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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大年初三，《中国医生》提前登陆爱奇艺。三天后，大年初六，该片总导演张建珍又再次开工——筹备《中国医生·战疫版》。

张建珍和许多在《中国医生》中合作过的医生都一直保持着联系。大年初一，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尹万红博士跟随团队驰援武汉。而大约正月初十，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院长施秉银教授，也带着医疗队奔赴了前线。

从医生们那里了解到武汉当地更具体的一些情况后，张建珍愈发想要拍摄一版描述抗疫的《中国医生》，来记录特殊时期国家发生的大事。但尹万红医生极力劝阻。摆在面前的困难一目了然：武汉1月23日封城，不在武汉的导演和摄影师甚至无法抵达现场；防疫物资匮乏，一旦保护不到位，后果难以预料；还有不确定性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压力。在医院这高速运转的生死场中，没人可以保证自己一定安然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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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尹医生中间跟我说那么一句话。他说，‘我们无所谓，我们是战士。’我听到这句话特别吃惊，”张建珍回忆道。战士意味着视死如归，“驰援湖北的四万两千名医护人员，绝大多数都是主动报名的。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的这种自觉意识是怎么产生的？”带着对这种力量的敬佩与一探究竟的决心，张建珍决定，即便导演们无法抵达现场，她依然想要完成拍摄。

于是正月十五，2月8号，张建珍正式开始组建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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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疫区

对于封城带来的困难，制片人柳亚想办法联络到了在武汉的一些摄影师加入团队，最终形成了四位导演在武汉外、八位摄影师在疫区内的运作模式。白天的语音和视频、晚上的腾讯会议成了两边联系的重要支柱。

自己无法到达现场，却又要肩负起指挥团队行动的责任，张建珍对前线的摄影师们既担忧又有些愧疚：“工作强度比较大，担心摄影师们会因此免疫力变低，更容易感染。”团队为他们每人置办了三份保险，和各种或是从国外订购、或是医疗队提供的三级防护物资，尽力确保摄影师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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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武汉市红十字会医院临时icu主任尹万红

也是出于安全的考量，张建珍一开始不让摄影师们贸然进病房，只是带着设备进行前期调研。2月20日，开机第一天，摄影师们由此开启了长达两个月相当有规律的生活：每日早起花半个小时穿上防护服，八点准时在医院跟着医护人员采拍，熟悉环境，了解驰援武汉的人员统筹及布局情况。十二点出医院，摄影师们又需要花半个小时脱下防护服，到宾馆进行消毒杀菌、回自己房间洗浴。一套严格的流程走下来，往往两点才能吃上饭。饭后，摄影师们会启用留在宾馆的第二套设备，继续跟拍在宾馆开会轮休的医护人员，拿着问题初采一些医生与护士，用以随后从中确定重点采访对象。晚上大约八九点，团队要云端会面，一起回顾白天拍摄的素材，并确定第二天的拍摄方向。为保证第二天摄影师们的拍摄状态，每晚的会议都是尽可能高效地进行的，但往往也会到十一二点才结束。结束后，张导还会再仔细过一遍压缩的视频小样，细化后续拍摄，确定接下来的故事走向。

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团队初步确定了纪录片的架构——既在时间上有从重组到凯旋的推进，也在空间上从宏大的、各路医疗队集结战疫的背景，再聚焦到了医护人员个体。张建珍希望以此以小见大，描摹处在大背景之下的、个体的命运与情感。

而也是在带机调研中，摄影师们也逐渐在心理上适应了医院生活。“得有这样一个心理建设的过程，”张建珍说，“天天跟着医生拍，就会觉得逐渐对环境也熟悉了，对人也熟悉了，也比较了解情况了，在心理上就更多地有了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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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一位摄影师跟张导说，那一周他就一直在清洁区跟医生们聊天，每天都会看一眼病房门口贴的“福”字，每天都会看一眼。直到有一天，他突然觉得，他必须得进去了。

与子同袍

外面的“作战部署”紧锣密鼓，病房内也同样争分夺秒。与《中国医生》不同的是，疫情为拍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无人知晓疫情什么时候好转，抑或镜头前的患者的病情走向。另一方面，即便有了前期的适应，摄影师们也只能坚持四个小时穿着防护服进病房拍摄，再多就将体力透支，甚至喘不上气了。种种因素导致，很多场合的拍摄只有一次机会，错过便不再。

