩，到处可以听到悲哀的哭泣之声。这时，伍连德领导的防疫总部向居民散出传单，提倡燃放鞭炮，不但可以在室外放，也可以在室内放。
春节期间燃放鞭炮是我国的传统习俗，它有两种意义：一是驱除邪恶，包括病魔；一是招来好运。从现代科学观点来看，燃放鞭炮后，从鞭炮中释放出来的硫黄，足能杀灭空气中病菌，起到对环境的消毒作用。在当时空气中飘舞着疫菌，大量燃放鞭炮，比一般的喜庆更有着深层的意义。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集体火化的典礼。焚尸时，特请政府文武大员前来参观。俄国防疫部门的官员也目睹了火葬，并跟着仿效起来。据说，他们在2月份共火化了1416具尸体，其中有1002具是从坟墓里挖出来的。由于火葬是当时最简便最卫生的处理病尸的方法，因而在其他疫区也很快被仿效施行。
由于采取有效而果断的防疫措施，从实行火葬的那一天起，病亡率开始下降。
1911年3月1日，在紫禁城批准伍连德火化请求四周后，哈尔滨防疫总部收到了最后一例死亡报告。哈尔滨防疫总医官伍连德随即宣布解除对傅家甸的隔离，至此蔓延六个月，波及东三省、山东河北省多个市县，共吞噬六万人生命的东三省流行大鼠疫宣告结束。
此后，为防范鼠疫再次爆发，伍连德在东三省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完备的防疫体系。也因为他成功扑灭鼠疫的功绩，摄政王代表五岁的宣统皇帝接见伍连德，授予他二等双龙勋章，并赐进士。
医务人员获此殊荣，这在封建王朝历史上绝无仅有。由于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1935年伍连德被推举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而梁启超更是亲笔为伍连德题下：“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
时间从1910年转回2019年。2019年4月底，一对夫妇在蒙古西部城市乌列盖感染腺鼠疫后死亡，当局为免疫情扩散，将整个乌列盖市封锁隔离，大批外国游客被迫滞留。
据报道，死者夫妇分别为38岁及37岁，其中女方是孕妇。此前，男性死者捕猎了一只土拨鼠，并与妻子共同进食未煮熟的土拨鼠内脏。之后，该男子在4月27日逝世，其妻子则在30日过世。蒙古政府于5月3日确认，该对夫妇死于腺鼠疫，并随即下令将人口约2．8万的乌列盖全面封锁隔离。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自然总是用雷霆手段让我们屈服，但是又菩萨心肠地给予人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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