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尽管我们希望每一位被伤害过的离婚女性，都可以有涅槃重生的志气，挺起胸膛，自己活得更好。但无奈的是，周遭人总是用一种暗示着丢脸、可悲的口吻，来传唱她们的暧昧流言。她们也只是生活在别人的眼睛和嘴巴里的普通人，没办法不在乎任何感受。她们忌惮这种世俗的议论，对离婚讳莫如深，一辈子都不会主动告诉别人：“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张幼仪轻轻抿了一口热茶，又继续娓娓道来。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就依偎在一侧细细聆听着。
在一个间隙，张邦梅避开张幼仪的目光，直视着她那张已经83岁，饱经沧桑的脸，试图想要搜寻“丢脸”或“可悲”的信息，却只看到平静和智慧。
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1915年晚秋，海宁硖石镇，主街道上一路张灯结彩，人声鼎沸，浩浩荡荡的迎亲队簇拥着一顶红缎花轿，张幼仪就坐在花轿里边。
这桩婚事，是张幼仪的四哥张嘉璈，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共同单方面确定下来的。
徐志摩第一次看见张幼仪的照片，便嘟囔道：“乡下土包子。”
张幼仪第一次窥见徐志摩真人时，客气回敬道：“我不知道什么叫作英俊，他有两只眼睛两条腿，所以不算太丑。”
较之初印象的评价，很显然两个当事人都没看上对方，但还是顺利搭乘上了包办婚姻的末班车，成为了他们父母眼中的天作之合。
代表着资本巨富的徐家，和冉冉升起的政坛新秀张家，在富饶的硖石镇为两位新人举办了一场前无古人，后乏来者的盛大婚礼。
据描述，张家为张幼仪购置的嫁妆统统是从欧洲采购的，每一件家具都登上过“洋货风尚”杂志榜单。而且数量体积之庞大，一列火车都不足以装下，最后还是动用了驳船转海运才到达硖石。
作为高规格的回应，徐家宴请的宾客数量多到无从统计。只知道徐申如把整个硖石镇的旅社房间订完，又租了两间大房子才勉强足够来客留宿。
结婚是女人一生中最美的一天，也是最累的一天。
在这场传统的中式婚礼中，多如牛毛的宾客让张幼仪感到战栗，因为她和徐志摩必须向每一位尊敬的来宾磕头。
“我们身后各有一人帮忙推我们下跪，再拉我们起立。推下去，拉起来；一遍又一遍持续了好几个钟头，我都认不出谁是谁了。婚礼结束后整整一个星期，我两条腿痛得差点儿没法子走路。”
到了晚上宴毕后，是闹洞房的时间。这个习俗，俗气点讲，就是调戏新娘环节。
张幼仪端坐在洞房正中间，虚掩着盖头，一言不发，来宾们便说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来戏弄她。
一个人说：“唱个歌来听听吧！”，另一个人又说：“我们让她跳支舞吧！”
咋一听，玩笑开得还是相当友好的，但突然，徐志摩的朋友冒出来抖机灵。
徐的一个友人，凑到张幼仪跟前，半蹲下身子来，将她的裙子撩到脚踝上，扭头打哈哈说：“大家瞧瞧这双大脚。”瞅见新娘有一双没缠过足的大脚，宾客哄堂大笑。
这般闹还不够，徐的另一个友人又提议说：“让我们来看看新娘的内裤是什么颜色吧！”
宾客立马起哄叫好，徘徊在张幼仪身边的哥哥弟弟果断制止，示意宾客注意分寸。
相信你我都纳闷，在这种新娘极需保护的场合，徐志摩在场吗？如果在，为什么不制止？
万幸，徐志摩不在，否则他很可能要背上一个“袖手旁观”的罪名。那么他去哪儿了？或许他很聪明，选择了眼不见心不烦：
“这种戏弄持续了几个小时，大部分过程徐志摩都没看见，因为他进进出出和不同的人插科打诨去了。”
婚闹持续到了清晨四点，宾客散去，徐志摩终于出现了。
张幼仪仍旧呆呆地端坐在房中间，一动不动。她很想扬起嘴角流露喜悦，但她的表情已经僵硬了一个晚上以致定型。家人告诫过她：今晚必须含蓄庄重，收敛目光，藏匿笑容，否则会被男方家认定是轻浮谄媚、有失矜持的儿媳。
