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鲁迅又陷“同性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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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鲁迅研究领域新论迭出。不过，“新论”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史实和文本的创新，将“鲁迅学”科学体系的水平提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另一种是为标新立异而生吞活剥域外理论，虽然出语惊人，但丝毫经受不起理论和事实的检验。说“鲁迅与周作人很可能经过了这样一个短暂的接近于或类似于同性恋的时期”，就是我说的后一种“新论”。

据说这种“新论”的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学说。这位论者从《少女杜拉的故事》中引用了一段话，说明少男少女在青春发动期“明显地表现对同性的情爱”：“和一位同性同学的浪漫而多愁善感的友情，随着誓约，接吻，永久不渝的友谊承诺，以及敏感的嫉妒心，是一个少女与一个男人初恋前常有的序曲。之后，在顺利的情况下，同性恋的倾向终归消失。”

我虽然没有研究过弗洛伊德学说，但却经历过从少年至中年直到老年的人生转折阶段，并不认为每个人在成年之前都非要演奏一段“同性恋”的序曲。我绝对无意在此对“同性恋”倾向进行道德评价，只是不同意把同性之间的情感宽泛化。因为我们通常理解的同性恋，不仅是一种性心理，而且是一种性行为。如果把同性之间的情谊与情爱混为一谈，那同性之间的情谊就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禁忌了。

这位论者让青年时期的周氏兄弟陷入“同性恋门”的史实依据，是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的一段话：“《伤逝》不是普通恋爱小说，乃是假设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伤逝》是一篇什么样的小说，鲁研界已有一种基本看法。周作人认为作品有影射之意，这只是他的一种理解。大约30年前，我在《京报副刊》发现了周作人用笔名翻译的一首短诗，题目就叫《伤逝》，原作者是罗马诗人卡图路斯，内容是“诗人悼其兄弟之作”。9天后，鲁迅写完了小说《伤逝》，题目与周作人的译诗同名。我估计周作人的“假设”是据此而来。不过，影射说即使成立，也不能说明现实生活中兄弟就真有“同性恋”倾向。

这位论者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还从周氏兄弟青少时代的诗文找出“凄绝”“惜别离”“联床话语”一类的词语，说从中“可以觉察出友爱中近乎爱情的意味”。这种研究方法就更加离谱了。如果这种做法可以成立，那么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一诗岂不也会成为“同性恋”的铁证？杜甫《梦李白二首》中写道：“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岂不同样成为了李杜“同性恋”的证据？李白《赠汪伦》诗中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之句，岂不更成为他们“同性恋”的铁证吗？

这位论者声明他进行这种考证和推理的目的，“是使我们更加清楚，鲁迅兄弟失和之前，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浓烈深厚！”说周氏兄弟曾经感情深厚，这并不错，但有什么必要非往“同性恋”上扯呢？

二、鲁迅缺失母爱吗 ？

新近有论者认为鲁迅的母亲是一个不称职的母亲，鲁迅童年生活中缺失母爱。主要论据就是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写到了“长妈妈”，写到了“衍太太”，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唯独“母亲的形象苍白而脆弱”。另一个论据就是鲁迅的母亲爱读书看报，却从来不读鲁迅作品。这位论者还引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一个为母亲所特别钟爱的孩子，一生都有身为征服者的感觉，由于这种成功的自信，往往可以导致真正的成功。”这位论者认为鲁迅性格中有自卑、绝望、孤独的成分，这就更说明鲁迅生活中母亲是个“缺席者”。

根据我自己的人生体验，以上这些观点通通站不住脚！一般来说，回忆文章多是写逝去的人们，久远的事情，在父母生前就为其写回忆文章的子女实属罕见。鲁迅写《父亲的病》等回忆文章的时候，父亲已去世30年，长妈妈、衍太太也都已作古，而他母亲那时还健康地活着，直到87岁才去世，鲁迅却比她早7年就离开了人间。

鲁迅的母亲是乡下人，幼小时只在私塾旁听过一年功课，因此她不读鲁迅作品跟是不是有母爱并无必然联系。比如，我的家人基本上都不看我写的文章，这丝毫不意味着我缺失母爱、妻爱、儿孙爱。至于弗洛伊德的那句话，也并不是普遍真理。即使鲁迅没有被母亲钟爱，又有谁能否定鲁迅是“真正的成功者”呢？

