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英国平均每天就有九个死产儿。三分之一的死产发生在足月的时候，也就是怀孕第37周。
死产是常有的事，它也许就发生在公园、超市收银台或者学校大门。但每当别人问我：“你有几个小孩”，我都感到一阵恐慌。
我想回答说：“三个，但是第二个孩子死了，她还没生下来就死了。”但别人往往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个答案。
有时候我说真话，有时候则含糊其辞。更多的时候，我一言不发。接着我感到一阵内疚，因为我否认了玛丽的存在，背叛了对她的记忆。
死产指胎儿在妊娠满24周后或在分娩过程中死亡。这种情况在英国虽然不常发生，但还是比大多数人所以为的普遍多了。
平均每天英国就有九个死产儿。三分之一的死产发生在足月的时候，也就是怀孕第37周。
自从六年前的那次经历以来，我一直对社会在死产问题上的缄默感到沮丧。此外，女儿的死至今“原因不详”，我想弄清楚女儿的死因。我特地去录制了一期广播节目，与其他想要预防死产的父母和临床医师交流。
我发现眼下有一些值得期待的工作正在开展，以期降低死产率，不过我们还需要提高识别胎儿是否有危险的技术。
目前已知有几种死产的原因。过分肥胖、吸烟或社会权利丧失都会增加孕妇死产的风险。然而，大多数死产发生在身体健康、无疾病史的孕妇之中 。约三分之一的死产就和我的一样原因不详。
“有死产风险”的孕妇往往有一种无法阻止悲剧发生的宿命感，但这种观念是错误的，多数死产是可以预防的。
关于死产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根本没有人谈论这个话题。我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不仅能提高人们对死产的意识，还能鼓励人们与痛失孩子的父母交谈，给予他们极大的支持。
在得知噩耗之前，我健康快乐地度过了怀孕的八个月。那是2010年的夏天，我34岁。大约三年前，我的第一个孩子亚瑟（arthur）出生，体重为9磅6盎司（即4.25千克）。他迟迟不出来，是动了紧急剖腹产手术后才生下的。
医院要求我去做体重检查，看看我的第二胎是不是也个头太大了。我和丈夫带上亚瑟去看超声波屏幕上他的小妹妹。
超声科医生检测不到心跳。
回忆那时的情景对我来说很困难。除了凄凉和悲伤，我想不起别的感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搂住不知所措的儿子，拙劣地安慰他说我很快就会没事的。
面临死产的孕妇最好还是进行自然分娩，因为剖腹产手术这种大手术存在一定风险。
医生为我开了药，开始引产。我和丈夫被打发回家，等第二天再上医院。
我记得当晚我坐在餐桌前，陷入了茫然无措的痛苦境地——看起来怀有身孕，却心知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了。
第二天早上，我们见到了产房。在等待子宫收缩时，我们听见其他活着的胎儿做检查时的砰砰心跳声，不由心如刀绞。
就在那天早上，我遇到了居丧支持助产士简·雷金（jane laking）。她坦率热心地解答了我们对分娩的一切疑问。
她对我们帮助很大，但并不是所有的妇产科都配有专业助产士。她问我们想不想见玛丽，抱抱她，拍照留念。这听起来很病态。当时我满脑子只想快点结束这件可怕的事情。
如今我却很感激简劝我们做那些事。玛丽出生后，我们和她待了几个钟头，那段珍贵的时光基本构成了我们对她的回忆。
玛丽和她的母亲
我对玛丽出生时的回忆并非充满了悲伤。当我回想起那一天时，我深深地感到自豪。我生下玛丽后，第一眼看到她时，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爱意，就和我对儿子的爱完全一样。
八个月前我看见验孕棒上的蓝线时，像所有的准妈妈一样，我也憧憬过玛丽的未来。
如果是别的死亡方式，人们往往还有共同的回忆，但死产不一样。如果孩子生下来是死的，就不存在共同的回忆，于是母亲失去了谈论和怀念自己孩子的机会。
起初我提起玛丽时，别人的尴尬反应总会激怒我。我现在较能理解他们了。死亡是个很难讨论的话题，尤其是孩子还没生下来就死了。
然而我坚决认为，我们需要挑战自我，需要做到更加自如地谈论死产。
很多人以为我并不愿聊我的女儿，这不难理解。
有些人特地走到街道对面，以免与我交谈。有些朋友则会提起玛丽的名字，问她的体重，或者问她长得像我还是她父亲，那时我总是激动不已，也万分感激他们。
我觉得人们不提她是最残酷的事情。
从前谈起玛丽时我总是哭，即便现在偶尔还是会哭。但别人问起她对我来说却是种慰藉，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我悲伤的正当理由。而对玛丽死产的忽略给我一种她丝毫不重要的感觉。
所有的死产儿都必须登记。我们去为玛丽登记时，友好的接待员把我和丈夫迅速领进了登记员的办公室，免得我们待在一群骄傲的父母和新生儿之中苦等。
为了减免家庭的痛苦，有些医院现在安排登记员来登记出生或死亡。这些体贴而简单的变化起了很大作用。
根据法律，死产儿必须正式埋葬或火化。玛丽被安葬在森林墓地公园里的一棵儿童树下。树的四个大树干伸向天空。知道她在一个美丽的地方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她有一块简朴的木质匾额，上面只标着一个日期——她的生辰，也是她的卒日。这是我觉得尤其不幸的一点。
和半数产下死胎的女人一样，不到一年我再次怀孕了。
很多朋友似乎感到欣慰，但对我来说那是痛苦与恐惧交织的九个月。我对自己的身体能否诞下活婴没有信心，始终提心吊胆。
玛丽的死因一直不得而知，这更是加重了我的忧虑。这是死产所造成的长期影响，却鲜有人讨论。
我不愿被玛丽的死定义，也不想要别人的同情。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生活很幸福。我不想让14个月后出生的伊迪（edie）或者亚瑟的生活从此被姐姐或妹妹的死亡蒙上阴影。
艾玛（emma）和儿子亚瑟
但我确实希望别人明白，玛丽是我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死改变了我的为人之道和当母亲的方式。
影响并非全是负面的。那段经历让我得到了情绪层面的顿悟，拥有更大的同情心，却也有时令我感觉自己和同龄人不合拍。
我对怀孕的观念也转变了。我不想参加朋友的迎婴聚会，当她们检查预产期时我会感到担忧。不是因为我觉得死产一定会发生在她们身上，而是我从自身的经历中明白，这并非没有可能。那段经历使我有了不同的看法。
当我遇见其他因为死产而失去孩子的父母，我总感到安慰。
死产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变化。我在研究过程中遇到了露丝·罗杰斯（ruth rodgers）。罗杰斯在女儿斯嘉丽（scarlett）死产后，放弃了自己在城市里的好工作，如今正在参加助产士培训。
我遇到的很多专家和临床医师都坚信，我们需要谈论死产，谈论死产对家庭产生的影响以及人人对此讳莫如深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可以说，不谈死产就无法加强对死产的预防。我们拒不承认某一事实的话，又怎么能改变现状呢？
译者：李艺
编辑：钦君
原文选自：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