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就是一场无人机秀，秀得好了就好了，秀得掉链子也就掉了，对秀本身何必要较真呢？
需要较真的是城墙管委会“李代桃僵”的做法，用了彩排照片还不加说明。
但是，将这场失误的无人机秀上升到城市浮躁问题，再延伸到教育、房价、户籍新政方面的时候，则过于情绪化和缺乏常识了。
特别陕西某百年大报“反思西安户籍人才新政”系列报道，其立意和格局委实不敢恭维。
鉴于此，有必要对西安当前城市发展的若干问题进行梳理，包括人口涌入、城市公共配套、房价和城市营销四个方面。
重在澄清谬误，回归常识。
关于人口涌入的问题
无论是中南海要求的对标成都，还是陕西全省的追赶超越，绕不过去的是“人口问题”。平心而论，西安城市人口还真不是多的问题，而是太少的问题。
看了陕西某百年大报数篇“反思西安户籍人才新政”文章，梳理了它的几个观点：
a、教育方面带来的新高考移民难题，涌进来的落户生源愈多，势必造成本土录取率下降，考生学习压力增大，令人非常担忧；
b、户籍新政放开后，老人随子女迁入西安，养老方面的矛盾会更加突出。
c、人口涌入之后的医疗问题，看病难的问题，应该要怎么解决？
d、包括后续交通、电力、用气等等，都是很大的问题。
对上述报道，其在经济常识、城市发展方面的认知过于狭隘。
当然，从一定层度而言，这种认知也代表了地方“保守势力”的声音。
居住、就业、公共服务的空间失衡问题，亦即所谓的“城市病”。
简单地将“城市病”与城市人口规模关联，并且得出应该控制城市人口的论述，在西安官场也不乏认同者。
前任西安某主要领导曾有过关于户籍的论述，其认为西安不能放开城市户籍，人口大量涌进来之后，对教育、医疗方面的配套服务应该怎么办，西安有这个财力去解决这些问题吗？
“城市病”的感受是直观的，很容易形成人口涌入导致“城市病”的印象。然而，城市扩张带来的好处却因看不见摸不着，往往容易被人们所忽略。
关于城市扩张带来的规模效应，上海交大的陆铭教授写过一本《大国大城》，其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建议诸位有必要看一下，特别是西安的领导干部。
陆铭在书中提到：他有个台湾朋友的姐姐原来在台北学中医做针灸，后来到上海学习，学完以后就不走了。台湾朋友就问他姐，你为什不回台北？她说，我在台北一天扎30个，我在上海一天扎300个。
上海的人口大约是台北的10倍左右，诊所的业务量也是10:1。规模经济的好处自然开始显现，客户增多之后，整体收入增加，分享了诊所的固定投入，诊所的利润回报自然是上升趋势的。
事实上，我们在西安的人口问题上，不需要去讨论抢人的对错与否，而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营造什么样的软硬环境，来吸引不同阶层的人士留在西安生活、消费、工作的问题。
人口的涌入、城市的扩张，会有“城市病”的问题，然而“城市病”主要不是扩张本身带来的，而是取决于城市的技术和管理。
城市公共配套的问题
交通、医疗、教育等系列问题，是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必然要面临的状况？
事实上，上述情形是否出现，严重程度，与城市管理者的视野、思维、格局、认知有很大关系。
客观的说，早些年的西安，一直采取的是“鸵鸟政策”。然而，即便户籍没有放开，人口没有大量涌入，在城市公共配套服务方面依然有着很多欠账。
对城市管理者而言，面临“城市病”的问题时，是应该去治病呢，还是通过减少人口让“城市病”不要出现呢？对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一线城市而言，早期确实也利用政策手段对户籍人口进行过调控。
这种调控主要是一线城市的规模效应凸显，对人口的吸引力过强，在一定范围内作出控制。对于西安这类二线城市而言，可以对标它的城市管理、公共配套、营商环境这些指标，在关于人口政策方面应该持开放心态。
如果你相信全球城市发展经验，那么，城市有病，政府去治病就行了：交通拥挤，你就去发展地铁；环境污染，你就去改变产业结构；犯罪率提高，你就促进社会和谐。
不能说城市有病，就把城市人口规模管住。因为当你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因为这样会使城市没有了经济增长，因此也没有竞争力了。（摘录自《大国大城》）
我个人很认同陆铭的说法，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人口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元素，亦是城市规模效应能够发挥出来的根基。若是丢掉这个根基去谈论西安的经济增长，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我们在城市建设的时候，一直都存在误区，总把“城市病”理解成人多造成。事实上，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短缺是供给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是可以通过技术与管理加以改善的。
