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面第二季 豆瓣评分：8.7

日前，“七一勋章”获得者、外交部原大使刘贵今接受《面对面》栏目记者专访，讲述自己是怎么“一条黑道走到底的”。

刘贵今与非洲的缘分始于被称为“中非友谊之路”的坦赞铁路，这条东起坦桑尼亚，西至赞比亚的铁路1970年开工，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援非项目，建设最高峰时，中国援建者达到16500多名。1972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山东小伙儿刘贵今正式进入外交部，开始担任外交信使。他的工作之一，就是为踏出国门援建坦赞铁路的同胞送信。对于远隔千山万水的援建者来说，家信总是令人跃然而起，百感交集。

刘贵今：我们每次到坦桑尼亚出差，十几个外交大邮袋，送信的时候所有人看到国内的信件，都是“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那种感觉。我们送的不是信件，是悲欢离合。有的孩子考上大学来报喜了，有的哭哭啼啼女朋友吹了，有的愁眉不展父母重病了，我们大使、参赞这时候就要做思想工作，安慰安慰，帮他们解开思想疙瘩。

担任外交信使近十年后，1981年，刘贵今首次驻外，他与同在外交部的爱人一起，被派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工作。

刘贵今：肯尼亚是非洲相对发达的地方，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被称为“东非小巴黎”。1981年我刚到内罗毕的时候，站在自由公园的高坡上往下一看，内罗毕的天际线比我们当时的北京漂亮得多，有好多的五星级旅馆，有洲际旅馆，有喜来登饭店，还有三十几层的国际会议中心，像花园一样的城市。那时候我们刚刚改革开放，所以从硬件上来讲，当时的内罗毕比我们国家很多大城市都发达。

第二年，刘贵今对肯尼亚美好的印象就被打破。他亲历了政变，目睹了局势失控，出门街上就是死人，陆军司令部架满机枪。那是刘贵今第一次看到死人，第一次听见枪声大作。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刘贵今爱上非洲。

记者：您为什么用了“爱”这个字，而不是“喜欢”？

刘贵今：在非洲工作很艰苦，但也很有意思，非洲人民友好，让你觉得生活在友好的海洋里，你的面孔就是一个通行证，许多地方其他国家不让进的，但是中国人一说一笑就让你进去，这是一。第二，非洲对我们国家的确很重要，它有丰富的资源，有良好的自然资源，广袤的土地，丰富的物产，它是一个古老而年轻、贫穷而富庶的大陆，我们中国跟非洲发展关系很有意义。第三，我们那个年代的人是学雷锋长大的，都有做革命的螺丝钉的精神，组织上把我派到哪里，我就高高兴兴去哪里，到了那里就踏踏实实把工作做好。

刘贵今和爱人双双驻外时，他们的儿子才3岁，只能被寄养在上海的亲戚家中。5年的驻外任期结束后，刘贵今进入外交部非洲司工作。1991年，他第二次出使非洲国家，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政务参赞。

刘贵今上任时，正值埃塞俄比亚爆发内乱，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城内战火纷飞，物资匮乏。外交部紧急撤回了部分驻外人员，留守使馆的，只有包括刘贵今在内的6个人，他们度过了很多伴着枪声入眠的夜晚。

刘贵今：我要负责这6个人的安全，我们把一堵墙挂上一幅巨大的地图，里边掏空，另一个房间存上粮食等等，做了各种各样战争的准备。6月4日发生了一件最危险的事情，弹药库大爆炸。弹药库离使馆很近，大炮弹、小炮弹、手榴弹到处飞舞，子弹从窗户穿进来落到我枕头旁边，使馆院里也落了好几个炮弹，我们当时还挺好奇，没见过炮弹，就把它卸开，把药取出来，做成笔筒。

1995年，刘贵今再次出使非洲，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津巴布韦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2001年，他又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南非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当时，中国和南非建交还不到4年。作为第二任驻南非大使，刘贵今积极主动，为两国关系的发展寻求突破。驻南非期间，他与南非前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的曼德拉有过几次亲密接触。

刘贵今：我们国家领导人访问南非的时候去拜会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到了曼德拉的家里，曼德拉就拄着拐杖在小院里等，一见面他就讲到中国的长征。他说我知道中国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真正的史诗般伟大的壮举，长征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们。他说我在罗本岛坐牢，在狱中就用中国长征胜利的故事鼓舞我们，中国那么大的困难，通过长征胜利了，我们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也是一场长征。