但每个人在这半封闭环境下的紧张感，却成为了牵连彼此的纽带。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医护人员每天在医院和宾馆间两点一线地穿行，从最初防护服穿半个小时就透不过气，逐渐适应了一穿就是四个小时的工作模式。为避免感染的可能，医护人员结束医院的工作，消毒杀菌回到自己房间之后，相互之间是不允许串门的。每天，他们实际能接触到的，只有同样在厚重的防护服下的同事，和病床上的一个个托付着生命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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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内，被感染的妇产科医生刘晓丽和同为医生的丈夫外科主任刘小卫隔空拥抱

同样的，患者也不似以往有家人陪伴，每天面对的也只有这一个个“白衣天使”。加之国家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医患便不再受经济条件的干扰，从而得以更加同仇敌忾地与病魔战斗。就这样潜移默化地，医患成为了同一战线上的伙伴，相互信任，相互鼓励，相互依赖。

一次凌晨三点，武大人民医院东院迎来了一位危重症患者安晶娜。援鄂的华西医疗队医护人员立刻给她用上了终极治疗手段ecmo（体外膜肺氧合），近十位医生从凌晨四点一直抢救到早上八点，让安晶娜一度被压瘪的肺暂时得到了休息。华西医院重症医学科的康焰医生为大家立了个小目标：要把angela（安晶娜）治成angelababy。

大约一周后，安晶娜的生命体征逐步恢复了平稳，但第八天晚上，意识模糊的她突然躁动，想要扯掉ecmo的管子。医生们又折腾了一个晚上，最终有惊无险。天亮后，意识恢复的安晶娜拜托医护人员挠痒痒、喂苹果，康焰医生还打趣道，“你过场有点多哦。”等到第三十四天，安晶娜核酸检测为阴性、终于能出院的时候，医护人员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他们录了小视频送给安晶娜，虽然约定好分别之际一定要开心，但背过去双方都泪流满面。朝夕相处三十多天，经历过几次命悬一线，用上了一切应对新冠肺炎危重症的治疗手段，终于重新站在了阳光下。这种“共过命”的交情，一生都会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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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专业的医护人员一起转运危重症患者安晶娜去做ct

张建珍的团队亦是如此。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摄影师们见证着生死场上的一次次对抗，也在曙光到来时，目送着一波又一波医疗队自三月份开始陆陆续续返乡。4月7日，武汉全面解封的前一天，最后一支医疗队启程离去。临别之际，团队跟去了机场送别，大家说着以后一定互相拜访的话，拥抱着痛哭流涕。战疫的辛酸苦辣、离别的依依不舍、对逝者的叹惋和凯旋的喜悦尽含其中。再最后相视一眼，一眼万年。

人性之光

5月13日，国际护士节的后一天，《中国医生·战疫版》登陆爱奇艺，呈现着在疫情一线的医护人员及病患的真实故事。一贯冷静、客观的风格让纪录片热度持续走高，上线一周，豆瓣评分直冲9.7。

而对于开篇提及的医护人员为什么要请缨去前线的疑问，张建珍也找到了答案。

《中国医生·战疫版》开头选用了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医师余昌平医生的一段抖音短视频。拍摄视频时，余昌平医生已经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在医院隔离治疗。“因为我冲在最前面，因为我接触很多病人，总是有一天会倒下的。”余医生笑着说。这样的心理准备是相通的——武汉红十字会医院临时icu的万启晶护士长也表示，“既然选择了去做这个事情，就做好了自己被感染的打算。所以说，根本就没有过多地去担心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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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灾难片，看的是什么？”张建珍问道，“我们看的不是灾难，而是英雄。”

人在面临全人类的灾难和命运时，会被激发出一种光芒和力量。这份光芒无关奖赏，甚至不考虑自我，当千千万万微小的个体虽知其难而勉励为之，便成就了一个个“自己的英雄”。

这份疫情之下的“崇高感”，在张建珍看来，也是源于人们对于生命的思考。张建珍认为，生命的不确定性是一个确定的事实，只是这次疫情让这种“无常”凸显了出来。 而人所能做的，就是思考在生命的无常中，应该怎么让生命的过程更有意义。张导认为，医护人员挺身而出，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帮助到了更多的人，这是于他们而言的意义。摄影师们表示，他们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些价值，应该为自己生活着的城市做一些什么、不失语，拍摄《中国医生·战疫版》便是他们义无反顾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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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张建珍本人，制片人柳亚评价她“身上有一般人学不来的单纯。她做纪录片，是因为她发自心底地欣赏并喜欢那些身上有光的人。”

张导认为这样的光芒和力量呈现得还远远不够。她说，“疫情中每一个个体的命运，个人的情感，是历久弥新的。能对这么一个重要历史时期发生的事情有记录，不让大家遗忘，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记录下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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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生·战疫版》总导演张建珍

文 王筠琪

编辑 韩哈哈 王筠琪（实习）

资料图片 《中国医生·战疫版》节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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