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情介绍
老覃昨天写了《1956年，毛主席到武汉开会，看到会场布置，问：这是要三堂会审？》一文。文中讲的是，毛主席在1956年5月13日启程南巡后，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时发生的一件小插曲。
实际上，在毛主席登机南下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
老覃在去年写过《他和日本人打了12年仗，授衔时被毛主席的一番话感动得又哭又笑》一文，文中提到，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一共经历过9次重大失利。而在这9次重大失利中，我军在大同集宁战役和张家口战役所面对的都是相同的对手——傅作义、董其武。
由此可见，傅作义和董其武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董其武原本在叶挺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担任先遣总队支队长，但他没有跟随叶挺等人参加南昌起义，而是改投了时任天津警备司令的傅作义，担任了天津警备司令部参谋。
董其武为人忠义，他奉傅作义为明主，办公室里不挂蒋介石的照片，而挂傅作义的照片，对傅作义忠心耿耿。
1949年1月22日，孤守北平的傅作义在《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上签字，同意北平和平解放。
董其武时为国民党华北“剿总”绥远指挥所主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他唯傅作义马首是瞻，于1月22日飞北平，向傅作义表示绥远也想走“北平之路”。
傅作义于是把这一情况迅速向我党汇报。
毛主席考虑到绥远国军的情况比较复杂，有很大一部分属于地方军阀的旧部，另外还纠合了其他战区败逃的残军，再加上国民党反动集团不断在暗中阻挠，难于发起起义。于是，创造性地做出了以“绥远方式”解决国民党绥远统治区的决定。
这“绥远方式”的核心精神就是——从长计议。
即不急于求成，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同意部分国民党军队原封不动或者大体上不动，让他们在行动上保持中立，思想上有一个接受和转变的过程。
不用说，这个方式对我方也是很有利的。
因为我们实施了这个方案，我军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去消灭顽固的国民党残余力量，从而奠定大局。
话说回来，董其武虽然有意发动起义，但绥远国军的构成实在太过复杂了，里面的一些人员对人民犯下过罪行，他们心存顾忌，不断散布各种谣言，以至于到了该年8月中旬，仍未能成功发动起义。
不得已，毛主席在该年9月初委派傅作义前往归绥市协助董其武。
傅作义出马，各种谣言不攻自破。
傅作义又向起义人员大力宣传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使他们放下了思想包袱。
这样，1949年9月19日，绥远国军成功起义，绥远得以和平解放。
起义部队于1950年2月至4月10日期间，被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兵团司令员。
1950年4月27日，董其武在中南海见到了毛主席。
毛主席再次向他强调我党“既往不咎”的政策，让他回去转告参加起义的全体人员，希望他们不要再有什么思想顾虑，彻底改变政治立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董其武非常高兴，回去后，在部队里认真地传达了毛主席的原话。
抗美援朝期间，董其武率领二十三兵团奔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担负起了修建泰川、院里、南市等战时机场和后方警戒任务。
抗美援朝结束后，二十三兵团临时进驻河北保定，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担任军长。
我党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期间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时，第六十九军中一些从绥远起义转变过来的人员因为过去的问题受了不公平对待。
这些人满怀委屈，不断写信给董其武，发牢骚，倒苦水，并对当初的起义之举颇有微词。
董其武因此把这个问题向国务院做了反映。
但是，问题迟迟没能得到解决。
时间一晃就来到了1956年。
这一年的5月1日，董其武到北京参加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
这不，在活动结束后的5月13日，他就风风火火地前去中南海找毛主席，“讨要说法”。
他是武人出身，说话比较直接，一开口就问：“主席，过去您代表党中央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全部既往不咎，现在有的起义人员被抓起来了，有的被关押了，有的被管制了，有的被送去劳动改造了，是不是政策发生了什么变化？”
毛主席一听，变了脸色，愤然说：“共产党人历来讲话算数！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却被一些歪嘴和尚念错了！”
说到这里，他伸手握住了董其武的手，大声说：“这绝对是下边搞错了的！当然，我们也有责任。你能向我如实反映这个问题，很好。其武同志，我们知道错了。有错就一定会改，而且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主席的话，悬着的一颗心放下来了，满意地告辞而去。
毛主席言必信，行必果。
之后，他亲自过问，将起义人员的错案都一一予以平反。