在任南非大使的6年时间里，刘贵今接待了9位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南非，安排时任南非总统姆贝基两次访华，中南战略伙伴关系被推向新的高度。从2001年至2007年，中南双边贸易额从不足20亿美元，增加到将近100亿美元；中国对南非的投资额从累计约2亿美元，增加到累计约10亿美元。

刘贵今：2006年姆贝基总统来北京，前一天他们提出来到新华书店去买书，我们就感到奇怪，新华书店都是中文书他们也看不懂，到外文书店去吧，他们说不，我要买中国人自己出的关于中国的书，我们问为什么买中国人自己写中国发展的书？他说我们要向东看学习中国，首先要了解中国，怎么了解中国呢？我们不能看西方出版的书，因为他们歪曲了中国的形势，所以要到新华书店买书。在姆贝基的眼里，中国的发展强大不仅是中国的希望，也是非洲的希望，是全世界的希望。回到南非之后，他很快在执政党的刊物上边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是《希望从天安门广场诞生》。

2007年4月，结束两任6年南非大使的工作，刘贵今回到北京。仅仅几个月后，62岁的他临危受命，再度出使非洲。当年，西方媒体和政要在苏丹达尔富尔问题上抹黑中国，认为中国间接支持达尔富尔地区的大屠杀。面对巨大的国际质疑，中国首次设立中国政府非洲事务特别代表，刘贵今以这一身份，去往苏丹。

刘贵今：到了现场，感觉气氛有点紧张。一离开机场，他们前边一辆军车荷枪实弹，后边一辆卡车装满了军人荷枪实弹，然后我去参观难民营，参观分发食品的场所，前后重兵保护，给你一种战争的感觉。

记者：您怎么让误解和谣言消除？

刘贵今：还是要摆事实，讲道理。中国发展崛起的过程一直伴随压力和舆论攻击，我本人就尽我所能，发出我们的声音，让人家了解我们政府的立场。

那段时间，刘贵今出现在世界各大主流媒体的重要版面上，成了苏丹问题上的外交明星，为中国政府赢得了理解与支持。

进入21世纪，非洲与中国的交流与合作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而这一切的起点，要追溯到2000年成立的中非合作论坛。

1999年春天，马达加斯加外长访华时首先向中方提议，中非应成立一个多边组织的论坛，这个建议很快获得中方同意，中非合作论坛应运而生。当时，刘贵今正担任外交部非洲司司长，全程参与了中非合作论坛的筹备。按照设计，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每3年举行一届，部长级会议召开前一年举行一次高官会议，为部长级会议做准备。中方最初的计划是两年后先召开第一次高官会议，然后再确定是否将论坛机制化，然而，这一方案却遭到了非洲国家的“反对”。

刘贵今：非洲国家对中非合作论坛的拥护和热心程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他们看到了中非合作的前景，中非合作论坛也是个很好的设计，他们认为从一开始就应该机制化，不必等到两年后开高官会议的时候才决定。为此我三天三夜没睡觉，准备文件，不停地修订，不停地补充，不停地吸纳各方意见，筋疲力尽。第二天一早叫我们部领导向钱其琛副总理兼外长报告，提出来非洲国家有这么一个诉求，钱副总理很干脆，当场拍板定案，现在就决定机制化，三年召开一次，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召开。我把非洲各国的代表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他们鼓掌欢迎，皆大欢喜。

2000年10月，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中非合作论坛的会徽“合抱之手”，寓意着团结与合作。自成立以来，中非合作论坛已成为中非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中非之间的领导人互访、经贸合作、文化交流等日益频繁，中非关系走向新的高度。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行，非洲53个国家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40位总统和10位总理，如此规格和规模，在中非合作史上前所未有。

尽管已经退休，刘贵今依然记挂着广袤的非洲大地，但因长年工作积劳成疾，刘贵今的眼睛高度近视，只能通过听来获取信息。

刘贵今：我最关心的还是非洲的发展。我希望这次疫情不要造成非洲经济衰退，我希望它能够很快克服当前的困难，重新走上相对较快发展的道路。

制片人丨张士峰

记者丨王宁

策划丨孟克

编导丨丁芳

责编丨王枫

编辑丨张宏飞

摄像丨王忠仁 王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