如此种种规矩，束缚了张幼仪的即时心情，但徐志摩是自由的。她期待他的一个笑脸，一句关心的话，但徐志摩始终沉闷严肃，没有发起任何交流。
静谧的深夜，除了此起彼伏的呼吸声外便再无其他动静。缄默，成为了他们之间的态度。
“当时的我年轻又胆怯...徐志摩一句话都没对我说...我们之间的沉默就从那一夜开始。”
我为了讨好公婆放弃了一切
“在中国，女人家是一文不值的。”
刚结婚几个星期，徐志摩便北上求学。张幼仪渴望随行，但实际情况是，她连跨出深宅合院一步，都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自打嫁到徐家以来，硖石镇的美丽从未留下过她的足迹，就连徐家所拥有的许多地产，她也只是从用人和公公的口中听说而已。如果不是每个月都可以回上海娘家一次，张幼仪还以为自己嫁进了传销窝点。
不过由于她回娘家的频率过高（仅是每月一次），还是引起了公公的不满。
徐申如委婉地提醒她：家里生意那么大，应该注意家族的公关形象，节制出门次数。因为他已经收到了外边一些针对她，和针对徐家不好听的话，诸如说——“这个儿媳干嘛经常往娘家跑？肯定是脚大脾气也大，和老太太相处不来，还是受了公婆的虐待？”
张幼仪生活在上海南翔时，是个城里人，习惯往外跑。但母亲告诉过她，吃着夫家的大米就要听话，要妥协，要服从。
这些严苛的礼教，张幼仪都慎言检迹一一遵守，但外面的世界还是吸引着她像个间谍一样跟用人打探外界的信息。她唯一不用鬼鬼祟祟获取的公开情报，只有来自于徐志摩的信。
徐申如每次都会将儿子的家书大声宣读出来，张幼仪了解到，徐志摩已经进入到中国最负盛名的北京大学，还借势她二哥张君劢的关系拜师梁启超门下。
不管是作为徐志摩的妻子，还是作为“张幼仪她自己”，目睹同龄人如沐春风般享受着教育自由，她怎能不冲动？要知道，在她未婚前，她也是一个奋力向学的青年啊。
她鼓起勇气，给辍学的母校——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苏州女校写信，询问是否可以复学，回去完成未竟的学业。
不久，母校回信说可以，但必须复读一年，还得寄宿，这就意味着此事免谈了。听到这个消息时，张幼仪几乎是哭着发出拷问的：
“你能想象你十五岁就结婚，从此不再学东西、不再求新知的情形吗？”
这句话听了是多么地让人感到振聋发聩，原因在于呐喊的不止张幼仪一个人，背后还有一个延续数千年被剥夺受教育权的女性群体。虽然大清灭亡的时候，知识分子就已经认识到限制女性自由和受教育的权利是极其滔天罪恶的封建流毒，然推本溯源很难理解，士大夫们为什么要定立这种影响深远的迷惑教条呢，难不成是怕女人知道得太多会造反夺权重回母系社会吗？
除此之外，针对女性的生理、天性进行荼毒残害的还有另一条，就是把她们当做筛选式的生育机器，女性的许多悲哀都是由生育造成。
1918年夏天，张幼仪躺在产床上晕了过去，而眼前她已经生下了一个呱呱大哭的婴儿，但没人叫醒她，直到产婆确认婴儿的性别并尖叫：“是个男孩！”。她才被惊醒过来。
张幼仪说：“他们懒得叫。”
可以想象如果生下来的是个女孩的话，可能张幼仪会被就此晾在一边昏睡。这似乎不能怪责任何一个人，因为封建思想就是吃人。相信更贫穷的家庭还得面临不停地生，生完还得选的问题，最终女婴会被丢在田野里给人捡去当童养媳。假如士大夫们能更早地搞清楚“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答案来表明女孩同样重要，张幼仪也许就不用遭这种罪了。
回到当下的情况，徐申如为第一个孙子起名为徐积锴，乳名叫阿欢。“阿欢阿欢”，名字是顶好，叫着就让人感到乐呵呵，但最乐呵呵的，应该要数他爹徐志摩。他终于把“只生不养不教不负责”的艰巨任务完成了，他现在可以一身轻松跑到国外去留学了。
而育儿的重担就落到了张幼仪......