鲁迅的母亲叫鲁瑞，刚嫁到周家，鲁迅的父亲就中了秀才，家人都夸她有“旺夫命”，31岁即成了当家媳妇。但好景不长，5年后公公入狱，8年后丈夫去世。她生下5个子女，有两个夭折：第三胎是个女儿，叫端姑，生下10个月即患天花死去；第五胎是个儿子，叫椿寿，6岁那年也病逝。这些变故都使鲁瑞备受煎熬，感情上受到重大打击。在众多孩子中，鲁瑞最爱的是鲁迅，所以举家北迁之后愿意跟鲁迅居住，鲁迅离京之后她也不愿跟二儿子周作人共同生活。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描述过18岁那年离开故乡到南京求学的情景，说当时社会上一般人认为他是走投无路，将灵魂卖给了洋鬼子。“我的母亲没有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自便；然而伊哭了……”寥寥几笔，既写出了母亲当时承受的巨大压力，又写出了母亲对儿子远行的无限眷恋。

鲁迅虽然是封建礼教的叛逆者，但对母亲却极尽孝道。蔡元培先生晚年以“周子余”为笔名，是因为他的母亲姓周，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周树人以“鲁迅”为笔名，也是因为母亲姓鲁，同样以此表达对母亲的爱戴。如果鲁迅认为他的生活中母亲的席位缺失，他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个通用笔名。鲁迅在日常生活中对母亲体贴入微，关怀备至。在婚姻问题上鲁迅即使对母亲有腹诽，甚至怨怼，但也完全屈从，就是因为他觉得身处乱世，母亲身边需要有人陪伴，自己则宁愿陪着做一世的牺牲。

鲁迅虽然并不否认他承受了母爱，但也认为母爱有着盲目的一面。在《华盖集·杂感》一文中鲁迅写道：“死于敌手的锋刃，不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战友乱发的流弹，病菌的并无恶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这些话当然是有慨之言，有感而发。1918年5月中旬，鲁迅友人许寿裳丧妻，留下了5个子女。鲁迅致函吊唁。他在信中说：“我向来的意见，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幼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因为他们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这也道出了母爱的两重性。

三、“衍太太”是何许人？

最近有一位博士运用弗罗伊德学说研究鲁迅的回忆散文集《朝花夕拾》，得出了一个惊人结论；该书《琐记》一文中的“衍太太”在鲁迅少年时代的生活中，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身份，读后使我瞠目结舌，怀疑自己真成了“时代的落伍者”。

“衍太太”是何许人？她的人物原型是鲁迅的一位叔祖母。在绍兴覆盆桥周氏房族中，鲁迅所属的“智房”一系又分为“兴房”“立房”“诚房”3个分支。“衍太太”就是“诚房”叔祖周子传的太太。周子传有一个大哥叫周子林，所以人称“衍太太”为“二太太”，或“子传奶奶”。鲁迅一生同情妇女，但他生活中起码有两个厌恶的女人：一个是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这从鲁迅笔名“宴之敖”（宴，家字头日字中女子底，意思是被日本女人从家里赶出来了）中就能得到证明；另一个就是这位“衍太太”，这从鲁迅的《琐记》一文中也能得到证明。

鲁迅在《华盖集·并非闲话（三）》中写道：“我一生中，给我大的损害的并非书贾，并非兵匪，更不是旗帜鲜明的小人；乃是所谓‘流言’。”鲁迅还指出，流言是“畜类的武器，鬼蜮的手段”，“只配当作狗屁”。“衍太太”就是伤害少年鲁迅的“流言家”。她教唆鲁迅去偷母亲的钱。鲁迅说他母亲没有钱。“衍太太”又教唆他去偷家中的手饰变卖。鲁迅从此不到“衍太太”那里去了，但很快就传出了鲁迅偷家里东西的流言，使鲁迅“也仿佛觉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见人们的眼睛，怕受到母亲的爱抚”。鲁迅讲述这一人生经历之后接着写道：“好，那么，走罢！”说明他之所以要走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因为看透了“衍太太”之流的嘴脸和心肝。

既然如此，“衍太太”怎么又会兼具了“母亲”和“情人”的双重角色呢？这位论者的论据是：“衍太太”怂恿小孩子打旋子（一连转80多个圈），如果跌倒，头上起了包，她会用烧酒调水粉，擦在疙瘩上。这种恶作剧，在这位论者的心目中，竟成了崇高母爱的流露。《琐记》中说，父亲去世后，16岁的鲁迅常去找“衍太太或她的男人谈闲天”。这样一句普通的话，被这位论者隐去了“或她的男人”这5个字，又把“谈闲天”说成是鲁迅“在潜意识中渴望与衍太太独处的隐秘愿望”。这样一来，一个比鲁迅长两辈的老女人，就兼备了他“情人”的身份。