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搞的不好，企业和人必然会出现流失的情形，这就意味着把钱、事业和潜在的税源全部带走。
从一定程度而言，在提高地方政府供应公共服务的数量和效率方面，劳动力“用脚投票”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是能够对地方政府的低效率形成制约机制。
回想一下，捡烟头、厕所革命、行政效能、营商环境、绿化提升、夜景工程这些举措，都是从城市公共服务产品的角度出发，其目的在于增强城市吸引力，让企业和人能够留下来，意味着城市的税源也就留下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像逾千万的无人机表演，对西安而言，并非是不能花的钱。
房价和预期的问题
1999年6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西安发出了西部大开发动员令。
彼时的西安，与成都经济总量还没有那么大的差距。
然而，将近二十载光阴之后，成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西安的一倍多。
此等差距，实在让人汗颜不已……
可以说，西部大开发的这近二十年，真正取得跨越式发展的还是成都和重庆这两座城市。
站在“一带一路”和“国家中心城市”的重大历史机遇期面前，西安还要再错过吗？
当前中国城市的发展，脱离不了的几个成长逻辑：
城市的预期提升——土地价格提升——房价必然上涨——城市的吸引力增强——企业和人流的涌入——城市经济活力凸显——重点优势产业形成——税源增加后财政收入增加——用于公共服务、民生、产业培育增加——城市的规模效应开始反哺……
上述情形，对西安而言，也不例外。
也会有原住民怀念西安的低房价时代，“彼时的房价很低、消费也很低（凉皮才1.5一份）、工资的收入自然也不高。”事实也确实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什么呢？城市没有活力，gdp的表现一直不佳，与成都经济总量相差不大的西安，被甩出了一倍的差距。
这种小富即安，管你海鲜鲍鱼，我只吃泡馍、凉皮的情绪，在网络上也有很好体现。
不得不承认的是，过去这一年多时间，西安城市价值和未来预期逐渐被放大。然而，没有哪座能看到未来的城市，其房价还停留在过去的时代。
当然，作为政府的房屋主管部门而言，西安市房管局是需要被批评的。
直观而言，西安市房管局的工作还停留在被动推进阶段，有批示、有指示的时候才会有动作，缺乏前瞻格局和补位意识。
譬如，针对网络热议的问题——西安买房的事情，如何照顾刚需家庭和大学毕业生？
比较近的城市，成都推行的刚需家庭优先摇号排序选购商品房，武汉亦有大学生八折购房、租赁房屋的政策。作为主管部门的房管局，除了完成常规工作之外，是否有过与西安当前大环境相配套的思考或者说建议出来呢？
当前的西安，一方面城市的价值预期要被拉升。
同时，针对刚需家庭和大学生群体，要让其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在购房政策方面要细化甄别，对投资型需求和刚性需求要区别开来，“一锅烩”式政策推行容易导致负面情绪的传导。
西安城市营销的问题
与外地人士聊天，常会问及西安印象？回答最多的是古都、历史、文化。
这些词汇过于厚重，反而让城市形象变得陈旧起来，远不如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那般清新明快，充满了烟火气，还撩拨人心……
一直认为，对西安的城市营销而言，更应该侧重于城市活力的表现。
平心而论，大雁塔广场、大唐芙蓉园、南湖公园、曲江不夜城、南门整体改造系列项目的先后出炉，很大层度上提升了西安城市会客厅的整体气场。
当然，光硬环境还不够，更需要软手段。
缘此，才有“西安年·最中国”、“春满中国·醉西安”、“城墙无人机秀”的城市营销活动。
近期，舆论质疑的焦点也在这场无人机秀上——是否花费太多，是否值得？
在城市营销花费方面，只要投入有产出，能够带动“吃穿住行游购娱”领域消费增长，同时，花钱也履行了正常程序，再讨论值不值当的问题，纯粹就是庸人自扰。
官方数据显示，西安在五一期间，共接待游客1014.56万人次，同比增长69.05%，旅游业总收入45.05亿，同比增长139.12%。与对标的成都相比，成都共接待游客983.8万人次，实现的旅游总收入达134亿。
游客接待数量相差不大，然而旅游总收入却相差3倍，这是什么样的差距呢？排除统计口径方面的差异，一定程度上来说，西安在城市营销、旅游消费培育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譬如五星级酒店数量、景区消费设计……
也可以说，西安在城市营销和城市形象、城市产业导入方面还需要追赶超越，全球500强入驻的数量与城市旅游消费之间一定是正相关的，入驻企业质量愈高，随之而来的企业职员的消费能力愈强。
故而，无论是城市营销的问题，还是消费领域的升级问题，对西安而言，都是迫在眉睫，要迅速提升的环节。
说白了，这不是一个讨论值不值得做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做和如何做的问题！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