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1910.2.16～1987.4.4），中国电影技术家，导演。他是以夏衍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的成员，曾导演《自由神》《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白云故乡》等影片。作为抗战故事片《风云儿女》的出品人，司徒慧敏先后约请共产党人田汉与聂耳，分别为电影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填写歌词和谱曲。此外，他参与研制的“三友式”电影光学录音机，使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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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慧敏

从“红色甲工”走出的司徒慧敏，在革命文艺活动直至社会主义电影事业建设中，都堪称突出的代表、卓有贡献的电影界名家。

积极投身革命 意外与“影”结缘

司徒慧敏，1910年出生于广东开平的一户爱国华侨家庭。5岁时，司徒慧敏随父亲来到广州，在广州度过了自己整个童年和少年时光。

1925年，司徒慧敏考入广东省立工业专门学校（原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华南理工大学重要办学源头之一）修习化学工程专业。在校期间，他结识了同为开平人的周文雍，相同的革命志向使二人很快成为好友，在周文雍的介绍下，年仅17岁的司徒慧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广东“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广州被笼罩在白色恐怖中，司徒慧敏为做好掩护工作，听从组织安排，在市内昌兴街以开设专卖新文艺书刊的“新庐文艺书屋”，司职监视敌动向。

之后，又是在周文雍的介绍下，司徒慧敏参加了广州起义，做交通联络工作；与武装工人驻守广州长堤，截击李福林部的渡江军事行动。

广州起义失败后，1928年春，司徒慧敏辗转流亡到日本，成为东京美术学校图案专业的学生，课余，他也在日本大学电影研究班和东京早稻田大学电子系研究电影及无线电。在日本的学习经历不仅让司徒慧敏接触到美术及电影的相关知识，也为他今后的用电影进行革命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留日的第二年，司徒慧敏与美校同学许达一块，和沈学诚(即沈西苓)、余炳文等人，发起组织“青年艺术家联盟”，与当地左翼文化人进行了深刻而广泛的交流，为他之后参与并领导左翼电影运动打下基础。

实践戏剧救亡 抗战文艺力量

1930年，司徒慧敏从日本回到上海，边担任教师及设计师工作，边参加上海艺术剧社，投身左翼戏剧运动。

次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十四年抗战正式拉开帷幕。

司徒慧敏同其他左翼文化团体共同组成“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主要在国统区从事电影文化界左翼文化运动，对不健康的、落后的、反动的、宣传封建迷信、神怪色情、为帝国主义侵略作掩饰辩护的电影，予以批判，以期联络广大的电影工作者、激励他们中的进步倾向。

1934年后，司徒慧敏在夏衍等革命同志的支持下，先后进入“电通制片公司”和“联华影业公司”做电影相关工作。期间，他联合左翼艺术工作者拍摄了一批反帝反封建题材、抗日救亡、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抗战题材爱国影片，如《桃李劫》《自由神》《都市风光》《风云儿女》等，也在集锦片《联华交响曲》《艺海风光》中，执导了反映社会生活的《两毛钱》《歌舞班》两短片。这些影片在宣传党的抗战路线，争取电影界的大多数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其中，《风云儿女》的主题曲正是后来被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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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版《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

七七事变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状态，当年秋，司徒慧敏奉党组织命令前往香港及内地开展抗战统战、电影民主运动。1938年，周恩来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提出：“希望作家多多取材前线将士的英勇奋斗与战区敌人的残暴、后方全民众动员的热烈，一定可以激发举国同仇敌忾，加强战胜敌人的信心！”为贯彻讲话精神，司徒慧敏在港拍摄抗战电影。执导了与蔡楚生合编的两部抗日粤语片《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由夏衍任编剧，反映港胞支援抗日的影片《白云故乡》；蔡楚生编导、反映沦陷后的一批上海爱国青年坚持斗争的《孤岛天堂》等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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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3月，广州。前排左起：茅盾、夏衍、廖承志；后排左起：潘汉年、汪馥泉、郁风、叶文津、司徒慧敏

日后，周恩来对司徒慧敏执导《血溅宝山城》的工作表示赞许：“你们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抗战以后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我记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当时写出反映战争的作品就很少。看来，你们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写出反映抗战的作品，是一个经验，值得很好地总结一下”。

1941年皖南事变后，司徒慧敏同其他文艺界人士共同组织起“旅港剧人协会”。他作为协会负责人，主持演出批评国民党统治、歌颂反法西斯斗争及鼓励抗战的《雾重庆》《马门教授》《希特勒的杰作》《北京人》《愁城记》等戏剧。

12月底香港沦陷后，司徒慧敏协助组织旅港电影、戏剧界人士分批从香港辗转撤往内地，他自己也逃亡到重庆。尽管是被迫流亡，但司徒慧敏仍然坚持着“戏剧救亡”行动，在重庆期间，他担任党领导的“中国艺术剧社”附属剧团团长，组织演出了《雾重庆》《家》等进步剧目，并在国民政府办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任新闻纪录片部主任，拍摄抗日新闻记录片。除开明面上的电影工作外，司徒慧敏也在暗中从事搜集与传递情报的隐蔽斗争。