笔者对弗洛伊德学说缺乏研究，但知道鲁迅对这种学说是进行了具体分析的。鲁迅一方面肯定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撕开了“正人君子”的假面，并在小说《补天》中运用这种理论塑造了女娲的形象；另一方面又批评了弗洛伊德的“偏执”，“只注重于性欲”，连婴儿吃奶也归结于性欲——须知，男婴吃母乳，是出于食欲，并非想和异性接吻。（《南腔北调集·听说梦》）弗洛伊德离开人世已经74年了。他大概不会想到，中国当代有位博士套用他的学说，观点居然会比他更为“偏执”，以至于近乎“说梦”了。呜呼！

四、鲁迅缘何拜和尚为师?

鲁迅临终前想起了他“半个世纪以前的最初的先生”，于是写了一篇《我的第一师父》。这位师父叫龙师父，绍兴长庆寺的一位和尚。关于拜和尚为师的原因，文章是这样解释的：“我生在周氏是长男，‘物以稀为贵’,父亲怕我有出息，因此养不大，不到一岁，便领到长庆寺里去，拜了一个和尚为师了。”

鲁迅的母亲后来补充了几个怕鲁迅养不大的理由：一是鲁迅出生那天是阴历八月初三，与灶王爷同一天生日，冲撞了神灵，而这位神灵不仅能降福，而且能降灾，得罪不起。二是鲁迅出生时的“衣包”质地薄，像旧时的雨具蓑衣，绍兴叫作“蓑衣包”。这种新生儿十分罕见。三是鲁迅出生那年是闰年。闰年出生的人，跟神仙同生日，又是蓑衣包，按迷信的说法将来会出息，但又怕养不大。拜和尚为师，表示出家做了小和尚，就可以避凶神躲恶鬼了。

绍兴原有很多寺庙，如大善寺、戒珠寺、云门寺、平阳寺、大佛寺、龙华寺、五世禅寺、炉峰禅寺、羊山石佛寺等。鲁迅选择在长庆寺拜师，主要是这里离家近，又有点儿名气。据说该寺始建于宋代，为绍兴八大寺之一。从鲁迅所住的东昌坊口往北，过塔子桥，向南走不远就是长庆寺。

鲁迅拜的那个师父叫龙师父,长庆寺的住持。他身材瘦长，待人和气。虽受了大戒，但不恪守佛门规矩。他不仅吃荤，抽大烟，而且娶老婆，生了5个儿子。其中跟鲁迅感情很好的三师兄也娶老婆，并扬言：“和尚没有老婆，小菩萨哪里来。”鲁迅写《我的第一个师父》的时候，龙师父已经去世。他估计师兄弟们后来大半都做了一寺的住持，繁衍了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

然而，鲁迅的估计不尽准确。龙师父和他的弟子们娶亲，因为他们是“吹敲和尚”，靠“拜经忏”度日——“拜经忏”就是吹吹打打，为死者祈福，所以待遇跟一般和尚有所不同。1948年春，许广平跟周建人等到绍兴，特意寻访了长庆寺，并见到了龙师父的孙子企祥师父——他是龙师父第四个儿子阿方师父所生。据企祥师父说，龙师父的子孙原有24人，但遭遇十分悲惨：有的是死于贫病，有的是死于战乱，有的被地痞流氓欺辱，存活下来的只有他一人而已。

龙师父替鲁迅取了一个法名，叫“长庚”，含长命百岁的之意。又送给鲁迅两件礼物：一件是用橄榄形小绸片缝制的百衲衣，另一件是一条悬挂着各种辟邪物的“牛绳”。至于鲁迅读佛经则跟龙师父完全无关，主要是受到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认识到佛教经典中包含了许多人生哲理。鲁迅作品中有许多佛家语，如《野草》中的“大欢喜”“布施”“伽蓝”“火宅”“火聚”“剑树”“牛首阿旁”……可以说，不懂佛学，就解读不了鲁迅的《野草》。拜和尚为师，开启了鲁迅和佛学的渊源。

四、鲁迅别名“方老五”

鲁迅有姓有名有字有小名，还有100多个笔名，这些人们已经研究得十分透彻。据我所知，仅研究鲁迅笔名的专著就有好几种。但很少为人提及的是，鲁迅还有一个别名，叫作“方老五”。