——的公婆身上。
“我很快就发现，我这个母亲的角色受到了严格的限定，就和我在徐家应对进退的行为一样。阿欢是属于徐家的，老奶奶、老爷，还有老太太要监督他的养育过程，只准我偶尔照顾。我抱他的时候，公婆就纠正我的姿势；我给他洗澡的时候，保姆又在我身边晃来晃去。到了夜里，还有个奶妈睡在他小床边的地板上。”
由公婆托管育儿权，放在一个忙于事业的新式女性身上，这本该是一件值得感恩的事情。但对于张幼仪来说，被掠夺育儿主权，使得她看起来更像是沦为了徐家传宗接代的一个容器。
母子的悲欢是可以共通的，但张幼仪与阿欢之间的距离却只可远观而不可亲昵焉！
“我为了讨好公婆放弃了一切，包括出门、求学，甚至育子。”
面对一个承受递进式悲哀的旧式妇女，相信即使是铁石心肠的人都会由衷地心生怜悯，为什么徐志摩这样一个思想开过光的新式青年，却无法奉献一份同情心呢？何况这是与他有过肌肤之亲的妻子，难道他的心比南极还冷吗？
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
“徐志摩从没正眼瞧过我，他的眼光只是从我身上掠过，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徐志摩对张幼仪施以冷暴力，已经不是秘密了，当然也不是新鲜事。包办婚姻下的新旧男女结合通常出现这样的结果，往往男方叹气，女方不易。
张幼仪便是最“不易”的其中之一，她像个傻白甜一样提出质疑：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不闻不问，特别是我哥哥还是他的朋友；他显然也对我娘家很满意，可是他为何如此待我？”
对娘家满意=对她满意？这并不是一条可以成立的方程。不管张幼仪有没有弄清楚，但徐志摩并不打算直白地告诉他，所以采取了不理不睬的冷暴力。
在张幼仪嫁到硖石的四年时间里，徐志摩与她在同一屋檐下的时间加起来，仅有四个月的假期，没保准在这四个月里，他跟张幼仪说的每一句话都是迫不得已的，长度甚至短到不用换气。这种日子对于张幼仪来说，既奢侈又煎熬。
1919年，徐志摩留学美国半年后，张幼仪在娘家见到了二哥张君劢。
张君劢问她：“你什么时候到西方与徐志摩团圆呀？”张幼仪听后一愣，因为她从未有过这种想法。
张君劢似乎已经猜到了妹妹的心思，接着说：“你已经对徐家尽到责任了，现在你应该跟丈夫在一起，甚至可以到西方求学。”
张幼仪对二哥的提议顾虑重重，因为到西方求学，是超乎她想象的事情，而这几年，她到过最远的地方也仅仅往返于娘家、婆家两地。当然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公公婆婆，除非徐志摩亲自开口，否则公婆不会放她走。
这一切张君劢都看在眼里，他准备出发前往法国为“巴黎和会”筹备工作了，临行前，他告诉妹妹：“徐志摩会来信要你去的，他会希望你了解西方。”可以推想，为了妹妹的幸福，张君劢一定会给徐志摩施加压力。
到了这一年的春夏之交，张君劢从欧洲回国，第一件事便是询问张幼仪：“徐志摩来信要你去了没有？”
答案显然是没有。
张君劢这下子坐不住了，不能指望徐志摩来开口了，他找到了徐申如谈话。
“如果徐志摩继续在国外读书，而幼仪留在硖石的话，他们两人的心就要愈分愈开了。”
徐申如回答：“她要跟老太太做伴，还得照顾娃娃。”
言外之意就说，张幼仪肩负着“上孝公婆，下教子女”的超凡重任，此事天经地义。
用这个无与伦比的借口来搪塞婉拒，就算徐申如闭着眼睛说，张君劢也无从反驳了。