深造不忘初心 归来仍做“影”人

抗战结束后，司徒慧敏于1946年7月至1951年年底，受命在美学习电影技术和管理，兼做旅美华侨的统战工作。旅美期间，他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影课程，并先后在好莱坞企业电影场、西电公司电影场、雷电华电影公司纽约厂工作。1947年，他导演、摄制纪录片《中国民族舞蹈》，该片由当时旅美的我国舞蹈家戴爱莲主演，获得1948年英国爱丁堡纪录影片电影节优秀奖，被纽约布洛林音乐舞蹈学院评选为当年5部最佳舞蹈片之一。

1952年4月，司徒慧敏克服重重阻挠回国，致力于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并作出重要贡献。

回国次年起，司徒慧敏任职文化部领导岗位，负责电影技术及外事方面的领导工作，成为新中国有关电影制片、机械、胶片工业及科研等方面的主要奠基人。他组织筹建多片种综合性电影摄制机构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擘划西安、峨眉、珠江及天山等地方电影制片厂的厂址勘察选定、老厂改造以及保定化工部第一胶片厂、北京电影洗印厂及南京、上海、哈尔滨等电影机械厂的建设，使新中国的电影制片与技术等行业，从手工作坊的生产方式逐步迈向现代化。此外，司徒慧敏在担任八一厂第二任厂长期间，导演拍摄了国内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使一批专业创作骨干和技术人员从中成长起来。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司徒慧敏主持电影局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其坦诚、热心与平等作风，娴熟的英、日语，以及所自学的俄、法、德、西班牙语，使其在国外同行与港澳同胞、侨胞中，有广泛的联系与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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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0月28日，司徒慧敏(左一)与夏衍(左二)等陪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右三)会见荷兰国际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斯(左三)

热情奋斗不止步 鞠躬尽瘁“司徒牛”

和周文雍一起介绍司徒慧敏入党的另一位广东老党员邓胡秋先生曾评价指出：“在他的人生中，不知变换了多少职业，大多数是为了掩护党的工作。他每干一行都很投入，并且成为行家。他掌握多国语言也全靠勤奋。所以有人给他起了‘司徒牛’的绰号。”

1926年，美国的有声电影问世，司徒慧敏也开始潜心钻研电影录音技术。他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无线电工程的堂兄司徒逸民以及曾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过机械工程的马德建一起，研究有声电影录音技术，并在自己家里建立了录音技术研究室，反复研究试制录音机。1933年年底，他们制造的“三友式”录音机正式用于电影录音，使中国电影工业技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三友式”录音机在诞生之后，司徒慧敏作为录音师，先后为当时著名的《渔光曲》《大路》《新女性》《姊妹花》《脂粉市场》等电影录了音，引起极大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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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渔光曲》剧照

司徒慧敏对电影业务的钻研常达到痴迷的程度。譬如，为研究苏联电影作品《生路》《金山》及美国电影《亡命者》的剪接手法、专业技术思路，带上面包，从早到晚观看、反复地记录同一部影片；在分镜头和长度表没出来之前，长期而又多次地在影院放映室的倒片台前，一本本、一段段地琢磨，直至对有些片段逐个镜头的画面构图、镜头的编辑次序、其咫数、格数等细节记录在案。

在对待电影人才方面，司徒慧敏始终保持着爱才惜才的态度。1978年在文化部部务会议上，他否定北京电影学院关于张艺谋、何群等8人年龄偏大、文化科成绩偏弱拟不招录的意见，决定悉数录取为北电1978级学生。其中，张艺谋早期作品《黄土地》《红高粱》等，在改革开放早期，都是在司徒慧敏的首肯下发行的。

与司徒慧敏革命路途相知53年的黄苗子，曾赋诗《悼司徒》状绘了司徒慧敏投身革命60年的贡献：

誓掷头颅解倒悬，两间荷戟舞刑天；

风云儿女情如昨，战斗银坛六十年。

冷雨敲窗远望楼，故人相对泪双流；

何曾了却耕耘债，太息开荒失此牛。

近百年前，从“红色甲工”走出的司徒慧敏，在革命道路中选择扎根于电影事业中，尽管环境恶劣，但他始终秉持革命初心、坚持着以电影的力量启发民众、呼唤同志、建设国家，为革命和新中国早期电影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而他与时代共进的思想、信念、智慧以及实事求是的为人态度，亦无愧于中国早期电影事业掣旗人的称谓。

今时今日，华园学子作为“红色甲工”精神与血脉的传承者，更应向司徒慧敏等革命先辈看齐，以青春之我，筑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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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转自：华南理工大学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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