这个掌故出自鲁迅二弟周遐寿（作人）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一书。该书第一部分《呐喊衍义》的第73节标题为《方玄绰》。文中写道：“民六以后，刘半农因响应文学革命，被招到北京大学来教书，那时他所往来的大抵就是与《新青年》有关系的这些人。他也常到绍兴县馆里来。他住在东城，自然和沈尹默、钱玄同、马幼渔诸人见面的机会很多，便时常对他们说起什么时候来会馆看见豫才，或是听见他说什么话。他们就挖苦说是像《儒林外史》里那成老爹，老是说那一天到方家去会方老五，后来因此一转便把方老五当作鲁迅的别名，一个时期里在那几位口头笔下（信札），这个名称用得颇多的。”周作人的上述回忆是研究鲁迅和研究《儒林外史》传播史的珍贵资料，但还有一些有待补充说明的地方。

周作人1917年4月1日从绍兴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文科任教，跟鲁迅同住在位于宣武门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对其兄的情况当然了如指掌。更何况“方老五”这个别名用了“一个时期”，不仅出诸友人口头，而且见诸友人书简，应该是不会有错的。不过，我手头有一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儒林外史》铅印本，依据的是嘉庆八年（1803）卧闲草堂的线装本——这是现存《儒林外史》的最早刻本，书中却没有出现“方老五”这个人物，一时令我费解。

经查阅，《儒林外史》中有关成老爹的故事，见诸该书第46回《三山门贤人饯别，五河县势力熏心》和第47回《虞秀才重修元武阁，方盐商大闹节孝祠》。小说中的成老爹酒糟脸，花白胡须，是一个“势力熏心”的小人，以做中介人（当时叫“行头”）为职业，撮合一些生意（比如买卖田地），以赚取佣金。当时五河县的虞华轩家道衰败，而方老六家却是暴发户。成老爹趋炎附势，常常把出入方家挂在口头，结果被虞华轩狠狠地捉弄了一番。

刘半农跟周作人一样，也是1917年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但由于他没有博士头衔，留美背景，颇被胡适等小觑，教书是在预科，心中有一股闷气。他接触多的同事，是钱玄同、沈尹默、马幼渔等人。刘半农当年26岁，待人真诚，爱好广泛，谈吐诙谐，深为周氏兄弟赏识。刘半农对周氏兄弟也深怀敬意。不过他到绍兴县馆造访，恐怕最初是拜访周作人，因为鲁迅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直到1920年8月才到北京大学兼职。由于刘半农常说起拜访周氏兄弟，无意间可能流露出自炫之情，所以朋友们戏称他为“成老爹”，周作人因此成了“方老六”。鲁迅是周作人的长兄，自然也就成了“方老五”。

刘半农跟他的朋友之间互取绰号，纯属玩笑，不能较真，更不能跟比拟的人物一一对号。比如沈尹默遇事沉着稳重，朋友们就戏称他为“鬼谷子”。马幼渔是鄞县人，姓马，刘半农给他写信就直书“鄞县马厩”。刘半农原是鸳鸯蝴蝶派作家，言谈间流露羡慕“红袖添香”的语气，周作人和钱玄同就将他的号改为“半伦”，内含缺失伦理道德之意，刘半农也并不在意。1934年刘半农英年早逝，周作人为他撰写了墓志，鲁迅为他撰写了回忆散文《忆刘半农君》，缅怀他们之间长达17年的友谊。

正因为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一个“方老五”的别号，所以1922年6月他创作小说《端午节》时就把主人公的名字确定为“方玄绰”。这位主人公的一些观点和经历也跟鲁迅相似。周作人认为，“方玄绰”的姓跟“方老五”有关，而名字却没有什么意义。这种看法自然有他的依据。不过，“玄”有不容易理解的意思；“绰”有外号的意思。也许是说 “方老五”这个外号一般人不容易理解吧。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一种推测。

周作人的回忆中还提到“豫才”，这是鲁迅的字。鲁迅初字豫山，因与“雨伞”谐音，后改为豫才。但鲁迅书写时常将“豫才”写为“预才”。一般人认为“豫”与“预”是通假字，都含有“事前有所准备”的意思，并不深究。其实这种改写体现了鲁迅谦虚进取的精神。鲁迅说：“这两个字原是一样的，但在我是两样的。我的家长为我取名，是希望我成为豫章之才（豫章是佳木，比喻杰出人才），而我现在还在预备着，所以常写这个‘预’，少写那个‘豫’。”从鲁迅的别名和字，说明鲁迅研究领域其实还有不少有待开垦的生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