得知结果，张幼仪感到失落，“他们并不明白，如果我晓得一些事情的话，对他们的孙子会更有好处。如果我读些书的话，就可以将所学传授给我的小孩，做个更称职的母亲。”
心疼张幼仪的内心独白：“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却被公公狠心回绝：“世界那么大，不劳你费心了，还是宅家带娃吧！”
作为退让，徐申如给家里请了一个家教老师，但绝不是为了张幼仪心里所想的远见目的，纯粹是出于一种安慰。
照此看，张幼仪这辈子出国大抵是无望的。但居家读书一年后（1920年），情况出现了转机——徐志摩竟然放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业一溜烟跑去欧洲。
徐申如吓了一激灵：“疯了疯了...这孩子作死，赶紧派个人去看看吧！”
老太太：“千里迢迢，谁去啊？”
张幼仪（暗自窃喜）：“那我走？没人比徐志摩更想了解我。”
总之，三个星期后，张幼仪抵达了法国马赛港码头。
与徐志摩阔别五年的第一次见面，是她一生中最难忘却也是最不想回望的一瞬间。
“我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同时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了条白色丝质围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服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人当中唯一露出不想在那儿的表情的人。我们已经很久没在一起了，久到我差点儿忘了他一向是那样正眼也不瞧我一下，将眼光直接掠过我，好像我不存在似的。”
徐志摩接到张幼仪的第一件事，便是拉着她去换上洋装拍一张夫妻恩爱的合照，再寄回硖石交作业。随后又乘飞机赶往英国伦敦，那是张幼仪第一次坐飞机，她晕机吐了，徐志摩也吐了，他们互相讥讽对方是“乡下土包子”——是徐志摩先动嘴的。
到了伦敦，他们在一个俱乐部落脚。这里中国人很多，徐志摩的朋友更多。几乎没有人不知道徐志摩家是浙江省巨富，大家都称赞他爹徐申如是极为成功的企业家（徐府有一座发电厂、一个梅酱厂、一间丝绸庄，一家钱庄...等等）。许多中国人都爱围着徐志摩转，有人透露是因为他才气逼人，活泼讨喜。
令张幼仪感到意外的是，这里也有人认识她，不少人都知道她的二哥和四哥在政商界是知名人物。然而，在这个圈子里，她感受不到丝毫的轻松自在。
徐志摩白天丢她一个人在俱乐部里，她成了唯一的闲人；吃饭时，明明大家都是中国人，说着中国话，但每每一兴奋，徐志摩就飚英语，有意无意地带着大伙将她孤立。
张幼仪初次意识到，这样的无爱婚姻存续着，对双方都是一种折磨，但此时此刻，她和徐志摩又不得不因各自所遭受的桎梏而厮守在一起。
“有一次，他和我一起躺下后，他的呼吸声不但没有缓和下来，反而因为觉得挫折和失败而扬起——在这世界上，他最想做的事便是摆脱我，却败给了我的肉体，并对我们要在一起这件事感到气馁。”
他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
因为徐志摩要在康桥大学念书，所以伦敦的中国人俱乐部只是一个过渡，辗转沙士顿小镇才是他的最终落脚点。这里距离康桥大学大概有9.7公里远，徐志摩提前租好了一间有两个卧房和一个客厅的小屋。
从这里开始，张幼仪兴致勃勃地寻求改变，徐志摩不反对，请了一个女老师来教她英语。不过很遗憾，此番学业“出师未捷，中道崩殂”。张幼仪很快就发现，她有太多事要忙了。
她要承包徐志摩的一日三餐，一大早就得赶公交车去市场买菜，然后拖着沉甸甸的食材再赶公交车回来......回来之后，就得忙活不限于斟茶递水的各种琐事。总言之，她从徐家少奶奶沦落至徐志摩的专职保姆、佣人。
“我来英国本来是要夫唱妇随，学些西方学问的，没想到做的尽是清洁房子、洗衣服、买吃的和煮东西这些事。”
更难受的是，徐志摩给的这点钱，张幼仪很难帮他办事啊——“徐志摩给我的生活费几乎不够支付家用。”然而，即使这样缺钱，徐志摩还不忘每天早上都去理发店搞一个“精神小伙”的发型。
“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地在家修剪头发，把那笔钱省下来，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可是，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
比如，徐志摩不知发什么神经，竟将一位叫郭虞裳的男性朋友请来家里一起同住，大概告诉了这位朋友，这里有一个女人烧上海菜，不用天天吃水土不服的西餐。
与丈夫之外的异性同住是难以启齿的事情，难道徐志摩不需要考虑，自己去上学后，这位朋友需要与自己的妻子避嫌吗？
幸好徐志摩的这位朋友是个正人君子，虽然张幼仪对他的到来感到很懵，但仍然感恩地说：“我感谢有郭君为伴，至少他会和我聊聊。”因为通常情况下，当她跃跃欲试插嘴某个话题时，徐志摩只会让她闭嘴，用“你懂什么？”“你能说什么？”之类轻蔑的质问来将她想要说的话硬生生噎回去。
无疑这种做法令张幼仪感到沮丧，甚至变得有些讨厌自己，因为说话是嘴巴的天性，而热衷交谈则是她的天性，但这一切都被徐志摩扼杀了。
“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他根本不和我说话。我痛恨徐志摩让我变得如此呆板无趣，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情况一直是这样。”
徐志摩冷峻刻薄的面孔，又夹带咄咄逼人的态度，在许多种性格里，都是极少见到的。想来他作为一个感情细腻的诗人，风度翩翩的知识分子，对待旧式思想的妻子应该悲悯，至少通融一些，给予张幼仪最基本的礼貌，但他连这一点也省了。他与张家的几个舅舅都是极好的朋友，小八舅还是他的狂热崇拜者，本以为他会有所顾忌，给点面子去善待他们的妹妹，但他看起来不受任何人情关系的约束。
张幼仪一辈子都没有说过徐志摩讨厌她，但除了厌恶，实在想不出她被冷暴的原因。
听说厌恶一个人的时候，连她呼吸都是错的，徐志摩应该很抓狂吧，在多少个深夜，他都要暴躁地听着张幼仪的呼吸声入睡，然后继续败给她的肉体。
1921年夏，在沙士顿热浪逼人的酷暑时节，张幼仪怀上了。
她显得有些惊慌失措，这里到底不同于国内，她满脑子都在想：孕期应该怎样料理家务？是在这里生孩子还是回去硖石？如果在这里生，能留在这儿养吗？
这几个问题需要焦虑吗？肯定是留在医疗条件发达的西方生产，大部分人十秒钟就可以做出判断。但当一个人很没主见的时候，头发丝大小的事情，都会令她失去方寸。相比较之下，徐志摩就显得十分从容淡定，他教给张幼仪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把孩子打掉。”
接着，就有了那一段人神共愤的经典对话：
“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了。”
“还有人因为火车事故死掉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可是我要去哪里打胎？”
“你会找到地方的，这种事在西方是家常便饭。”
“打胎在西方是家常便饭”——徐志摩讲的没错，他只是对流行现象的描述，但想必他也一定知道，在当下的医疗水平，“打胎会死掉”同样也是家常便饭。而且他求人办事的语气应该是万中无一，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喜欢听到男人爽快地喊她们去打胎，何况是以一种漠不关心的命令式口吻。
经过这一次谈话，张幼仪第一次对自己丈夫的人品产生了怀疑。虽然打胎很普遍，某种程度上还是“拯救妇女”的手段，但至少她认为，有无打胎需要是根据现实情况去做出抉择：可能是无力抚养，又可能是子女过多。但是徐志摩没有告诉她具体原因，他纯粹是为了追逐西方的伦理潮流，无疑他的思想已经被全盘西化了。而张幼仪呢，她则彻底被儒家“出嫁从夫”的思想奴化了，因为她决定听话照做——“我要尽最大努力去打胎，即使冒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
起初，张幼仪向一位邻居胡女士咨询了打胎事宜，但因打胎费太贵介怀，公公徐申如的支票又还没到，就搁置了。
到了九月初，徐志摩已不再提打胎的事。
张幼仪心想，徐志摩还会处理这件事情吗？还是说改变心意了？可她脑子里从没闪烁过“事出反常必有妖”这个逻辑常识。
肚子一天天变大，就在她期待事情会发生转变的某一天，徐志摩净身出户，离家出走了。他什么都没带，也没留下任何留言，是以人间蒸发的方式离开的，就连和他同住的朋友郭虞裳也不知道他的去向。张幼仪吓得差点要报人口失踪案，虽然她不懂得怎样报警。
过了一个星期，确认徐志摩不会回来后，郭虞裳识趣地离开了沙士顿小屋，张幼仪成为了沙士顿小屋最后一位留守的客人。她空虚得一度干坐在漆黑的小屋里发呆，嘴里喃喃道：“徐志摩这样抛弃我，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
当天晚上，她为自己和孩子策划了三种死法：“我可以一头撞死在阳台上，或是栽进池塘里淹死，也可以关上所有窗户，扭开瓦斯。”
每一种死法都拖泥带水，不够干脆利落，她何罪之有要遭受自残的痛苦。但此刻她的绝望已将她推至重度抑郁——《沙士顿一中国籍孕妇出租屋自杀，一尸两命！》的头版新闻，很可能会在尸体发臭后的某个清晨，出现在徐志摩的晨读报纸上。
幸运的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救了她。
我记起《孝经》上的第一个孝道基本守则：“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于是我打断了这种病态的想法。这样的教诲好像一辈子都挥之不去。
接下来的头两天，她尝试着自己一个人过活，但很快她就意识到，自己已经是一个行动不便，需要人照顾的孕妇了。除此之外，她还陆续意识到，继续留在这里，女子独居的危险会增加，流产的风险会增加，更要命的是手头上只剩一点点买菜钱了。
徐志摩出走前，二哥曾来看望过她。眼下唯一的办法，只能向身在欧洲的二哥求救了。
在张幼仪三岁那年，张君劢曾豪言壮语夸下海口说：“要是没人娶她，我会照顾她。”
收到妹妹的求救信后，他立马兑现承诺：“万勿打胎，兄愿收养。抛却诸事，前来巴黎。”
长兄如父，张幼仪决定投奔二哥。
离开沙士顿小屋的最后一个晚上，她给自己烧了顿白饭加包心菜的简单晚饭，然后打开所有电灯独自坐在屋里，静静地哭......
他没有给孩子半句交代
1921年的秋天，张幼仪迎着英吉利海峡的海风，来到了法国巴黎住进二哥家。
二哥劝慰她，打胎对身体百害无一利，如果无法抚养肚子里的孩子，他愿意收养。
张幼仪感谢二哥的好意，痛定思痛过后，她告诉二哥，要把孩子生下来，独自抚养。
在前往巴黎的漫长旅途中，她想明白了自己与徐志摩之间的关系，由始至终都没有爱，只是基于婚姻契约来维持双向责任。如今徐志摩已经不再对自己负责任了，自己也就不再需要听从徐志摩的吩咐了。而现在，自己最需要做的就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任——“我可不愿意像徐志摩突然把我丢下那样，遗弃我的小孩。”
怀孕的第四个月，张幼仪被二哥安排到了乡下一对朋友刘文岛夫妇家里住。临走前，张君劢忠告她：“你的想法过时了，离婚是你唯一的出路。”
张幼仪点点头不说话，她深信二哥说的话是对的，但她需要一段时间来做思想斗争。
在刘文岛夫妇家里大概待了四个月，七弟来了。
如果说二哥是救命稻草，那么七弟就是及时雨。因为她已怀孕八个多月，很多事情越来越不方便，迫切需要一位家人来贴身伺候。
七弟此番行程的目的地是德国柏林，张幼仪果断追随。
怀孕末期，张幼仪全程得到了七弟的关怀——“七弟像个女人一样，在我怀孕末期帮我煮饭、打扫，照顾我。”
1922年2月24日，她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彼得。医生向她竖起大拇指，说她是见过的最勇敢的妈妈。而那一刻，冰凉的病房，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七弟也没有跟来，因为他认为产妇的房间是男士止步的地方。
一个星期后，出院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张幼仪却显得茫然。过去生阿欢的时候，徐府上下都是严阵以待，万事俱备，但这一次生彼得，她毫无准备。
“我突然很怕带着婴儿一起回家，不晓得要怎么样在柏林着手照顾小娃儿。我要上哪儿去买被子、奶瓶、小床？这些东西我事先都没准备好。”
她想，与其回到家里手忙脚乱，不如暂且将彼得留在医院。医生勉强同意了她的请求，迈出医院大门那一刻，七弟已守候多时。
她感谢七弟，如果没有七弟，难以想象自己会落到何种狼狈的田地，但同时，她也真的有期待过徐志摩的身影会出现在医院里，遗憾的是自始至终都没有。
然而，就在出院的当天，潜逃半年的徐志摩托人来信了。信上只字未提关于她和儿子彼得的事，只见赫然摊牌八个字：自由离婚，止绝苦痛！
很显然，徐志摩是知道张幼仪的位置的，不知他是否有密切监视着张幼仪的动态，才使得这封离婚信如期而至地送到张幼仪面前。所以他也知道张幼仪生产的事吗？
阅读完徐志摩一手漂亮的字后，张幼仪恼怒地给徐志摩那位送信的“跑腿朋友”打去了一个电话，告知不接受邮寄文件的离婚，必须亲自见面离婚。
聊完电话后，她昏昏沉沉地在床上睡过去了。那天她的情况很糟糕，身体臃肿、胀痛、疲惫，虚弱，还不停地流恶露。
第二天，张幼仪雇了一辆马车，单枪匹马来到徐志摩的住处。
一进屋，气氛就紧张起来，她看见屋里不止徐志摩一个人，还有他的四个朋友。徐志摩就躲在他的朋友后面，张幼仪瞟了他一眼，心里嘀咕：“你害怕？”
“如果你要离婚，那很容易。”张幼仪首先开腔，打破了屋里的寂静。
徐志摩战战兢兢地回答： “我已经告诉我父母了，他们同意这件事。”
“你有父母，我也有父母，如果可以的话，让我先等我父母批准这件事。”
“不行，不行。你晓得，我没时间等了。你一定要现在签字，林徽因……林徽因要回国了，我非现在离婚不可。”
“那……好吧。” 说到这里，张幼仪终于赶上了真相，她几乎要在离婚前错过一个重要的讯息——她的情敌原来是一个叫林徽因的女子。
“好了。”张幼仪强忍着刚生产完的疼痛，一口气在离婚文件上签了四次自己的名字，目光坦荡洒脱地正视着徐志摩说：“你去给自己找个更好的太太吧！”
“你张幼仪不想离婚，可是不得不离......”徐志摩洋洋得意，如释重负。
办妥之后，他提出要看看彼得，并带着责怪的语气埋怨说：“你干嘛把他留在医院。”
张幼仪没应他声，带着他来到了医院育婴房的窗口，彼得就躺在里面的一个小婴儿床上，徐志摩把脸贴在玻璃窗上看得入迷，张幼仪就站在他身后，凝视着这一幕父子情深的画面。她以为徐志摩最后会说点什么，关于这个孩子该怎样活下去？但直至他退出他们母子俩的世界，都没有给出半句交代。
仓促尾声
1922年，张幼仪开始带着彼得独立生活。已不再是她的公公的徐申如认为自己对这个“儿媳”负有责任，所以按月给她寄支票。张幼仪用这些钱来抚养彼得和留在柏林读书，期间她搬过几次房子，房东都盘问她孩子父亲去哪儿了？她一般都撒谎说：“彼得的爸爸死了。”但有一次她罕见地跟一个房东说了实话：“我是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1925年的3月19日，彼得因病夭折，距离三岁生日不到一个月。张幼仪依照中国的习俗，在彼得死后的三天内将他火化。
1925年3月26日，彼得过世后的一个星期，徐志摩抵达柏林。
他以前从没抱过彼得，如今唯一一次，是在殡仪馆抱着彼得的骨灰坛子大哭。张幼仪忍不住掉眼泪，“要是早知道徐志摩会这么快就赶到的话，我说不定会等到他看过遗体再说。”
可怜彼得从未认识自己的父亲，不知道他在另一个世界会否为这一份突如其来的父爱感到陌生。
1926年，张幼仪束装返国，为这趟五味杂陈的异国旅程画上了伤感的句号。
张幼仪在晚年和侄孙女张邦梅交谈时，生动地将她与徐志摩的婚姻比喻成“小脚与西服”，小脚代表传统，西服代表新潮，形容两个极端不搭的人结合在了一起。
这是很悲催的事情，他们本该各遇良人，却相互亏欠了人生。
在自由恋爱的今天，男女交往很有讲究。“同流合污一拍即合，臭味相投便称知己”，能走到一起的两位同志，综合分数基本上属于平分秋色，已经很少看见“强扭的瓜”了。但你晓得，无论时代如何变化，人与人之间最复杂的就是相处，最经典的就是矛盾。生活处处都有历史的影子，谁能保证自己的婚姻不是“小脚与西服”？
成家立室后，你可能会惊觉，原来眼前这个女人与你三观不合，性格不和，思想不通。你痛恨自己没有做到先知先觉，没能在婚前搞清楚一切，但你又很通情达理地原谅了自己，因为你也明白，恋爱时矫揉造作，婚后各自返璞归真。婚姻对象合不合适，就如同薛定谔的猫，必须打开盒子才能知道猫到底是死还是活。
但即使这样，面对木已成舟的婚姻，你会像徐志摩那样，做一位消极逃跑的丈夫，还是作出补救？如果补救，你又能给出多少耐心？预计作出何种牺牲？
什么都不做就什么都改变不了，亡羊补牢不晚，问心无愧不难。面对这个比你卑微的妻子，你可不可以试着去影响她；如果你做不到影响她，那你可不可以包容她，像接纳你父母那样接纳她；如果你拒绝接纳她，你还可以选择善待她，尽量不要走到离婚那一步；如果你非离婚不可，能不能做到释怀，不要因为恨她给你带来这样的悲剧婚姻而机关算尽，尽能力去保障她，给她体面开始新生活的勇气。即使离婚后孩子不是跟你一起生活，你能不能不改初心，依然矢志不渝地爱孩子，坚定不移履行好父亲的责任。
不管你爱不爱这个女人，都请你永远不要丢下她一个人，陷她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也不要丢下孩子，因为他的世界只有一个超人，那就是爸爸。
希望你永远凭着良心和责任行事！
文 | 又水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